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发展进入新的时代背景
一、城市本身发展理念的变化
（一）健康城市
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健康城市是指不断创建和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地扩大社区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活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相互支持的城市，其目的是通过人们的共识，动员市民与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合作，以此提供有效的环境支持和健康服务，从而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和市民的健康状况。
（二）生态城市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中，指出生态城市是“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
（三）低碳城市
气候组织给低碳城市下的定义为：在城市内推行低碳经济，实现城市的低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
（四）宜居城市
宜居城市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
（五）创新型城市
创新型城市是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驱动力，创新资源高度聚集的城市。由于创新型城市摆脱传统城市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因而成为克服城市病的选择之一。
二、城市—区域关联的凸显
（一）城市群（都市圈）发展
城市群（又称城市带、城市圈、都市群或都市圈等）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边辐射构成城市的集合。城市群的特点反映在经济紧密联系、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交通与社会生活、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相互影响。由多个城市群或单个大的城市群即可构成经济圈。
（二）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了世界新的城市等级体系形成
城市密集地区从传统意义的地区内“城市—区域”关系演化为“城市每区域—全球”新的关系形式。这一趋势一方面使得城市聚集能力（经济、政治与文化能量）和空间极化更加明显，国家内的城市密集地区数量和作用不断提高。
三、我国正进入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我国正进入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中国发展基金会举办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发布会，提出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道路。
城市群的大规模发展必将以区域内特大城市为核心、以特大城市辐射范围为半径。特大城市应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形成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城市群。
第二节 评价模型设计、指标与实证
一、模型设计与指标
基于当前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机遇，本部分从环境、效率、均衡三个维度展开，设计一个针对特大城市的产业优化调整的评价标准体系。环境维度主要包括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工业用水等指标进行展开。效率维度则主要从人均产出和地均产出等指标进行展开。均衡维度则主要考虑特大城市发展必须注重区域均衡，包括中心城区的有限性和城市—区域间的协同性，形成职住均衡指标和区域均衡指标。
二、16个特大城市的实证比较
根据2010年的公开数据，当前算得上特大城市大致有16个，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苏州、西安、沈阳、哈尔滨、成都、重庆、广州、深圳、武汉、东莞和佛山等。总体而言，这16个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三次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效率和产业发展活力上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
（一）经济发展水平
为了更好地反映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本部分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反映。根据其内部差异，其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人均GDP达10万元以上的城市；第二类是人均GDP在8万至10万元的城市；第三类是人均GDP在8万元以下者。
（二）产业发展结构
考察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结构，主要是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就是通常使用的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这些城市的三次结构同样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服务业水平达60%以上的城市，可以称为高度服务化的城市；第二类是服务业比重在50%至60%的城市。
（三）产业发展效率
若以地均（建设用地）产出来衡量产业发展效率，地均产出的水平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均产出水平超过20亿元每平方公里；第二类是地均产出在10亿元每平方公里至20亿元每平方公里的城市；第三类是地均产出在10亿元每平方公里以下的城市。
（四）产业发展活力
若以城市外来人口比例反映城市发展活力，城市外来人口系数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城市外来人口数量超过户籍人口的城市，即城市外来人口系数值为1以上的城市；第二类是城市外来人口系数在0.5至1的城市，也即外来人口数占户籍人口数一半以上直到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相等的城市；第三类是城市外来人口系数值在0.5以下的城市。
三、三大典型城市—区域的比较
（一）京沪渝区域化阶段比较
本章实证部分将选取3个重点城市，即长三角中的上海、京津冀中的北京和成渝经济区中的重庆。
（二）环境维度的产业发展约束
根据大伦敦管理局2014年9月份的全球重要城市空气质量比较报告，在比较分析的36个城市中，入选的北京和上海分别排在倒数第二位和倒数第三位，足见空气质量亟待提升。而重庆则在全国环保部的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居中游，空气质量基本为良。从环境维度的指标来看，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占GDP，即综合处理利用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的产品产值，北京最少，不到0.1%，上海为0.1%，重庆高达0.5%。另外，在废物处理方面，北京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较低，为80.98%，小于上海和重庆。就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指标来看，上海的值最高，重庆次之，北京最低。而结合北京是这3个特大城市里工业占GDP比重最低，而工业的能源消费量占据了整个城市的大部分，喻示北京在技术装备、生产工艺、能源利用效率及管理水平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结合每1万元的城市GDP所需要的标准煤吨数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量指标来看，北京相对较低，重庆较高，说明北京的经济结构对煤的依赖性不高，且燃煤效率高；而重庆刚好反之；对于单位GDP工业用水量指标，北京数据缺乏，重庆为6.44吨每亿元，低于上海。所以，该环境维度指标横向对比显示北京工业产业的能源利用及水的使用效率高，重庆次之，上海较差；北京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上较少，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低，重庆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多，且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高，上海位居中间。
（三）效率维度的产业发展约束
效率维度指标，着重列出了按三次产业分的生产效率及考虑城市土地面积的地均产出。三次产业的劳动效率，城市间的横向比较均是上海最高，重庆次之，北京最低；而单个城市内部三次产业相比，则是第一产业最高，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低。可见上海在城市的三次产业的劳动效率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另外，在每个城市内部由于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远高于第一产业，服务业及一些低端制造业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则使得二三产业的劳动效率不高，第一产业即使产值小，但劳动效率却很高。另外，服务业从地域上分，市辖区的劳动效率高于全市，说明第三产业主要产值来自城市辖区和中心区域，因为该城市区域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集中。第二产业的劳动效率在地域上则有分化：北京是市辖区高于全市，而上海与重庆均是全市高于市辖区。3个特大城市的工业增加值均占据了第二产业比重的80%以上，特别是上海90%以上，显示北京与其他两个城市在工业布局上有一定的差异。另外，地均产出无论是全市范围还是市辖区范围也是上海最高，北京次之，重庆最差，说明3个特大城市行政区划面积上所进行生产的效率差异。
（四）均衡维度的产业发展约束
均衡维度指标是3E模型测度指标体系中的一个关注在全市及市辖区两个地域内就业人口和居住人口之间的差异的指标，用以寻求产业发展布局时需要考虑的合理的职住均衡及区域均衡。可以发现，在2010年，上海人口密度无论全市范围还是市辖区范围几乎是北京的3倍、重庆的5倍。这除去上海常住人口多的原因以外，还有就是建成区土地面积少，市辖区只有866平方公里。本部分使用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比率这一指标替代岗位数与居住人口比率，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岗位数基本上可以看作一个就业人员的就业。这里，本部分假定一个典型的城市三口之家有父母其中任意一人出去上班，则获得的家庭层面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的比率为三分之一，再结合各个城市实际的平均每户人口数据，北京2.7、上海2.45、重庆3.23，可以粗略得到家庭层面的就业人口比率分别为：北京0.9、上海0.817、重庆1.08。这三个数可以作为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比率指标的参考与上限。据此，发现3个特大城市在全市范围和市辖区都远小于这个上限，喻示大城市存在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就业人口大量外移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该指标的偏低也说明区域的职住并不均衡，远小于各个城市自身估计的该指标上限，说明存在城市自身就业不足，有居住人口需要向城市外围寻找就业。
第三节 发展阶段的分化与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一、城市—区域的相互作用：极化与扩散
（一）极化发展
极化发展过程中，增长极扮演着主导角色，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其他城市和地区则处于被带动的地位。因此，在城市—区域系统中的极化效应，源自中心城市优越的区位和先发优势，这些优势促进周围地区要素和资源向中心城区集聚，加快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而外围区域却受到制约，表现为中心城市吸引了外围地区的资本和高素质人才等稀缺资源，从而抑制外围的经济增长。
（二）扩散发展
中心城市的增长会提升对外围地区要素与原材料的需求，在中心城市扩张过程中，中心城市的要素、技术和资本等开始向外扩散，带动周围区域的发展，对外围地区的增长产生“扩散效应”。
二、基于城市—区域相互作用的阶段划分
（一）极化效应主导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阶段
在一个城市—区域经济系统中，中心城市与外围区域间相互作用主要为极化效应，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开始迅速成长，区域内的要素相互流动较少，主要以外围区域要素向中心城市快速集聚为主，各中心城市间的联系相对较弱。在区域内已经形成若干不同等级的中心，但彼此联系发展缓慢。
（二）扩散效应增强的城市群化发展阶段
区域中最大的中心城市依靠自身的初始优势不断向外扩展蔓延，在自身规模不断增大的基础之上与外围区域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外围区域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下也迅速成长，核心都市区形成。
（三）扩散效应—极化效应均衡的成熟城市群发展阶段
随着轴带形的雏形城市群逐渐发育成熟，城市群沿发展主轴与两侧地区建立起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城市群化发展开始变得显著，依靠具有密切联系的功能性区域网络，资源整合、产业整合、功能整合、管理整合等政策，可有效促进货物、服务、人才、技术、资金的自由流动和相互补充，消除地域分割与资源禀赋的残缺，形成内部和外部的规模经济，发育成为相对成熟的城市群逐步成型。通过核心要素在不同空间圈层的集聚与扩散，最终实现内部组织的不断优化，走向动态的均衡阶段。
三、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区域差异化的产业优化路径
（一）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一体化导向下实施产业功能提升战略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发展阶段相对成熟城市群，上海是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根据中心城市上海与外围长三角区域间发展状况的分析来看，当前上海—长三角基本处于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长三角城市群的环境、效率和均衡约束都相对较高，而要素和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相对自由，且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方面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
（二）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功能疏解导向下实施产业优化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是成长中的城市群，北京作为该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长期以来极化效应较为明显，周围区域的发展相对较缓。推进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健康发展的重要部分，需要“坚持疏控并举，深度推进产业疏解”。
（三）成渝城市群的重庆：极化发展导向下的聚焦重点产业升级
成渝城市群是新晋的国家级城市群。总体而言，还处于极化效应主导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阶段。作为中心城市之一的重庆，应采取高端化、集群化和重点聚焦等方式促进产业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