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张天麟
张天麟，这不是他本来的名字。他本名张天彪，字虎文。因为参加了国民党的革命，借用了他一个堂兄的名字，以作掩护，从此就霸占终生。我于1924年在新育小学毕业，大名鼎鼎的一中，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凑凑合合地去报考了“破正谊”。同班就有老学生张天彪，他大我四岁，因双腿有病，休学了四年，跟我成了同班。
综观虎文的一生，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仍然觉得他是一个爱国的人，一个有是非之辨的人，一个重朋友义气的人，总之，是一个好人。他对学术的向往，始终未变。
2002年1月14日
悼念周一良
最近两个月来，我接连接到老友逝世的噩耗，内心震动，悲从中来。但是，最出我意料的、最使我哀痛的还是一良兄的远行。
鲁迅先生也说，死大概会有点痛苦的，但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是会过得去的。一良的死却毫无痛苦，这对我们这些后死者也总算是一种安慰了。
一良小我两岁，在大学时至少应该同学二年的。一良出自名门世家，家学渊源，年幼时读书条件好到无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对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史籍，都有很深的造诣。一良虽然自称“毕竟一书生”，但是据我看，即使他是一个书生，也是一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书生，绝不是山东土话所称的“孬种”。
他们成了被哀悼者，我却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对哀悼这种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觉的；我这哀悼者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我内心的悲哀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我想什么都是没有用的，索性不再去想它，停笔凝望窗外，不久前还是绿盖擎天的荷塘，现在已经是一片惨黄。
2001年10月26日
西谛先生
西谛先生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我曾旁听过他的课。在课堂上，西谛先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大量的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
最初我当然对他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同他一接触，我就感到他同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儿教授架子；他也没有一点儿论资排辈的恶习。总之，我们对西谛先生是尊敬的，是喜爱的。我心里暗暗地感到庆幸和安慰，我暗暗地希望西谛先生能够这样活下去，多活上许多年，多给人民做一些好事情……
但是正当他充满了青春活力，意气风发，大踏步走上前去的时候，好像一声晴天霹雳，西谛先生不幸过早地离开我们了。他一生为了保存祖国的文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如果他还能活到现在，那该有多好！然而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呜呼！生死事大，古今同感。西谛先生只能活在我们回忆中了。
1980年1月8日初稿
1981年2月2日修改
我和外国文学
要想谈我和外国文学，简直像“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谈起。
我从小学时期起开始学习英文，年龄大概只有十岁吧。当时我还不大懂什么是文学，只朦朦胧胧地觉得外国文很好玩而已。文学艺术都必须要人了解，如果只有作者一个人了解（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就了解），那何必要文学艺术呢？
我在清华时就已开始对梵文产生兴趣。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更加深了我的兴趣。在德国十年，没有翻译过一篇梵文文学著作，也没有写过一篇论梵文文学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也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研究梵文文学。我的兴趣完完全全转移到语言方面，转移到吐火罗文方面去了。
1946年回国，我到北大来工作。我兴趣最大、用力最勤的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由于缺少起码的资料，已无法进行。直至此时，我还并没有立志专门研究外国文学。
我深知外国文学在我们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也深知我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于大大地提高。不管我其他工作多么多，我的兴趣多么杂，我绝不会离开外国文学这一块阵地的，永远也不会离开。
1986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