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盟”旧址是1936年德国留学回国的工程师杨能深所建，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60平方米。旧址由三部分组成，主楼为宋庆龄及“保盟”总部用房，后楼附属建筑为工作人员用房，房后有一个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防空洞。1939年该房曾被外交部租用，一度用作接待外国客人。
1940年3月31日，宋庆龄第一次来到战时首都重庆，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但是，宋庆龄决定赴重庆，不是因为私人关系，而是为联合抗战打下基础。“用行动实现团结、统一、联合抗战的理想。”宋庆龄在《渝行观感》的谈话中阐明了她的这一观点。
宋庆龄在重庆短短的几十天里，前往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探望了战争中收容的孤儿，到医院慰问伤兵……据陈列馆工作人员介绍，此次重庆之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看成是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
“保盟”在渝重建
坚持抗战4年
宋庆龄办公室、“保盟”会议室……记者在陈列馆中逐一探寻着在“保盟”留下的历史印记，它们仿佛在轻轻地诉说着那些承载着抗战岁月的记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庆龄从香港再次来到重庆。此行，宋庆龄是想在重庆重建“保卫中国同盟”。“保盟”是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发起筹组的，吸收了国内外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参加，是一个极为广泛的-组织。
起初，宋庆龄在重庆没有住房，只好暂住大姐宋霭龄家。宋霭龄的丈夫是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宋庆龄在孔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孔家仆人的监视，她根本无法开展“保盟”工作。而后，她辗转搬到两路口新村3号(现两路口新村5号)，不停地写信发往国外，邀请原“保盟”中央委员会成员速来重庆。1942年8月，“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建立。
“重庆是战时首都，在国统区开展“保盟”工作非常困难，常常遇到国民党的重重阻力。”陈列馆工作人员介绍，在“保盟”办事处——宋庆龄寓所周围，常常有特务监视，机关刊物《保盟新闻通讯》受国民党限制，得不到许可，加之战时国内物价飞涨，“保盟”工作更加困难。但宋庆龄毫不退缩，运用她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冲破国民党的种种-，不断争取国际援助。
“保盟”在重庆坚持抗战四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11月，宋庆龄离渝返沪，“保盟”也随之迁往上海，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仍由宋庆龄主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