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科普侵华日军罪行图录:九十位幸存慰安妇实录(谷臻小简·AI导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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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从此开始,我寻访到了一个又一个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回忆过去,海南“慰安妇”幸存者陈连村依旧痛苦万分,久久不能平静,她是共产党抗日独立队队员。一次,她和几个姐妹在为部队筹集粮食的时候,被几个日本兵抓到日军军营。一个日本军官见林爱兰长得漂亮,就要娶她做老婆,她死也不从。那个日本军官就把她的双手绑起来,吊在屋梁上毒打,并用木棍打断了她的腿。从那以后,她就不能正常行走了。在日本军营里,她每天都要遭到日本兵的轮奸和摧残。后来一个在日军军营里做苦力的中国老人因非常同情她们,眼看她们再不出去就要被折磨死了,就在一个夜晚,趁据点里日军倾巢出动下乡“扫荡”,在据点围墙上打了一个洞,让她们逃了出来。

林爱兰逃回家后,因为残疾,又因为进过日本人的“窑子”,被抓之前已准备结婚的未婚夫不要她了,此后也没有人再愿意娶她。后来她收养了一个女孩,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生活非常艰难。再后来,因为她参加过革命,落实了政策,现在靠政府补贴生活。她用颤抖的手拿出刚刚荣获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章抚摸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当年所有被迫沦为“慰安妇”的海南妇女,除了被强暴,还要做劳工,很多“慰安妇”在双重摧残下致死致残,幸存的大多疾病缠身。

随着寻访的深入,我的心灵被一次次震撼。这些“慰安妇”幸存者都有讲不完的血泪史。

2005年国庆前,我踏上了这片红土地,山西境内。在寻访的路上,司机向我讲起了乡里曾被日军糟蹋过的受害妇女“盖山西”的悲惨故事:

“盖山西”真名叫侯冬娥,听村里的老人讲,她年轻时长得太漂亮了,十里八乡没有哪个姑娘敢和她比美,人们就给她取了这个“盖山西”的外号,意思是她的漂亮盖住了整个山西的女人。

当时,侯冬娥的丈夫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战去了,在村子里她还挺光荣的。这时日军侵占了西潘乡,一个汉奸为了讨好炮楼里外号叫“毛驴”的队长,就带着鬼子把“盖山西”抓进了炮楼,献给“毛驴”。“毛驴”见到这么漂亮的女人,就变着法子奸淫。“毛驴”自己糟蹋够了,就把侯冬娥赏给了自己手下的20多名士兵。冬娥更惨了,这些人一哄而上,没日没夜地轮奸她。没过几天,冬娥就被抬回来了。过了十多天,可怜的冬娥才醒过来,她想看看自己的女儿,但出生才3个月的女儿在她被抓去后没几天就饿死了。

几个月后,在母亲的照顾下,冬娥竟然慢慢地好了起来。不久,炮楼里的日本兵听说侯冬娥还活着,又把她抓了进去。60多天后,冬娥又被糟蹋得奄奄一息,日本兵就叫汉奸带信让她家里拿500块大洋赎人。家里向所有的亲戚和邻居都借遍了才凑了400多块大洋,通过村里维持会会长讲情,冬娥才被放出来。

侯冬娥回来后再也没被抓进炮楼了,但在我们这里,进过日本“窑子”的女人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四五年后,她丈夫退伍回来,知道她的事后,没多久就和她离婚了。后来,她又两次改嫁,但再也不能生小孩了。她后来真可怜,平时走路都不敢抬头,整天好像做错了事一样。乡里人看到她就会在背后说三道四,有的还把她的事当作“黄段子”讲。我年轻的时候也讲过,现在想起来还真后悔……

当天我见到了刘面换、邢三妮两位老人,她们和侯冬娥有着同样的悲惨命运。

晚上,我住在离西潘乡20多公里的西烟镇。旅馆老板把我带到了李贵民家。

1992年,李贵民在无意中得知祖母的干姐妹万爱花当年被日军抓到炮楼充当“慰安妇”的事后,非常愤怒。在后来的十几年间,李贵民在本县先后寻访到30多位当年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他一直为这些老人奔走呐喊。为帮这些老人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他到处求人援助。在他的多年努力下,现在这些老人的生活基本有了保障。

在李贵民的帮助下,我先后见到了盂县14位“慰安妇”幸存者。这些老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是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把她们和历史联系在了一起。她们冲破重重束缚,一个接一个勇敢地站了出来,并坚毅地跨出国门,用被日军摧残而多病瘦弱的身躯,义正词严地要求日本政府认罪并赔偿损失。她们的精神令世人感动。

到达沁县的第三天,我终于见到了张德英,他又陪同我见了3位受害老人。最后,我在沁县见到了7位首次公开自己经历的受害老人。

2006年底,远在沁县的张德英来电告知,在武乡县又发现了10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但我一直没能马上成行。在200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再次踏上了这片红土地,来到武乡县。

武乡县是沁县的邻县,在这里,我见到了跟盂县、沁县“慰安妇”有着相同悲惨命运的6位受害妇女,6位受害者都是初次公开惨痛的经历,以前从没有向外界透露过。她们面对镜头,都有点紧张。最后,我还见到了3位曾经被日军抓到据点的老人,她们否认了过去的经历,但张德英的本子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她们曾被日军强暴的口述经历。多少年来,她们把过去遭受的耻辱埋藏在心里。我非常理解和尊重她们,因而没把她们的名字写出来,为的是让她们平静地生活,安度晚年。

第二次山西之行,我还见到了上次在沁县没能见到的“慰安妇”幸存者李金鱼、刘凤孩。至此,我在山西共寻访到30多位“慰安妇”幸存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是中国、朝鲜、韩国三国。在国内,我见到了所有现在活着并公开自己过去经历的受害者。同时寻访异国的受害幸存者也是我的一大夙愿。

2006年10月,正准备到日本进行学术研讨的韩奎良教授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亲自驾车陪同我去寻访韩国幸存“慰安妇”。

在韩国京畿道光州市郊一个寂静的小山村里,坐落着一个不大的院落,这就是韩国著名的“分享之家”。它始建于1995年12月,资金来自韩国佛教界人士和国民的捐款,是为本国“慰安妇”幸存者建立的生活之家。

在“分享之家”居住的9位老太太中,李玉善、朴玉莲、文必基、池石伊、裴春姬、金淑兰6人当时都是被骗到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的,她们都会说汉语,所以我和她们没有语言交流的困难。

据韩教授介绍,现在韩国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有100多人,但愿意来这里居住的只有10多位(目前幸存的只有9位老人)。但在韩国,不愿来“分享之家”的老太太同样能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2007年冬的一天,我从媒体上看到南京有一位“慰安妇”雷桂英勇敢地站了出来,就立即赶往南京,见到了雷桂英。此后不到半年,这个“活证人”就离开了人世。

在雷桂英离世后不久,家住江苏如皋市白蒲镇杨家园的周粉英在媒体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在家人的一再鼓励下,终于愿意公开自己屈辱的“慰安妇”经历。2008年6月,我见到了这位双目失明、90岁高龄的老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国内及韩国能见到的“慰安妇”,我几乎都见了。在随后的几年,我也多次去看望这些老人,但让我感到伤心的是,这些老人一个又一个离开了人世。我想在另一个世界,她们的灵魂还是得不到安宁,因为她们还没等来侵略者的谢罪。

2014年,在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还有一年之际,我突然有了一个冲动,想再次登门拜访每一位“慰安妇”幸存者,向她们问个安,再尽点微薄之力。我很快做好了计划,并列出了一个又一个“慰安妇”的名单,名单中又增加了一些新发现的“慰安妇”的名字。

2014年6月28日,我与昆明作家瑞秋及她的女儿在广西桂林荔浦县会合,一起去看望韦绍兰、何玉珍老人。韦绍兰老人曾经与何玉珍一样是被关押在马岭沙子岭慰安所的“慰安妇”。

何玉珍已经不能站立,她的腰弯曲超过90度。她几乎失去所有记忆,她的表情告诉我们,过去的屈辱史似乎与她无关。如今她唯一会做的事是将子女送过来的饭往嘴里送。11月26日,我得到了老人去世的消息。

韦绍兰,坐在老人旁边是她69岁的儿子罗善学,他是韦绍兰被日军强暴后生下的孩子。许多国内外媒体都来采访过韦绍兰,但很多记者是冲着她的日本人儿子来的。因为在有的媒体看来,采访“慰安妇”不稀奇,但采访一个“慰安妇”和她的日本儿子,这是很抢人眼球的新闻。

我在沁县、武乡见到的15名“慰安妇”中,有一半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令我高兴的是,我见到了骈焕英、李兰孩等8名新发现的“慰安妇”。

接着我又来到了盂县,该县我曾见过的“慰安妇”,目前只剩下张先兔一人。老人依然住在10年前我第一次来过的老房子里,她的老伴、曾被日军吓出终身发抖病的丈夫则在5年前去世。而她刚住院20多天后回来,已有20多天吃不下东西、喘不上气来。老人断断续续地重复着一句,我这么老,怎么还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