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幸运天子，多才多艺
【原文】
（一）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二）
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译文】
（一）
汉元帝，是汉宣帝的太子。母亲是共哀许皇后，宣帝微贱时生在民间。年二岁时，宣帝继承帝位。元帝年八岁时，被立为太子。成年后，宽厚而尊重儒术。见宣帝所起用的多是法吏，他们以名责实，尊君卑臣以治天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都因犯讥刺君上的罪而被诛戮，常常在平时侍奉时从容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应用儒生。”宣帝动怒说：“汉家自有制度，原本就以王霸二道交替使用，为什么要专行仁政，效法周朝呢？况且一般儒生不能用所学结合实际，喜欢厚古薄今，使人惑乱于名实，不知所从，那怎么能委以重任！”于是叹道：“乱我刘家朝纲的，将是太子啊！”于是就疏远太子而爱淮阳。宣帝说：“淮阳王明于察断而爱学法律，应继承我的事业。”淮阳王的母亲张婕妤更得宠。宣帝有意用淮阳王取代太子，但由于少年微贱时依靠许氏，夫妇义结糟糠，所以最终还是不肯背弃许皇后而另立 太子。
（二）
班固评论：臣外祖兄弟曾为元帝侍中，告诉过臣说元帝兴趣广泛，精于书法，会弹琴、吹箫，能按曲谱，为配新词，节拍分明，穷极要妙。少年即尊崇儒术，等到继承帝位，征用儒生，委以政事，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等儒生相继作为宰相。而元帝被文义所牵制，优柔寡断，宣帝中兴之业于是衰败。然而宽弘尽下，出在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代贤王的遗风。
【评点】
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那是什么意思？温柔仁慈，喜好儒术是也。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趁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我们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这儿的“王道”与“霸道”，大概也勉强可以解释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吧！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这儿的“家”，就是指大汉王朝的基业。然而，如前所述，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没有更换“革命接班人”。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刘奭的“柔仁”，与他的先世伯祖汉惠帝刘盈的“仁弱”非常相似。然而，刘盈有个曾陪着父亲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创基业的母亲吕雉。父亲死后，这个母亲就掌握了大权，而且心狠手辣，残酷无比。刘奭呢，幼年丧母，虽然也是人生的一大不幸，即位后却不会受到皇太后的干涉与压制。他的养母王皇后一则在汉宣帝在世时就受到冷落，二则“素谨慎”，在汉宣帝死后也不会太张扬，因此，也就不会对当今皇上、她的养子刘奭造成多大的压力。“柔仁”与“仁弱”不但非常相似，而且还都包含着一个“仁”字，即仁慈。我们曾经说过，柔弱仁慈的刘盈是不适宜做皇帝的，而温柔仁慈的刘奭同样不适宜。不过，由于刘奭的上面没有像吕雉那样的一个“母后”，他的结局可比刘盈好得多了：公元前49年二十七岁时即位，做了十六年皇帝，于公元前33年四十三岁时病逝。同为不适宜做皇帝的人，他不是比刘盈幸运得多吗？
刘奭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无不穷极其妙，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他太过拘谨，优柔寡断，信用宦官弘恭、石显等，统治期间，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危机日深，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于是昭宣二帝的中兴之业就开始衰败了。仅举一例：刘奭六十多岁的师傅“当世名儒”萧望之，因石显进谗言而被逼自杀。其时刘奭正在用午膳，听到这个噩耗后泪流满面，饭也吃不下去了，立即召来石显严厉责问。石显吓得摘掉帽子，磕头不止。那时候刘奭即位才两年，从那以后直到自己病死的十三四年间，刘奭每年都要派使者到萧望之的坟上去祭奠。然而，对害死师傅的石显呢？刘奭却没有任何处罚，没有任何惩治。司马光说他“容易受欺骗而难以醒悟”，一点不错，这是个典型的昏君。这个昏君坚定地认为“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即作为一个宦官，你既没有骨肉之亲，又没有姻族之累，不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为我这个皇帝服务吗？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我信任吗？因此事无大小，都交给石公公去处置。可笑，“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早已忘记了秦朝赵高的教训。然而，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却没有像后世两个同样多才多艺的皇帝李后主与宋徽宗一样，成为敌国的俘虏而死于非命。为什么？有昭宣中兴的底子，大汉王朝毕竟还有比较雄厚的实力，与李后主、宋徽宗时期的南唐北宋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正是在汉元帝时期，大汉王朝曾经的强敌匈奴分崩离析，其北方的一支——郅支单于一部被汉朝歼灭；南方的一支——呼韩邪单于表示臣服。同属昏君，你能说刘奭不幸运吗？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幸运”，也只是与那几个非常凄惨的帝王相比而已，其实，他也有“不幸”的一面。平心而论，汉元帝刘奭之所以成为一个昏君，也有客观因素，那就是身体一直不好，没有精力处理国家大事。石显之所以能够长期弄权，《石显传》上说：“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那个“是时”究竟是什么时候呢？紧接着又说，初元年间，萧望之等人弹劾石显“专权邪辟”。“初元”是汉元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这个年号用了五年。也就是说，他刚即位的第一个五年时，二三十岁，身体就不行了。刘奭三十多岁时，有个叫张博的外戚写信给刘奭的弟弟淮阳王刘钦，说“陛下春秋未满四十，发齿堕落”，显然一点也不夸张。想想看，不满四十岁的盛年，头发脱落倒也罢了，连牙齿也掉了，怎不令人心生怜悯之情？难怪他四十岁后没几年就驾崩了。
第二节 柔仁好儒，纯任德教
【原文】
（一）
冬，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
（二）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诏曰：“五帝三王任贤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岂斯民异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贤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渐薄俗，去礼义，触刑法，岂不哀哉！繇此观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厉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为父后者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是月雨雪，陨霜伤麦稼，秋罢。
（三）
戊寅晦，日有蚀之。诏曰：“盖闻明王在上，忠贤布职，则群生和乐，方外蒙泽。今朕晻于王道，夙夜忧劳，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还，民心未得，邪说空进，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闻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或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元元安所归命哉！乃六月晦，日有蚀之。《诗》不云□？‘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
（四）
五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崇敬让而民兴行，故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从。今朕获保宗庙，兢兢业业，匪敢解怠，德薄明晻，教化浅微。传不云□？‘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农桑兴，百姓勠力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后时。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译文】
（一）
冬天，下诏说：“国家将走向兴盛，就尊重师傅。原前将军望之为朕师傅八年，教导经书，他的功德很美，现赐爵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每月只在初一与十五 入朝。”
（二）
二月，诏令丞相、御史举荐质朴、敦厚、谦逊有高尚品行的人，光禄每年按此内容考校郎、从官而定他的等级。
三月，下诏说：“五帝三王任贤使能，才贤君在位，公道大行，而今日国家混乱，难道是人民不同了吗？问题就出在朕的不明，不能识别贤才。是因为佞人在位，贤人就受到堵塞与排挤。特别是周秦以来的积弊，使社会风气日下，以致有的人抛弃礼义，触犯刑法，真是可悲啊！由此看来，百姓有什么罪？现在赦天下，令犯罪的人努力改过自新，各务农业生产。无田地的都借以公田，和一般贫民一样贷给种子与粮食。赏赐吏六百石以上爵级为五大夫，勤于政事的官吏赐爵二级，继承父后的百姓赐爵一级。女子百户赐牛酒若干，鳏寡孤独及高年赐帛若干。”本月雨雪交加，严霜伤冻麦稼，秋无所收。
（三）
三十日，日偏食。下诏说：“曾闻明王在上，忠贤各司其职，就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周边地区蒙受恩泽。今日朕暗于王道（对国家治理不利的委婉说法），日夜忧虑，还不能求得治道的真谛。每看到一事就定不了标准，每听到一言就拿不定主张，是因为政令不能贯彻始终，得不到臣民的真正拥戴，空谈阔论，未能办成几件实事，这是天下所共闻的。公卿大夫的爱憎各异，有的缘奸作邪，贪赃枉法，百姓将去依靠谁啊！六月三十日，出现日食。《诗》不是说过吗：‘今天的百姓饱受灾祸，处境十分可哀！’从今以后，公卿大夫应该严肃思考上天所示的警戒，慎于修身，明确施政的长远目标，以辅佐朕的不足之处。直言进谏，无所隐讳。”
（四）
五年春三月，下诏说：“常听说明王治国，明确是非标准而供臣民遵循，提倡严谨谦虚并形成社会风气，所以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乐从。今日朕继承宗庙，兢兢业业，不敢懈怠，而德薄目暗，教化浅微。《论语》不是说过吗：‘百姓的过失，都应由君临天下的人负责。’现赦免天下，赏赐民众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赏赐牛酒若干，三老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努力务农的人赏赐帛若干。”诏书又说：“正值春耕与蚕桑时期，是百姓全力以赴的时刻，所以在本月要慰勉农户，不违农时。现有不良的官吏，为查证小罪，征召证人到署做证。兴生一些不急的事，来妨害百姓，使他们贻误农时失去节令，而导致秋后没有什么收获。对此，公卿要认真了解并三令五申，保证不妨害农事。”
【评点】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偏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爆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十三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二百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二百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已经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第三节 依赖宦官，威权旁落
【原文】
十二月，中书令弘恭、石显等谮望之，令自杀。
【译文】
十二月，中书令弘恭、石显等人诬告萧望之，最终迫使萧望之自杀。
【评点】
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朝中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能形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第四节 昭君出塞，汉匈不争
【原文】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译文】
竟宁元年（前33）春天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拜。元帝下诏说：“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已经伏罪被诛杀，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仰慕大汉礼义，再次来行朝贺的礼节，愿意保持中原与塞外的长期和睦友好，使边陲长久没有战乱的灾祸，可以改年号为竟宁。赐给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作为他的皇后。”
【评点】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被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灭郅支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前36），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四十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昭君出塞
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竟宁元年（前33）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女性。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另据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嫁到匈奴后，心思不乐，作下了一首诗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又传，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元帝。信的内容如下：“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之，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据说元帝得书，大为动情，转而恼恨画工从中作梗，穷究其欺君之罪。画工毛延寿等五人“同日弃市”，一时京城画工几乎绝迹。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一反以往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汉元帝。
汉代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1963年，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首咏昭君的诗，镌刻在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不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也肯定了汉元帝的历史眼光。
第五节 多情王子，不幸婚姻
【原文】
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将王舜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奉戴侯后。
【译文】
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将王舜为安平侯。初十日，立皇后王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皇家御苑可以借用的就借给贫民耕种，家产不满千钱的借给种子与粮食。封外祖父平恩戴侯的同母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以做戴侯之后。
【评点】
说汉元帝不幸，也指他的婚姻。当他还是皇太子时，按照规定，姬妾就有十来个，而他最宠爱的是司马良娣。不幸的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司马良娣就一病而逝，临终前她悲伤地对刘奭说：“我的死并非寿数已尽，而是其他那些良娣、良人们嫉妒我，轮番诅咒的结果啊！”那一年刘奭才25岁，对这话深信不疑。司马良娣死后，刘奭悲恸欲绝，大病一场，病好以后也一直闷闷不乐，而且痛恨那些姬妾，一个也不肯见面。时间一长，连汉宣帝也知道儿子仇视自己的姬妾，为了帮助儿子从痛苦中解脱，就命令王皇后挑选几个出身良家、年轻貌美的宫女去服侍皇太子，以求博得太子的欢心。王皇后挑选了王政君等5人，并乘太子来拜见父皇时，叫人悄悄地问太子：“这几个宫女怎么样？”太子由于思念司马良娣，对她们一个也不感兴趣，然而既是皇后派人询问，只得勉强答道：“其中一个还可以吧。”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又独独穿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镶着绛色边缘的掖衣，那人以为是指她，就禀告了王皇后。王皇后立即令人将王政君送进太子府中，当上了太子妃，不久生下儿子刘骜，这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堂堂大汉王国的皇太子，能够如此钟情于一个良娣，令人顿生怜悯之情；而他最心爱的这个“良娣”却又不幸早逝，使“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刘奭几乎对所有美女都丧失了兴趣，不也是一种不幸吗？
时间是医治心理创伤的良药。刘奭做了皇帝后，嫔妃自然远远多于做太子时的姬妾。于是又有两个嫔妃获得了刘奭的宠幸——一个姓傅，一个姓冯。傅氏原来是昭帝太皇太后上官氏身边的一个才人，刘奭当了皇太子后，她又去服侍刘奭。她“为人有材略，善事人”，也就是说，很有心机，很能处人，上自地位比她高的姬妾，下至普通宫女，都处得很融洽。每当宫中有什么祭祀活动，她都以酒酹地，祝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大概后来刘奭也认为，这么善良的女人，肯定不会诅咒公孙良娣吧，对她也渐渐地产生了好感，后来傅氏又生了儿子刘康，于是被封为婕妤。冯妃则是刘奭即位后入宫的，在生下皇子刘兴后，也被封为婕妤。后来，汉元帝又特意在婕妤之上、皇后之下设一女职“昭仪”，授给这两位替他生了皇子的爱妃。所谓“昭仪”，昭显其仪也，是后宫妃子们的辉煌榜样也。除了皇太子刘骜外，刘奭就只有这两个儿子：刘康被封为定陶王，刘兴被封为中山王。王政君虽然贵为皇后，却“无宠”——汉元帝并不爱她。她的儿子作为嫡长子，虽然被立为皇太子，却“颇有酒色之失”，酗酒而又好色，怎堪承担接班人的重任？而定陶王刘康呢，却与父皇一样多才多艺，尤其是精通音律，堪称父皇的“知音”，与母亲傅婕妤都受到汉元帝的宠爱。当刘奭生病时，傅婕妤又很得体地带着儿子一直侍候在身边。接下来，自然而然地，刘奭开始考虑更换皇太子了。只是由于汉宣帝生前很喜爱这个他唯一见到的孙子——皇长孙，孝顺的汉元帝不愿违背父皇的遗愿，也由于大臣史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刘骜才算保住了太子之位。刘康于永光三年（前41）封王，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病逝，估计只活了二十岁出头；刘兴于建昭二年（前37）封王，成帝绥和元年（前8）病逝，大约活了三十来岁。皇子的优越条件与优厚待遇，却没能使汉元帝的这两个儿子长寿。不过，这两位王爷的儿子却都“幸运”地做了皇帝：刘康的儿子刘欣继汉成帝之后成为汉哀帝；刘兴的儿子刘衎继汉哀帝之后成了汉平帝，这是后话了。
再来说说汉元帝的这两个宠妃。公元前38年，汉元帝刘奭到虎园欣赏野兽搏斗，后宫的那些嫔妃们都陪坐于侧。正看得热闹的时候，突然一只黑熊逸出圈外，攀上栅栏，直扑人们坐着观看的殿阶之上。傅昭仪与众嫔妃尖叫一声，惊慌逃避，唯独冯昭仪挺身而上，毫不畏惧地挡在黑熊面前——当然，有惊无险，负责保护皇帝安全的武士们迅速地赶过来，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杀了黑熊。惊魂稍定后，刘奭问她：“大家都惊慌而逃，你为什么敢于上前阻挡？”冯昭仪答道：“猛兽抓住一个人后，就会停止攻击其他人，我担心黑熊直扑陛下的御座，情愿以身承当。”刘奭赞叹不已，对冯昭仪也倍加敬重。而同为昭仪，傅昭仪羞愧之余，也暗暗地恨上了冯昭仪。
汉元帝死后，傅、冯二昭仪都去了儿子的封国，傅昭仪成了定陶王太后，冯昭仪成了中山王太后。汉成帝死后，傅昭仪的孙子刘欣成了汉哀帝，傅昭仪更一跃而成为大汉王朝的太皇太后了。而中山冯太后呢，她的儿子刘兴死后被谥为中山孝王；刘兴有一个儿子，当时还不满周岁，嗣位为王，当时称为“中山小王”。可惜这个小王爷患有“眚病”，大概相当于“先天性心脏窄狭症”吧，古时候又叫“肝厥”，发作时嘴唇、手足、十指皆青。冯太后亲自抚育这个幼孙，除了求医用药外，还不断地求神问卜、祭祀祷告。汉哀帝即位后，倒也很关心这个堂弟，特派一个中郎谒者——宫廷的礼宾官张由，陪同御医前往中山国，替中山小王看病。不料这个张由患有癫狂病，到了中山国后突然发作，一霎时怒不可遏，任谁也劝阻不住，自个儿返回了长安。朝廷质问他擅自离开中山国的原因，张由恐惧异常，诬告说：“中山太后诅咒皇上与傅太后，我这才急急赶回来奏报。”这一诬陷正合傅太后之意：多年前的积怨，这下子可有了报复的机会了！立即派御史丁玄前往中山国调查。丁玄将中山国的官吏以及冯家的兄弟们一百多人分别关进洛阳、魏郡、钜鹿等地的监狱中，一直查了数十天，也没有查到任何真凭实据。傅太后见丁玄不管用，又派亲信宦官、中谒者令史立取代丁玄，会同丞相府的一个长史，共同继续调查。史立受傅太后指使，希望因此案而立大功、封侯爵，因此特别卖力。冯太后的妹妹冯习、守寡的弟媳君之等都受到严刑审讯，因牵连此案而死于酷刑之下的及被迫自杀的数十人。终于有个叫徐遂成的医生受刑不过，诬陷道：“冯习与君之曾经对我说：当年医生修氏治好了汉武帝的病，不过只得到些钱财赏赐；你治好了当今皇上的病，自然也不能封侯。倒不如杀掉皇上，一旦中山小王做了皇帝，你还愁不能封侯吗？”这就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谋大逆之罪了！史立大喜，又拿着徐遂成的供词去责问冯太后。冯太后自然不承认。史立讥讽道：“当年黑熊上殿时你是多么的英勇，而今天为什么又如此怯懦？连证据确凿的罪行也不敢承认呢？”审判既在中山国中，贵为中山太后的冯氏估计尚有一定的自由，她回到自己的住处后对身边的人说：“黑熊上殿的事情已经隔了元帝、成帝两世，宫廷秘闻，史立这么一个小吏怎么能够知道？这不是明摆着皇宫中有人陷害我、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吗？我不死，她怎么肯罢休？”说完，就服毒自杀了。她的妹妹冯习与丈夫、儿子，弟媳妇君之，还有小弟弟宜乡侯冯参等亲属，有的自杀了，有的被砍头，一共死了17人。冯参的女儿冯弁是中山孝王刘兴的王后，也被废为庶人。“揭发”有功的张由则赐爵关内侯，办案有功的史立也被提升为中太仆。这是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的事，距“黑熊事件”已经三十二年了。
冯太后等人的冤死，深受人们同情，司隶孙宝请求皇上重新调查此案。傅太后勃然大怒道：“皇帝设置了司隶一职，就是为了监察我吗？姓冯的贱人谋反一案已是铁证如山，你孙宝却吹毛求疵，故意宣扬我的所谓恶行！好吧，既然姓冯的是冤枉的，那就是我诬陷了好人，你赶快来治我的反坐罪吧！”汉哀帝怎么敢治嫡亲奶奶的罪？为了安慰奶奶，又将孙宝打入天牢。尚书仆射唐林不服，上书抗争，又被哀帝以“朋党比周”的罪名远远地发配到敦煌。直到大臣傅喜、龚胜一起上书“固争”，汉哀帝才请示了傅太后，释放了孙宝，并让他官复原职。傅太后病死于元寿元年（前2），第二年汉哀帝也病死了。直到这时，冯太后的案子才被翻了过来。因为此案而受封赏的张由与史立，由于是在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之后，才算没有受到严厉处置，只被免为庶人，远远地发配到广东合浦去充军。
汉元帝大概没有想到，他没做皇帝的两个儿子，竟然都只活了二三十岁；也没想到，受他宠爱而又“善良”的傅昭仪竟然心狠手毒，包藏祸心，害死了冯昭仪；更没有想到，受他宠爱而又敬重的冯昭仪，结局竟然如此之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