书城文学春意融融(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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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郴江幸自绕郴山(1)

文/叶兆言

当代文学如果不够繁华,是否与太多的聪明和才华有关。

林斤澜是父亲的挚友,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江苏作家和浙江作家相比,现代是浙江强,当代是江苏强。现代是祖父那一辈,当代是父亲这一辈。现代作家中,浙江有鲁迅、有茅盾、有郁达夫、有艾青,都是高山仰止的顶级人物,自然无法比拟。到当代作家这一拨,按照林斤澜的看法,江苏有高晓声、有方之、有陆文夫,还有汪曾祺,情况完全不一样。

对新时期最初几年的文学,我始终有种隔膜。作为一名中文系大学生,你没有办法不感觉它活生生的存在,而且一段时间,江苏以及全国的文学精英都在眼前转悠,这些人是父亲的好朋友,在我没有成为作家之前,父辈的名作家见了不计其数。我常常听父辈煮酒论英雄,在微醺状态下指点文坛,许多话私下说着玩玩,上不了台盘。我记得方之生前就喜欢挑全国奖小说得主张刺,口无遮拦,还骂娘。最极端并且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高晓声神秘兮兮告诉我,说汪曾祺曾向他表示,当代作家中最厉害的就数他们两个。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话不是这样,以汪曾祺的学养,会用更含蓄的话,而且汪骨子里是个狂生,天下第一的名分,未必肯让别人分享。

提起八十年代初期文学,不提高晓声和汪曾祺这两位不行,他们代表着两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秋宴吃螃蟹,我们全家三口,高晓声与前妻带着儿子,林斤澜夫妇,加上汪曾祺和章品镇,正好一桌。老友相会,其乐融融,都知道汪曾祺能写善画,文房四宝早准备好了。汪的年龄最高,兴致也最高,一边吃一边喝彩,说螃蟹很好非常好。酒酣便捋袖画螃蟹,众人的喝彩声中,越画越忘形。然后大家签名,推来推去挨个签,最后一个是高晓声儿子。那时候,他还在上中学,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有些怯场,高低声对儿子说,写好写坏不要紧,字写大一些,用手势比划应该多大,并告诉他具体签什么位置上。高晓声儿子还是紧张,而且毛笔也太难控制,那字的尺寸就大大缩了水,签的名比谁的字都小,高因此勃然大怒,取了一支大号瞧斗笔,沾满墨,在已经完成的画上扫了一笔。

大家都很吃惊,好端端一幅画活生生糟蹋了,记得我母亲当时很生气,说老高你怎么可以这样无礼。汪曾祺也有些扫兴,脸上毫无表情。事后,林斤澜夫妇百思不解,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说可能是高晓声对儿子的期望值太高了,他忍受不了儿子的示弱。按说在场的人,朋友一辈的年龄都比高晓声大,只有我和他儿子两个小辈,高晓声实在没必要这么心高气傲,再说签名也可以裁去,何至于如此大煞风景。

第一次见到高晓声,是考上大学那年,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高晓声和父亲是老朋友,与方之陆文夫都是难兄难弟,一九五七年因为“探求者”打成右派,一晃二十年没见过面。乡音未改,鬓毛已衰,土得让人没法形容,农民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农民形象。那时候右派还没有平反,已粉碎了“四人帮”,刚开完三中全会,右派们一个个蠢蠢欲动,开始翘起狐狸尾巴。这是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高晓声形迹可疑转悠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很快又出现,已拿着两篇手稿,是《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

高晓声开始给人的印象并不心高气傲,他很虚心,虚心请老朋友指教,也请小辈提意见。我们当时正在忙一本民间刊物《人间》,对他的小说没太大兴趣。最叫好的是父亲,读了十分激动,津津乐道,说自己去《雨花》当副主编,手头有《李顺大造屋》和方之的《南丰二苗》,就跟揣了两颗手榴弹上战场一样。《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哕嗦。话是在吃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端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啰嗦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了。

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热,和现在不一样,不谈发行量,不谈钱。印象中,一些很糟糕的小说,大家都在谈论满世界都是“伤痕”,都是“问题”。作家一个个像诉苦申冤的弃妇。主题大同小异,不是公子落难,就是才子见弃,幸好有“帮夫”的红颜知己出来相助,以身相许,然后选个悲剧结局悄然引退。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随处可见。文学成了发泄个人情感的工具,而且还是终南捷径,一篇小说只要得全国奖,户口问题工作问题包括爱情问题,立马都能解决。当时有个特殊现象,无名作家作品一旦被《小说月报》转载,就会轰动。我认识一位老翻译家,五十岁出头,译过许多世界名著,国外邀请他讲学,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偏偏对当代创作一点不了解,那年头出国不容易,可怜他搞了一辈子外国文学,还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便随手揣一摞《小说月报》匆匆上飞机。这些《小说月报》还是我堂哥三午送的,并不全,逮着一本算一本。

高晓声显然也是占了文学热的光,他回忆成功经验,认为自己抓住了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对于农民来说,重要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有地方住,一是能吃饱,所以他最初的两篇小说,《李顺大造屋》是盖房子,《漏斗户主》是讲一个人永远也吃不饱。一段时间内,高晓声很乐意成为农民的代言人,记得他不止一次感慨,说我们家那台二十寸的日立彩电,相当于农民盖三间房子。父亲并不知道农村盖房子究竟要多少钱,不过当时一台彩电的价格,差不多一个普通工人十年工资,因此也有些惶恐,怀疑自己过日子是否太奢侈。高晓声经常来蹭饭,高谈阔论,我们家保姆总在背后抱怨,嫌他不干净,嫌他把烟灰弹得到处都是。一来就要喝酒,一喝酒就要添菜,我常常提着饭夹去馆子炒菜,去小店买烟买酒。高晓声很快红了,红得发紫,红得保姆也不相信,一个如此灰头土脸的人,怎么突然成了人物。

高晓声提起农民的生存状态就有些生气,觉得国家对不起农民。他自己做报告的时候,农民的苦难是重要话题。也许是从近处观察的缘故。我在一开始就注意到,高晓声反复提到农民的时候,并不愿意别人把他当做农民。他可能会自称农民作家,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心喜欢别人称他为农民作家。农民代言人自有代言人的拖累。有一次,在常州的一家宾馆,晚上突然冒出来一个青年,愣头愣脑地非要和高晓声谈文学。高晓声刚喝过酒,满脸通红,头脑却还清醒,说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今天有朋友在,是大老远从外地来的,有什么话以后再说行不行。那青年顿时生气了,说你看不起我们农民,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你现在根本不是农民了。高晓声像哄小孩一样哄他,甚至上前搂他,想安慰他,但是那年轻人很愤怒,甩手而去。高晓声为此感到很失落,他对在一旁感到吃惊的我叹了口恶气,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知道对有些人,高晓声一直保持着克制态度,他不想伤害他们,但是心里明白,在广大的农村,很有这样一些人,把文学当做改变境遇的跳板,他们以高的成功为样板,为追求目标,谈到文学,不是热爱,而是要利用。我知道高晓声内心深处,根本就不喜欢这些人。

这样的人,当然不仅农村才有,也不仅过去才有。仔细琢磨高晓声的小说,不难发现,他作品中为农民说的话,远不如说农民的坏话更多。农民的代言人开始拆自己的台,从陈奂生开始,农民成了讥笑对象。当然,这农民是打了引号的,因为农民其实就是人民,就是我们自己。中国知识阶级总处于尴尬之中,在对农民的态度上,嘴上说与实际做,明显两种不同的思维定式。换句话说,我们始终态度暧昧。一方面,农民被充分理想化了,对缺点视而不见,农民的淳朴被当做讴歌对象;另一方面,又把农民魔鬼化了,谁也不愿意去当农民。结果人生所做一切努力,好像都是为了实现不再做农民这个理想,甚至为农民说话,也难免项庄起舞,意在沛公。

父亲一直遗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汪曾祺的《异秉》发表在《雨花》上。记得当时不断听到父亲和高晓声议论,说这篇小说写得如何好。未能即时发表的原因很复杂,结果汪另一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从写作时间看《异秉》在前,《受戒》在后。以发表而论,《受戒》在前,《异秉》在后。

汪曾祺后来的大受欢迎,和伤痕文学问题小说倒胃口有关。当时除了汪的《异秉》,还有北岛的《旋律》,这小说是我交给父亲的,他看了觉得不错,也想发表在《雨花》杂志上。根据行情,这些小说并不适合作为重点推出。大家更习惯所谓思想性,编刊物的人已感到需要新鲜的东西来冲击一下,但是这仍然需要时间。对八十年代初期文学有兴趣的人,不妨去翻翻当时的刊物目录。那时候,汪曾祺的小说,包括林斤澜的小说,显然不适合做头条文章。这两个人后来都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只要看获奖名单的排名,就知道不过是个陪衬。我记得有人说过,汪曾祺和林斤澜只是副榜,有名气的作家早拿过好几次了,既然大家私下里叫好,就让他们也轮到一次。

和高晓声迅速走红不同,汪曾祺小说有个明显的慢热过程。高晓声连续两届获全国奖,而且排名很靠前,一举成名天下知。汪曾祺却是先折服了作家同行,在圈子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叫好,然后稳扎稳打,逐渐大红大紫。客观地说,在八十年代初期,高晓声名气大,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汪曾祺声望高。这两个人在八十年代不期相遇,难免棋逢对手,英雄相惜。高晓声一度对汪的评价极高,但在我印象中,绝对是汪成名之前,有一次他甚至对我说,汪的小说代表了国际水平。正是因为他强烈推荐,《异秉》还是在手稿期间,我就看了好几遍。高晓声一直得意《陈奂生转业》中的一个细节,小说中县委书记问寒问暖,把自己的帽子送给了陈奂生,说帽子太大,他戴着把眼睛都遮住了。这顶帽子显然有乌纱帽的意思,县太爷戴着嫌大,放在农民的头上却正好。熟悉高的都知道,他有“阴世的秀才”之美称,是个促狭鬼。“陈奂生”是高晓声笔下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在多篇小说中,要比李顺大更有血有肉,而“帽子”恰恰是塑造这个人物的重要道具。在一开始,陈奂生有顶帽子叫“漏斗户主”,这是他的绰号。然后日子好起来,手里有了些闲钱,便想到进城买顶“帽子”,因此演绎了“进城”故事,再获全国小说奖的荣誉;然后不安分地“转业”,竟然要做生意了,莽莽撞撞走县委书记的门路,居然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县太爷的“帽子”。高晓声经常在这种小聪明上下工夫,也就是说经常嵌些小骨头。我觉得汪曾祺对高晓声的赞许,也在这一点上,他说高有时候喜欢用方言,自说自话,不管别人懂不懂,不管别人能不能看下去。汪的意思是他反正明白,知道高小说中藏有骨头,那骨头就是所谓促狭。

曾经有两次,和汪曾祺谈得好好的,突然就中止了。我一直引以为憾,后悔自己没有找机会,把没说完的话进一步谈透。一次是九十年代,父亲已经过世,他来南京开会,在夫子庙状元楼的电梯里,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父亲的散文集,我都看了,很干净,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因为是会议开幕前夕,他刚说完,电梯已到达,门外有人在招呼我们。汪曾祺意犹未尽,被一个小姐带走了。我很遗憾话刚开始就中断,匆匆开始,又匆匆结束。我知道后面还有话要说,他的表情很严肃,并不像一般的敷衍。作为长辈,他很可能要借父亲那本薄薄的散文集,说些什么。也许他觉得父亲不应该写那么少,也许他觉得我写得太多了,总之,提到父亲的时候,他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悲哀。

还有一次是八十年代的扬州街头,当时父亲也在场,还有上海的黄裳先生,我们一起吃早餐,站在一家小铺子前等候三丁包子。别人都坐了下来,只有我和汪曾祺站在热气腾腾的蒸笼屉子前等候。我突然谈起了自己对他小说的看法,说别人都说他的小说像沈从文,可是我读着,更能读出废名小说的味道。他听了我的话,颇有些吃惊,含糊其辞地哼了一声,然后就沉默了,脸上明显有些不高兴。我当时年轻气盛,刚走出大学校门,虽然意识到他不高兴了,仍然具体地比较着废名和沈从文的异同,说沈从文的句式像《水经注》,而废名却有些像明朝的竞陵派,然后捉贼追赃,进一步地说出汪曾祺如何像废名。蒸笼屉子里的三丁包子迟迟不出来,我口无遮拦地继续说着,说着说着,汪曾祺终于开口了:“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然而……”他显然已想好该怎么对我说,偏偏这时候,三丁包子好了,他刚要长篇大论,我们交牌子的交牌子,拿三丁包的拿三丁包,话题就此再也没有继续。

我自己也成为作家以后,才知道汪曾祺当时为什么不高兴。一个作家未必愿意别人说他像谁,像并不是个好的赞美词,作家永远独一无二的好。汪曾祺喜欢说他与沈从文的关系,西南联大时期,汪是沈从文的学生,在写作上曾接受过指导。八十年代也是沈从文热兴起的时候,沈门嫡传是一块金字招牌,汪曾祺心气很高,显然不屑于以此作为自己的包装材料。平心而论,汪小说中努力想摆脱的,恰恰是老师沈从文的某种影响。在语言上,汪曾祺显得更精致、更峭拔、更险峻,更喜欢使才,这种趋向毫无疑问地接近了废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鲁迅先生谈起废名时曾说他有一种“着意低徊,顾影自怜”的情结,汪曾祺也提到过废名的这种自恋,而且是以一种批评态度。废名的名声远不及沈从文,汪谈到一些文学现象,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明白,在习惯上,提到更多的还是沈从文,因为从熟悉程度上来看,毕竟自己老师更近一点。事实上,说他像沈从文听了都不一定高兴,说他像不如沈从文的废名,当然更不高兴。

高晓声成名后,闹过很多笑话,譬如用小车去买煤球,结果撞了一个老太太。他赔了几十元钱,为此很有些怨言,我笑他自找,煤和霉同音。在八十年代初,很大的官才有小车坐,如此奢侈,报应也在情理之中。那时候,北岛在《新观察》做编辑,有一次来南京找高晓声组稿,用开玩笑的口气问我,听说高写了一篇海明威似的小说,是不是真有其事。我告诉北岛,高不止写了一篇这样的小说,而是断断续续写一批,这就是《鱼钓》《山中》《钱包》,以及后来的《飞磨》,所谓“海明威式的”说法并不准确,应该说是带一些现代派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