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处世艺术：中庸
在民谚中，有“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两句话。这两句话看似简单通俗，其实是中国人对人生矛盾及其原因的高度概括。为什么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因为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生活充满了五花八门的矛盾，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俗话说得好：“苦恼祸灾时时来，谁家挂得免战牌？”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生活矛盾面前，有没有一种调和矛盾的准则。答案是有的，它就是“中庸”。做人中庸，做事也中庸，这是我们处世的艺术。在既不想去征服对方，又不能被对方征服的情况下，调和主客体之间的矛盾，除了用持中的艺术外，别无选择。
中，是至善的表现；庸，是道体的功用。将中庸用于宇宙本体，它就是天地的中正，和天地互相平衡；将和用于人生功用，它就是内心的中正，和内心互相平衡。所以尧将帝位传给舜时告诫舜说：“一定要把握住‘中’。”所以舜将帝位传给禹时告诫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所谓人心，就是因了我们的肉体凡身而生的种种欲念。所谓道心，并不是说人有两个心，而是说一人之心具有两个方面或者双重性状。在同一情景下，人的行为可以由人心来支配，也可以由道心来支配。人心惟危，是说人心很危险，往往会滋生过度的欲望。道心惟微，是说道心很微隐，良心常常含而不露。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圣贤领要之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微者，理义之心，如帷之映灯，若隐若现，见之难而晦之易也。”所以，一个人要做好人很难，要做坏人却极易。只有发明道心，弘扬天理，人的行为才能不偏不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就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意思。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地是无所谓仁慈的，它没有仁爱，对待万事万物就像对待刍狗（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用后丢掉）一样，任凭万物自生自灭。圣人也没有仁爱，也同样像对待刍狗那样对待百姓，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天地之间，不像个大风箱一样吗？它空虚而不枯竭，越鼓动风就越多，生生不息。政令繁多反而使人困惑，不如抱守虚静采取适中的态度。”
孔子说：“君子的言行做到符合中庸的道德标准，小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的道德标准。君子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庸的标准，是因为君子的言行时时处处符合中庸之道；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的标准，是因为小人所作所为肆无忌惮。”孔子又说：“中庸可以说是最高的标准了，可人们却很少能长久地实行它。”孔子是一个中庸大师，他不如颜回仁德，但可以教他通权达变；他不及子贡有辩才，但可以教他收敛锋芒；他不如子路勇敢，但可以教他畏惧；他不及子张矜庄，但可以教他随和。孔子具备了他们各人的长处又避免了他们的短处，他之胜于人，就在中庸之道。荀子也深知中庸之道，他说，对血气方刚的人，就使他平心静气；对勇敢凶暴的人，就使他循规蹈矩；对心胸狭隘的人，就扩大他的胸襟；对思想卑下的人，就激发他高昂的意志。他左之，则右之，他上之，则下之，总之，一切以中和为尺度。这样，你就能不急不躁，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进退自如，出入自然，坦坦荡荡，大大方方，潇洒自如，游刃有余。这样，你的人生就达到了化境，不论在何时、不论在何地，你都拥有一个和谐的人生。
如果你还必须依靠节制来实行中庸之道，那说明你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庸之道。只有当你毫无怨尤、毫无痛苦、毫无感觉地迎接人生，你才真正地进入了中庸之道。
君子之所以能做到适中，就是他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走在中庸之道上。子华说：“圣人贵在中，君子抱守中。”东方朔说：“明者处事，莫尚于中。”为人处世恪守中庸，就合乎人情，合乎大道，没有过失。当然，恪守中庸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宋代朱熹说，自从孔子去世后，世道衰微，人心衰微，他对宋代萎靡的社会风气感慨万千：“中庸之道已经失去了，人们不行中庸之道已经很久了。”朱熹又借子思的话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意思是：“天下国家是可以治理公正的，官爵俸禄是可以推辞不受的，雪白的锋刃也是可以踩踏闯过的，但中庸之道是很难做到的。”
为人处世符合中庸的原则，就能秉承天下大公、居处天下大善、征服天下大众、成就天下大事，就能急流勇退，成方成圆。
拿捏好“刚柔”的尺度
做人不要太刚，太刚容易让亲近自己的人受伤。光芒夺目的太阳周围是没有星星在闪烁的。历史上，有很多人由于过刚，而让周围的人受到很大的伤害。
马超是为人过刚的典型例子。作为三国中的骁将，他联合韩遂一起对曹操发动进攻，而且节节胜利。而曹操则利用马超过刚的弱点，用反间计来离间马超对韩遂的信任。马超过刚，他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却听信了谗言，逼迫韩遂投降了曹操，使马超军队大败。后来马超又被杨阜算计，被屠了宗族。这都和马超为人过刚有很大关系。
如果一个人过分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分地相信自己，过分地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就容易表现得过刚，自然也会伤害周围的人。
明成祖朱棣攻破南京后，让方孝孺为他起草诏书，方孝孺不愿意，朱棣一再逼迫，方孝孺于是拿起笔写了四个字“燕贼造反”。朱棣十分愤怒，对方孝孺说：“难道你不怕我诛杀你九族吗？”方孝孺回答说：“你诛杀我十族我都不怕！”于是朱棣真的把方孝孺的朋友、师生算作第十族一并诛杀。方孝孺的回答很硬气，但是他的那些朋友和师生却死得实在是太冤枉。
相对而言，五代十国的冯道做人就不那么刚烈，而是韧性很强。他的经历比较离奇，他生活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但并没有死在乱军之中，相反他最后活了七十三岁，与孔子同寿。冯道在五代十国时期十分有名望，他并没有像那些乱世诸侯一样揭竿而起，而是当了一辈子官。他当官不说，而且在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契丹六个政权中当官，在相位上近三十年。他五次被封公，死后被封为瀛王。
冯道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争议较大的一个人物，不同的人对他的评价不同，比如欧阳修说他不知道礼义廉耻，司马光说他是奸臣中最奸诈的；而苏轼却说他是佛，李贽把他归为圣人。这些有争议的评价我们暂且不管，关键问题是冯道在乱世中好好地生存了下来，而且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人如果太刚不仅会让自己受伤，而且也会让身边的人受伤。太刚往往表现为太讲原则，很多事情认为自己办不到，即使丢掉自己现在的一切，也办不到。让他说别人一句好话，他做不到；让他揽上一个别人犯的错误，他做不到，他认为谁犯的错，谁就应该承担责任。这种人太刚，不能灵活机动，做人不够聪明圆滑。
冯道不是一个过分讲原则的人，他比较务实，怎样做对国家和百姓有利，他就怎样做。比如他并没有立石重睿为皇帝，而是去迎立石重贵。后世有人以这件事情为由来说明冯道这个人圆滑，是个奸佞小人。按照忠臣的一贯做法，无论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要是先皇嘱托的，就一定要好好辅助。如果地方势力起兵造反，大臣就要组织抵抗，实在无法抵抗就要死节，而绝对不能投降。如果地方势力不造反，大臣就要尽心辅助幼主，即使幼主是个昏君，只要自己尽心，也可以被称为忠臣。到幼主长大成人，忠臣就要交权，但在这个时候交权最大的问题是容易被陷害，而且容易被安上谋反的罪名。后世会把忠心辅助幼主的过程叫做奸臣当道。与其惹出这么多麻烦，倒不如像冯道一样务实，去迎立长君。
人要学会变通，在变通中实现既定的目标。
和谐相依方成局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庸”的含义，我们可以用一种最能体现中国人整体和谐艺术的东西——围棋来加以说明。围棋的棋盘纵横各19道，共有361个交叉点。棋子分黑、白两种颜色，黑子共181个，白子共180个。按规定，执黑子者先行，轮流将棋子下在交叉点上，以占领多于所规定的交叉点的一方获胜。
围棋仿佛我们的人生，每一步都充满了矛盾冲突。然而，围棋界重量级大师吴清源先生却说：“与其说围棋是竞争和胜负，不如说围棋是和谐。”这句话有其深刻的内涵。日本围棋评论家江崎诚致对此解释道：“围棋若是黑白双方保持和谐进行，那么先出手的一方就占有优势，只要中途不贪得无厌，不畏首畏尾，不是不合情理，那么一定是黑棋获胜。因此围棋的本质与其说是竞争不如说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破坏，形势的动摇，人们不可能企求完美。也正因此不一定都是黑棋获胜。而人呢，只不过是把这种结果定名为胜负罢了。”由这段话可知，能够在对弈的过程中超越胜负，而去追求棋局本身和谐的人，才算是最高段位的弈手，自然也是胜率最高的棋士。人们常说“世事如棋局局新”，根据“和谐相依，方成棋局”的认识，处世的艺术除了“中庸”之外还有什么呢？
庄子在《南华经·外篇·在宥章》中，叙述了以“中一”为主体，以礼法仁义为枝干，以民物为根本，以无为为实用的经世治国的无上经典。庄子说：“低贱然而不可不任凭的，是万物；卑下然而不可不依随的，是人民；隐藏然而不可不做的，是事情；粗略然而不可不陈述的，是可效法的言论；相距很远然而不可不增多的，是礼仪；顺依其性然而不可不敬重的，是道德；本于一统然而不可不变化的，是大道；玄妙莫测然而不可不顺应的，是自然。所以圣人观察自然的玄妙但不予协助，成就了品格的修养但无拘无束，行为出自道但不是事先的思考，符合仁义的要求但不依靠，靠拢了道义但不积不留，应合礼但不回避，接触琐事但不推辞，成功于法度但不任意妄为，依靠人民但不轻率地役使，遵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不偏离。不懂得自然界的规律，也就不会有纯正的品格；不通晓道的人，则无事可成。不通晓道的人，真可悲啊！什么叫做道呢？道有天道，也有人道。无所作为而处在崇高地位的，叫做天道；有作为并且劳绩卓著的，叫做人道。君王，是天道；臣下，是人道。天道与人道相较，相差太远，必须觉察。”庄子这里的意思是说，天道与人道表面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仍是“道”。道就是一，一也就是道。一生于中，却得到了“中一”之道，这样就能顺应万物的天性，顺应人的天性，所以说“道”是无为的，仁义礼法都要措施适当。所以庄子又说：“君子如果不放纵情欲，不炫耀聪明，寂然不动而灵活如龙，深沉静默而震动如雷，行动如神而合乎自然，从容无为而万物如风吹尘土一样自然运动，又何须我来治理天下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则故事来认识“中庸”在历史上的影响。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后，贤相耶律楚材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即“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耶律楚材政绩卓越，他任过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的宰相，为使元的专制政治适应于中国的统治，维护各民族的生命财产，加强民族融和等，他确实费过苦心。从他上面的这句话，就可想见他当时的治国之术的高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非常尖锐，可谓危机四伏。为此，为了加强统治，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行中庸之道。一方面加强民族团结，一方面休养生息，尽量以经济建设带动政治的施展。为求得政治统治的平衡，耶律楚材将自己的治国方针浓缩为上面的那句话了，这是非常贤明的作法。中国人心甘情愿地受平衡感的支配，不管工作上或日常生活态度上，都极力避免走极端，总希望四平八稳，这种希望有它独特的可贵之处。
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体现出中国人的中庸心态。中国人追求持续的、永恒的平衡。中国人不怕失落，不怕一时一地的损失。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土遭受过列强铁骑的践踏，我们的肉体遭受过坚船利炮的折磨，但是我们在与侵略者的搏击中炼就了坚强的民族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使我们巍巍如长城而屹立不倒。这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平衡。我们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生存法则，因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就落实到了每个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吸引与排斥、正流与异化、割裂与归流、改良与保守、激进与稳健、功利与平淡、盲目与清醒、堕落与升华、停滞与跳跃等等，都将在这种“行动”中走向中庸。
我们的肩上承载得很多很多，重量使我们的脚步迈向沉稳，不容易失去平衡。再加上我们本身的潜能是无限的，因而，我们的生活不只是现在中庸，在未来更要中庸。
何时当妥协，何时该坚持
人们喜欢把本来已成为过去的一些事情在脑子里重新演绎。这样，就有了“如果当时……”，“假如当时……”的感慨，也就记起“妥协”这个“事情”。
有时，“妥协”是很不光彩的，因为你丧失了坚持自己的力量，也因为你失去了成功的可能。“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就显示了妥协的耻辱之大。所以，“妥协”之计，当属“三十六计”中的“下下之策”，不选为妙。
无奈，总会有“事与愿违”的时候，无论你如何躲避，都逃脱不了“妥协”的厄运。这时，你的对手逼迫你“投降”！你的内心说服你：“看在生命的分上，让步吧。”就连你的周围，也主动为你的“妥协”创造条件：“来吧朋友，这才是你的明智之举。”在“四面楚歌”的包围下，你极不情愿地举起“妥协”的旗子，并告诉自己，“就这一次，何况，可能没人知道”。然而，你却错了。很快所有你知道的或知道你的人，都对此事了如指掌，比孙悟空的筋斗云还快，怎能不令人仰头长叹“今非昔比”，大有英雄末路的悲壮之感呢？
一旦“妥协”，则后患无穷：被人抓住小辫子，自然只有听从对手摆布，或打、或辱、或赔、或让，总是免不了的。连以往自己的“手下败将”，也借此反攻，让你无可奈何。更要命的是，从此被钉在耻辱柱上，一生一世甚至生生世世也翻不了身。
为我们熟知并称颂的项羽，虽然在建功立业方面并不如刘邦，但因为他能意识到，如果妥协，将“无颜见江东父老”，敢于大无畏地唱着“虞兮虞兮奈若何”自刎身亡，因此比刘邦更受后人称道。由此看来，尽管妥协赢得了一时的苟且偷生，但若从长远计议，还得三思多思才是。
不过，“妥协”并没有从我们眼前消失，相反，人们现在离不了它。妥协是一种策略，是一门艺术。在生活中，我们也常接受妥协，且愿意妥协。
在国际商战中，妥协的结果是双赢，是互惠。在事业上，当你屡败屡战，奋斗多年一无所获时，选择妥协便合乎情理，也“无可厚非”，反之，你则会落得“老大徒伤悲”；在爱情上，追求一份不属于自己的爱情，实在是件徒劳无功的事，最好早早妥协。
和生命存在相比，这些只是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小事罢了。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一旦死去，便无法复生，只有活着，才能拥有一切。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接受生死关头的妥协又何妨呢？
“妥协”是讲原则的。人怕“妥协”、不愿“妥协”，不仅仅是怕失去面子，怕被人耻笑，更主要的是维护自己的、民族的、国家的“声誉”。所以，只要不牵涉到人格国格、民族气节的大是大非，妥协一般都能为人接纳，否则，就“血战到底”、“宁死不屈”，决不妥协。
因文化背景的差异，东西方在妥协的内容上侧重点不同。中国人对关于利益方面的，能妥协就妥协，对关于生命方面的，能不妥协就不妥协；西方人对关于利益方面的，能不妥协的尽量不妥协，关于生命的，能妥协就妥协。人们真正在乎的，并不是妥协本身，而是它背后的东西。
中庸强调的是至诚至善，中庸推崇的是不偏不倚，中庸鼓励养中气，行中道！我们要善于平衡各种力量，各种倾向，对事物有深刻的了解，清醒明智地选择最恰当和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处世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