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热
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下于今天。
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会找不到工作，抢不到一只饭碗。
我虽然读西洋文学，但从小喜欢舞笔弄墨，发表了几篇散文，于是就被认为是作家，而在当时作家都是被认为能教国文的，于是我就成了国文教员。
别人出国留学镀金的消息，不时传入自己耳中。一听到这种消息，就像我看别人一样，我也是浑身发抖。
天赐良机
正当我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真像是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克。条件并不理想，一百二十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相比之下，官费一个月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了。
然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
但是，我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前面说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外，还有制装费和旅费。在过去一年内，我从工资中节余了一点钱，数量不大；向朋友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我充满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时候想得很美，有时候又忧心忡忡，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第一次大抉择、大冒险。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我终于在1935年8月1日离开了家。我先乘火车到北平。到北平以后，我先到沙滩找了一家公寓，赁了一间房子，存放那两只大皮箱。立即赶赴清华园，此时正值暑假，学生几乎都离校回家了。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的。仅仅在一年前，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那众多的小伙伴都还聚在一起，或临风朗读，或月下抒怀。然而曾几何时，今天却只剩下我一个人又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宇宙似乎也变得空荡荡的，令人无法忍受了。
回到北平以后，几个朋友在北海公园为我饯行，记得有林庚、李长之、王锦弟、张露薇等。玩了整整一天，尽欢而散。
8月31日，朋友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就是现在的前门老车站。
满洲车上
当年想从中国到欧洲去，飞机没有，海路太遥远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车到了山海关，要进入“满洲国”了。车停了下来，我们都下车办理入“国”的手续。无非是填几张表格，这对我们并无困难。但是每人必须交手续费三块大洋。这三块大洋是一个人半月的饭费，我们真有点舍不得。既要入境，就必须缴纳，这个“买路钱”是省不得的。幸而没有出麻烦，我们顺利过了“关”，又登上车。我们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是一个什么地方，个个谨慎小心，说话细声细气。
在哈尔滨
我们必须在哈尔滨住上几天，置办长途旅行在火车上吃的东西。
我们在旅店里休息了以后，走到大街上去置办火车上的食品。
谁来到哈尔滨，大概都不会不到松花江上去游览一番。我们当然也不会自甘落后，我们也去了。当时正值初秋，气温可并不高。我们几个人租了一条船，放舟中流，在混混茫茫的江面上，真是一叶扁舟。回头看划船的两个小白俄男孩子，手持双桨主划的竟是一个瞎子，另一个明眼孩子掌舵，决定小船的航向。我们都非常吃惊。松花江一下子好像是不存在了，眼前只有这个白俄盲童。环顾四周，风光如旧，但我心里却只有这一个盲童，什么游人，什么水波，什么铁桥，什么景物，统统都消失了。我自己思忖：盲童家里的父、母、兄、妹等，可能都在望眼欲穿地等他回家，拿他挣来的几个钱，买上个大“列巴”，一家人好不挨饿。我浮想联翩，越想越多，越想越乱，我自己的念头，理不出一个头绪，索性横一横心，此时只可赏风光。此时，太阳已经西斜，是我们应该回去的时候了。我们下了船，尽我们所能，多给两个划船的白俄小孩一些酒钱。
过西伯利亚
我们在哈尔滨住了几天，登上了苏联经营的西伯利亚火车，时间是9月4日。
车上的生活，单调而又丰富多彩。每天吃喝拉撒睡，有条不紊，有简便之处，也有复杂之处。简便是，吃东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两个大篮子，饿了伸手拿出来就吃。复杂是，喝开水极成问题，车上没有开水供应，凉水也不供应。
谈到拉撒，却成了天大的问题。一节列车供着四五十口子人，却只有两间厕所。经常是人满为患。
但是，车上的生活也不全是困难，也有愉快的一面。我们六个中国学生一般都是挤坐在一间车厢里。我们闲坐无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一时无话可谈的时候，我们就下象棋。侃大山和下象棋，觉得乏味了，我就凭窗向外看。就这样，我们在车上，既有困难，又有乐趣，一转眼，就过去了八天，于9月14日晚间，到了莫斯科。
在赤都
莫斯科是当时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颇具神秘色彩，是世界上许多人所向往的地方。
任何行车时间表上，也都没有在这里停车两天的规定。然而据以前的旅行者说，列车到了莫斯科，总用种种借口，停上一天。
对我们青年来说，赤都不是没有吸引力的。火车一停，路局就宣布停车一天，修理车辆。
我们这一群外国旅客被送上一辆大轿车，到莫斯科市内去观光。导游小姐用英文讲解。
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应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位清华同学的邀请，到一家餐馆里去吃饭。晚上，我们又回到火车上。
早晨八时，火车到了德国首都柏林。长达十日的长途火车旅行就在这里结束。
初抵柏林
柏林是我这一次万里长途旅行的目的地，是我的留学热的最后归宿，是我旧生命的结束，是我新生命的开始。清华老同学赵九章等，到车站去迎接我们，为我们办理了一切应办的手续，使我们避免了许多麻烦，在离开家乡万里之外，感到故园的温暖。
来到柏林，必须补习德语口语，不再成为哑巴。远东协会的林德和罗哈尔博士热心协助，带我到柏林大学的外国学院去，见到校长，他让我念了几句德文，认为满意，就让我参加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的最高班。从此我就成了柏林大学的学生，天天去上课。我上课时，总和乔冠华在一起。我们每天乘城内火车到大学去上课，乐此不疲。
说到乔冠华，我要讲一讲我同他的关系，以及同其他中国留学生中我的熟人的关系，也谈一谈一般中国学生的情况。他颇有些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同一般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往来，同这些人更是格格不入，毫无共同的语言。
我到德国来念书，柏林只是一个临时站，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的。德国学术交换处的魏娜，最初打算把我派到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去。但是这地方离柏林较远，比较偏僻，我人地生疏，表示不愿意去。最后，几经磋商，改派我到哥廷根大学去，我同意了。
哥廷根
我于1935年10月31日从柏林到了哥廷根。原来只打算住两年，焉知一住就是十年整，住的时间之长，在我的人生中，仅次于济南和北京，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我初到哥廷根时，人地生疏。老学长乐森先生到车站去接我，并且给我安排好了住房。
我初到哥廷根时的心情怎样呢？为了真实起见，我抄一段我到哥廷根后第二天的日记：
1935年11月1日
我终于把梦捉住了，我到了德国。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现在又终于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其实又有谁能知道呢？
从这一段日记里可以看出，我当时眼前仍然是一片迷茫，还没有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
道路终于找到了
在哥廷根，我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指的是梵文的学习。这条道路，我已经走了将近六十年，今后还将走下去，直到不能走路的时候。
这条道路同哥廷根大学是分不开的。
在这样一座面积虽不大但对我这样一个异域青年来说仍然像迷宫一样的大学城里，要想找到有关的机构，找到上课的地方，实际上是并不容易的。如果没有人协助、引路，那就会迷失方向。我三生有幸，找到了这样一个引路人，这就是章用。
他带我走熟了哥廷根的路，但我自己要走的道路还没能找到。
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我就是在这样一种绝对自由的气氛中，在第一学期选了希腊文。
至于梵文，我在国内读书时，就曾动过学习的念头。哥廷根实际上是学习梵文最理想的地方。我决心既下，1936年春季开始的那一学期，我选了梵文。
我从此就找到了我真正想走的道路。
怀念母亲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我的祖国母亲，我这是第一次离开她。为了保存当时真实的感情，避免用今天的情感篡改当时的感情，我现在不加叙述，不作描绘，只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中摘抄几段：
1935年11月16日
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凄凉。
11月20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在沙发上，听风声在窗外过路。风里夹着雨。天色阴得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到故国了。
总之，我不想在国外待。一想到我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就心潮腾涌，惶惶不可终日，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
二年生活
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订的合同，规定学习期限为两年。
在这两年内，一般说来，生活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大风大浪，没有剧烈的震动。实际上，在当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都是处在大风暴的前夕。
章用一家
我上面屡次提到章用，对他的家世也做了一点简要的介绍，现在集中谈他的一家。
章士钊下台以后，夫妇俩带着三个儿子，到欧洲来留学，就定居在哥廷根。后来章士钊先回国，大儿子章可转赴意大利去就学，三儿子章因到英国去念书。只有二儿子章用留在哥廷根，陪伴母亲。我到哥廷根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母子二人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年了。
章老太太是英国留学生，英文蛮好的。英国人的傲慢与偏见，她样样俱全。她儿子章用是很聪明的人，对自己母亲这种举动当然是看不惯的。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又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她讲丈夫的故事，不知讲了多少遍，有时候绘形绘声，讲得琐细生动之至。
就这样，章伯母欢迎我们到她家去，我自己也愿意去看一看这一位简单天真的老人。我的目的主要是去找章用，听他谈一些问题。
这样美好的时光并不很长，可能只有1936年一个夏天。一转到1937年，章家的国内经济来源出了问题，无力供给在德、英、意三个国家的孩子读书和生活。他们决定，章用先回国去探听探听。后来，章用从国内来了信：经济问题无法解决，章用不能回来了，要老太太也立即回国。
从此以后，我同他们母子都没有能再见面。
汉学研究所
章用一家走了，1937年到了，我的交换期满了，是我应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的家乡山东济南就被日军占领，我断了退路，就同汉学研究所发生了关系。
所长是古斯塔夫·哈隆教授，是苏台德人，在感情上与其说他是德国人，毋宁说他是捷克人。我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主动跟我谈这个问题，问我愿意不愿意留下。我已是有家归不得，正愁没有办法，他的建议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于是交换期一满，我立即受命为汉文讲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
在这以前的两年内，德国的邻国，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种奇特的病，称之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没有学过医，不敢乱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刚三岁，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现在，我竟有幸亲身经历了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时间要长得多、伤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
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设法回国。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到了柏林以后，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即便到了那里，也难以立即回国。看来只能留在德国了。
我又恢复了七年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日子虽然过得顺利，平静。但也不能说一点波折都没有。我同张维等几个还留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严肃地商议了一下，决意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
大轰炸
然而来了大轰炸。
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四年。然而曾几何时，盟军的轰炸能力陡然增强。飞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每一次飞机的数目也越增越多。不但白天来，夜里也能来。
哥廷根是个小城，最初盟国飞机没有光临。在哥廷根第一次被轰炸之后，我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只要警笛一响，我立即躲避。
在饥饿地狱中
同轰炸并驾齐驱的是饥饿。
我虽生也不辰，在国内时还没有真正挨过饿。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优哉游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黄油失踪以后，取代它的是人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