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地处闹市却自享幽静，两旁低低的花园洋房和石库门住宅，显得低调和笃定。20世纪20年代，这里是沪西兆丰公园附近的偏僻路段。因为利于隐蔽，中共中央第二次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部就在这里创刊、发行。
亨昌里的前门躲在愚园路边梧桐树掩映的店铺中间，弄堂的后门可以通到长宁路。弄堂里共有5排新式石库门房子，都是假三层联列式外廊风格。这是先施、永安两大百货公司于1925年合资兴建的公司高级职员的居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停刊。中央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后，决定重新出暇中央机关刊物，定名《布尔什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郑超麟五人组成委员会，瞿秋白为丰任，在中央常委监督和指导下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委员都有参加和投稿的义务。部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同在一处一一亨昌里418号，共同办公。
1927年l0月24日，《布尔什维克》创刊号以16开的书刊形式正式出版。“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江苏、广东、广西、湖北、河南等省，领导了上百次的工农武装暴动，开辟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新局面，《布尔什维克》及时报道了工农武装暴动的经过，以及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斗争的情况，并发表研究斗争策略的文章。关于广州起义，《布尔什维克》连续出了三期特刊。党刊还特別介绍和赞扬了井冈山的斗争。刊行期间，它保存了党在一段时期内的大量历史文献，记录了党领导人民在实际斗争中的历史事实。
由于上海当时处存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统治下，《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秘密出版发行。1928年2月以后，经常不能按时出版，中间曾有几次休刊，最长的一次达8个月。为了避免特务密探的破孩与检查，从1929年1月第二卷第三期开始，不再用“布尔什维克”的字样，封面上曾先后印着《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经济月刊》、《平民》、《虹》等刊头；借用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商务印书馆”、“中国经济学会”、“经济月刊社”等单位的名称出版印行；还曾以顾康伯、钱玄同等知名学者之名为编著者。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随着中央机关迁到革命根据地，《布尔什维克》在上海的出版工作逐步结束。至1932年7月，《布尔什维克》共出5卷(第一卷28期，第二卷11期，第三卷6期，第四卷6期，第五卷1期)。是年底，部撤离上海。
亨昌里418号位丁弄内住宅的第四排两端第一单元。当年，这摩建筑的底层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岁绮园的住处，前客堂是会客室，西式布置，摆着长沙发、单人沙发和靠背椅。后客堂是饭厅，在两间房当中有一拉门。饭厅中央有一排仿红木八仙桌，桌上置放4套有盖茶盏，桌周有4张长靠背木倚。房间北面角放一张茶几，上面有一台二三十年代的台扇。二楼南室为党刊主编、宣传部秘书郑超麟的住处。罗绮园从广东来中央前，瞿秋白经常以兼职宣传部长身份到部指导工作。北室先是黄文容的卧室，后为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罗亦衣牺牲前的最后住处。二层的前房为郑超麟的办公室兼卧室，也是瞿秋白等党内领导来部碰头开会的地方。室中间有一张八角麻将桌，开会时就以搓麻将作掩护，室内置有大床、衣橱、写字台等家具。后房为当时部秘书黄玠然的卧房兼办公室，***、岁亦农等也曾住过此室。室内的东墙角，有一具瞿秋白寄放在部的私人藏书橱，内多为外文书籍。
愚园路上的亨昌里418号现已成为长宁区革命历史文物陈列馆。1988年10月24日，《布尔什维克》部在创刊61周年纪念日当天正式向社会开放。现在的愚园路依旧安静祥和，历史的风霜可以改变建筑的外貌，更可以把红包的记忆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