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天后，斯特里克兰太太派人给我送来一张便条，问我能否在当天晚饭后去见她。我发现她一个人在家。她穿着朴素得近乎粗陋的黑色衣裙，暗示她失去亲人的痛苦状态。尽管她的悲痛情感是真实的，但她仍能按照自己对社会礼仪的理解穿上适合她的身份和角色的正式服装，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人感到惊讶。
“你说过，如果我想让你做什么事，你都会去做的。”她说。
“对，我说过。”
“你愿意到巴黎去一趟，看看查尔斯吗？”
“我？”
我大吃一惊。想起我只见过他一次。我不知道斯特里克兰太太想让我做什么。
“弗雷德决定去。”弗雷德就是麦克安德鲁上校。“可是我相信他不是合适的人选。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我不知道还能叫谁去。”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觉得我即便犹豫一下，也是不通人性的表现。
“可是我跟你的丈夫只说过不到十句话。他不了解我。他可能会叫我滚蛋。”
“那对你也不会有什么伤害呀。”斯特里克兰太太笑着说。
“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她没有直接回答。
“我想，他不了解你倒是一个有利条件。你明白吗，他就没真正喜欢过弗雷德；认为弗雷德是个傻瓜；他不理解军人。弗雷德会大发脾气，会引发争吵，事态不会好转，而是会更糟。如果你说你是代表我去的，查尔斯不会拒绝听你说话。”
“我跟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我回答，“我不明白你怎么能随便指派一个人去处理这样的事，除非这个人了解全部细节。我不想探察跟我没关系的事。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他呢？”
“你忘了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
我不说话了。我想象自己去拜访查尔斯·斯特里克兰，递上我的名片；我想象他走进屋子，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那张名片。
“是什么让您大驾光临？”
“我来看你，是为你妻子的事。”
“是吗？等你年纪再大点儿肯定会懂得，只关心自己的事是个优点。如果你愿意把头往左转一点儿，你会看见大门。午安，再见。”
我预见到我很难体面地出去，我真希望没回伦敦，等斯特里克兰太太把这些难事搞定了再回来就好了。我偷偷地瞟了她一眼。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很快，她抬起头来看看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并微微一笑。
“事情都来得那么出乎意料，”她说，“我们结婚十七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查理[37]是个会迷恋别人的那种男人。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当然啦，我有很多兴趣爱好是他没有的。”
“你弄清楚是谁，”——我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什么人，跟他一起出走的吗？”
“没有。好像没人知道。这太奇怪了。一般来讲，一个男人跟什么人谈恋爱的时候，别人会看见他们一起活动、一起吃午饭什么的，妻子的朋友总会来告诉那个妻子。没有人提醒我——一个都没有。他的信就像晴天霹雳。我还以为他一直十分快乐呢。”
她哭了起来，可怜的人儿，我为她感到难过。可是过了一小会儿，她就平静些了。
“我不能让人笑话，这没有好处。”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决定我最应该怎么办。”
她接着说下去，似乎想起什么说什么，一会儿谈前不久的事，一会儿又谈他们最初相遇和后来结婚的事，但是我很快便把这些事连贯起来，在脑中形成了他们生活状况的画面；在我看来，我先前的猜想并不一定不正确。斯特里克兰太太的父亲曾在印度任文职官员，退休后便定居英国内地的乡下，可是他有一个习惯，每年八月总要带着全家到伊斯特本[38]去换换环境，呼吸新鲜空气；艾米二十岁时，就是在那里遇见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查尔斯那年二十三岁。他们两人一起打网球，一起在海滨散步，一起听黑人流浪歌手唱歌；在他提出求婚前一个星期，她已决定接受他的求婚了。他们在伦敦安了家，先是住在汉普斯特德区，待生活富裕之后便搬到了城里。他们生养了两个孩子。
“他好像一直特别喜欢这两个孩子。即便他对我厌倦了，我也不相信他真能狠心离开他们。这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就是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相信都是真的。”
最后，她把丈夫写的信拿出来给我看。先前我就很好奇，想看那封信，但没敢冒昧提出来。
我亲爱的艾米：
我想，你会发现公寓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我已向安妮转达了你的嘱托，你回来时，你和孩子们的晚饭会准备停当。我不会在那里迎接你们。我已下定决心与你分居，我准备上午去巴黎。等到达后再给你寄这封信。我不会回来了。我的决定不能改变。
你永远的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
“一句解释的话或道歉的话都没有。你不觉得这样做很不符合人性吗？”
“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很奇怪。”我回答。
“那么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变了。我不知道那个控制了他的女人是谁，但那女人让他变了一个人。这事显然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是什么让你这样想呢？”
“是弗雷德发现的。我丈夫说他每星期有三四个晚上去俱乐部打桥牌。弗雷德认识那里的一个会员，就跟那人说起查尔斯是个桥牌高手。那人很惊奇。他说在打牌室从来没见过查尔斯。现在来看很清楚了，我以为查尔斯在俱乐部的时候，他正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想起了他们的孩子。
“向罗伯特解释这事一定很困难。”我说。
“啊，我没给他们两个透露一句话。你明白吗，我们前一天才回到城里，第二天他们就得去上学了。我很冷静地说，他们的父亲被叫走出差去了。”
她心中藏着这个突如其来的秘密，要表现得跟往常一样，做出无忧的姿态，实在很不容易；还要关照一切需要做的事，给孩子们打点行装，让他们顺利地去学校，更是不容易。斯特里克兰太太的声音又哽咽了。
“他们以后会怎么样，可怜的宝贝们？我们怎么过下去呢？”
她拼命控制自己的感情，我看见她的两只手一会儿握紧，一会儿松开。这是非常痛苦的。
“如果你认为我能帮上忙，我当然愿意去巴黎，可是你必须确切地告诉我你想让我干什么。”
“我想让他回来。”
“我听麦克安德鲁上校说，你已经决心提出离婚了。”
“我永远不跟他离婚，”她突然大声回答，“把这话告诉他。他永远娶不了那个女人。我跟他一样执拗，我永远不跟他离婚。我得为孩子们着想。”
我现在想，她补充这几句话是为了向我解释她的态度，但我当时以为她是出于很自然的嫉妒心，而不是出于母亲的忧虑。
“你还爱他吗？”
“我不知道。我想让他回来。如果他回来，我们就让这件事成为过去。我们毕竟结婚十七年了啊。我是个心胸开阔的女人。我不会在意他都干了些什么，只要我对那些事一无所知。他必须明白，他对那个女人的痴迷是不能长久的。如果他现在回来，一切都可以抹平，谁都不会知道这件事。”
斯特里克兰太太竟然那么在意别人的议论，让我心里有点发凉，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别人的意见在一个女人的生活中会起多大作用。女人的这种态度给她们让人感受深切的情感蒙上了一层不真诚的阴影。
有人知道斯特里克兰在巴黎的住处。他的合伙人曾写了一封言词激烈的信寄到他的银行，嘲笑他隐瞒自己的行踪；而斯特里克兰则用讥笑和幽默的口吻写了一封回信，告诉合伙人具体到哪里去找他。他显然住在一个旅馆里。
“我从来没听说过那家旅馆，”斯特里克兰太太说，“可是弗雷德很了解。他说那家旅馆收费很贵。”
她有些脸红。我想象她似乎看见自己的丈夫在一个豪华套房里安顿下来，去一家又一家高级餐厅吃大餐；我想象她似乎看见了他日日去赛马会、夜夜去剧场的情景。
“在他这个年龄，不能这样过下去，”她说，“他毕竟四十岁了。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我能理解，可是我认为他这个岁数的人，又有快要成年的孩子，这样下去是很可怕的。他的身体受不了。”
愤怒在她胸中与悲伤抗争。
“告诉他，我们的家在呼唤他。一切还跟原来一样，可是又不一样了。没有他我没法生活。我宁愿自杀。跟他谈谈我们的过去，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一切。我们的孩子问起他的时候，我该怎么说呢？他的房间跟他刚离开时一模一样，在等他回来。我们都在等他回家。”
现在她才告诉我具体应该说什么话。对于她丈夫可能说的每一句话，她都详细地告诉我怎样应答。
“你会尽一切力量帮助我吧？”她可怜巴巴地说，“告诉他我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明白她希望我能使尽全身解数来唤起她丈夫的同情心。她失声痛哭。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对斯特里克兰的冷酷行为感到愤慨，于是承诺要尽一切努力把他带回来。我同意后天去巴黎，并且待在那里，直到有了结果。后来，天色晚了，我们两人都因情绪过于激动而疲惫不堪，我便离开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