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7月3日，曾国藩自宿松启程，取道安庆、建德，移师皖南。7月28日，抵达祁门驻营。
之所以要选址祁门作为大营驻地，是因为此处地理位置优越，其西面直通景德镇，便于从江西转运粮饷，东面通往浙江与宁国，为日后进兵江浙的必由之路，西北接建德、东流，可与湘军水师、安庆陆师遥相呼应，倚为后援。
真正到了祁门，一看地形环境，曾国藩更加高兴，只见周围层岩叠嶂，泉甘林茂，最妙的是每个隘口只需放一个哨兵即可坚守，相当节省兵力。
7月10日，咸丰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其节制。
朝廷下发的任命书很长，挂上去的官衔拖了一长串，把曾国藩自己都给逗乐了，他遂在任命书上自题一绝：“官儿尽大有何荣，字数太多看不清。减去数行重刻过，留教他日作铭旌（葬礼上用的旗幡）。”
曾国藩此次出征皖南，与过去不同，过去他只是带兵作战，如今身为总督，还兼有地方民政之责，可他又从未做过地方官，一时千头万绪，都不知从何入手，不由得感叹：“做官当从州县做起，才立得住脚。”
好在知人善任素来是曾国藩的强项，再加上向老友胡林翼“借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与此同时，“柔道”也令他大受裨益。
黄老可医心病
二十多年前，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
有一位同学性格偏狭急躁，看到曾国藩的书桌被放在窗前，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户外射来的，你往窗前一坐，光线不是让你遮住了吗？赶快挪开！”
曾国藩语气平和地问他：“你叫我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床边好了！”
曾国藩一声不吭地照做，果然把书桌移到了床边。
曾国藩学习很刻苦，晚上还要用功。这位同学又嘟囔开了：“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
曾国藩没办法，只好改为低声默诵。
不久，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考中了举人。捷报传到，那位同学这个羡慕忌妒恨啊，当即怒气冲冲地对曾国藩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
曾国藩听了没有跟他计较，反倒是旁边的同学不服气了，质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哼了一声，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
如此无理取闹，不可理喻，同学们都替曾国藩打抱不平，但曾国藩仍然毫不在意。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其超人气度可见一斑。
走上仕途之后，曾国藩给人的印象却是极其较真儿，许多时候都一码归一码，似乎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但其实在私事和个人荣辱上他一直都相当豁达，有了战功恨不得全部归于同事或部属。这也是他能够仅凭道义来统摄湘军众将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在意和计较的是公事，所谓“直道对官场”。这种在意和计较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那一年他不顾一切地奔父丧回籍，朝廷自然是有意见，连湖南地方也对他多有诋毁之辞。
在异乡孤立无援，人见人欺也就算了，没想到回家乡还得承受这么多莫须有的攻击，曾国藩内心十分痛苦，因此得了比较严重的失眠症。
好友欧阳兆熊听说曾国藩的情况，便推荐曹耀湘前去治病。曹耀湘懂得医术，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在做完初步诊断之后，他告诉曾国藩：“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岐黄是中医的代称，黄老则泛指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古代士大夫往往儒道互补，在仕途得意时强调儒家的积极进取，失意时便以道家的清静无为来作为精神寄托。曹耀湘看出曾国藩所得的失眠症其实源于心病，是遭到严重挫折后的必然反应，他认为单纯的医药治不了曾国藩的病，学一点道家的人生观，倒或许有用。
曾国藩本来就是个博古通今的聪明人，被曹耀湘点透后，立刻变得豁然开朗，多少原先一直想不通的事一下子都能想通了。在日记中，他这样记述自己的感悟——
细细想来，古今亿万年，没有穷尽，可是人生也就只有几十个寒暑而已；大地数万里，看不到边界，但人生活在大地上，白天不过住一间房子，晚上不过睡一张床罢了；书籍浩如烟海，一个人就光是过一过目，他一辈子所能看过的书，也仅是九牛一毛；人情百态，事变万端，一个人水平再高，力量再大，他一辈子所能办成的事，亦只是沧海一粟。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不知不觉，曾国藩的境界与之相合了，他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作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叫作过刚则折，什么叫作能屈能伸。
曾国藩的性格至此发生了重大转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一贯的刚直中掺进了“柔道”，即所谓刚柔并济，内方外圆。
仅仅只是图景
以往曾国藩一心扑在事业上，对迎来送往的一套最为厌烦，有的私信或文件凡认为不重要的，也就先搁在了一边，这当然很容易得罪人。重新出山后，他就和胡林翼一样，很注意改善自己在官场的人际关系，该应酬的应酬，需要交好的交好，同时凡书信必复，凡文件必办。
水至清则无鱼，岂止私事不能计较，处理公事有时也不能太一根筋啊！
这种圆融的处事态度和方法收效明显，从复出之初直至出任江督，曾国藩与江西、湖北各方面官僚之间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没有再发生过大的矛盾和冲突。
建德县有一个名叫李元的团练把总，写了份公文让人送到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一看，公文袋上居然用的是“移封”，这是一种平行公文的格式，只有相同级别的部门进行交涉时才能使用。
写公文的人该有多马虎啊！可是曾国藩不急不恼，他先心平气和地回复完公文，再用公文袋将公文重新封起来，然后提起笔，在公文袋上写了一首小令：“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
李把总你好，你以同级别待遇招呼我，厉害。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想起用移封这种格式的呢？还是你真的认为我俩已经可以平起平坐啦？
曾国藩原本就不是一个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性格中有幽默诙谐的一面。运用“柔道”，他只通过区区一首小令，就达到了既批评对方，同时又不让人过于难堪的目的。
种种迹象表明，咸丰皇帝至少已暂时抛下过往的所有猜忌和顾虑，要一心一意倚仗曾国藩了。从此以后，长江三千里，将没有一艘战船不张挂“曾”字旗，与此相应的似乎就是：各处兵将，一呼百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厘金络绎输送，兵多饷足。
这是胡林翼为曾国藩描绘过的图景，然而它还仅仅只是图景，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现实状况是，虽然先后派左宗棠、李元度回湘募勇，但左李两军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三四个月才能投入战斗，同时奏调的张运兰军也尚在湖南。退一点说，就算这三支部队全部到位，也仅有一万五千人，加上鲍超等部，不过两万五千人。要执行三路东进计划，这点兵力根本就不够。
其实曾国藩在决定移师皖南，扎营祁门时，就没有马上东进的打算，他真正的用意，一方面是表示尊重朝廷保浙复苏的上谕，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太平军进入江西和皖南西部地区。
皖南现有兵力约万人，如果不守只攻，兵是不算少了，但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他帐下缺乏能够独当一面的将才。鲍超回四川探亲还没归队，左宗棠、李元度、张运兰均在湖南，李鸿章虽然已被曾国藩作为将才培养，可他既非湖南人，也没有亲自赴湘招募兵勇，而按照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他根本指挥不动现有的任何一支部队。
自曾国藩移师皖南起，在将近两三个月之内，皖南湘军实际处于有兵无将的状态，打个比方，就好像一堆铜钱散落于地而没有拿绳子串起来一样。这对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影响，曾国藩自己也说：“无好统将、好营官，虽百炼精勇无益也。”试想一下，倘若此时太平军借击破江南大营之势，全力进兵皖南，曾部是不是很危险？
曾国藩应该感到庆幸，那段时间，是上海牵制住了太平军犀利的攻击矛头。
十年前，上海不过是一座既小又不重要的孤立城市，十年后它已成为五个条约港中最大最重要的港口，相比之下连广州都黯然失色。上海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在19世纪中期，长江下游是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出口茶叶又多种植于江南丘陵，甚至于如果从上海取道长江销售鸦片，也比经由其他港口便利得多。有“英国官报”之称的上海《北华捷报》由此评论道：“上海是对外贸易的心脏，其他港口则不过是血管。”
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源，尤其是在1854年，上海建立了中外海关管辖区，自此开始，海关每年的进出口税银收入都在一百几十万两左右。在财政危机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清帝国也日益依赖于关税，连太平军都通过所搜集的情报了解到，清廷之所以能承受不断增长的军事预算，就是因为增加了两项收入：在内地征收厘金；在上海征收关税。
太平军自然想从清廷手中夺过这项收入为己所用。洪仁玕提出经略下游的方案时，建议购买一支大舰队，所需银两就是要打上海库房的主意。与此同时，太平军如果能够占领和控制上海，除轮船外，要进口其他武器、弹药也将变得极为方便。
作为洪仁玕方案的具体执行者，李秀成要么不攻苏州，要攻苏州也势必连带拿下上海，因为苏州与上海相隔太近，上海的清军对于苏州基地是一种直接的潜在威胁。
岂能引狼入室
在李秀成对下游发动强大攻势后，沿途绿营被打得支离破碎，也无法得到补充。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以高出普通绿营兵三倍的薪俸，招募六百人作为亲兵，想用以补充绿营缺额，谁料这批兵勇还没开上战场，其中的一半人就拿着已到手的部分薪俸溜走了。
上海自己募兵也是如此。上海道台组建了一支由五百名宁波人组成的勇军，尽管同样薪俸优厚还配备了新式的西方武器，但他们在与太平军遭遇时仍纷纷逃回上海，而且一路上还不断抢掠。
自己没有兵或兵不行，有人就想到了从上海就近借洋兵。这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先例，名为“借材异地”。明朝天启年间，后金崛起，部臣就提议招请寓居于澳门的洋人，利用其对火器的精通，协助明军与后金作战，但皇帝没有采纳。及至崇祯继位，后金变成了大清，边境形势更为紧急。在明朝政府的邀请下，葡萄牙人陆若汉、公沙的劳率领一些本国人，携带着当时较为先进的火枪火炮到前线效力。他们在宁远、涿州等处与清军作战，曾多次退敌。
就是清军，其实也借过洋兵。清开国初年，在与郑成功部作战时，因缺乏海上力量，便雇佣了荷兰船队与郑部作战。
既然在史书上能找到依据，于是早在1853—1854年间，江苏巡抚杨文定等人即上书咸丰，要求由政府出面，联系外国提供军事援助。
自咸丰即位起，以广州入城矛盾为焦点，中西方敌对趋势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缓和，咸丰本人对外国人极端厌恶，他怎么可能准奏？而且那个时候，别说皇帝，就是很多省级高官都认为借洋兵属于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待到李秀成占领苏州，江南官场犹如遭遇了一场强烈地震，人人变得丧魂落魄。两名江苏官员向朝廷报告，称“苏省（江苏省）已无一兵一将”，而且“全境空虚，因此无法应付”。
说一兵一将都没有，自然是夸大之辞，但已毫无招架之功却是真的。面对如此绝境，江南所有高官，从江苏的何桂清、徐有壬、薛焕（时任江苏巡抚），上海的吴煦（时任苏松太道），再到浙江的王有龄（时任浙江巡抚），甭管怕死的还是不怕死的，清官还是贪官，都无一例外地倾向于求助外援。
1860年6月末，何桂清、徐有壬向咸丰联合呈递奏疏，除了将江南极为惨淡的军事局势描述一番外，就是提出中国应当答应英法直接带兵进京换约的要求，以换取英法联军参与镇压太平军。
咸丰不看则可，一看大动肝火，他严厉斥责了何、徐的这一想法，强调中国决不能要求外国提供军援，并在上谕上写道：“如果这次借助了夷力，使该夷（英法）轻视中国，所产生的后患将没完没了！”
抛去换约的纠纷，咸丰的这种担心同样可以在古史中找到依据。典型如盛唐时期，内地汉人多不愿到边境从军，唐玄宗大量招募胡人服役，结果使番兵番将成了边防军的主流。按照西方观点，安史之乱的性质实际上就是雇佣军哗变。从咸丰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的西方“蛮夷”比唐朝的番兵番将还要可怕得多，岂能引狼入室？
咸丰不只是不愿意借英法军力对付太平军，他甚至还就怕英法主动掺和进来。中英《天津条约》里有在汉口、九江等地增设商埠，以及允许英国商船在长江各口往来等条款，他为此非常苦恼，曾质问主持谈判的桂良：“条约中允许英夷轮船入江，他们假如来了就不回去，该怎么办？”
咸丰最担心的就是英军派军舰溯江而上，与太平军进行合作。幸好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打了胜仗，英法铩羽而归，《天津条约》也就有了作废或重新谈判的可能。在给何桂清、徐有壬的上谕中，他又特别重申了只要条件许可，坚决不让外国人进入长江的观点。
咸丰不会想到的是，地方官员们如同热锅里的蚂蚁，他们在向自己上疏陈情之前，就已经自作主张，通过薛焕向驻上海的英法两国“借兵助剿”（薛焕是江苏巡抚，同时负责上海的外交事务，后来何桂清说他去向英法借兵，不过是为逃进上海所找的借口）。
可是英法联军正准备远征京津，自然不可能那边马上将开打，这边还向你提供军援，而且他们也确实没做好取消中立政策的心理准备。当薛焕向前英国驻华公使、现驻华代表卜鲁斯借兵时，对方打发式地对他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让步，放弃敌对态度，英国倒可以用轮船将僧格林沁运到上海来与太平军作战。
僧格林沁负责北方防卫，就算是咸丰松口，也不可能把他调到上海来，更不用说乘外国轮船了。薛焕讨了个没趣，认为卜鲁斯简直是在跟他开“拙劣的玩笑”。
皇帝坚决反对向英法借兵，英法本身也不愿意借兵，借兵这条线暂时只好断了，但俗话说得好“树挪死，人挪活”，上海本地官员又打起了雇佣兵的主意。
洋枪队
雇佣外国人打仗同样可以从史册中找到依据，康熙时旗兵中就有俄罗斯人。只不过这时的情况有些特殊，咸丰皇帝不提，就是英法美等各国也都反对本国侨民参加中国内战，英国甚至颁布法令，规定任何违反中立政策的英国人，都将被处以五千美元的罚款，外加两年的监禁。
当然，扎得再紧的篱笆墙也不会完全没有缝隙可钻。各国对待佣兵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尤其一些“不承担国际义务”的小国更是如此，比如上海的西班牙领事馆就允许菲律宾人在华从军（菲律宾时为西班牙殖民地）。美国虽然愿意维护它已公开宣布的中立政策，但它在上海连一座监狱都没有，除了少数重犯要借英国的监狱或自家将领的私邸进行拘押外，大部分被判有“较轻的重罪”的美国人都会被予以释放，而美国人在华从军就属于“较轻的重罪”。
自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码头上每天都停泊着大约三百艘外国船只，菲律宾和美国籍的失业水手、流浪汉、海军逃兵比比皆是，只要条件足够吸引人，招募佣兵几乎唾手可得。事实上，还在太平军席卷东南之前，上海就已经有了一个佣兵组织。
战乱时期，长江和附近海面上的盗匪极其猖獗，一般捕快根本就对付不了，于是上海捕盗局不得不以船捐作为主要经费来源，雇用了一支名为“缉盗队”的佣兵组织。该组织的头目系美国冒险家、绰号“海军上将”的高夫，原为“孔子”号缉盗船的船长，受雇于衙门后，便带着由菲律宾和华人混合组成的佣兵干起了捕快的活。
“缉盗队”为使用佣兵开了路，但这还只是一个类似于警察的佣兵组织，并非野战部队。苏松太道吴煦、盐运使杨坊在继续雇佣“缉盗队”的基础上，开始谋划建立一支能与太平军作战的佣兵武装。
若按照做官途径区分，江苏巡抚薛焕是所谓正途出身，即通过科考走上仕途，吴、杨则都是所谓异途出身，头上的乌纱帽均来自于捐纳。吴煦是一个典型的胥吏，年纪轻轻就在衙门里混，对办案、理漕、刑讼、交际等关节无所不通。杨坊原先在洋行做买办，他利用这个职务发了财，成为沪上有名的富商，而且懂一点“洋泾浜英语”（上海人说的中国化英语），是吴煦在对外事务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
吴、杨共同的特点是对钱财看得比较重，他们不在乎名节操守，且又很会来事，换句话说，薛焕这种正途出身的人不好意思去做或做不好的事，他们在行。
杨坊名下有一家泰记洋行，这家洋行主要以贩卖鸦片谋利，同时也负责操作一些涉外的半官方事务，“缉盗队”即属此类。得知杨坊仍在继续“寻找富有军事知识的人”，与泰记洋行有着业务往来的英商希尔在高夫的支持下，向他推荐了“孔子号”的大副、美国人华尔。
华尔时年才二十九岁，蓄着一头披肩的长发，看上去更像一个印第安人而不是美国白人。他的性情也确实很像印第安人，从小就异常好动，到了十几岁仍没片刻安静，在职业选择上，除了军人，他对任何一种职业都毫无兴趣。
最初，华尔想报考西点军校，可惜没被录取，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他对于打仗的渴望，之后他便私自离家参加了墨西哥内战，以佣兵身份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武装偷渡难民。华尔此举违反了当时美国的中立法，他因此遭到逮捕和拘禁，然而从监狱里一出来，他就又加入法国军队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
战争尚未结束，由于和上司发生争执，华尔辞职离开了军队。重新回到美国后，他曾做过一段时间生意，但实在难以适应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于是便再度出海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在华尔和杨坊相识时，杨坊被介绍为“一个富甲天下的中国银行家”。当着杨坊的面，华尔建议：“财产与生命受到威胁的上海商人，应组织一支对抗太平天国的私家军队。”同时表示愿意亲自组建和指挥这支军队。
杨坊一听正中下怀，马上同意了他的计划，并答应由中方负责提供军队的粮食和购买武器的资金。
在高夫的帮助下，华尔开始搜罗兵员，最终他招募到了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菲律宾人，这就是最早洋枪队的雏形，薛焕等中方官员称之为“吕宋夷勇”。
华尔给上海许多华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名美国的“被撤职的军官”，但他其实没在美军中待过一天。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欺世盗名之辈，多年的佣兵生涯让他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尤其是当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对他帮助很大。那场战争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场现代战争，华尔不仅从中了解到世界战争发展的最新动向，也学习了如何组织部队，以及将部队拆开作为散兵使用等各种技能。
洋枪队的问题主要不是华尔，而是士兵。这些人之所以加入洋枪队，纯粹是被冒险的前景、优厚的报酬和战利品所诱惑，队员水平本身参差不齐，有的能力很差，偏偏官府又要应急，在洋枪队尚缺乏充分准备和训练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把他们派上了战场。
事实并非如此
那个年代殖民主义思想盛行，通商口岸的英法军人尤其如此。一个英国军人在上海街头行走，如果迎面发现有中国人挡道，其习惯做法是“一掌扇掉他的帽子，不然就用伞尖戳他的肋骨”。照英国人的说法，他们这么做还是客气的，因为“法国兵收拾中国人比我们更狠”。
通常情况下，挨了欺负的中国人只能忍气吞声。这使洋人们更加趾高气扬，认为中国人天生胆小，人格低人一等，他们还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外国兵在战场上足以抵挡十到十五个中国兵。刚刚组建洋枪队时，华尔的头脑里多多少少也存在这种认识，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1860年6月下旬，吴煦命令洋枪队配合薛焕的勇军进攻太仓和嘉定。这是洋枪队首次作战，结果一上战场，华尔就发现太平军久经沙场，很能打仗，相比之下，他的洋枪队永远秩序混乱，有时队员甚至都醉醺醺的。
华尔只有西方武器这一个优势。太仓和嘉定都是有城墙的城池，他设计的作战方案是依靠火力，先夺取一个没有防备的城门，制造大规模混乱，接着趁守军惊慌失措，尚未能够组织起防御之际，再通过另外一个城门将对方赶出去。
在华尔看来，这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战术配合，但就是这样的战术配合，往往也组织不起来，无论洋枪队还是派来协助他的勇军，都无法实现其作战意图。同样，攻城需要连续不断地投入兵力，然而令他感到沮丧的是，不管他怎样望眼欲穿，增援部队总是迟到，乃至根本不到。
1860年6月26日，太平军自动退出太仓和嘉定，让清军白捡了一个“收复”之功，但华尔和洋枪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7月初，华尔奉命率洋枪队前去攻打松江。这时洋枪队断断续续已训练了三周，似乎有了点底气。见白天大炮无法轰开城墙，华尔决定采取突袭战术。
可惜期望越大，失望往往也越大。就在进攻前夜，士兵们喝了一夜的酒，营中人声喧哗。如此涣散的军纪终于让他们在第二天尝到了苦果——进攻队形混乱不堪，漏洞百出。
太平军经验丰富，一个猛烈反击，就将洋枪队打得大败，华尔及其所部仓皇溃退，不少士兵弃尸荒野。
华尔到底是个见过世面的冒险家，战败之后并不胆怯气馁。他回到上海，顶着洋人圈子里的阵阵嘲笑，再次招兵买马。这次募兵，他表现得比以前更有头脑，首先被他招入队中的是菲律宾人马坎纳亚。
马坎纳亚是个有钱人，他腰缠万贯，而且大方豪爽，常常一掷千金，在上海码头上颇得其他菲律宾人的拥戴。有马坎纳亚出面，不需华尔自己多费口舌，就征集到约两百追随者入伍。加上约三十名英美人，洋枪队不但弥补了战损后的兵员缺额，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原有规模。
吸取松江之败的教训，华尔又决定招募教官对部队进行训练，但限于列强的中立政策，自然难以招到正规军官，所以他招募的六名教官多为英国海军逃兵。此外，华尔还为洋枪队添置了火炮，以增强部队的火力。
1860年7月16日，华尔率队重回松江城下，他们于夜间发动突袭并终于攻克了城池。
据住在上海的一名苏州官吏讲，当时松江的太平军驻守部队大部分都不在城里，留在松江的人很少，而且多为老弱病残，这些士兵甚至都忘了关上城门，这才让洋枪队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考虑到洋枪队的规模和战斗力实在有限，冲破坚固防线的机会确实微乎其微，苏州官吏所言应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就算这样，洋枪队在攻城时也费了牛劲，共阵亡六十二人，负伤一百〇一人，伤亡不可谓不大。
话又说回来，不管洋枪队有多么不济事，他们比绿营和勇军总还是要强上许多。自江南大营被击破以来，清军在江南战场所取得的胜利实在寥寥可数，江苏巡抚薛焕闻报，赶紧给咸丰写去奏折，说自己亲率“吕宋夷勇”打了胜仗，除此之外，他对洋枪队真正的头目华尔提也没提，之前的败仗更是像完全没发生过一样。
得知收复松江，咸丰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却仍强调中国不需要雇佣“夷勇”，并再三命令薛焕解散洋枪队。
咸丰的心情可以理解，这时中西方主要是中国和英法的关系正在进一步恶化，他当然害怕雇佣“夷勇”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不过皇帝的谕令对薛焕显然并没有影响，因为除了洋枪队，江南确实已没有任何可依靠的军队了。
若硬要说这份谕令有什么作用，或许只是当雇佣“夷勇”遭到不识时务的御史、言官攻击时，朝廷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证明对此不负直接责任。
风波
在洋枪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有一些西方人对太平天国持同情乃至赞赏的态度，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便是其中之一。
获知洋枪队的作战消息后，密迪乐断定这支佣兵组织不仅严重违背英国的中立政策，而且还将威胁各国的商业利益和在华人力。他立即给英国驻华代表卜鲁斯写信，强调太平天国虽然希望避免触犯外国人，但却未必能将洋枪队和英国正规军区分开来，结果很可能导致其对一切西方人采取报复行动。
卜鲁斯接到信后深以为然，遂向薛焕提出交涉。薛焕则用中国商人们提出的论据进行抵挡，认为中国雇佣菲律宾人和在华英国人雇佣中国人一样，二者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洋枪队的行动本身也是为了维护上海地区英国的商业利益。
可是卜鲁斯并不理会薛焕这一套说辞，仍然坚持要求取缔洋枪队，气得薛焕在背后一个劲地抱怨洋鬼子“固执”。
你有西洋拳，我有太极功，对于卜鲁斯的交涉，薛焕干脆来了个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置若罔闻，而英国此时最关注的是英法联军远征北京的问题，也没有足够精力对此事进行追踪。
密迪乐在致信卜鲁斯的同时，还给美国、西班牙领事写了信，希望两国共同阻止洋枪队，可是两国领事起初几乎什么都没做，后来发现抗议洋枪队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领事士觅威良才联络吴煦，要求不得让高夫、华尔等美国人从军，以免妨碍美国的中立政策。
吴煦比书生出身的薛焕可油滑多了，他承认确实雇用了外国人，但他说这只是为了剪灭海盗——我让他们帮着抓抓海盗而已，没有让他们从军啊？怎么可能妨碍贵国的中立政策！
士觅威良哑口无言，因为他手中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华尔等美国人参与了作战。
恰在此时，洋枪队的内部发生了一场风波。按照当初杨坊与华尔订下的合同，薪水方面，中方每月支付士兵一百美元，军官六百美元。除了这些固定薪水外，洋枪队每打下一座城池，就可以根据城市大小，得到四万至十三万美元不等的赏金。洋枪队打下松江后，《北华捷报》算了算，说仅华尔个人就可以得到三千五百英镑（约合四千多美元）的赏金。士兵们既然全都是奔着钱来的，在“分赃”问题上当然不会温良恭俭让，大家很快就发生了激烈争执。
虽然因为这场风波，多数人开小差离开了队伍，但华尔并不用为兵员发愁。令人目眩的巨额赏金一开，又听说其间还有机会劫掠财物，更多的新兵开始自发向华尔的军旗下涌来，至于这样做是否会败坏自己的名声，以及违背本国中立政策可能遭到监禁等等，则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事后，士觅威良就写信给吴煦，指控美国轮船“哈特福德号”上有两名逃兵加入洋枪队，“与叛军（指太平军）作战”。
经过补充，洋枪队除菲律宾人继续保持在两百人外，欧美籍官兵也已达到一百人之多。华尔趾高气扬，一再鼓动部下，说以后只要收复“反叛者占领的任何城镇或坚固阵地”，就付给他们“大量但不固定的酬金”。
薛焕、吴煦、杨坊为洋枪队选定的下一个攻略目标是青浦。为了让这些冒险家们卖命，他们开出了更高的赏格，据《北华捷报》透露，如果华尔能够率洋枪队攻下松江以北的青浦，他本人就能得到总计三万六千两的赏银。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1860年7月30日，在约一万勇军的协同下，华尔率洋枪队直扑青浦。
在太平军尤其是李秀成部队中也有以私人资格，自愿为之效力的外国人。他们一般都是退役军人且携有枪支，而且作战时也比较勇敢，太平军给予他们以很高礼遇，称之为“洋大人”“洋兄弟”。青浦城防的指挥者中就有这样一位“洋兄弟”，此人是前英军中尉萨维奇。在萨维奇和太平军将领周文嘉的指挥下，守军隐身于坚固的城墙背后，对洋枪队进行了猛烈抵抗，华尔所发动的三次突袭均以失败告终。
在据城固守的同时，周文嘉向正在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告急，请求大部队予以增援。
第一条也是最好的消息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李秀成很早就横扫江南，拿下了苏州，为什么迟迟未向上海大步推进，以致让洋枪队在上海周边兴风作浪呢？
原因还得从太平天国那份经略长江下游的方案说起。在这一方案中，挺进江苏东部只是最初步骤，其战略重点还是上海。洪仁玕和李秀成，一个是方案的制订者，一个是实施者，两人重视上海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洪仁玕主要出于政治动机，而李秀成更多着眼于军事。他们也都意识到，在清廷与西方矛盾加深和相互仇视之际，赢得外国人的好感，使其严守中立，将对己方有利。当然，如果西方各国还能对太平天国表示积极支持，就更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基于这一考虑，洪李很希望能够在控制上海的问题上与各国谈拢，为此致信驻上海的外交首脑和传教士，邀请他们来苏州面商。
可是各国代表都没有给予什么回复，甚至卜鲁斯还不让密迪乐收信，最后只有五名传教士从上海动身前往苏州。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初，西方各国包括一些观察家一方面出于对清廷的仇视和愤恨，另一方面也为起义军身上所具有的基督色彩所吸引，一度对太平天国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这也是各国主张中立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近距离接触后，各国代表很快发现太平天国的教义与真正的基督教并不是一回事，而且天王洪秀全公然自称“所有国家的主”，视各国为对中央王国的“纳贡者”，其表现居然比清廷还要狂妄自大。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至此，除密迪乐等少数人外，公使领事们都在大失所望之下迅速改变了立场。
有了这样的认识，各国虽然仍持中立政策，但他们却决不会允许太平军接管上海。道理很简单，上海由谁掌管，关系到列强的整个在华权益，清廷再难以沟通，总还承认上海是条约港。若是让比清廷更难打交道的太平军进入上海，他们连这个都不承认，该如何是好？那岂不是连到手的权益都丢掉了吗？
在各国看来，太平军要攻取上海，这是谈都不用谈的事。肯赴苏州一行的传教士无任何官方背景和职责，也明确拒绝接收并携带写给官方的文件，去苏州只是为了试探在太平军辖区传教的可能性而已。
这五名传教士中有两人都是洪仁玕在香港的熟人，一个还是他的朋友。当时还在天京的洪仁玕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但或许是为了抬高自己在天国的身价，他致函李秀成说这五人都是“洋官”，来苏州是为了代表各国和太平天国讲和。
听了洪仁玕的话，李秀成也真的相信是“洋人来降”，便让部队暂停进兵，以便等待洪仁玕来苏州和“洋官”进行谈判。
等到青浦告急，李秀成才察觉情形不对。他不可能分清楚洋枪队与西方正规军的区别，只是理所当然认为外国人已违反中立政策，插手内战和帮助清军了。既然如此，苏州谈判自然不会有结果，于是他急忙率部增援青浦。
1860年8月2日，李秀成部与洋枪队在青浦城外展开大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激战到中午。李秀成带来的是太平军主力，通过两次主动出击，就把洋枪队打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
华尔的助手法恩尔德参与了这场令他毕生难忘的战役。他的感觉是打着打着，忽然就发现太平军占了上风，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地将他的士兵迅速消灭。他还惊恐地看到，一些军官的头颅已被挑在了太平军的矛尖上，“他们（指太平军）打起仗来心狠手毒，活像恶魔，转瞬之间，我们的人几乎全被消灭了”。
青浦一战，全队官兵共死伤三分之一，华尔自己也身负重伤，所有的大炮、炮船以及一列军火列车丢得一干二净。这是华尔在华军事生涯中所遭遇的最大失败。当他逃回上海欲重组军队时，遇到的全是敌意和谩骂。《北华捷报》幸灾乐祸地评论道：“第一条也是最好的消息是……华尔及其走卒们在青浦遭到惨败。这个臭名昭著的流氓给上海抹了黑。”
华尔仍不服输，他补充了新兵，配备了新的大炮。一周之后，洋枪队由其副将法尔思德、白齐文率领，再次重返青浦。可惜在同一地点，这支倒霉的佣兵部队并没有能够得到咸鱼翻身的机会，他们遭到李秀成的侧翼包围并被击溃，损失非常严重，残部只得退往松江。
李秀成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留给他们，8月12日，又马不停蹄地对松江发动猛攻，洋枪队毫无招架之功，太平军轻轻松松就将松江城拿了下来。
洋枪队败退和华尔受伤的消息，令已经对洋枪队产生依赖的上海官绅受到极大震撼。江苏巡抚薛焕惊呼：“夷军（洋枪队）锐气大挫，上海、松江恐怕要出事了，怎么办？怎么办？华尔受伤，若群夷散去，更不得了。”
上海的外国人同样感到紧张不安。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清军将领在与外国人见面时，都发现对方神情沮丧，这使他们在更为惊惧的同时也不免感到一丝莫名的快意：原来洋人也这么害怕太平军！
震惊和困惑
李秀成下定了进攻上海的决心，1860年8月14日，他正式宣布将攻取上海。
上海城内的空气由此变得分外紧张，各国侨民、商人竞相将行李皮箱搬上船，自愿者则纷纷应征入伍，各种武器也被集中起来准备用于作战。数日之内，约一千五百名英法联军已被部署于租界周围的各个要害阵地以及七座城门之上，“许多事情都以超常速度完成了”。
8月16日，李秀成偕洪仁玕率部自松江前进，占领了上海周边的泗泾镇。卜鲁斯和英国海陆军军官急忙给李秀成写信，申明上海市区本身及租界正被英法军事占领，劝其勿攻上海，否则“会被认为是开始与联军对抗，并将得到相应的制裁”。
李秀成没有能够及时收到这些信件，其部继续由泗泾进至上海西南的七宝、虹桥、法华诸镇。
8月18日，太平军的先锋约三千人直抵上海徐家汇，逼近上海西南两门。这时李秀成显然仍希望列强保持中立，他致书英法美等各国公使，提出太平军攻城时的几个注意事项：洋人最好留在屋内，等到战火平息再出来；洋人之住宅店面，凡挂出黄旗，便可不受干扰；所有洋人教堂也得挂黄旗，以免受军队破坏。
太平军在松江与勇军作战时，勇军中混有四个洋人，由于难以辨别，其中一人被太平军士兵杀死。为了表明对外国人进行保护的诚意，李秀成特意下令处决了那名士兵。
可是不管李秀成怎样再三声明和显示诚意，洋人始终置之不理。因为有大风雨，太平军也没有立即攻城，直到次日才从三面围攻上海，城内的英法联军随即向太平军开火。
战事一开，李秀成大感震惊和困惑。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洋人动了手，事实上，从谈判失败和与洋枪队交手起，他就已经有所预料，他真正感到意外的是英法联军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枪炮弹密集如雨，且极为准确。
李秀成可能一直把洋枪队错认为是英法联军的一部分，他哪里知道洋枪队不过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不管是士兵的战斗素质还是武器的精良程度，都无法与真正的西方正规军相比。他的部下同样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当炮弹倾泻到阵地上时，一个个竟然都像石头一样呆立不动，既不知道隐蔽也不回一枪，数百名太平军官兵因此当场丧命。
1860年8月20日，李秀成挥军再攻上海。战斗更趋激烈，黄浦江上的英舰也加入进来，用舰炮对太平军进行猛烈轰击。太平军伤亡惨重，李秀成脸部受伤，只得退至徐家汇。
东线战事一向势如破竹，没想到会在上海吃大败仗，其后加盟太平军的洋将萨维奇也英勇战死。李秀成既痛苦又失望，他致函英美等各国领事，责备各国不守中立，并且说：“我压住数日来的愤慨，宽厚地让出一条通道，以便我们相互交换我们目前的阵地。”
打仗都是靠实力说话，这种信函自然不可能得到任何回音。此时太平军后翼已受到清军威胁，恰好嘉兴被围求救，李秀成便顺势南下浙江，以解嘉兴太平军之围。
进攻上海受挫是太平军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除未能占领上海外，这次战役对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军事和政治利益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军事方面，李秀成在上海耽搁的这两个月，等于救了曾国藩之急，也因而使他错失了消灭湘军的天赐良机。这还不算，由于与洋兵为敌，英法联军不仅禁止太平军在距上海城五十公里以内布兵，而且禁止洋商逆江而上，向太平军提供补给和武器。政治方面，洪仁玕的外交政策完全失败，他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权力也开始日益衰落。
事后，洪仁玕归咎于李秀成，说他本人已经与来苏州讲和的“洋官”谈妥，是李秀成不肯，执意要打上海，最后“中空城计败回”。这种说法颇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其实连洪仁玕自己都清楚，来苏州的洋人根本不是什么“讲和的洋官”，而仅仅是几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及其权力使命的传教士罢了。
说到底，上海之败还是因为太平军和清廷一样，对西方根本不了解，亦缺乏正确有效的外交政策和沟通手法，结果便只能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
在江南官员看来，保住了上海，似乎说明声名狼藉的洋枪队也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吴煦奉薛焕之命，写信给美国领事士觅威良，告诉他：“中国人以前为消灭海盗雇佣的外国人现已全部解雇了。”吴煦在信中还补充说，除外国海关人员外，中国政府没有雇佣任何外国人。
《北华捷报》随后证实了吴煦的说法，确认洋枪队已经全部解散。至于华尔，他在青浦遭遇挫败后就渐渐销声匿迹。有人说这位美国冒险家负伤后，他的“幕后老板”杨坊还以为他已经死了，是曾将华尔推荐给杨坊的英商希尔给了他一间房子，并“守护他，照料他”。还有些报道则说华尔到国外去治疗了，不过对于他的确切行踪，谁都无法提供可靠的消息。
世界上最愚蠢的傻瓜
1860年这一年，南北都爆发了中西之战。与上海战役不同的是，英法对北方的战争蓄势已久，早在前一年冬天，英国就以额尔金为公使，以格兰特为陆海军统帅，率英军及印度士兵一万三千人，外加五千香港驻军前往远东。法国紧随其后，以葛罗为公使，以孟斗班为陆海军统帅，率军七千赴华。
在额尔金出发前，英国外相罗素对他的训示是：“你此次的使命，一是质问中方在海河攻击我使舰的理由，二是索要英法军舰被损坏的赔款，三是确保在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显然，这是对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失败以及中国宣布废除《天津条约》的回应。
1860年2月，作为前英法公使和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的当事人，卜鲁斯、布尔布隆在上海照会时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的何桂清，提出上述条件，并限中方于三十日内予以答复。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获胜后，中国朝野信心倍增，认为本国军队“陆战能胜，骑射可倚”，与外国军队作战未必就会落于下风。同时为防备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咸丰还陆续抽调满蒙骑兵及北方各省步兵数千人，专门用于加强天津大沽一带的防务。
随着防御能力的增强，咸丰的态度趋于强硬。看到何桂清的奏折，他下达上谕，认为之前卜鲁斯单方面带着兵船北上，破坏了海河的防御设施，是英国首先背约。既然责在英方，那么英军损兵折将就属于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原有《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也只能作废。
咸丰在国内还面临着太平天国这一强大的对手，他本质上并无再战之意，废约云云不过是想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而已，所以在上谕中留了余地，称英方如果“自知悔悟”，仍可在上海重议条约，中方愿意斟酌道光年间曾答应对方的条件，有选择地予以“通融办理”。末了，他又再次强调英国代表不得擅自北上，“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
不管皇帝真实的意图怎样，他的这一态度就等于拒绝了英法的要求，英法岂肯罢休，局势开始向战争方向全面演化。
4月，英法联军进攻舟山，用以建立海军军火库及部队的补给中心。舟山防务薄弱，一看到洋人打过来，当地官府就不战而降。得意万分的联军在事后进行了一场比赛，看谁船上的旗帜飘得更高：先是法国把旗帜升上一个更高的旗杆，接着英国下令把船上一个更高的桅杆当成旗杆，再然后法国又找了一个更高的桅杆……
与普通官兵不同，作为英法联军的首脑，额尔金承受着不小压力，而且越往北去压力越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开始，额尔金就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全权公使，负责对华用兵，直到中国政府被迫同意签订《天津条约》才卸任，由其弟弟卜鲁斯接替。可是万没想到卜鲁斯在大沽口马失前蹄，败给了中国人，于是他不得不重新出山，替已被降为对华外交二把手、黔驴技穷的弟弟擦屁股。
为了组织这次远征军，英法把一流的兵员和精良的武器都拿了出来，尤其英军全部采用了最新式的线膛枪炮。正如一名中校所夸耀的：“英格兰发动战争的时候，从未有过这样一支组织良好或者说如此精干的军队。”可是这也同时让额尔金失去了后路，他不光要胜，还得速胜，否则无法向英国国内交代。
另一方面，尽管军人们大多认为以远征军如此雄厚的军事实力，要击败古老中国的防御线乃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但大沽口毕竟不是舟山。尤其在民间，由于中方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很多中国人乃至英国人都觉得，只要有僧王（僧格林沁）在，天津海防便可高枕无忧，大沽炮台肯定还能再次阻击英法联军。中国棉花行会中的乐观派为此打赌，将五万两白银的赌注存在了东方银行。英国商人知道后不服气，他们也多方筹集赌注，但最终只筹到了一万两白银，可见就算是英国商人都不认为英法联军能够稳操胜券。
额尔金不是第一天打仗，他很清楚战争本身存在很多变数，不是手里握了一把好牌，就一定能把牌打好。与此同时，从英国国内传来的消息也加重了他的忧虑和担心，英国国内纷纷传闻，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久拖不决，不是卜鲁斯无能，而纯粹是额尔金对中国人过于安抚所致。更有人在给额尔金的一封密信中直接向他发出警告，说如果他不能在下一次英国议会开始前结束战争，英国政府就会倒台，言外之意，政治倒台就是他额尔金的责任。
额尔金开始后悔从弟弟手中接下这个烫手山芋。舟山以北就是上海，当联军接近上海时，他不断地自怨自艾：“如果我不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傻瓜，我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活该遭此折磨，毫无疑问我命该如此。”
薄弱点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让西方人知道了僧格林沁的大名。后来帮助太平军作战的英国人呤俐在著述中写道，他在无锡与僧格林沁作战，还缴获了一面僧格林沁的军旗。其实僧格林沁从没有在南方和太平军打过仗。专家考证，呤俐所说的战利品应该是曾国藩部的军旗，他这么写，是因为知道曾国藩的英国人很少，但知道僧格林沁的人很多，将曾国藩改成僧格林沁，可以在英国民众面前提高作者及其作品的地位。
作为一名出色的战将，僧格林沁并不是没有弱点和失误，尤其随着声名播于海内外，他也滋生出了盲目乐观的骄傲轻敌情绪。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结束后，在给咸丰的奏折中，他写道：“经此次获胜，大沽防务将越来越稳固，皇上自可宽心。”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僧格林沁筹备天津海防已达两年之久，但海防建设仍远远称不上部署严密。特别是北塘一线，虽已耗资白银数十万两，然而仅建成南北共三座炮台。中国的炮台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像西洋炮可以旋转，要做到向各个方向准确瞄准很困难，换句话说，假使英法联军选定北塘作为突破口，炮台将非常危险。
僧格林沁自然知道北塘是薄弱点，这时有人向他献计，说可以把英法联军放到岸上，继而再用蒙古骑兵进行冲击。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蒙古骑兵确实曾将联军冲得七零八落，僧格林沁因此觉得献计之人说得很对。正好咸丰有冀望于英法知难而退，重新举行谈判的念头，他下旨给僧格林沁，要求将海塘留出来，作为与英法公使议和的地点。于是僧格林沁就干脆撤去海塘防务，将北塘炮台的兵勇和火炮全部撤往海塘以北的营城，以示海塘为纯粹的非军事区。
山西道御史陈鸿翊是海塘人，对海塘地形很熟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也一直通过与家乡亲属的书信来往，密切关注着战事的发展变化。得知僧格林沁撤去海塘防务，转而设防营城，他立此表示反对，并向咸丰呈上了密疏，
在密疏中，陈鸿翊分析说，海塘原本的防务虽然较弱，但毕竟还能御敌，如此一撤了之，万一英法联军由北塘上岸，营城驻守之兵将非常被动，无法前去援救。在这种情况下，英法联军可以直接南下切断大沽北岸炮台的后路，届时大沽炮台将面临前后夹击，“甚为吃重”。
此时僧格林沁在朝中地位显赫，连咸丰都倚之为长城，即便有不以为然者也不敢轻易进言。有人对陈鸿翊说：“你一个小小的御史，怎么能和重权在握的王爷抗衡呢，难道你的脖子是铁的？”陈鸿翊遂有“铁脖子御史”的绰号。
“铁脖子御史”陈鸿翊建议把兵勇和火炮从营城调回北塘。对他的这一意见，朝野上下最初都给予了一定重视。咸丰尽管将海塘指定为谈判地点，但并不是让僧格林沁不设防，为此他传旨僧格林沁，指示对北塘地形仔细侦察，严密防范，切不可大意。
即便皇帝发话，僧格林沁依然固执己见。他奏称，北塘地基狭窄，可供守军施展的空间很小，将兵勇和火炮移至营城，则可与大沽呈虚实相间、互为支撑之势。除此之外，他还曲解陈鸿翊的意见，说陈鸿翊不懂军事，所提建议不过是只想着要保卫其家乡而已。
咸丰自用僧格林沁击败太平军北伐部队以来，就视这位表弟为“奇才异能”之士，而且僧格林沁作为办理海防事宜的前线总指挥，本身也有一定的独断权，因此在僧格林沁上折申辩后，便不再做硬性要求。
敢于对僧格林沁提出异议的人，除陈鸿翊外，还有正在僧幕中的郭嵩焘。郭嵩焘不仅是湘军中难得的谋略之士，而且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前，他奉咸丰之命到天津帮办军务，当时天津人人主战，唯有他劝僧格林沁慎重行事。
郭嵩焘做事的原则是“循理”，他认为对西洋各国也适用这一原则。所谓“循理”，就是讲道理，放到外交领域就是要遵循通行的规则。他对僧格林沁说，打不是不可以，但打之前一定不要破坏外交规则，这样万一仗打胜了，可以让对方心服口报，免除后患，就算打败了，自己也堂堂正正，不会输理。
僧格林沁是坚决的主战派，而且那时正想施计挫败对方，他认为郭嵩焘不过是书生之见，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郭嵩焘明知僧格林沁不待见自己，但仍不厌其烦，竟然先后十七次给僧格林沁写去建议信，一再陈明利害。僧格林沁都已经被他弄毛了，内心对郭嵩焘十分厌恶。
等到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打响，郭嵩焘见事已至此，遂不顾前线枪炮如雨，赶到大沽效命，之前天津那些喊打喊杀，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人则一个都没出现。僧格林沁对此非常感慨，深觉愧对郭嵩焘，谓其：“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
18世纪的武器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之后，外交形势果然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趋恶化，郭嵩焘十分忧心，但是一旦木已成舟，他又义无反顾地赶到前线，为作战出谋划策。
郭嵩焘也反对撤除北塘防务。在他看来，北塘本身是御敌的一道坚固藩篱和垣墙，如今不把敌人御于藩篱和垣墙之外，而将其放到厅堂和内室来打，实在失策。
僧格林沁虽然不喜欢郭嵩焘，但也深知对方的人品。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向郭嵩焘解释了将敌军放上岸打的好处：“敌人乘船远道而来，不可能带来太多的骑兵，等到他们登岸，我就用精锐骑兵冲击，可以必胜。”他还颇有些自负地说：“洋兵伎俩，我所深知，有什么可怕的呢？”
总之一句话，我知道你郭嵩焘是个不怕死、敢说话的正直君子，但我对付洋兵自有我的一套，你不用管。
僧格林沁的虚骄和误判，就此为失败埋下了隐患。发现北塘守备空虚，额尔金立即决定从此处登陆。
1860年7月26日，英法联军的船队在北塘附近靠岸。当天，僧格林沁在大沽炮口瞭望，看到在弥漫的烟气中，共有三十余艘悬挂着红旗的轮船驶至北塘河口，而且不久之后，船上的人马就开始登陆并占据村庄。
这一情形并没有出乎僧格林沁的意料，他随即命令蒙古骑兵做好准备，等待时机对敌人进行截击。
实际上最好的战机已经错过。北塘河口原设有木桩，但没有炮台配合便如同虚设一般。法军有一种当时最先进的七十五吨炮船，它既可以载运人马和大炮，其船体又非常小，吃水很浅，完全可以在中国的浅水区行驶。僧格林沁所看到的轮船就是这种炮船，英法联军把炮船派上去，很轻松地就把木桩都一拽而空。
英法联军有两百多艘船舰，整整花了五天时间，才将全部人马和火炮辎重运上岸。那几天下着倾盆大雨，地面一片泥泞，几乎成了泥塘，就算是士兵行走都很困难，长裤被吸在泥里拔都拔不出来。试想一下，若是北塘炮台枪炮齐发，会是什么结果？至少可以狠揍联军一下吧。
当联军到达北塘城门口时，他们才发现这座城池还不仅仅是防备空虚，而根本是毫无防备，里面空无一人，城墙四周架起的“大炮”竟然都是用木头做成的假炮。
僧格林沁在设“空城计”时，又在炮台周围布了地雷。这些地雷每颗都由四颗炸弹组成，为免受潮，用一个马口铁的箱子加以盛放，可谓煞费苦心。同时地雷阵的设计也非常巧妙，地雷被埋得很浅，上面盖着一块板子，板子上铺着泥土，只要在上面稍微施加一点重量，板子就会晃动，然后打着火石。
不幸的是，布雷区没有能够进行完全的保密。联军事先也有所防范，他们的侦察队抓了两个中国人，让两人顶在队伍前面走。正是这两个知晓内情的中国人向联军侦察队供出了实情，联军随即派工兵将地雷标出并予以销毁，僧王的地雷阵最终并未能起到预想的作用。
大沽的侧背为塘沽，二者一河之隔，仅相距八里，此处既是蒙古骑兵的集结地，同时也是大沽口北岸炮台侧后的一道重要屏障。北塘有一条石子路可直通塘沽，8月3日，两千名联军士兵沿着这条石子路向塘沽开进。走了十多里后，他们已经远远地看见塘沽营垒，但突然有几百名骑兵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原来这就是西方人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闻之色变的蒙古骑兵。当天僧格林沁大沽炮台观察到联军出动且“枪炮连环，络绎不绝”，便立刻从塘沽派出了一批骑兵前去迎击。
面对突然冒出来的蒙古骑兵，联军士兵开始吓了一大跳，不过仔细打量骑兵们的武器装备，他们又放下心来——这都是些什么啊？除了长矛就是弓箭，火器也有，不过是抬枪！
所谓抬枪是一种重型鸟枪，根据联军的观察，射击时它需要安装在三脚架上，或直接架在一名士兵的肩头，其子弹大如胡桃，有时还能发射圆形的铅弹片。
抬枪与联军士兵手里的来复枪根本无法相比，联军早就知道中国军队装备落后，没想到这么落后，居然用的还是18世纪的武器，他们将眼前的蒙古骑兵称为“名副其实的滑稽部队”。
装备落后归落后，蒙古骑兵之勇却是名不虚传，联军最后依靠野战炮轰击，才勉强迫使对方后退，但眼看着炮弹接二连三地在骑兵队列中爆炸，却并没有能够打乱骑兵的阵脚。此情此景，令联军官兵也不由得感到吃惊，认为“他们远比我们预想的要优秀许多”。
这是英法联军占领北塘后与中方的第一次交锋。由于联军侧翼均为沼泽地带，无法实施侧击，蒙古骑兵决定撤入营垒，联军占不到便宜，便也赶紧撤出了战场。
交锋过程中，蒙古骑兵只受伤三人，马受伤数匹，联军倒有十九人失去战斗力，不过一向诚实的僧格林沁在战报中并没有对此夸大其词，只是说“马步夷匪（联军步骑兵）均有伤毙”。
自杀式的勇猛
尽管击退了英法联军，但获悉对方浩浩荡荡登陆北塘，咸丰仍预感到了大事不好。
自第二次大沽口战役后，迟迟无法镇压下去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南方形势完全溃烂，已严重威胁到了帝国财政赖以生存的税赋来源，甚至影响到了事关生死的漕粮调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明知英法联军威胁京津，咸丰之前也不得不以举国之力去对付南方战事。
因为把大部分人力财力物力都投入于南方，所以僧军的装备才会那么简陋落后，同时北方兵力也空虚到除僧格林沁、胜保部外，再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抵御英法联军进攻的力量了。
对自己的这点家底，咸丰岂能不清楚，他接连谕令直隶总督桓福，要桓福乘机转圜，而且务必对英法使节心平气和，以礼相待。桓福奉令向英法公使递交照会，请两国停止进兵，从北塘入都换约。
额尔金何其精明刁钻，他马上回复称，必须钦差大臣前来方可议和，而且你的照会中只说入都换约，没说卜鲁斯在上海所提条件能否允准，那“本大臣”为何要中止进兵？继续打！
经过重新策划，联军决定先把塘沽放在一边，转而占领塘沽附近的新河和军粮城。1860年8月12日拂晓，万余联军分成两路扑向新河、军粮城。这一带的蒙古骑兵主要驻于新河，一共不足两千人，但闻知敌人发动了进攻，亦马上分两路迎敌。
僧格林沁在备战时认为英法因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之败，非万不得已不敢轻动，同时他又依据上次作战的老经验，判断联军不可能带来太多骑兵，上岸也不能带大炮，这些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事实上，联军中有相当数量的英军骑兵、阿拉伯骑兵和印度锡克教骑兵，其中的锡克骑兵蓄长须，扎头巾，骑着高大的阿拉伯马，虽然也不过是被殖民地士兵，却个个都狐假虎威，装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大炮方面，联军除火力猛烈的加农炮外，还拥有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后者是一种大型的线膛炮，专门用来驱散大部队，它可以把金属打成碎片，摧毁“用18世纪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步骑兵更是不在话下。
新河是联军的攻击重点。英军统帅格兰特指挥了这次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八百联军骑兵绕过挡在路上的中国军队，从其背后发动袭击。与此同时，联军主力则动用三门阿姆斯特朗炮从正面发动攻击。
在到达离蒙古骑兵约三里路的范围时，联军开始发射阿姆斯特朗炮，蒙古骑兵的阵形立刻被炮弹撕裂开来，但是面对异常猛烈的炮火，他们毫不畏惧，幸存者依旧不断向敌人发起冲锋。这种自杀式的勇猛令联军大为震惊。英军的一名少将指挥官惊叹道：“他们在战火里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世界上任何军队来说，那都是严峻的考验。”
蒙古骑兵已经冲到距离敌人四百多米处。在如此近的范围内，阿姆斯特朗炮可以把威力发挥到最佳，经过长达二十五分钟的狂轰滥炸，勇士们才被迫停止前进，但并没有立刻回头。
这时从背后发起袭击的锡克骑兵跳了出来，并远远地用卡宾枪和手枪施射，蒙古骑兵只能被动地用弓箭长矛进行反击，可是武器精良的锡克骑兵依然拿他们不下。一位英军中校目睹此情，深感敬佩，说他“从未见过如此有胆魄的人”。
这种力量过于悬殊的对垒当然无法坚持长久，蒙古骑兵被迫向后撤退，锡克骑兵紧追其后，但他们不知道这其实是对手的诱击战术。很快，蒙古骑兵一个迂回分割，将其驱赶到了新河东北的沼泽地带，锡克骑兵的阿拉伯战马被陷在泥里，顿时动弹不得。
就在蒙古骑兵准备一鼓作气，将锡克骑兵予以歼灭的时候，格兰特及时变换了队形，派七百名联军步兵赶到阵前，其中枪法较好的狙击手作一字排列，等蒙古骑兵渐近，便用来复枪进行射击。
来复枪也就是线膛枪。在世界兵器史上，来复枪的出现带有转折性的意义，这是因为与过去相比，它使步兵武器的杀伤力陡然提高。有的西方史家甚至认为，即便20世纪出现的高爆弹、飞机、坦克，也不及当时来复枪诞生后产生的影响力。
英法联军长年在欧亚间打来打去，作战经验丰富。在联军所占据的阵地周围，由于连日大雨，遍地积水，骑兵无法进行侧翼抄袭，只能从正面硬冲，这也等于让他们成了狙击手施射的活靶子。一时间，众枪竞发，枪响处，骑兵们纷纷从马上坠落。侥幸躲过弹雨的少数骑兵虽然冲到敌人面前，但因寡不敌众，也很快就全部牺牲了。当天实施冲锋的部队几乎全军覆灭，仅七个人活了下来。
想不打败仗都难
新河一战，蒙古骑兵一共伤亡了近四百人，见已无取胜希望，他们只得实施突围。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的锡克骑兵来了精神，他们立刻兜后追击，想给对手来个血腥屠杀。幸好一场暴雨忽然倾盆而下，蒙古骑兵余部以此为掩护，才得以退守塘沽。
新河和军粮城随后陷于敌手，这使形势顿时变得极其严峻：英法联军的军舰由北塘开向大沽，用舰炮对准大沽炮台，以扼炮台之前；其步骑据守新河、军粮城，以逼炮台之后。
大沽炮台的炮口所向大部分都朝向海面，一旦英法联军从侧背发起攻击，无法反身施射。“铁脖子御史”陈鸿翊曾担心过的情况赫然出现在眼前，此时僧格林沁才后悔不该纵敌登岸，然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1860年8月14凌晨，英法联军兵临塘沽。塘沽筑有周长近四里的泥墙，上面设有枪眼、炮洞工事，配备着火炮，具备一定的防守能力。观察形势之后，英军统帅格兰特以部队需要休息为由，提出第二天再打，可是法军统帅孟斗班却希望立即攻城。
英法虽然共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但无论兵力还是后勤支援，法军都不及英军。另一方面，当时正值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其国内舆论甚至称侵华的英法联军为“法英联军”。作为法军统帅，孟斗班也不愿老让英军出风头，既然英军说要休息，他就决定在没有英军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攻城。
没承想这一打就吃了亏。塘沽原有驻兵加上退守的骑兵总计有三千人，他们已接到僧格林沁的命令“扼守壕墙，严加戒备，不准稍有松懈”，看到法军冲上来，立即用火炮进行拦阻。
孟斗班不甘心在英国佬面前丢了面子，仍勒令士兵继续冲锋。只是法军士兵的英勇精神远不如中国军人，很快，这些士兵就败退下来。
格兰特比孟斗班要老奸巨猾得多，他传令休息就是因为发现正面进攻难度较大，孟斗班执意一攻恰好给他蹚了雷，让他验证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法军的进攻也吸引了守军正面的火力，格兰特抓住机会，指挥英军凫水由苇塘抄袭守军侧背。守军腹背受敌，不得不由塘沽退至大沽口北岸，转而协同防守北岸炮台。
第三次大沽口战役前，僧格林沁曾夸下海口：“即使该夷（英法联军）舍命报复，现在营垒倍厚加高，密布大炮，各营官兵无不奋勇，足资抵御。”如今随着塘沽沦陷，大沽岌岌可危，僧格林沁的保证不攻自破，他本人也备受外界质疑。
有人分析僧格林沁致败之因，说他和古代的屈瑕很像。屈瑕是诗人屈原的祖先，春秋战国时楚国的一员大将。他仗着以石击卵的优势打了一场胜仗，之后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最终导致全军落败。
论者以为，僧格林沁最初系以击败太平天国北伐军扬名，但那场仗出力最多的其实是胜保。言外之意，僧格林沁和屈瑕一样，不过因人成事，却把自己真当成了武圣关公，骄矜如此，想不打败仗都难。
僧格林沁此次刚愎自用，因骄落败，这一点自然没有错，可要以此否定僧格林沁亦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若论军事才能，僧王实非胜保等其他北方将领所能及，且不说他是击败北伐军一役的首功之臣，胜保不过一配角罢了，仅就保卫京津而言，这一重责也非其莫属。
作为对手，英法联军的评价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他们称僧格林沁所部为“帝国（指清帝国）的最好军队”，说僧格林沁及其所部就算在落败和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还想抵抗，并寸步不让地保卫领土”。
咸丰对此心知肚明。闻听大沽炮台处于危急状况，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追究僧格林沁的责任，而是考虑无论如何要保住僧格林沁，避免其走屈瑕的路——屈瑕败北后，自感无面目见君王和父老，乃自尽身亡。
1860年8月15日，也即塘沽沦陷的当天，咸丰给僧格林沁发去上谕：“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相对于大沽，北京的安危更为重要，他要求僧格林沁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退保京师，继续设法截击敌军，而万不可在炮台与敌人拼命。
咸丰深知僧格林沁不畏死亡的刚毅性格，在谕旨中直接给他下达了离营的命令，并且说：“今有朱笔特旨，并非你自己畏葸害怕，有什么可顾忌的？如果你执意不念天下大局，只为自己的名节考虑，那才是有负朕心！”
即便有了皇帝的严令，僧格林沁也未打算照做。咸丰让他选择可靠人员代为防守大沽南北岸炮台，自己离营，僧格林沁却并未离开炮台，他任命直隶提督乐善为北岸炮台总指挥，自己仍驻守于南岸炮台。
乐善是蒙古正白旗人，因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立有大功而被提升为直隶提督。僧格林沁告诉他，万一北岸炮台守不住，可以撤出，但乐善却毅然将自己的提督关防大印交与僧格林沁，以示誓死保卫大沽的决心。受其感召，所部有千余人自愿留在炮台与敌人拼死一战。
英勇的中国军人
英法联军在战役中所取得的有利形势，让本来颇为灰心丧气的英国公使额尔金又打起了精神。联军占领塘沽后，他兴冲冲地找到格兰特，说要在塘沽的一座寺庙顶上建立总部，理由是站在上面可以更好地观察攻打炮台的战斗情形。
额尔金不过是格兰特的名义上司，打仗这事还是得格兰特说了算。格兰特听额尔金说，他要邀请《泰晤士报》记者和他一起去寺庙观战，马上明白这位公使先生不过是想获得在英国报纸上露脸的机会而已。鉴于大沽炮台与塘沽只隔着一座白河，中方大炮的射程足以到达额尔金所说的那座寺庙，格兰特毫不客气地驳回了他的要求。
在联军内部，孟斗班之前虽然有意与格兰特争锋，但由于独自进攻塘沽受挫，如今也已不自觉地落于了下风。当商讨如何攻占大沽炮台时，他提出要同时攻打大沽的四个炮台，格兰特则坚持先攻北岸炮台，因为北岸炮台在火力配备上最为虚弱。争论的结果，孟斗班不得不屈从于格兰特，他在日记中酸溜溜地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卸下我的军事责任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府责任。”
1860年8月21日凌晨，英法联军突然自后路对大沽北岸炮台实施猛攻。战前，格兰特下令将所有的阿姆斯特朗炮都尽可能运至前线实施轰击。阿姆斯特朗炮笨身沉重，加之地面又泥泞不堪，所以每一门炮都须用六匹高头大马予以拖送，然而其威力之大是不容置疑的。中方架在炮台上的大炮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短时间内多数大炮都被击毁，但守军利用残存的火炮继续轰击，依旧远远地将敌人阻于炮台之外。
按照西方人的记录，意外发生在上午6点半，炮台弹药库不幸被联军的开花弹击中，继而发生爆炸，巨大的爆炸声如同地震一般，令守军手忙脚乱。由于弹药来不及补充，在半个小时之内，大炮无法再对敌人进行射击，联军趁此机会逼近了炮台。
半个小时之后，守军恢复射击，却发现己方大炮的威力已经大减。这是因为中国炮手普遍缺乏数学和弹道原理的知识，技术再熟练的炮手也只能根据经验，朝着固定的方向进行大致瞄准。这使得炮台的攻击距离有着很大局限，一般只有在一千两百米到一千五百米的范围内才能对敌方造成杀伤，随着距离拉近，一旦超出这一范围，炮手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调整发射的高度了，打出去的炮弹往往都超出目标。
联军前敌指挥官柯利诺见状，立即命令炮兵把来复炮推到阵前。来复炮和阿姆斯特朗炮一样同属线膛炮，虽然火力不及阿姆斯特朗炮，但在轻便性和机动性上更胜一筹——一般情况下，只需四匹矮马就能轻松拉动一门来复炮，炮兵推起来也不觉得特别费劲。
联军将来复炮推到距离炮台六百米的地方，旋即对炮台进行射击。联军炮兵训练有素，在如此近的距离范围内，可以说没有一门大炮会失去准星，相反，中国军队射出的炮弹却只能从联军士兵的头上划过。
经过来复炮的“定点清除”，炮台尚存的大炮多数都哑了火，火力遭到完全压制。柯利诺认为时机已到，下令各部发起冲锋。
当联军士兵冲到距离炮台三十五米处时，炮台上仍有一门也是唯一的一门大炮在施射，可是操纵者却只有一个。该炮手先是把背贴在地上，钻到大炮下面装填炮弹，接着再爬起来开炮，之后又重新开始这一套在联军看来很“古怪”的操作。其间联军不停地向炮台开炮，然而竟没有一颗炮弹击中他。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实际是联军官兵对这名英勇的中国军人肃然起敬，不愿意加以伤害。有人后来说起当时的感受：“不同国家的勇士之间总会惺惺相惜，看着别国的勇士倒下怎么可能不痛心？”
炮台前有连续两道壕沟，里面都注满了水，这构成了联军前进过程中难以逾越的一大障碍。与此同时，除了那门坚强的大炮外，其余守军也在用抬枪、鸟枪乃至弓箭进行顽强抵抗。联军在壕沟边折腾了一刻钟，不仅没能取得任何进展，而且伤亡惨重。
柯利诺急得两眼冒火，为了加快进攻速度和减少联军的损失，他不顾一切地下达命令，逼着从香港招募的中国苦力们跳下壕沟，充当人梯。
徒手掷出的炮弹
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干背叛祖国的勾当，联军所招募到的所谓中国苦力全都是香港底层的小偷、流浪汉或其他社会渣滓。据说自从这些卖国求荣的家伙离开香港来到北方之后，香港的犯罪活动都因此大大减少。
一路北来，苦力对待自己的同胞竟然比锡克教徒还要残忍，连联军都认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残暴的恶棍”。联军也并不信任他们，平时视之为“负重动物”，给苦力配备的武器不是枪支，而是一些竹棒。
按照柯利诺的指令，苦力们肩顶梯子，站在齐颈的水里一动不动，以便法军可以顺着梯子手脚并用地爬过去。对联军而言，让“负重动物”来从事这样“令人恐怖的劳动”，乃是再合理不过的一件事。倒是格兰特认为苦力们仍有利用价值，事后假惺惺地表示内疚，并给他们额外发了一个月的薪水作为奖赏。
在两道壕沟之间还有一条十米宽的垒道，上面不仅撒满铁蒺藜，而且遍插栅栏。这些栅栏有很长一截插进土里，露在地面的部分很像铁矛，而且本身也确如铁矛一样坚硬。它们不能被连根拔除，只能一根根折断，但即便折断后，联军士兵有时仍会被依旧竖立的栅栏残部绊倒，因而“撕出触目惊心的伤口”。
当联军前锋到达第二道壕沟正面时，部队已经大量减员，一个步兵团的几乎所有军官全都丧失了战斗力，带队军官派人向柯利诺汇报战况，请求调派援兵。
援兵到达后，实力增强的联军继续冲锋，他们在接连翻越两道壕沟后，到达炮台的墙根底下，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可以躲避枪弹的藏身处。这一情况很快就被守军发现，既然枪炮射不着，大家就干脆举起炮弹向敌人砸去，炮台上下有着五至六米的落差，这一砸下去也够洋鬼子们受的。
在随后联军发起的爬城战中，这些徒手掷出的炮弹同样令联军大吃苦头。一名上尉刚刚登上射击口，人还没进入炮台，一枚炮弹就砸中了他的太阳穴，上尉立即被砸翻在地，血流如注。另一名少校刚想要翻越护墙，中国士兵的长矛就刺了过来，要不是一名联军士兵用刺刀竭力格挡，少校身上还不知道要被捅上几个窟窿！
由于架梯攀爬的打法毫无成效，联军只好把注意力转向炮台正中的栅栏门。中国军队在备战时曾把大堆的泥土吊进炮台内，堆在栅栏门的后面，本来进攻者要想从炮台外推开或是弄倒它都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先前炮击时，联军的一枚空心弹曾击中栅栏门右侧的门框，在上面炸出了一个大洞。
利用这个被炸开的大洞，联军钻入了炮台内部，守军立即上前封堵，双方展开了更加激烈而又残酷的白刃战。中国士兵手持的长矛在防御敌人爬城时很有效，但当用于近战格斗时，由于炮台内部的空间相对狭窄，就不如刺刀那么好使了，官兵成片地被敌人刺倒在地。
即使处于如此绝境之下，乐善仍一步不退，亲自在炮台上与敌人厮杀。他头上的孔雀翎官帽非常显眼，联军一看就知道是“负责这个炮台的北京官员”，他们一开始曾打算活捉乐善，但是由于乐善拒绝投降，一名英军上尉便恶狠狠地拔出手枪打死了他。
上午10点半，北岸炮台完全失守，包括乐善在内，坚守炮台的千余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英法联军在打扫战场时，在炮台内外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清军）”的尸体。联军在此役中也伤亡惨重，英法两军都各损失了两百人，连前敌指挥官柯利诺本人都中弹受了轻伤，他们不得不承认“敌人的防御很顽强”。
北岸炮台失守的消息给中方造成了极大震动。几个小时后，直隶总督桓福派两名使节到联军营中与其谈判，在联军中担任翻译主任的巴夏礼接待了他们。按照桓福的指示，使节答应巴夏礼，表示将挪去横在白河中的竹子，让联军安全通过，同时表示双方可以在天津继续进行和平谈判。
巴夏礼认为中方所说的挪竹子的话不过是在借机拖延，于是当场就勃然大怒，把桓福让使节带来的信件揉成一团，扔在了其中一名使节的脸上。接着，他咆哮着对使节下达最后通牒，称如果大沽的其余三座炮台不在两个小时内投降，就将落得和北岸炮台一样的下场。
使节回去向桓福复命，桓福急忙找僧格林沁商量。僧格林沁仍想在南炮台指挥防御，但桓福却认为南岸炮台“万难守御”，他还从袖子中抽出咸丰的上谕，说你已经违旨，还能一误再误吗？
僧格林沁万般无奈，不由得顿足长叹：“两年辛苦，费尽心血，一旦弃之，可惜也！”遵照咸丰的旨意，他命令炮台剩余守军及其蒙古骑兵全部撤往天津。随后，桓福在南岸的三座炮台上挂起免战白旗，此时巴夏礼所限定的两个小时最后期限还远远没到。
桓福要将天津作为与英法的谈判地点，所以他认为僧部在天津也“断不能抵御”，于是在1860年8月22日，僧格林沁又只好由天津撤防，率全军退至通州。
次日，英法联军以五艘蒸汽动力炮艇和八十余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先遣队，由格兰特亲自率领，沿白河长驱直入。8月24日，先遣队驶抵天津城郊，后续大部队也紧接着赶来。由于城里已没有守军，他们不费一枪一炮就控制了全城。当天，城墙上被遍插英法两国旗帜，格兰特贴出告示，宣布对天津实行军事管制。
天不助我
前线接连失利使僧格林沁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咸丰不能不对此有所回应，他下达谕旨：“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海防未能周妥，革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并拔去三眼花翎，以示薄惩。”
尽管遭到处分，但僧格林沁并不以此为念，仍按原计划继续进行军事部署。他真正感到懊悔的，是不该撤出大沽南岸炮台。
原来在联军完全占领大沽炮台后不久，一场持续数日的狂风暴雨就席卷而来，泛滥的白河河水淹没了炮台周围的地方，使之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如果中国军队不提前撤出南岸炮台，到时联军的阿姆斯特朗等重型大炮都将无法动弹，他们要想发动对炮台的有效正面攻击也几乎不可能，南岸炮台是有望守住的。
当然谁也想不到有这场大暴雨，一名朝廷官员后来对联军谈判代表说：“你们攻下炮台乃是天不助我。”
僧格林沁一边埋怨自己没有在最后时刻坚持住，一边也怪咸丰不该给他下达弃守的谕旨，尤其是那句“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更是显得很无头脑——京师固然是根本，可海口若失，要再保京师，岂是件易事？
正好大学士瑞麟率京旗兵九千人出防，也进驻通州。僧格林沁便问瑞麟：“前在大沽，我为守护津门，乃守南炮台。不知皇上听了何人的话，令我退守，我退一步，敌进一步，如何是好？”
瑞麟答道：“现在顺亲王瑞华、尚书肃顺都主张抚夷，所以皇上召王爷退守。”
僧格林沁这才知道，咸丰让他退守京师，除了要保住他以外，也同时受到了朝中主和派的影响，有退守以谋求和谈的意图。如今天津陷落，咸丰就更倾向于议和了，他一面不准僧格林沁等部“衅自我开”，一面按照英法提出的要求，改派曾参与过《天津条约》相关谈判的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赴津会同桓福向英法议和。
桂良到达天津后，作为胜利的一方，额尔金和葛罗在谈判桌上向他提出了比以往更为苛刻的条件，除继续坚持要入京换约外，又将军费赔偿增加为八百万两，并要求在《天津条约》中增开天津为商港。
消息传到京城，大臣们议论纷纷，多数人以为英法既如此狮子大开口，就不应该再与他们讲和。咸丰受到朝中舆论的影响，又仗着僧格林沁部实力尚存，于是决定不予让步。1860年9月7日，他给军机大臣和王大臣绵愉、瑞华、端华、肃顺等人下达朱谕，流露出欲与英法联军决战之意，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僧格林沁、瑞麟同时接到谕令，被授命统一调度通州一带的军事，“厚集兵力，以资攻剿”。
自此以后，咸丰接连给僧格林沁发去两道谕旨，均以督促加紧布置通州防务为内容。饶是如此，他却并没有中止天津和谈，只是让桂良不得擅自答应对方条件。
桂良自然不敢不从命，但额尔金和葛罗也不是好打发的，他们在天津城外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军队，对中方谈判代表施加压力。法国统帅孟斗班甚至给法军士兵设计了一种头巾，说等他们在北京的街道上游行时，就可以戴上这种头巾以示庆祝。
桂良左右为难，尴尬万分，无奈之下他只好耍了一个花招，改口称自己没有全权，无法代表朝廷定案。额尔金这帮人不是第一天跟中国官僚打交道，早已见识过类似的“太极功夫”，对此极为光火。
9月8日，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补给充足，我们的军队正处在最佳状态，而这些愚蠢的人仍旧故意冷落我，我不得不结束这一切。”他立即宣布中止谈判，并通过格兰特知照桂良，称英法联军“明天（9月9日）将向通州进军”。
收到这一杀气腾腾的照会，桂良大惊失色，忙向北京进行紧急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