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大家小书:夜阑话韩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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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政见与友情

谈到韩柳,必然要谈到唐代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韩愈,柳宗元则是积极的支持者。这一运动的宗旨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文章传统,简言之便是复古。如果按照现代的习惯说法,复古等于是保守、倒退的代名词,可是在韩柳时代,却是推陈出新,一反六朝以来柔靡浮华、陈陈相因的骈文的僵化程式,重新创立一种清新自由的文体,语言也比较接近民间,所以能从文坛流行到社会,进而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

古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韩柳之前,早已有陈子昂、李华、柳冕等在提倡古体,到了韩柳,便水到渠成。然而韩柳在古文运动中所以有此卓著的成绩,不仅因为他们有理论上的阐扬,更重要的,还在于有自己的创作成果,我们只要看看他们写的议论文、记事文、抒情文,要是用骈体来写,效果就要大减,内容是不能不受形式的制约的。人们将古文和骈文两种文体一比较,取舍抑扬,立即分明。

但韩文能够赢得大众的爱好,也还是经过一番曲折,韩门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中,说韩愈在“大拯颓风”过程中,“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坚,其终人亦翕然而随”。最终为什么能使人们“翕然而随”呢?作品本身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像政治家能取得人民的爱戴,首先决定于他们的治绩。

任何文学运动,理论上的宣传固然必要,但理论到底不能代替创作。读者看了理论,懂得了一番大道理,但创作上如果站不起来,理论便成为肥皂泡。“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如果没有胡适、周氏兄弟等的作品,形势就大不同。宋初的西昆体略如唐初的骈体,当时反对的人也很多,石介就是其中的一个,但石介本人作品的艺术性较差,到了欧阳修出来,才给诗风以重大的转变,因为欧公在诗文上确有他自己的特色,在宋代的古文运动中,他使韩愈的精神复活了。

韩愈和柳宗元的缔交,当在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即同在长安的监察御史任内。他们在艺术上各有魅力,性格上也不同,在政治上,韩愈一贯反对藩镇(地方军阀)割据,反对国家分裂,力求稳定统一,在忠实于唐王朝这一前提上,和柳宗元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对王叔文集团的态度上,却是相反的:柳是这一集团的参加者,后来因此而遭谪逐,韩却对王叔文很痛恨,斥为小人。王叔文企图接收宦官兵权,抑制藩镇势力,在当时固有进步意义,但其人也颇专擅,韩愈疑心他自己之贬阳山是受王叔文集团的排挤,因而怀有偏见,并对柳宗元不满,可是仍很尊重他。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在柳州逝世后,韩愈就写过《祭柳子厚文》《柳州罗池庙碑》《柳子厚墓志铭》三文。《祭柳子厚文》是四言韵文,《柳州罗池庙碑》后附以《骚》体的诗,《柳子厚墓志铭》是纯粹的散文,却是以诗人的忠诚和激情,追溯亡友的风义和委屈。凡是优秀的抒情文,也必寓有诗的气质。

《柳子厚墓志铭》曾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1]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州)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2]

刘禹锡自朗州召还至京师,宰相欲任以南省郎[3],而禹锡却作《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七绝,其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句,也是传世的名篇,但因语涉讥讽,触当权者之忌,便又出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柳子厚墓志铭》中说的“愿以柳(州)易播”,即指其事;这一事件,确也概见柳宗元的生平。千载之下,犹使人感到须眉毕现,肝胆照人,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丈夫。

韩愈为柳宗元写墓志铭和祭文,曾经受到别人的指摘,因为宗元是逐臣,即使在一瞑之后,还应该避嫌疑,但韩愈还是写下来了。韩愈对宗元有不满处,因为宗元参加过为韩愈痛恨的王叔文集团,《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宗元“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便是惋惜中含责备之意。在这一点上,两人的政见是不同的,但政见归政见,友情归友情,作为两者之间的枢纽是正直。清人储欣在《唐宋八大家类选》中评云:“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以韩志柳,如太史公传李将军,为之不遗余力矣。”韩愈这篇文章,不仅在内容和技巧上力透纸背,也是友谊史上的好资料,包括柳之对刘。禹锡为宗元写过两篇祭文,在《重祭柳员外文》中有这样四句话:“千哀万恨,寄以一声。唯识真者,乃相知尔。”也是真正从肺腑里说出来的,唯诗人才有此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