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剧院看戏的时候看到了她，她向我招手。幕间休息时，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若非有人提起她的名字，我几乎都认不出她来。她兴致勃勃地跟我聊起来。
“我们认识不少年啦。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们都已不再年轻。你还记得我第一回见你的情形吗？你邀请我共进午餐。”
我能不记得吗？
那是二十年前，当时，我还在巴黎，住在拉丁区一间前临公墓的小公寓楼上。我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灵肉不分家。她曾读过我的一本书，并就此事给我写过信。我回信谢谢她，随即又收到她的一封信，说她要路过巴黎，乐意与我一谈，不过时间有限，仅有的空当在下周四。她那天上午在卢森堡，问我是否愿意请她在福约餐厅午餐。福约餐厅是法国参议员用餐的地方，远超我的经济能力，我连想都不敢想去那里就餐。可是我被奉承得晕了头，更何况当时太年轻，还没有学会拒绝一位女士。（附带说一句，极少有男人做得到，而等他们学会之时，却年事已高，说什么对女人已经无关紧要了。）我还有八十法郎（金法郎）撑到月底，有节制的一餐花费不会超过十五法郎。接下来的两周省掉咖啡的话，满可以对付过去。
于是，我回复说乐意与朋友——笔友——周四中午十二点半在福约餐厅小聚。她没有我预想的年轻，与其说外表魅力迷人，不如说气势逼人。实际上，她已经四十岁了（一个有魅力的年龄，但也不会令人一见就激情迸发），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牙齿似乎比实际需要多一些，很白，很大，很齐整。她十分健谈，鉴于她倾向于谈论跟我有关的事情，我就预备着做个好听众。
餐单送上来时我心里咯噔一下，价格比我预计的高出许多。但她的话让我放了心。
“我午餐几乎不吃什么。”她说。
“噢，可别这么说！”我慷慨地说。
“我吃的从来不超过一样。我觉得现在人们都吃得过量。也许，来点儿鱼吧。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鲑鱼。”
那会儿时节尚早，鲑鱼也不在餐单上，不过我还是问了侍者。有，一条漂亮的鲑鱼刚刚送到，今年头一份。我为客人点了鲑鱼。侍者又问她等待烹鱼的时候是否来点儿什么别的。
“不用，”她答道，“我吃的从来不超过一样。除非你们有鱼子酱。鱼子酱我是从不介意来一些的。”
我的心微微一沉。我知道鱼子酱我付不起，可总不能明确告诉她。我对侍者说务必要上鱼子酱。我给自己点了菜单上最便宜的一道菜——羊排。
“我觉得吃肉可不明智，”她说，“真不知道吃了肉排这种油腻东西你还怎么写作。我可不能让肠胃负担过重。”
接下来是喝什么的问题。
“午餐我是什么都不喝的。”她说。
“我也是。”我马上接腔。
“白葡萄酒除外。”她继续说，就好像我刚才什么都没说似的。“法国白葡萄酒十分清淡，十分有助于消化。”
“你想喝点儿什么？”我问她，依然客气，但是难称殷勤。
她粲然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除了香槟，医生什么都不让我喝。”
估计我的脸色都白了。我点了半瓶香槟。我顺便提到我的医生绝对禁止我喝香槟。
“那你喝什么？”
“水。”
她吃了鱼子酱，又吃了鲑鱼，大谈艺术、文学、音乐，兴致高涨。可我一直在想账单会是多少钱。我的羊排上来时，她非常严肃地教导了我。
“我发现你习惯午餐吃得油腻。这样肯定是错误的。你何不学我只吃一样呢？你肯定会感觉好很多。”
“我也是只吃一样东西啊。”我说。这时侍者又来了，带着账单。
她摆摆手，让他待在一旁。
“不，不，我午餐从不吃什么的。就一口，绝不贪多，吃也是为了助谈而已。我几乎什么都吃不下了——除非他们有那种大芦笋。要是来巴黎不吃点大芦笋，可就太遗憾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在商店里见到过那种芦笋，我知道那东西价格高得吓人。每次看到芦笋，我都垂涎欲滴。
“这位女士想问问你们是否有大芦笋。”我问侍者。
我尽我所能，运用意志力影响侍者，想让他说没有。他教士般的宽脸庞上绽放出愉快的笑容，确认他们有芦笋，大且嫩，可称奇珍。
“我一点儿都不饿了，”我的客人叹息着说，“不过若是你坚持，我也不妨来一点儿芦笋。”
我点了芦笋。
“你一点儿都不要吗？”
“不，我从不吃芦笋。”
“我知道有人不喜欢吃芦笋。可你的情况是吃肉太多，毁了胃口。”
我们等着烹芦笋。恐惧攫住了我。现在不是我还能结余多少钱维持到月底的问题，而是我能否有足够的钱付账。要是发现还差上十法郎，不得不向客人借钱的话，那就太丢人了。我做不出来。我很清楚自己有多少钱，若是账单超支，就下定决心这么办：把手往口袋里一伸，夸张地尖叫，马上跳起来，说遭了贼。当然，要是她也没有足够的钱付账可就太窘了。那样一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抵押我的表，回头再付。
芦笋端上来了。果然个头巨大，腴美多汁，令人垂涎。融化的黄油香气搔着我的鼻孔，正如善良的闪族人敬献的燔祭搔着耶和华的鼻孔。我一边看着这个放纵享受的女人把芦笋大口大口地塞进喉咙，一边客客气气地评论着巴尔干半岛的戏剧状况。终于，她吃完了。
“要咖啡吗？”我问。
“要。冰淇淋和咖啡就行。”她说。
到这份上我已经不在乎了，于是，我给自己点了咖啡，给她点了冰淇淋和咖啡。
“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我是完全推崇的，”吃冰淇淋的时候她说，“那就是，一个人餐后起身时，应该觉得还有再吃一点儿的余地。”
“你还饿吗？”我已经委顿。
“噢，不饿；你看，我不吃午餐的。早上我喝一杯咖啡，然后就等晚餐，午餐我可是从来不吃超过一样的。这么说是为了你。”
“噢，明白啦！”
随后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坐着等咖啡的时候，那个领班，虚情假意的脸上挂着奉迎的微笑，挎着一篮子巨桃向我们走来。桃子粉红得像纯洁少女脸上的红晕，色调丰富得像意大利的风景画。可桃子不是还没上市吗？天主才知道它们有多贵。很快我也知道了——因为我的客人一边滔滔不绝，一边漫不经心地随手拿了一个。
“你看，你把胃塞得满满的都是肉”——我那可怜的小羊排——“所以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我只吃了点小吃，还可以再尝个桃子。”
账单送来了，付过之后，我发现仅剩一点颇不体面的小费。她的目光在我留给侍者的三法郎上停留了一瞬，我知道她觉得我小气。走出餐厅的时候，我面临的是整整一个月的开销，而口袋里一分不剩。
“学学我，”握手道别的时候她说，“午餐不要吃超过一样东西。”
“我会做得更棒，”我回敬她，“今晚我什么也不吃了。”
“幽默！”她欢快地嚷嚷着，跳上一驾马车，“你真幽默！”
不过，我最终大仇得报。我自认不是睚眦必报的人，可是当不朽的大神插手时，我暗自欣喜地打量报应的结果也情有可原。如今，她体重已然三百磅。
（辛红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