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湘显山露水之前，熊克武已经成名很久，川军的历史，也正要从这个人开始讲起。
熊克武名字中的“武”字，无意中透露出的是一个古老民族无比焦躁的情绪：它曾经以文明著称，但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下，也不得不走上以武自强的道路。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民间出现了一幅著名漫画，画上豺狼虎豹全都扑了过来，偌大的东方国度眼看将被撕扯到四分五裂。此时就连最保守的人都意识到，不改变不行了，于是变革大潮汹涌而至，很快就将包括熊克武在内的无数年轻人卷入其中。
熊家曾经寄望于熊克武的是子承父业，做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中医，但熊克武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医人不如医国，谈文不如论武，只有投笔从戎，用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来武装自己，才能抵御入侵。
方向已经定位，年轻人需要的是一个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的机会。
说起来，中日两国其实最早都是以欧美为师，只是两个学生在成绩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甲午战争，曾经不显眼的日本竟然后来居上，一举反超了曾经很辉煌的中国。伤你最深的人也许就是那个最有本事的人，中国人非常想知道的是，这个东瀛小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成功秘诀。为了寻找答案，日本从此正式替代欧美，成为中国海外取经的第一标杆。
留学日本有公费和自费两种方式。公费当然是好，可问题是设有门槛，非得在国内就是优等生不可，熊克武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留给他的只有自费。可是自费又需要很多钱，如果以此画线，经济状况一般的熊家就只好干瞪眼了，幸亏熊克武的叔父经商有道，每年都能赚取数百两银子，足够供给侄子学费。
在叔父的支持下，1903年冬天，熊克武启程赴日。人生的樯帆已经扬起，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美好理想也似乎指日可待，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它的轨迹却在中途发生了变化。
醍醐灌顶
熊克武要学的是武，但按照清政府规定，只有公费生才能被保送进入日本官办军校，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振武学校。熊克武的运气还不错，当他来到日本时，已经有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就读于日本私立军校东斌学堂。
当时在国内尚无立足之地的革命党正在日本积极活动，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和动员，革命思潮在留日学生中迅速得以蔓延。某日，熊克武听到了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来到了东京。
太好了！熊克武到处打听，找到了孙中山的临时住所。
1905年7月25日，这是熊克武永远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孙中山一见面就问他：“熊君在此学什么？”
得知熊克武在学习军事，孙中山又问：“为什么要学习军事，你认为学来有什么用？”
答：“当然是为了富国强兵。”
令熊克武感到意外的是，孙中山断然加以否定：“熊君错了！”接着，这位未来的国父侃侃而谈：“当前国势如此微弱，并非仅仅因为军事不如列强，不如的地方很多，那么根子到底出在哪里呢？就在于清廷腐败！”
孙中山循循善诱地对熊克武说，这样一个无能的政府不可能真正使用和善待人才，退一步讲，就算是他们肯用，也来不及了——等大家好不容易学成回国，国家已经亡了。
对熊克武而言，孙中山的话绝非空洞缥缈的大道理，而是触目可及的事实，仅仅从先前清政府对待他们这些自费生的态度来看，一腔热血换来的极可能是报国无门。
曾经的踌躇满志，变成了眼前的一片茫然，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孙中山把答案告诉了熊克武，那实际上是革命党的基本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有一种独特的体验，叫作醍醐灌顶。就在这一刻，它属于熊克武。此后的一切均顺理成章。1905年8月19日，熊克武加入了同盟会。履行完宣誓仪式，孙中山把他带到隔壁：“祝贺你，自今天起，你就不是清人了。”
加入同盟会的川籍留日学生共有数十人。熊克武参与了同盟会总部的机要工作，在他所要掌握的联络暗号中，被清晰地打上了民族革命的印记——
问：你是哪里人？答：汉人！
问：持何物？答：中国物！
问：做何事？答：天下事！
革命党人口诛笔伐的“腐败清廷”可不是木头，东京的热闹景象让他们倍感惶恐和吃惊，他们急忙动用外交牌，请求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人加以管束。
此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要拓展自己在东三省的利益，自然不能置中方的要求于不顾。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新规则，规定中国留学生不管是进入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一律必须由驻日公使出具担保。
留给自费生学习军事的唯一一条出路也被堵死了。新规则毫不意外地引起了强烈反弹，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罢课抗议，一部分人决定直接罢课回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鉴湖女侠秋瑾，熊克武也名列其中。
袍哥
留学生回国后，有的兴办学堂，比如秋瑾，有的组织武装，比如熊克武，但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发动起义。
同盟会总部经过分析认为，长江流域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四川又位居长江上游，因此必须第一个拿下来。
革命党人多数由白面书生演化而来。要发动起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寻找同盟者，后者得天不怕地不怕，敢造反能造反。恰好巴蜀盆地最不缺的就是此类好汉，这就是哥老会，当地称为袍哥。
清末的江湖组织并不是只知道收取保护费，或者为了一己私怨打打杀杀，人家除了吃饱饭外，还有政治上的理想追求，比如袍哥就是如此。袍哥创立于明末清初，其宗旨是“反清复明”，两百多年过去了，甚至连他们自己对辫子旗装之类都已习以为常，却从未放弃当初的誓愿。
革命党要“驱逐鞑虏”，袍哥要“反清复明”，大家在这一点上结成了同志。在熊克武回国之前，袍哥中的舵把子佘英已受到革命党的格外关注。
舵把子相当于江湖大哥。佘英高大魁梧，义气盖云，在会党中拥有极大号召力。更为难得的是，他忧国忧民，倾心于《革命军》和《警世钟》，并在群众中广为宣讲。据说当他在市井演讲时，“听者如堵”，围观民众没有不被他打动的。
经川籍同盟会员相邀，佘英赴日本拜谒孙中山，随后加入了同盟会。熊克武在确定起义地点时，考虑泸州是佘英的家乡，袍哥力量又很强，遂将泸州定为四川的首义之地。
想要攻打泸州，光靠本地袍哥还不够，须从外地增调会党，但这样无疑会带来一个问题。试想一下，一座小城，一下子轰隆隆地涌进来这么多不速之客，官府的神经再迟钝，也免不了被触动。
佘英是泸州当地人，他想到了办法。泸州有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节日期间，到处人山人海，周围赶来看热闹的外地人很多，几千人插进城来不算什么，不会引起官府的特别注意。
办法不错，缺点是时间太紧，端午节转眼就要到了，武器和人员来不及准备。顺着日历再往后面翻，大家都把视线聚焦在一个新的时间点上。
190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九。当天是慈禧太后的寿辰，和其他地方一样，泸州官府要跟在后面拍马屁，忙前忙后，粉饰太平。假如在这一天发动，准保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众人一致决定，利用端午节陆续向泸州城调集人马，最终在11月14日这一天举行起义。
尽管事前已经反复推敲，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首先是武器准备方面出现意外，熊克武等人在手工制造炸弹时不小心引发爆炸，不仅伤了自己人，还惊动了官府。其次，党人们来得太晚，当他们齐聚泸州时，龙舟赛已经结束，又没有其他赶集一类的活动，所以尽管众人的身份都改换成了客商，可是仍不免惹人猜疑。
起义的保密工作做得也不尽如人意。相关消息在袍哥内部不胫而走，而且已经传到了社会上。有人在外面说：“佘大哥（佘英）的星宿出现了，他不久就要做皇帝，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泸州知州杨兆龙是泸州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爆炸案虽然并非发生在他的辖区内，但仍给他敲响了警钟。接着，底下差役报告，说泸州城内外突然出现了许多陌生人，把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都挤得满满的。加上越来越多的民间传言，杨兆龙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兆，他为此如坐针毡。
苦思之后，杨兆龙向佘英发出邀请，请他入衙议事。
在从江湖大哥转变成为革命党人起，佘英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认为接近杨兆龙，可以在起义前刺探官府情报，甚而争取杨兆龙，因此没怎么犹豫就决定赴约。
等待他的是一个陷阱。官衙里面内藏杀机，持刀拿枪的堂勇奉命埋伏在帐后，随时准备冲至堂前。
如果佘英被随从前呼后拥，又或者入衙后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杨兆龙早就下令捉拿了，可惜都不是，只见佘英单人独骑，神态自若，与他原先的想象和预测大相径庭。
在和佘英客套几句后，杨兆龙找了个借口溜进内室，让幕僚们提供意见。这些幕僚各抒己见，有的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佘英既然敢单刀赴会，又如此镇定从容，说明他心里没鬼，民间传言或许只是谣言。还有人心有余悸地说，佘英是袍哥中的龙头大爷，能量惊人，就连官衙的差役堂勇也多半是他徒弟。万一传言不实，草率拘捕，闹出乱子可怎么向上面交代？
杨兆龙被说得忐忑起来，一时难以决断，而他的犹豫不决，恰好为佘英提供了脱身之机。
症结找到了
幕僚们没有说错，很多堂勇实际就是隐藏身份的袍哥。见知州久不露面，其中一人给佘英悄悄咬耳朵，当然用的都是暗语：“大爷，水涨了！”
水涨了，就是事泄了。等杨兆龙拿定主意，下决心要将佘英扣下时，佘英已经在堂勇们的掩护下跑得无影无踪了。
在明知事泄的情况下，熊克武被迫做出临时调整，将起义时间予以提前。孰料杨兆龙的行动更快，官府宣布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后对客店进行大肆搜查。城内外的起义军彼此隔绝，难以形成呼应，在泸州发动起义失去了可能。
虽然第一枪哑了火，但熊克武并没有放弃起义计划，他转而启动后备方案，组织革命党人分路奔赴成都。
成都是四川省会，当然比泸州更为显要，一旦起义成功，影响也更大，而从情报上看，11月14日那天晚上，四川总督及以下文武大吏都要聚集“会府”。
会府又称万寿宫，里面设有皇帝的九龙万岁牌，不过官员们此番去会府并不是要向傀儡皇帝问好，而是为了给掌握朝廷实权的太后祝寿。这样就更没人敢缺席了，要想将成都的大小官员一网打尽，这是最好的时机。
按照计划，泸州起义的主力以袍哥为主，成都起义的主力则是新军。从甲午战败到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传统陆军之无能无力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习洋枪，学西法”的新式陆军（简称新军）应运而生。根据清廷的安排，每个省都分到了编练新军的指标，四川因为是大省，被安排要编三镇（镇相当于师）新军，当时已经编好的是第十七镇。
清廷编练新军的部分初衷，与派遣学生留日也差不多，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可是对革命党来说，比之于守旧的绿营八旗，这些洋化的新军更容易进行渗透。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反过来成了同盟会的秘密武装力量。
在成都军界，从作为新军预备队的弁目队，再到正规新军，都隐蔽着革命党人。除此之外，赶来增援的袍哥也不在少数，仅泸州就将调去三千人，早已集结于成都的会众更多达五六千人。
熊克武信心十足，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泸州一幕竟然再次在成都上演：官方改变了祝寿地点，然后是全城戒严，断绝交通，搜捕党人。
代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手段比泸州知州杨兆龙更为老辣凶狠。新军和弁目队里的内线全部暴露，不是当场牺牲就是遭到通缉，熊克武、佘英等人还被列入了重点通缉的首要人犯名单。
泸州、成都起义相继失败后，熊克武又在叙府（今宜宾市）策动起义，然而这次同样没能摆脱失败的怪圈，而且仍是被官府抢到先手，随之使整个行动胎死腹中。
一锹下去就想掘个井，当然是显得过于心急了，可是连着三锹下去，连个泉眼的痕迹也没见着，无疑又让人郁闷到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熊克武和他的同志们就像久无收获的渔夫一样，被迫把渔网翻出来，一段段地查找，竭力想找出究竟是哪里出现了窟窿。
从三次起义的策划阶段来看，无论是早先放弃的端午赛龙舟还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寿辰，时机都把握得不错，且由革命党人主导，在这方面并无明显漏洞。需要检讨的是实施阶段，在这个阶段，革命党人已退居幕后，站在前台的是袍哥和新军的地下人员。
熊克武猛一击掌，症结找到了！
同盟会在新军里只发展了很少一部分中下级官兵，他们在军营里犹如沧海一粟，作用微乎其微。袍哥倒是人数众多，可惜鱼龙混杂，很多人还是改不了帮会习气，结果落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导致起义失败的基本脉络终于可以勾勒出来了。新军指挥权仍掌握在当地官府手中，在袍哥走漏消息后，他们可以动用新军提前进行镇压。作为一支新式军队，新军配备有德国毛瑟枪，会党用大刀长矛与其较量，就像在用纸棺材糊人，根本难以占到上风，只有把伤疤完全揭开，脓血才能流得干干净净。分析到这里，熊克武等人变得豁然开朗，看来靠天靠地靠别人都不行，还是得靠自己。
起义失败的教训提醒大家，武器非常关键，也就是说手里一定得有枪杆子，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可靠而又强大的同志军。
拼命三郎
1908年2月，熊克武专程潜回东京，通过同盟会总部，从日本民间购买到了枪弹。当他押运枪弹，秘密返回国内时，忽然注意到，人们所戴瓜皮帽上的红顶大多被摘掉了，有的虽然还在，但也染了颜色。上前一打听，原来跟慈禧太后有关——祝寿不能挽救寿命，老毒物和光绪皇帝都死了。
国内正在举办国丧。在此期间，代表喜庆的红色成了禁忌物，别说瓜皮帽上的红顶，就连市场上的红萝卜都不准卖了。熊克武意识到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大好契机，于是立刻展开了精心筹划。
之前发动起义，主要集中在包括省会成都在内的川西南，当地官府已是戒备森严，再要插进去比较困难。熊克武把视线转向了地理位置相反的川东北，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广安，警戒方面相对疏松，而且州署旁边只有一个保安营。
1909年3月1日，同盟会在广安待机行动。与以往任何一次起义都不同，这次将以革命党人自己组建的同志军为主力，并由熊克武亲自指挥，以攻打广安州署。
同志军人数不足，因运输和寄藏的困难，从日本运来的武器也以子弹为多，配备的长短枪很少。熊克武采取的方案是兵分两路，除同志军外，另由佘英召集会党，从保安营夺取枪械。
当天，熊克武派人去和佘英联络，传回的消息却让他大吃一惊：佘英在城外的茶馆里遭到了会众的包围！
四川袍哥各有势力范围，广安当地的会党并非佘英的旧属，他们参加起义是要领取酬劳的，可是直到要起事的这一天，仍没见到钱的影子，众人不干了。
这不是普通营生，舍了一身剐，要把皇帝打，弟兄们挣的是卖命钱，你迟迟不给，算搞的什么名堂？
此时的熊克武有着双重身份，他既是四川同盟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又出于实际需要，由佘英介绍，加入了袍哥并成为舵把子。得知佘英陷入困境，熊克武急忙赶去城外，对情绪激动的会众进行劝说：“钱要给，事情也要办，等钱运到了，必然一个子儿不少地补发给大家。”
这边刚帮佘英解了围，眼看着天就黑下来，起义时间到了。广安城里，衙门和保安营的官吏大多已经回家，士兵们也不甘寂寞，有的上茶馆，有的去酒肆，要出击的话，实在是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
熊克武飞奔回城，进行统筹指挥。人数不多的同志军化装成警察，一路押着“犯人”混进了衙门，随后短枪齐发，将门卫撂倒在地。州署外府本来就没多少值班堂勇，见到如此场面，全都被吓傻了，短时间内便逃散一空。
同志军很快就占领了外府，剩下的任务，是继续往里府搜索进攻，直到活捉知州为止，但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向熊克武迎面袭来。
按照计划，佘英率会党要同时向保安营实施突袭。州署附近就是保安营，也就是说，现在保安营方向也应该是枪弹声齐鸣了，可是那里却一片寂静，寂静到可怕。
熊克武预感到，袍哥一路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假如这一路行动失败，未受牵制的保安营必然不会置州署于不顾，他们会包围上来，与里府尚存的堂勇对起义军形成内外夹攻。
熊克武果断改变了活捉知州的计划，转而指挥人马向保安营发动进攻。保安营的营房和州署一样空虚，在熊克武率部冲进去后，大部分房间都显得空空荡荡，仅几个房间有少数士兵留守，见起义军杀入，他们吓得躲到墙角瑟瑟发抖。
熊克武一边控制住保安营通往外界的要道，一边派人联络佘英，让他带会党赶快来保安营搬取枪械。谁知左等右盼，佘英始终没有露面，相反，州署内却咚咚咚地敲响堂鼓，发出了调集援兵的信号。
城内外的官军正不断赶来，继续坐等下去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完蛋。熊克武只得下令撤退，大队在前，他带着两个人拖后掩护。
他们刚刚才跑出保安营大门，就从州署方向就追来了一群堂勇。因为开枪怕暴露目标，熊克武收起手枪，拔出马刀，上去就是一阵乱砍。
早年的革命党人都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好汉，堂勇们完全不一样，上班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都指望着别人上去挡刀锋，做替死鬼。可是一家人做饭，谁天生是上灶的？你不肯卖力，我不肯卖力，结果是全都畏畏缩缩，熊克武等人趁势突出了重围。
夜色深沉，厮杀之中又无法保持联络，在熊克武突出重围后，才发现自己落了单，其余人早就冲出了城。他向城门口跑去，两个官军正要关上城门，熊克武二话不说，先一刀砍翻一个士兵，另外一个士兵吓得一愣神，还没反应过来，熊克武已经远去无踪。
广安起义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与官军面对面较量，尤其熊克武表现出色，不仅判断和处置果敢，而且在与敌人近身搏斗时也毫不畏惧，犹如一个拼命三郎。
断蛇坡
在四川境内连续组织和发动四次武装起义，熊克武要想不引人注意都难，一旦外出，总少不了被盯梢。不过他每次都能成功地将盯梢者统统甩掉，负责跟踪监视的警察和密探都觉得奇怪，怎么跟来跟去就跟丢了，难道这个嫌犯飞上天了不成？
熊克武不会飞，但他行走的速度很快，据说可以一天走二三百里，中间不歇气，不喝水，不吃饭，人称“铁脚板”。盯梢者只要弯下腰来喘口气、喝口水什么的，一抬头，人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要练出铁脚板的功夫，必须具备足够的意志和毅力。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个年轻的革命党人不断地经历失败，但从未想到过放弃，几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目标：乐山（时称嘉定府）。
乐山位于川西南，跟成都、泸州、宜宾接近，乍一看，好像不是一个适合再次发动起义的地点，但这只是死的一面，还有活的一面——乐山官军正奉命围剿凉山地区的彝人武装，后方空虚。
如果要再次出拳，无论如何得砸出点声响来了。广安吃亏，就吃亏在从日本购买的枪支不敷使用，同志军规模难以扩大，所以不得不继续依赖难负重任的袍哥。为了寻枪，熊克武绞尽脑汁。根据情报，成都督署将向凉山前线解送大批枪支弹药，其中仅步枪就有一千支。熊克武于是便在沿途设伏，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走漏了消息，预期中的押运官军并未出现。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乐山官军被大量调出后，需要地方团练维持治安，成都督署特地向团练局下发了枪支，而同盟会在团练局正好也有内应。
在广安起义中，熊克武采用的是双管齐下，即一路夺枪，一路攻署，起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能夺到枪，导致攻署亦功败垂成。这次他决定改换思路，先夺枪，再攻署。
1910年1月22日，乐山起义打响，当天早上起义军首先谋袭团练局。团练局教练是同盟会会员，在他的指令下，团丁们将枪支往操场上一架，都坐进教室听课去了。起义军埋伏在操场之外，团丁们一走就来了个照单全收。这样一共夺得步枪一百余支，加上原有武器，足够武装出数百人。
在距离乐山仅十几里路的新场，起义军会合一处。每一次起义开头通常都要出点状况，唯有这次异常顺利，熊克武很是激动，他又抡起自己的铁脚板，马不停蹄地前去泸州组织其他援军。
假如起义军能够即刻顺流而下，直趋乐山，必然能打官军一个冷不防。可是大家都太兴奋了，也缺乏经验，起义军光在新场吃饭就耗去了整整一两个时辰。在此期间，乐山知府已经得到通报，并做出防备。等起义军往乐山进发时，他们才发现，不仅城头枪炮林立，就连城外都布满了岗哨。
在辄生意外和变故的情况下，众人都慌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熊克武不在，佘英临时负责指挥，决定率部回撤。
第二天，乐山官军便追了上来，起义军就地迎战，双方各不相让，战斗激烈。本来若光是阻击追兵，起义军尚能应付，然而背面又开来一支官军，这使他们立刻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
见形势不利，起义军只得且战且退，没想到中途再度遇官军。三支官军一拥而上，前后左右全是敌人。熬到天黑，起义军才得到分散突围的机会，但就在突围过程中，作为指挥者的佘英与大部队失散了。
佘英正身患虐疾，幸好他从小练武，考中过武秀才，凭着一身拳脚功夫，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一口气跑到了川滇边境的豆沙关。
豆沙关是古代由蜀入滇的第一险关，从这里一步跨过去，便可以到达云南。不幸的是，在镇上的一座茶馆里，佘英的行踪被密探侦察到了，随后茶馆便遭到官军包围，已是插翅难飞。
茶馆所在地区另有一个名称，名唤断蛇坡。“蛇”与“佘”正好同音，断蛇等于断“佘”，身处绝境之中，连这位横跨革命党与会党两界的英雄也感到了一种命中注定的无奈和悲哀：他曾那么执着地放飞理想，如今风筝还在天上，只是手中的线已经断了。
佘英被捕后由官军押回宜宾，一起被捕的还有另外一名革命党人。在审讯对质时，佘英故意指着他说：“此人不过是我家装水烟的雇工，把他抓来有什么用呢？”
佘英想要解救自己的同志，然而对方大声争辩说：“佘大爷，我是跟你干革命的，你怎么说是装水烟的？我活着和你在一起，死也要和你在一起！”
佘英等革命党人从容走上了刑场。就义前，佘英手书绝命诗：“牡丹初放却先残，未捣黄龙心不甘。”负责审讯的官员面面相觑，难以理解站在他们面前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革命总要冒险
随着乐山起义的失败，熊克武在泸州组织到的援军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他所能做的，只有冒险探监和安抚烈属。在四川同盟会所发动的所有起义中，乐山之役是最壮烈的一次，包括佘英在内，死难者达两百多人，四川革命党的损失极其惨重。
要想在四川境内继续组织起义，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了。熊克武向同盟会总部建议另择一处要地，集中全国革命党人的力量，发动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以便毕其功于一役。
自成立之日起，同盟会所组织的中小规模起义已不算少，仅孙中山亲自领导的就达九次之多，类似四川这样由各省自行策动的起义更是不下数十次，可惜无一成功，反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只有经历血和泪的事实，才会有血和泪的体验。大家都对这样的零打碎敲式的起义失去了耐心，熊克武的建议，几乎是同盟会内的一致共鸣。1910年秋天，同盟会各地代表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举行集会，确定在广州发动起义，目标是“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
广州起义的总指挥为同盟会的另一位领袖级人物黄兴。黄兴在海内外“选锋”，即挑选骨干组成先锋队。加入先锋队的知名四川籍革命党人中，除熊克武外，还有炸弹专家喻培伦。
枪弹须从国外高价购买，而且运输贮藏非常困难，与之相比，炸弹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同盟会从创立初期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一武器。熊克武在东京时，曾被总部派去学习炸弹制造，不过当时采用的是银制法，也就是用腐蚀性液体煮化银圆，然后制成炸弹。
用银圆制炸弹，开支不小，同时制造过程又异常危险，喻培伦经过研制，尝试用独创的“喻氏法”来替代银制法，从而发明出了一种符合实战需要的安全炸弹。
潜伏广州期间，喻培伦在熊克武的协助下，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制造出了三百多颗不同分量的炸弹。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广州官军的布防情况进行了近距离侦察，发现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水师炮台。
熊克武以游览为名登上水师炮台，一看，把守炮台的旗兵根本就不干正事，他们竟然向游客兜售茶叶甚至聚赌抽头。在组织起义方面，熊克武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此情此景让他眼前一亮：炮台的防守力量几乎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到时如果能先夺取炮台，用彼炮转攻彼兵，则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只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想象中顺利。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召集会议，确定了起义发动日期，但由于广州将军孚琦当天被刺杀身亡，所有既定步骤都被打乱了。
所谓擒贼先擒王，在起义筹备阶段，同盟会确实曾计划刺杀广州要员，但孚琦并不在暗杀名单中。广州城当时一共有三个清廷大吏，孚琦是三人最昏庸无能的，被同盟会盯住的人其实是水师提督李准，他才称得上是革命党的心腹之患。
孰料同盟会首轮派出的刺客临时怯懦，迟迟不动手，中途不得不换人。换人之后，倒是行刺成功了，可是阴差阳错，让孚琦做了李准的替死鬼。
没打着真正的蛇，却提前把它给惊动了，广州官府明显加强了戒备。起义军原拟于4月13日举行起义，这样只能延期至4月26日。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指挥部，起义进入了倒计时。由于官府已听到风声，两广总督张鸣岐将一个巡防营调到城外驻扎，用于随时对城内进行策应，水师提督李准也急调水师回城。可是同盟会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枪械仍未到达，一些领导人因此主张继续延期。考虑再三，黄兴点头同意，除留下部分基干人员外，将其余起义人员全部撤回香港。
那时的革命党人犹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得知起义一拖再拖，眼看着已有夭折的危险，喻培伦当即去找黄兴，对他说：“不能延期！”
喻培伦认为，此次广州起义耗费巨大，且全系海外华侨资助，一旦起义真的流产，前功尽弃事小，失信于华侨事大——人家捐了这么多钱，你就算是丢块砖瓦也得给个下落不是。
见黄兴尚有些犹豫不决，喻培伦进而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听说近期广州官府将严查户口，我们费尽心力制造的炸弹和运进城的其他武器都可能被搜出，到时难道束手就擒？革命总要冒险，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败了，还可以用牺牲来作宣传，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喻培伦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就算大家都不干，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冲进督署衙门，找张鸣岐拼个你死我活。
黄兴听后十分感奋，当即拍案，定于4月27日准时发动起义。他随后致电香港，要求起义军总部重新派人前来广州。
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1911年4月27日晨，熊克武奉命接应，可是一直等到下午四点，从香港出发的客船已经到了，人还一个都看不见。
同盟会组织松散的缺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黄兴让起义军总部派人，那边却还想再拖一天，所以一个人都没派过来。更有甚者，原在广州的一部分基干人员也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自顾自地搭船去了香港。
留在广州的基干人员一共只有一百二十人，若要如期发动起义，诸如分路攻击水师炮台之类的行动就不可能实施了，只能箭发一处，主攻督署。
在进行攻打督署的准备时，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与进来，说：“你是炸弹专家，留下来的话更有用处，不必前去冒险。”
喻培伦连连摇头：“让别人去牺性，我的人格何在？再说我是为了革命才研制炸弹，现在做出了炸弹，让大家拿着炸弹去冒险，我倒不去，那怎么行？”
大家还是劝他留下来，说反正起义军里又不少你一个。喻培伦依然不改其志：“别小看我，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27日下午五点，在两广总督的衙门前，来了一顶四人抬轿。轿夫向门卫递上名片，上面写着是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门卫没看出任何异样，抬抬手就放行了。
其实从“总领事”到四个抬轿的“轿夫”，都是革命党人改扮的，为首者便是熊克武。按照计划，法国总领事来访，张鸣岐必定要出来迎接，到时熊克武就可以用炸弹实施刺杀行动。
张鸣岐如今不仅是两广总督，还代理了孚琦的广州将军。广州将军一般都由满人担任，由汉人代理该职以前没有先例，可是张鸣岐并不为此感到高兴，反而忧心忡忡，时刻担心步孚琦的后尘。
正因为天天悬着一颗心，张鸣岐已如惊弓之鸟，在警卫方面极其谨慎小心。熊克武等人虽骗过了门卫，但在直入衙门二堂时还是被警卫瞧出了破绽。督署内立刻发生混战，熊克武掷出炸弹，炸翻了警卫，但等他冲入三堂寻找张鸣岐时，却遍寻无人。后来得知，张鸣岐早就已经逃走了，匆忙之下，他甚至连家属都未能顾及。
在督署门外，黄兴已将起义军分成两路，他自带一路守在督署前门外，喻培伦率另一路埋伏于督署后门外。众人事先约定，一听到熊克武的炸弹声响，两路人马即一前一后冲入督署接应。
听到里面炸弹声响，前门敢死队在黄兴的率领下，一手持短枪，一手拿大刀，口袋里装满炸弹，吹着号角就冲了进去。后门敢死队亦闻声而起，喻培伦说自己一个能顶几个，并非虚言，其掷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性无人能及，只两颗炸弹甩过去，就在院墙上炸开了洞口，队员们沿着洞口一拥而入。
直到起义军全部冲进督署，大家才知道熊克武的刺杀行动没能成功。就在这时，闻讯赶来的李准率水师发起反击，起义军赶紧组织抵抗。
喻培伦在作战中可谓神勇无比。广州城内的房顶上有可通行的走道，他独自在上面蹿来蹿去，只要敌人一冲过来，就猛投炸弹，直炸得官军再也不敢轻易靠近。
相持到半夜，起义军寡不敌众，决定分散撤退，从此，熊克武再也没有见到过喻培伦。
敌人穷追不舍，熊克武身边的同志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四川籍同乡、他在东斌学堂的同学但懋辛。两人想要出城，但城门已关，唯一的办法是翻越城墙。
熊克武沿着墙脚摸索，可是往上看去，墙头到处都有旗兵站岗，哪里上得去。好不容易，摸到一处长满茅草的缓坡，熊克武率先爬了上去，没想到坡上也有两名敌哨兵，要不是下滑得快，他差一点就被刺刀给捅了窟窿。
熊克武从坡上滑下后，敌哨兵不敢下坡搜查，只是不断地朝下面放枪。熊克武和但懋辛躲在死角，一动也不敢动。此时天空飘起了细雨，两人都很清楚，在天亮之前，他们能从广州城逃出去的概率已经越来越低了。
离藏身之处不远的地方有一口池塘，但懋辛说：“算了，要不我们投水自杀吧，一了百了。”如同佘英到了断蛇坡，熊克武也颇有走投无路之感，两人一起跳入池塘，可是一跳下去，发现水才到脚背，敢情想死都死不成。
由于但懋辛有伤在身，天快亮时，熊克武负责独自出去寻路，两人又失散了。失散之后，熊克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不是本地人，连广东话都不会说，随时可能遭到逮捕。
借股票
广州民间纷纷传说，革命党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原本都是有家有室的读书人，却甘冒株连九族的危险造反，更令人惊异的是，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不是想当皇帝，就是为了追求升官发财，唯独他们竟然不是奔着这个去的。从自己朴素的人生哲学中，老百姓得出结论，这些人干的一定是好事，自然也都是一些好人。
广州居民不仅没有向官府告密，相反还向潜逃中的革命者伸出了援手。正是在他们的收留和掩护下，熊克武最终脱离了险境。不过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四川籍党人中，喻培伦、但懋辛先后被俘，除但懋辛幸免于难外，喻培伦等均被处决，后被集体葬于广州城外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因国际社会对广州起义的内幕尚不知情，两广总督张鸣岐特地将“造反土匪”们的经历和照片打印成册，分送各国驻广州领事馆。各国领事一看履历，喻培伦等人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日学生，“中国正在发生革命”的传闻由此得到证实。
在广州牺牲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所谓的土匪，他们全是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社会精英和热血青年。伴随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脚步声，古老帝国的风铃在不断摇晃，向人们传递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
广州起义又失败了，但这是最后一次失败，不到半年，武昌起义便宣告成功，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将武汉三镇全部予以控制。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此之后，关内十八省中，共有十四省先后响应，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如湖北民军称鄂军，江苏民军称苏军，浙江民军称浙军。
只是在有关于民军的一长串名单里，唯独没有川军的影子，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过一切都还来得及，武昌起义前，熊克武正在陕西，准备在当地策动起义。得知武昌起义爆发，他马上赶到武昌，与黄兴等人商讨作战方略。及至清军进逼武昌，他又奉命前往上海，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以起到间接援助武昌的作用。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都已云集上海，得知熊克武的来意，大家都有些急不可耐：“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就算攻下了，离北京还远得很。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袖子干，组织军队兴师北伐！”
熊克武觉得这是个办法，于是点头同意，尔后众人趁热打铁，一致推举他站出来牵头组建蜀军。
涉及组建军队，最让人头疼的不是兵员，而是军饷，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但远远不够，于是有人建议向川汉铁路公司借款。
川汉铁路公司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这是一家民营铁路公司，正是因为清廷试图将其收归国有，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买了一些股票，如今多数已成了没什么用的垃圾股，只有一种英国人发行的“兰格志”股票尚算值钱，可以用它做抵押来买东西。
“兰格志”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他们正好都住在上海，向川汉铁路公司借款，其实就是说向这两名商董借股票。熊克武听后，认为也只好如此。
可是借股票说的容易，做起来却并非易事。熊克武多方动员，好说歹说，两名商董始终不肯出借。
“兰格志”股票成了上海滩的唐僧肉，谁知道了都想上来咬一口。在武昌起义中，原清军将领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都督，他的卫队长姓黄，在武昌之役中受了伤，被送到上海就医。这位黄某是四川人，晓得“兰格志”股票的好处，伤一好，就跑去找二位商董“借”股票。
当然得到的也是一番托词。黄某眨巴眨巴眼睛，唰地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看看我姓什么，我就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我作对？”
武昌起义后，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两位商董被吓得脸色发白，只得同意就出借股票一事开会表决。
开会那天，黄某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表决结果尚未出台，他就不由分说地将主持会议的商董关进黑房子，然后大踏步扬长而去。
其他人见势不妙，便一齐到沪军府告状。沪军都督收下状纸后，随手便塞给来人一排新兵。告状者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连开步走的口令也不会喊，于是来求助熊克武，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子上，无论如何帮帮忙。
熊克武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派参谋王子骞前去协助。
蜀军
王子骞赶到现场时，黄某留下的一班人正三三两两地坐在地上侃大山。王子骞大声宣布：“奉都督府命令，将两位商董交给我，你们各自回营。”
王子骞时任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他是老牌的川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有随沪军作战的经历，自然气势逼人，再加上带来的人较多，黄某的看守士兵连命令都不敢查看，当即就乖乖地将扣押的商董交了出来。
经过几番如同过山车般的折腾，惜财如命的商人们开始觉悟了。这是什么世道？乱世啊，饶你十八分精细，大兵们要吓你关你，甚至杀你，都是轻而易举的事。股票肯定是保不住，与横蛮无礼的黄某相比，熊克武的态度和做法已经是春风拂面，反正都要交出去，不给他给谁呢？
熊克武终于如愿拿到了股票。黄某虽然看着眼热，但沪军府既然有令，他也就只能自认晦气了。
上海多的是外国军火商，一圈比较下来，熊克武决定从日商手里购买武器，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离得近，运输方便，订好合同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货。
熊克武派王子骞做代表去洽谈合同。早在广州起义时，王子骞就曾护送军火至香港，对于军械的品种和质量鉴别都不陌生，而且他的日语非常纯熟，能够与日商直接对话，这样可以绕过中间商，节省费用和开支。
双方本来谈得不错，说好以“兰格志”股票作抵押品，一年后以现金收回，连利息都不用付。可是就在行将谈妥，快要签字时，日商忽然改了主意。
蜀军据说要实施北伐，当然是居无定所，将来一年期满，找不到人怎么办？须知讨债往往比借钱还难，这就叫作“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日商因此提出，光股票抵押还不行，必须找一个地方长官做双重担保。
熊克武觉得日商的额外要求很过分，但既是有求于人，就不能不委曲求全。
江浙官员中，江苏都督是四川人，但他和黎元洪一样，也是转正过来的“同志”，与熊克武并不熟悉。好在王子骞人际交往能力出众，通过攀附乡情，总算把江苏都督拉过来做了担保人。
有了担保人，日商很快就用轮船将军火一次性运到南京，至此，蜀军的组建已是水到渠成。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熊克武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军衔为左将军，相当于中将。
蜀军的各级军官均为军校的川籍学生，征招的士兵也都是清一色的四川人，其中很多还是原川汉铁路上的失业工人。蜀军虽不能代表川军的全部，却是所有川军里面第一个以省为号的军队，以后便被称为新川军。
与新川军相对的，是老川军。四川原拟编三镇新军，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三镇最终只编了一镇，也即第十七镇，由第十七镇新军改编而成的部队为老川军，他们与蜀军共同构成了最早的川军体系。
如同熊克武与新川军的关系一样，提到老川军，绝不能忽略了尹昌衡。尹昌衡个子很高，绰号“尹长子”，且他的智商也几乎能跟身高相匹敌，小时候就被人称为神童，一张嘴能言善辩。据说他父亲曾经因事被衙役拘走，他一个人跑进衙门替父申辩，升堂的县太爷当场被驳得哑口无言，不得不将其父放回。那一年，他才十一岁。
如此聪慧，读书当然没有问题。十七岁时，尹昌衡考入了成都的四川武备学堂。这是四川本地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学校采用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体制，并聘用日本人担任教习。
在武备学堂，尹昌衡是绝对的尖子生。他与熊克武同一年赴日本求学，但熊克武是自费生，他是公费保送生，而且是武备学堂的首期保送生。
尹昌衡毕业于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当时中国国内的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像他这样的洋秀才和洋举人，那真是金光熠熠、炙手可热。他在学成回国后，即被分配至广西担任了督练公所编译科长。督练公所又称督练处，乃训练新军的机构，待遇非常不错。当地达官显贵也都争相结交，或收其为学生，或与之结为亲家。
民国女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否则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了。这句话完全可以引用到尹昌衡身上，他已经快乐得有些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了。
谁是将才
某天，尹昌衡喝到酩酊大醉，一个人骑着马就冲进了巡抚衙门。门卫上前拦阻，他还举起鞭子抽打人家。其时的广西巡抚就是张鸣岐，他闻声出来后，不免要对尹昌衡斥责两句，不料尹昌衡连巡抚大人的面子都不给，反而出言不逊。
张鸣岐虽因镇压广州起义而名声不佳，但他实际上是个很有政绩的官员，尤其在执政广西时多有建树，颇受清末名吏岑春煊的器重和赏识。见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后辈竟如此猖狂无礼，张鸣岐不由得大动肝火，若不是旁人说情劝阻，当即就要以“面辱大吏”予以治罪了。
张鸣岐原本很看重尹昌衡，然而尹昌衡的言行使他不得不对之加以冷淡。也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无非希望年轻人能变得更成熟老练一些，但尹昌衡认为自己受到了忽视怠慢，很快就向张鸣岐递交了一封辞职信。
在尹昌衡离职前，张鸣岐专门设宴为他饯行，席间郑重告诫：“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尹昌衡依旧充满自信地回答：“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
尹昌衡回到四川，当了本省的督练公所编译科长，成为四川总督赵尔巽的属下。赵尔巽是四川新军的创始者，四川新军系由其一手编练而成。赵尔巽不是四川人，他带来的高级军官，从统制到协统，也大多是外省籍，新军中的川籍军人对此甚为不满。
别人不满，放在心里，尹昌衡不满，就一定要说出来。
第十七镇新军编练已毕，赵尔巽在庆祝仪式上举起酒杯：“新军成立，当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军官们见状全都跟着起立举杯，只有尹昌衡纹丝不动。
赵尔巽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举杯。尹昌衡说：“刚才大帅说的话，卑职还有两句不懂，正在琢磨，所以忘了举杯。”
尹昌衡如此一讲，赵尔巽就没法抽梯子走路了，只好继续问他究竟是哪两句不懂。尹昌衡立即高声作答：“大帅所说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卑职认为应该是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众目睽睽之下，赵尔巽很不高兴，但仍忍着性子道：“这话怎么说？”尹昌衡侃侃而谈：“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而统兵的人，又无真才实学，真是械不可用，将不知兵。兵如同火，练不好兵，难免自焚。如此看来，大帅所练之兵，只足自焚，所以我说要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赵尔巽听了不禁一愣：“那依你之见，当如何练兵？”
尹昌衡慨然答道：“择将！”
“谁是将才？”
尹昌衡先举了一个老资格川籍军官的名字，然后胸脯一挺：“还有在下我！”
经过询问，赵尔巽才知道尹昌衡是士官学校毕业的。可是难道士官生就能这么不知轻重吗？赵尔巽随手朝在座的军官们一指：“他们不都是士官生吗，学的课程完全一样，哪一点不比你强？”
既然已经强出头，就不能轻易缩回去，尹昌衡拿出了他的善辩本领：“大帅以此论人，卑职以为大谬不然。宋朝时候，李纲以学士做宰相，秦桧也以学士做宰相，两人却一忠一奸，这又怎么说呢？”
赵尔巽一时反应不及，找不到合适的话来予以回应，竟然当场就被问得张口结舌。眼见总督大人快要下不了台了，旁边的人赶紧插科打诨，以尹昌衡酒喝多了为由，将他拉走了事。
庆祝盛典不欢而散，但尹昌衡一炮而红，因“胆气粗豪，敢于说话”，在川籍军官中赢得了尊重和支持。赵尔巽深谋远虑，他认为尹昌衡固然狂妄冒失，然亦不失才气，而且从平衡军官间的省籍关系出发，也确实值得重用提拔一下。
当年秋天，四川新军分成南北两军进行演练。赵尔巽特地指定尹昌衡为中央裁判官，希望借此考察他的军事才能，同时提升其在军中的地位。
南北两军的指挥官都是外省籍协统，偏偏在这次演习中又都大失水准。演习总结时，尹昌衡毫不客气地把两人大骂一通，说他们简直是饭桶：“指挥凌乱不堪，毫无战术常识……”
此时尹昌衡的正式职务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编译科长，但因为他已被指定为中央裁判官，所以两个协统都不能反驳，只能低着头挨骂。围观的川籍军官感到扬眉吐气，朝尹昌衡直竖大拇指，至此，尹昌衡凭借胆大敢言的形象，一跃成为川籍军官的意见领袖。
十日都督
赵尔巽不久转调他处，四川总督一职由其弟弟赵尔丰接任。一场保路运动，让赵尔丰身败名裂，被迫将权力交出，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出任了成都军政府（正式名称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
此时聚集成都一地的军队众多，从保路同志军到新军、由绿营改编而成的巡防军，大家都如同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述的那样，成了“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手上也都有了“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自然是谁都不服谁。偏偏蒲殿俊又是个书生政客，论从政经验，远不如下台的旧官僚赵尔丰。为了稳定军心，他决定把军队召集到一起，进行点名发饷。有人劝他说，这种时候，就算把军队互相隔离起来，都尚恐不及，你还要来个集中，倘若“一夫发难”，势必波及全部，到时将不可收拾。蒲殿俊却不以为然：“我给军队发饷，对他们好，难道他们还会恩将仇报？”
当天，蒲殿俊宣布要给每个士兵发三个月的恩饷，台下果然是欢呼声一片。可是在欢呼之后，紧随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原因是副都督朱庆澜又补充了一句实话：“现在财政吃紧，这笔恩饷要等以后补发。”
格龟儿子的，原来是诳我们玩呢！有人高喊一声：“打起发！”打起发，就是兵变的意思。这一喊不要紧，众人全都回过味来，等什么恩饷，还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抢一把来得既快又爽。
发现士兵中出现哗变的迹象，蒲殿俊当即易服逃离，满打满算，他的都督一共才做了十二天，川人戏称其为“十日都督”。
其实蒲殿俊走还是不走，对局势而言，都已毫无意义。各支军队犹如蝗虫一般拥上街头，见室就闯，见人就抢，他们在抢掠时还很有默契，碰到跟自己不是一个系统的军队时，都会打招呼：“不照不照。”意为各干各的，互不妨碍。
成都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大火连烧三日不熄，藩库、盐库、银行被洗劫一空，白花花的银子整箱整箱地被搬走，民间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史称“成都兵变”。
在兵变中，很多叛兵大发横财，不少人因此娶了老婆，民间称之为“起发太太”，一首新出笼的民谣紧跟于后：“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过大老少。”
实际上，成都兵变与川籍军官的煽风点火也有一定关系。直到蒲殿俊担任都督，新军军权仍一直掌握在外省军官手中，川籍军官闹了几次，尹昌衡才得以升任军政部长，但其他人依旧看不到升官的希望，川籍军官对此很是不满。据说在兵变发生之前，他们曾给在藩库站岗的卫兵送去指示：“如果街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立即打开藩库抢银子。”
兵变犹如在田野里放火，火一点燃，就连唯恐天下不乱的川籍军官自己都控制不住。眼看蒲殿俊跑了，外省军官又争相开溜，川籍军官个个面无人色，都唯恐祸及自身。
点名发饷大会还在继续，因为没有人宣布散会，所以整个主席台上，只剩下了军政部长尹昌衡一人。马夫要拉他离开，才走几步，就中流弹而失足倒地，倒下的时候还在喊：“尹部长，快躲开，危险……”与此同时，尹昌衡的坐骑因受到惊吓，自行挣脱缰绳，冲进了校阅场。
尹昌衡被激怒了，他大吼一声：“大丈夫死何所惧！”然后飞身上马，从城外调来新军，并指挥新军将兵变镇压了下去。
尹昌衡成了挽救成都乃至四川危局的最大功臣。事后讨论新都督人选，有人说：“匹夫可以为天子，难道尹昌衡不可以当都督？”此言一出，赢得在座军官一致赞同，尹昌衡遂出任新一任都督，掌握了成都政府的军政大权。
尹昌衡时年不过二十七岁，这个小伙子凭着“亦文、亦武、亦仁明”和一往无前的态度，终于在最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大用”。当年尹昌衡与张鸣岐的对话，分明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奋斗环境及其价值观。张鸣岐说的是治世，尹昌衡讲的是乱世，在乱世之中，“不傲、不狂、不嗜饮”，反而不能成为“长城”，只有抡着板砖呼啸而过，才能引来热闹和加冕，这就叫乱世枭雄！
轮到尹昌衡当家了。尹昌衡一张嘴能瞒神吓鬼，可等他真正坐进都督府，才发现都督很不好做。
在经历兵变后，成都的藩库、盐库、银行早已空空如也，工商业也元气大伤。城里原有一座卖旧衣服的估衣铺，由几十家陕西商人合开，掌柜吓得跑回了陕西老家，铺子里仅剩一两个徒弟看守，以后用了一年时间才慢慢恢复正常营业。
一方面，商业凋零使得成都政府难以收到钱税，成了一个穷棒子政府，只能依靠大量发行军用票来维持运作。另一方面，政府虽然穷了，来蹭饭的人却不见少。兵变发生后，附近各县的保路同志军都打着平乱的旗号，先后聚集成都，而且来了就不走，明睡到夜，夜睡到明，除了食宿外，各种各样的要求提了一大堆。
面对困境，尹昌衡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袍哥政府
保路同志军以袍哥为主，其头领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尹昌衡依样画瓢，自己也建立了一个袍哥组织，名为“大汉公”，他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
“大汉公”的牌子被正大光明地挂在都督府大门口。从此以后，尹昌衡便挨个到各个“码头”去拜客，跟同志军的头领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样不仅省去了招待费，还拉近了彼此关系。
看到都督如此“亲民”，袍哥们自然喜不自胜，大家见了面，都不叫尹都督了，而是直称“尹大哥”，表示绝对拥护。尹昌衡每到一处地方，袍哥都要给他披一道红，以至尹昌衡天天都是“绛绉缠身”。回去后，他把红绸往床上一扔，接着又兴致勃勃出去拜客。也就是说，尹昌衡成天不做别的事，就是穿梭似的走亲戚，至于都督府的公事，他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
成都的官员们上行下效，也都挂出招牌，成立本部门的“堂口”。尹昌衡是“大汉公”，他的军政部称为“大陆公”，有人甚至鼓动参谋长也挂一牌，曰“大参公”。
各地袍哥争相拥入成都，“不逾刻而遍城中”，全城百姓为求自保，也都以参加袍哥为荣。袍哥提倡复古，称要恢复汉朝衣冠，但由于年代隔得过于久远，谁也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标准的汉朝服饰，只能从戏曲中照搬。一时间，成都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有头扎“英雄髻”的，有腰佩宝剑的，有足蹬花靴的，还有的干脆就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
尹昌衡此举在令人瞪目结舌的同时，也给别人留下了话柄。云南都督蔡锷给他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其实不过是袍哥政府！
四川早已宣布独立，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除了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还有重庆的“蜀军政府”。成都政府内多为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重庆政府则以革命党人占多数，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宣布反正的第十七镇新军及其他军队，也都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
蔡锷一打一拉，在贬低成都政府的同时，对重庆政府加以肯定，并且表示，愿意派滇军帮助重庆政府“讨伐”成都政府。
蔡锷的话是说得好听，可不管是成都政府，还是重庆政府，当时都到了畏滇如虎的程度。
在此之前，滇黔两省早就以援川为名，派兵入据川境。黔军还好，因为贵州内部本身也发生了动乱，中途已经折回，最难打发的就是云南的滇军。在获知滇军入境的消息后，重庆政府专门派人跟滇军拟订合约，答应付给兵饷，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当地民政。可是滇军根本就不把合约当回事，而且所过之处，居然是见到川军就打，不管你是同志军还是新军、巡防军，都一样对待，然后他们自己任免官员。
四川人认为，滇军所谓援川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实为侵川。尤其让成都政府不能容忍的是，滇军还占领川南的自贡盐场，对盐场的盐税大肆截取。
自贡的盐税是成都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政来源，滇军抢去盐税，无异于要了成都政府的半条命。尹昌衡忍无可忍，遂将军队开到自贡，摆出了不惜与滇军火并的姿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蔡锷才对四川的两个政府采取了一拉一打、分而治之的对策。
俗话说得好，一山难容二虎。成都政府建立后，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庆，实行“武力统一”，而重庆方面也有过邀请滇军入川“协助统一”的心思。滇军的现身，让两个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其实根本不是“虎”，只是两条朝不保夕的小鱼罢了。
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个著名术语叫作“鲇鱼效应”，说的是当凶猛的鲇鱼进入，反而会激活小鱼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假如一一对应，滇军毫无疑问就是那条骄悍的鲇鱼。
蔡锷主政云南，正是历史上滇军军容最盛的时期。力量对比摆在那里，川军同室相煎的结果必然是唇亡齿寒，被鲇鱼给逐一吃掉，当然如果他们要跟滇军来硬的，也只会输到一干二净。最好的办法，是能够将滇军这尊神平平安安送走。无奈众生好度人难度，滇军收着盐税，日子正过得滋润，岂肯轻易退出。
正好这时传闻北洋官军将兵犯潼关，对西南方面来说，那是一条更大的鲇鱼。重庆政府便出面劝说滇军联合北伐，实际是想一箭双雕，将其从境内支走，为此他们答应全额负担滇军北伐的经费，并且预先支付三十万元。
五百元股东
面对北洋军队的威胁，南京临时政府也在酝酿北伐，陆军总长黄兴就此向熊克武问计。熊克武认为，各省民军的数量虽然不少，但军官大多刚刚由清军转正而来，立场不稳，观望态度也很明显，时时都想着脚踏两只船。如若贸然北伐，打了胜仗还好，一旦战事不顺，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再次倒戈。
熊克武的设想是，把新成立的蜀军调到四川，将四川打造成北伐的战略基地，这样万一形势不利，北伐军也可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落脚之处。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用意是将蜀军扎根于重庆政府，给四川党人撑腰。
黄兴对熊克武的意见表示赞同。临时政府随后下达命令，让熊克武率蜀军先行赴川。
部队要出发，熊克武派王子骞去包一艘客轮，这回找的还是日本轮船公司。本来说好运费一万元，先交一半，签合同时，日商却神神秘秘地对王子骞说：“一万元那是实价。你是经手人，需要多少回扣，尽可以加进去，然后写在合同里。”末了，他还添了一句，“贵国人向来如此，已成行规。”
运费还有回扣，日商不说，王子骞都不知道。他很严肃地告诉对方：“这些都是清朝官场上下舞弊的恶习，你把我们革命党人看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实在太轻视中国党人的人格了。对我来说，可算无理之至。”
日商愣了一下，赶紧赔笑道歉，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所有细节都谈完了，快要签字时，王子骞突然对日商说：“好，你现在可以拿回扣出来了。”
日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是你自己不要回扣，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王子骞回答：“刚才你说的是陋规外快，所以我不要。我要的是生意场上的优惠，我想你既然预留了给经手人的折扣，自然还有还价余地，这些钱必须给我。”
碰到如此精明的中国小伙子，日商无言以对，只好多掏了五百元出来。
王子骞没有将这些钱收入个人腰包，回去后即登记入账，并将开好的收据返还日商。因为这件事，王子骞在蜀军中被笑称为“五百元股东”。
熊克武、王子骞这些革命党人，当初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推翻“腐败清廷”，所以他们才会对陋规恨之入骨，但现实生活中的难题，往往却并不像“五百元股东”那么简单。
1912年2月23日，熊克武率蜀军乘船返川。到达宜昌后，必须更换四川的自营客轮，但因为江水还没涨上来，客轮暂时无法东驶，大家只好在宜昌坐等。
除了每天出操训练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一个外号“毛牛”的营长闲得发慌，便找到熊克武，说他要去四川铁路公司驻宜昌办事处查账。
没有四川铁路公司，就没有四川保路运动，没有四川保路运动，湖北的武昌起义也就无法取得成功，再说开去，缺了四川铁路公司的“兰格志”股票，蜀军都无法开张。可是要查它的账，却绝非易事，这家公司的账目简直就是一团乱麻，即便集合会计专家，穷数年之力，都不一定理得清楚。
毛牛营长毕业于保定军校，军事知识没得说，但经济学方面完全是门外汉，且不论查账必备的会计统计知识，他连通常的算盘珠子都不会拨。可是熊克武却没法拒绝，因为毛牛说得慷慨激昂：“我们此次回川，附带有查办贪污责任。四川铁路公司内部腐败混乱，乃人所共知的事。若不查一下，并将结果公布于众，难对川人及保路运动中的牺牲者交代。”
熊克武点点头：“那你就去查吧。”
毛牛兴奋得一跃而起，当即以蜀军司令部的名义与宜昌办事处负责人李某取得了联系。查账这一天，他雄赳赳气昂昂地一个人踱进了办事处的办公室，出乎他的意料，亲自出来接待的李某毫无慌张神色，举手投足间皆彬彬有礼，从容不迫。
一番寒暄之后，李某把毛牛带进了一所大房间。毛牛一走进去就吃了一惊，只见房间里的卷宗账簿堆积如山，在室内正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上面铺有白布单，周围还摆列着好些座位，每张座位前从算盘到毛笔、铅笔、钢笔，应有尽有，显然人家早已有备。
李某一面递烟泡茶，一面上前赔笑：“所有账目都在这里，你尽管查。有疑问随时提出，我立刻可以解答。”
毛牛的一个脑袋变成了两个大，但既然来了，总得装模作样查一下。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他随手抽出两本账簿，信手翻了翻。
不翻还好，一翻，把他的汗都给翻出来了。别说核对账簿上的数字了，里面的许多名词术语，他甚至这辈子都没见过。
真是隔行如隔山，别说查，毛牛连个装点门面的问题都提不出来。再耽搁下去，恐怕是走不出这个盘丝洞了，他急中生智，忙对李某说：“今天不是正式查，只是见个面，接个头而已。我还有事，改天再来。”说完之后，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过了些天，见客轮久候不至，熊克武决定转乘木船溯江西上，查账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骨灰级人物
要查四川铁路公司的账，实在还轮不到蜀军，那应该是保路运动发起者的事，可是现在早已没人理这个茬儿了，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尽快将滇军从四川境内支走。
重庆政府本想用联合北伐的方式达到目的，没想到才过几天，黄兴就从南京发来电文，告以清帝退位，南北统一，用不着再北伐了。
北伐中止，按理重庆政府就不用再掏费用，可是滇军来了个不依不饶。他们将军营往重庆一扎，坚持不拿钱就不走人，而且事先说好的三十万元也一个子儿不能少。
成都的尹昌衡听说后非常气愤，便向重庆派去军队，想帮着重庆政府逼滇军离境，双方差一点打起来。
滇军的军营扎在重庆，一打起仗来，甭管输赢，最后总是重庆倒霉。无奈之下，重庆政府只好自认晦气，筹集三十万巨款付给滇军，并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滇军这才撤出重庆。
吃过这么多苦头之后，成都和重庆都感到有合并的必要，否则只会继续遭受外省欺凌。四川就此得以统一，按照协议，合并后的军政府设在成都，尹昌衡出任都督。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统一了的四川就不那么好欺负了。协议一出，滇军也不再像原来那么骄横，不久便乖乖地撤回了云南。
鉴于先前的“袍哥政府”受人以柄，尹昌衡改弦更张，下令取缔袍哥，成都两百多个袍哥招牌全部被没收，劈掉做了柴火。当然这只是在公开场合，暗地里袍哥还是照旧可以活动。
重庆也仍得以继续保留重镇地位。尹昌衡专门在重庆设立了镇抚府，并任命了一个骨灰级人物为镇抚府总长，此人名叫胡景伊。
说胡景伊是骨灰级，是因为他在军界的资历实在是老到不能再老了——胡景伊和蔡锷是士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同时他也是毕业于士官学校的第一批四川学生，在他被官派保送日本留学的时候，武备学堂还没成立呢！
等胡景伊毕业回国时，才有了武备学堂，他旋即被分到学堂做了教师。当时尹昌衡已经被保送出国，实际上并没有听过他一天课，但按照传统规矩，二人仍有师生的名分。
不光是书本上的学问，胡景伊在现实的人际关系学中也堪称尹昌衡的老师。他正是张鸣岐所称道的“不傲、不狂、不嗜饮”的典型，为人非常有城府，与尹昌衡的狂放不羁大相径庭。
在世道没有大乱之前，胡景伊这样的人不能不受到上级青睐，所以他早早就得以向“长城”靠拢，当尹昌衡因不得志而大发牢骚，怪话连篇时，胡景伊已经调任新军协统。
胡景伊在东京留学时，曾加入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可是当革命党人去广西找他，准备建立地下据点时，他却突然变了脸，喝道：“你们赶快给我滚，要是不走，我把你们交出去！”说这话时，胡景伊一半是怕惹祸上身，一半则纯粹是出于嫌贫爱富的本能，他根本不认为这些朝不保夕的“乱党”日后会有什么出息。
仅仅几年之后，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世道开始乱了。眼前的局面，就连老谋深算的张鸣岐、赵尔巽、赵尔丰都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更不用说胡景伊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新军密谋响应，有人推举胡景伊为都督，一如湖北新军拥立黎元洪。如果这种好事放在尹昌衡身上，他可能早就答应了，胡景伊不行，他是稳妥持重的“长城”，不是冒冒失失的“板砖”，起码得先看清楚风向再说吧。
可是机会不等人，这么一犹豫，别人当了都督，反过来要对他下手了，慌得他赶紧弃职逃到了上海。
有时候，人生其实就差那么一步，要不然胡景伊可不就是广西的黎元洪了？胡景伊后悔莫及，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胆子太小：活一百岁难道杀肉吃？该出手时得出手啊！
只不过一夜之间，以前根本瞧不上的“乱党”突然变得奇货可居，看来自己真是瞎了眼，赶快着手补救吧。
开场秀
上海是自由港，也是革命党人聚居之地。胡景伊的弟弟已经加入了同盟会，经他引见，胡景伊结识了熊克武。
胡景伊既有士官生的学历，又有当新军协统的履历，在军事学识方面自然有一套，因此一开始熊克武对他很是尊重，在筹组蜀军的过程中，也经常向其请教，两人私交甚好。
胡景伊本想凭此挤进蜀军领导层，但广西那段变脸经历，让大多数革命党人看穿了他的为人。据说孙中山只要一提胡景伊的名字就会切齿痛恨，在沪党人对他也都非常厌恶。
私交再好也得服从公义。熊克武从此便有意疏远胡景伊，说到蜀军时语多敷衍。胡景伊察觉党人难以相容，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上海，去了四川。
也算巧，当时重庆政府正不知如何才能打发滇军，而胡景伊因为与滇军将领有旧，便想聘他为顾问，以便与滇军进行谈判。胡景伊是个热衷富贵不甘寂寞的人，尤其落魄之时，再小的官帽也是官帽，于是马上接了过来。
谈判结束，尹昌衡正待回重庆复命，却接到了尹昌衡的电召。
此时的尹昌衡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急切地要找一个“诸葛军师”来辅助自己。胡景伊不仅是他的老师，在广西时还曾是他的上级，“学识优长，经验宏深”，各方面都合格。
得知有这么好的去处在等着他，胡景伊连招呼都不给重庆方面打一个，就直接去了成都。
重庆、成都政府虽已合并，但尹昌衡对重庆并不放心，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人最为集中，即便统一之后，仍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他任命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就是想利用这个老狐狸来镇住当地的革命党。
胡景伊初到上海时，本想与革命党套近乎、拉关系，却遭到群起而攻之，等于阿Q要革命，洋先生却不准他革命，以至“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都被一笔勾销掉了。有了这一过节，胡景伊就像阿Q一样，开始对革命党人因爱生恨。
拿着尹昌衡颁下的委任状，胡景伊星夜兼程赶到重庆，随他一起到任的，还有一个机关枪营。重庆党人虽多，但手上没有武装，只能唯命是众，胡景伊由此扬扬得意，不可一世。有人对他说，某某党人乃海内奇杰，才堪大用，他哼了一声：“什么奇杰，不过是能耍几个炸弹而已！”
最让胡景伊感到痛恨的，莫过于在上海“羞辱”过他的熊克武，偏偏他又听到消息，熊克武即将率蜀军开赴重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
胡景伊需要找一个打手来对付蜀军，阻其入川。他找到的打手外号人称“刘罗汉”，是原驻于重庆万县的巡防军管带，辖有巡防军千余人，后经人游说才宣布反正。
刘罗汉是见风使舵者的典型，名义上他与革命党人虽已是同志，其实骨子里还是敌人。他在万县贪横不法，残杀党人，与胡景伊倒是实实足足的“同志”。
胡景伊向刘罗汉发去密函，让其对蜀军发起暗袭，但墙有缝，壁有耳，重庆本是党人据点，熊克武提前掌握了这一情报。1912年4月10日拂晓，他先发制敌，指挥蜀军在万县向巡防军发起进攻。
无论是兵员素质还是武器质量，蜀军均非巡防军可比，尤其在近现代战争中，以炮的威慑力为最大，而巡防军的炮还是旧式的劈山炮，这玩意儿就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湘军时代都算落后了，哪里是新式山炮的对手。不到半天工夫，巡防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刘罗汉本人也遭到处决。
蜀军的开场秀令胡景伊大为震恐。当熊克武乘轮船由万县抵达重庆时，甫至城下，他就得到党人捎来的情报，说胡景伊已在城头安放大炮，针对的就是蜀军。
半几，胡景伊果然派使登船，要求蜀军不得入城，只能驻扎于江北县城。如此苛刻待遇，在其他人看来，分明就是要寻衅打架的意思，但熊克武很清楚，尹昌衡对胡景伊如此倚重信任，一旦打起来，就不是胡熊二人的矛盾，而将扩大为新老川军之间的战争。
熊克武下令部队开入江北，同时禁止士兵进入重庆，官佐要去重庆探视亲友，也必须一律换穿便衣，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尽管熊克武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但胡景伊做贼心虚，依旧害怕熊克武因刘罗汉的事对他进行报复。经他向尹昌衡提议，重庆镇抚府被正式撤销，他也借机离开重庆，跑回了成都。
在胡景伊走后，蜀军得以移驻重庆，这个革命党人的据点总算被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