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天池 李书[1]
《孔子的故事》的作者李长之对于现在的读者或许已经陌生了，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李长之，一九一〇年出生于山东省利津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的故事》出版于一九五六年，是年李长之四十六岁，却已经发表了六百多篇文章，出版了二十多种专著。他是诗人，出版有《夜宴》和《星的颂歌》；他是翻译家，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有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和文艺科学》以及歌德的《童话》；他尤其在批评界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出版有《批评精神》《苦雾集》《梦雨集》。他的《鲁迅批判》，写于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是经过鲁迅过目的研究鲁迅的第一部专著；他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都是蜚声中外的古典文学研究名著，日本有其译本；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热门教材。他勤奋，也有才气，曾经创下一天写一万五千字的论文外加两篇杂文的创作记录，使得朱自清先生赞叹不已。
李长之写作《孔子的故事》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
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一个饱学的秀才，懂英文和法文，又写得一手好古文。李长之在中小学读书的时候正赶上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他的复古读经政策给李长之打下了良好的儒家经典和古文阅读的功底。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长之撰写《伟大的思想家》一书时，他就有写关于孔子的专著的打算，不过当时赶上抗日战争爆发，兵荒马乱，他只写了《伟大思想家的孟轲》，而且即使是此书也没有写完。此后，李长之对于孔子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是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去观照孔子的。他不同意五四运动简单地“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五四运动“不但对于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化没有了解，对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没有认识。因为中国的古典时代是周秦，那文化的结晶是孔子，试问五四时代对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认识吗？反之，那时所喊的最起劲的，却是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见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大公报》）。一九三九年他写《积极的儒家精神》，发表于《新民族周刊》第三卷十八期，后收录于《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九四一年他写的《孔子与屈原》一文得到了学术界一致的好评，经宗白华的推荐，他得以担任中央大学的兼任讲师，讲授《论语》和《孟子》；一九四二年他写《孟子所传之孔子》《从孔子到孟轲》，后者发表在《理想与文化》第二期上；一九四四年他写《司马迁和孔子》，发表于《读书通讯》第九十一卷上。一九四八年他和冯友兰、朱光潜等人联名发起纪念孔子诞辰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在《大公报》上发表《孔子可谈而不可谈》，高度评价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联系当时的形势，痛斥了贪官污吏借祭孔尊孔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丑恶嘴脸。
一九五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李长之撰写有关孔子的通俗读物，李长之非常高兴，这是他多年的心愿，也是他长期研究孔子的一个虽只是部分开花结果的机会。
李长之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视角写孔子——孔子的故事——“我们讲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是怎样看待孔子的”（见本书后记）。
无疑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如果说中国有一种根本的立国精神，能够历久不变，能够浸润于全民族的生命之中，又能够表现中华民族之独特的伦理价值的话，这无疑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讲儒家，就先要讲孔子——孔子是奠定中国儒家的思想的人，也是把中国民族所有的优长结晶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星体而照耀千秋的人。”（《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四年版）但是，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孔子又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争议最大的人物。李长之选取讲“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是怎样看待孔子的”，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争议，避开了挑战的尖锐，从而以比较客观地讲述历史的方式，以当时广大读者最容易接受的叙述方式介绍这个伟大的人物。
作为批评家，李长之最善于进行传记式的批评，他善于将作家的“人格和风格互相辉映阐发，感同身受地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中吟咏，把创作看作是作家生命的流露，从而深入把握作家的独特的生命，把生动的人格形象写下来”（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十一章第三部分“李长之的传记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而讲述孔子的故事这种叙述方式，使得李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原有的优长，绘声绘色地将孔子的精神面貌和生平事迹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是写孔子的故事有相当的难度，其难度不仅在评价的分寸上，也在于传主史料的零碎和不足上。虽然《论语》《礼记》等先秦典籍对于孔子的言行有较详尽的记录，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勾画了粗略的轮廓，但按照现代人对于人物传记的整理要求，其资料的爬梳辨析难度是相当大的。比如，《论语》虽然记载了孔子的言行，但基本是语录体且无编年，哪段话是孔子什么时候说的，哪段话是孔子所说而非其弟子所言，后人有时很难判断。再比如，《礼记》《孝经》等书，在研究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方面用处很大，但传记史料则付阙如。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我们描绘出其生平梗概，却重在精神思想方面，人物则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迷离徜徉。因此。表面上看，文献典籍中孔子的言行记录不少，但真正在写传记时贯穿起来难度却很大。在现代为孔子作传，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即使不能说是白手起家，其筚路蓝缕之艰难也可想而知。李长之由于对于孔子研究得很深，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说做得是相当严谨的。
《孔子的故事》是一部通俗的读物，李长之没有因此减弱他斟酌史料的严肃性，相反，他对于相关的史料在取舍拣择上都做到有根有据，一丝不苟。《孔子的故事》几乎每一页都有相关的脚注。全书不过七万余字，而脚注多达二百三十九条，引书几十种之多。可称言必有据。这些脚注看似不起眼，却凝铸着作者读史的眼光和不苟的精神。作者所引的文献几乎囊括了目前我们所见有关孔子事迹言行的所有史料，同时也包括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孔子研究的最新成果。有些史料的运用反映了李长之史眼的独具，比如第七节“孔子在齐国政治活动的失败”讲到晏婴和孔子的对立时的脚注说：“见《墨子·非儒》篇，《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虽然和墨翟出身不同，但他节用的主张，却是墨翟赞成的，所以就思想渊源上说，晏婴思想可认为是墨家部分思想的先驱。后来儒、墨两派的对立，可以在晏婴和孔子的主张不同上反映出他们最早的分歧来。”第十四节“孔子终于出走”叙述孔子“曾荐举一个赶车的仆人为大夫”，其注曰：“参考《史记·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史记》所说越石父‘在缧绁中’一语，据日本泷川资言考证，是采自《吕氏春秋》，原文‘累之’是因负累作仆，司马迁却误解为‘缧绁’了。”李长之所使用的史料不仅有文献，还有出土资料和实地的考察印象，他写第五节“孔子和老子的会见”，脚注就说“参考汉武梁祠画像，并依照宋洪适《隶续》对此图的解释”。第二十七节“整理诗歌和音乐”叙述孔子向师襄子讲说欣赏相传是周文王所作音乐的感受，脚注就说：“见《论语·八佾》篇，第二十三章。郑注：‘始作谓金奏时，闻金作，人皆翕如变动之貌。’我觉得这样和‘翕如’的意思不太符合，此间以我从前听自祭孔时的音乐印象，意译如此。”这些简明的脚注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李长之在写作《孔子的故事》一书时爬梳史料之细致、勤奋、谨严。
不能说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在史料的运用上就完美无瑕，但李长之毕竟通过他的《孔子的故事》把孔子一生基本的轮廓给我们相当翔实生动地勾画出来了。
李长之在文学批评上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他说：“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见《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一九四二年版）这使他对于所评论叙述的人物往往充满感情色彩。他是诗人，又是写散文的高手，他的笔锋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孔子的故事》中的孔子并不因为李长之在文献上的言必有据而显得古板无生气，恰恰相反，在他的笔下，两千五百余年前孔子栩栩如生的面影经常活跃在字里行间。《孔子的故事》往往引用《诗经》和《论语》上的话，李长之把它们译成流畅生动的现代汉语，不仅准确地转译了原意，而且将口吻神态也传递得惟妙惟肖。尤其是，他的笔锋带情感，传递孔子的原话使人不觉，用得巧妙。他写孔子从事教育时的循循善诱，笔调从容和缓，有着人情的温暖和雍容博雅的风度；写孔子外交上的斗争，其勇毅果决的精神见于笔下，痛快淋漓，慷慨激昂；而写孔子的死，则舒缓安详，不啻是一篇肃穆低回的挽歌：
一天清早，子贡来看孔子。孔子已经起身，正背着手，手里拿着拐杖，在门口站着，像是等待什么的样子。孔子一见子贡来了，就说道：“赐呵，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呵？”于是子贡听见孔子唱了这样的歌：
泰山要倒了，
梁柱要断了，
哲人要像草木那样
枯了烂了！
这是孔子最后的歌声，“哲人”是孔子最后对自己的形容。孔子唱着唱着就流下泪来。子贡感到孔子已经病重了。
子贡赶快扶他进去。这时又听见孔子说：“夏代人的棺材是停在东阶上的，周代人的棺材是停在西阶上的，殷代人的棺材是停在两个柱子中间的。我昨夜得了一梦，是坐在两柱间，受人祭奠呢。我祖上是殷人呵，我大概活不久了。”
孔子从这天起病倒在床上，再也没起来。经过七天，孔子在弟子们的悲痛中离开了他们。
《孔子的故事》总体的行文风格纡徐疏朗，有一种叙事诗的味道。李长之在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评论司马迁写《孔子世家》时说，“司马迁的精神，仿佛结晶在孔子的字里行间了，仿佛可以随意携取孔子的用语以为武器而十分当行了”“其中有着纯挚的依恋，仰慕的情感在着”，这也似乎可以放在李长之所写的《孔子的故事》上。
《孔子的故事》在叙述方式上虽然避开了令人烦扰的争议，尽量客观地讲述孔子的生活，但作为批评家，李长之在叙述之余也不忘随着发表三言两语的短论，其中不乏深中肯綮的精辟之言。他在叙过孔子对于舜的《韶》乐和武王的《武》乐的批评之后，便说：“孔子是反对战争而赞美和平的。这说明孔子对艺术的批评是技巧与内容兼顾的。”在讲过孔子对于《关雎》的评论之后，便说：“这是季札的见解的发挥，同时也代表孔子自己对艺术的要求：适度而不是过分，健康而不是病态。”尤其在“后记”中，李长之集中而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他对于孔子的看法。他说：“孔子是先秦诸子中最早的一个。他的进步面之一，就是反映奴隶制社会崩溃期的‘人’的解放，这个伟大现实在他的思想体系上，就是‘仁’的学说，就是把教育从贵族所专有（官学），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给一般人（私学）。孔子的进步面之二，就是他在这段过渡期——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期—中，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些虽然粗略的但是规模宏大的政治建设的蓝图，他研究了以往的政治经验，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又加上一些适合社会发展情况的创造，给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规模打下了一些基础。把他称为封建社会的‘圣人’，不是偶然的。”“他有进步面，有落后面，有软弱处，而进步面是主要的，这就是我对子孔子的估价。概括地谈孔子，就是如此。”“如果仔细考究下去，孔子的进步面、落后面、软弱处，我认为也还是错综的。好的不完全是好，坏的也不完全是坏。”李长之的看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相当深刻，相当有针对性，其表述也是需要勇气的。
《孔子的故事》的后记，使得这本小册子虽然叙述的是孔子的生活故事，却又有着强烈的学术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故事》正文、脚注、后记是一个整体，在阅读时不可偏废。
李长之不仅对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评价极高，而且崇拜欣赏孔子的人格精神。他说：“孔子的思想有彻底的、激烈的一方面，这可以《论语》为证。‘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二十四）‘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九）我不知道什么话比这更彻底，更激烈，更‘力有万钧’了！那老子庄子比起来，简直是蚊子哼哼！”“孔子常讲‘仁’，但仁不是空洞洞的假慈悲，‘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微子》，一），孔子才说‘殷有三仁焉’，这其中有一种忠毅坚贞的积极精神在！”（《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四年版）李长之的人格和精神自然也受到了孔子的浸润濡染。反映在文学批评上是他一再强调批评精神和批评家的人格，“伟大的批评家，眼光是锐利的，同时，感情是热烈的。因为锐利，他见到大处，他探到根本；因为热烈，他最不能忘怀的，乃是人类。他可以不顾一切，为的真理，为的工作，为的使命，这是艺术家的人格，同时也是批评家的人格”。（《论伟大的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史》，见《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一九四二年版）反映在其人格精神上则是他一贯的坚持疾愚妄和刚直不阿。李长之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的岁月里又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他没有消沉屈服，依然保持着健旺的活力和独立的观点。“文革”初期，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曲阜扫“四旧”、砸孔庙。李长之痛心疾首，他说：“孔庙是国务院立下石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这样被‘造反’，简直是胡闹！”“对一个在历史上影响这么大的人物简单地进行否定，一棒子打死，是不负责任而又无能的表现。”批林批孔时，他公开地讲：“儒家和法家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历史的范畴，它不能‘万岁’，实际上汉朝的董仲舒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儒家了，时代变了，却还要硬去找儒法斗争，不是刻舟求剑吗！”
李长之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去世的，他赶上了粉碎“四人帮”的喜事，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曙光，却在迎接新中国进一步昌盛的时候不幸赍志以殁。
《孔子的故事》只是薄薄的小册子，在李长之的著作中并不是赫赫有名的代表作，从一九五六年出版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四十五个年头，但历史是公正的，隋珠虽小，尘埃难掩，读者并没有忘记它。一九七九年日本守屋洋翻译了它，以《孔子的思想与生涯》为书名，由德间书店出版。一九八六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编辑《祖国丛书》时特意收录了它。更有意味的是，一九八三年某出版社出版了署名石穿的《孔子的故事》，不仅书名雷同，而且毫不掩饰地大段大段地抄袭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以成书。这虽然是一桩文林丑事，却也从另一个方面显出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难以磨灭的价值。
《孔子的故事》虽然只是薄薄的小册子，但在李长之的心目中，它是占有特殊位置的。李长之在书后的跋中写道：“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写毕，八月三十日修改一过。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至九月二十八日，重改誊抄一过。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改定。同年五月二十二日，再改定。”这样不厌其烦地反复推敲修改，在才气横溢、下笔千言的李长之的创作经历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孔子的故事》撰写的难度，反映了李长之的严谨和不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的故事》在李长之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他希望笔下的孔子的形象完美无缺，无负于历史！一九六二年，头戴“右派”帽子，被剥夺了教书和创作权利的李长之又提起笔来修改《孔子的故事》，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应承改后再版，但终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搁置了。接下来的“文革”使得李长之的修改稿连同修改意见一起灰飞烟灭。现在，国家昌盛，万象更新，《孔子的故事》有机会再版了，而斯人已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记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