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25个开关
无论是想要避免落入同样的误判陷阱，还是想要避免受别人误判之害，抑或是想利用其误判获益，你都得知道有哪些常见误判，还得有更靠谱的认知框架。
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是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合伙人，巴菲特说他是自己见过的最聪明的家伙。命运把他们绑在一起，使之成为终身合作伙伴，但假如命运不是如此安排，芒格一样会获得自己的成功，正如巴菲特一样。
芒格的经历比较简单，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奥马哈（Omaha），小时候给巴菲特的祖父老巴菲特的杂货店打过工，参加过二战，上过加州理工学院，从哈佛法学院荣誉毕业，做了几年律师，然后不干了，专注投资，与巴菲特比肩而立，成为超级投资者。
我有个朋友是芒格的信徒，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拿过来把标题改成“只凭智慧取成功”，一时传疯了。人人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绝大多数是幻觉，但如果世界上存在着这样的人，芒格比较接近。
芒格聪明，但不靠小聪明。他服膺的偶像是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但我没看到过他讲富兰克林的各种显赫功业，相反，他引用的是富兰克林年轻时草创的《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富兰克林白手起家，没受过多好的教育，《穷理查年鉴》全部自己写。他的写作水平怎么样呢？他把他欣赏的作者的文章找来，模仿其写法，反复练习，针对练习，仔细琢磨。这些不是走捷径、耍小聪明，而是笨办法、大智慧。芒格如法炮制，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投资心得也放到一本书里，叫《穷查理宝典》（Poor Charlie's Almanack），向偶像致敬。
多年以前，芒格在两所母校加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陆续做过三次演讲，主题都是人类误判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Human Misjudgment）。15年后，他将这三次演讲整合为长篇文章。他在前言中讲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干，承认自己对学院派心理学一无所知，之所以要整合、加工并再次发表，是因为这些东西对他极为有用，那就“为后人留点有用的东西吧，我的剑留给能挥舞它的人”。
芒格为什么要构建自己的心理学呢？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是被各种人的各种误判打造出来的。无论是想要避免落入同样的误判陷阱，还是想要避免受别人误判之害，抑或是想利用其误判获益，你都得知道有哪些常见误判，还得有更靠谱的认知框架。他翻了几本心理学教材，觉得没什么用，于是土法上马，用富兰克林的打法，自己来，锻造对自己有用的心理学。
芒格的土法有两大特点：
第一是翻转。翻转的意思是，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成功，那就先去知道怎样会失败。芒格不学习成功，而学习失败，从各种各样的失败决策中寻找教训，翻转过来获得好决策的线索。他常说：“告诉我会死在哪里，我就永远不去那里。”乍一听像是打趣，其实已经公布了学习秘诀。
第二是跨界。芒格习惯从反面入手，蠢人和愚蠢对芒格来说是宝贵的学习材料，而其并不存在边界，随处都有。蠢人和愚蠢在哪里，芒格就跟到哪里，仔细观摩、琢磨，不知不觉就跨越了行业壁垒、学科鸿沟。
人跟人不一样。有些人做事靠工具，比如更好地建模型、量化，电脑就是一个工具，让我们变得“更快、更高、更强”。芒格是另一种人，他做事靠琢磨人。另一个传奇投资者卡尔·伊卡恩（Carl Icahn）也是这类人，他的业绩不亚于巴菲特。伊卡恩买入大量股票，进入董事会，炒掉CEO，压迫上市公司回报股东，这是他的打法。我听他给耶鲁学生讲金融课，上来就说：“电脑什么的我不懂，但我懂人啊！”
懂人就是懂人性，人性复杂无比，所以这条路是险路。但反过来说，人性又亘古不变，所以也可以是捷径。至于是险路还是捷径，得看你自己是什么人。
回到主题。芒格在自己的人类误判心理学里提出25种心理倾向，就是人们的思维定式。围棋中有句话，叫作“不思而应”，意思是“还没想呢，棋就下了”，这就是思维定式起作用的结果。我把它们理解为开关，就是说，一拨这些东西你就有反应，很多时候反应还特别大。
第1个开关是激励。它是个超级开关。芒格说，永远不要低估激励的作用，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只要激励用得上，就不要用别的东西。富兰克林说过同样的道理，用利益而不是道理来说服人。
第2个开关是爱。人们渴望爱与被爱，因此对所爱者的缺点熟视无睹，听从其意志，偏爱其所爱，甚至不惜扭曲事实。爱既能把人推向巅峰，也能把人打入谷底。
第3个开关是恨。恨与爱恰为镜像，人们为此无视所仇恨者的优点，乃至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同样不惜扭曲事实。
第4个开关是讨厌不确定性。人们不愿意陷入怀疑和不确定状态中，总是想立即做出决定。这个开关是演化而来的，不立即行动的那些猎物早就在进化中被猎食者吃干抹净。它与困惑和压力有关，困惑和压力越大，人们越想尽快摆脱怀疑。
第5个开关是追求一致性。人们讨厌前后不一，总想前后协调起来。这使得习惯至关重要，它是让人生保持一致性的快捷方式，好习惯使人事半功倍，坏习惯纠正起来事倍功半。如果这与上一条讨厌不确定性合起来，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过快地下判断、做决定，然后永不改变。
第6个开关是好奇。人类的好奇心远胜任何动物，这是一面；另一面是“好奇心害死猫”。
第7个开关是公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8个开关是嫉妒。这是古老的开关之一，肯定来自演化，因为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更甚于陌生人之间的。《圣经》禁止人嫉妒有驴子的邻居，可是没用。巴菲特甚至说，推动世界的不是贪婪，而是嫉妒。
第9个开关是投桃报李，以牙还牙。没有它，人类不可能进化出合作。但它也可以被利用来操纵人。给你小恩小惠，你油然而生感激，于是掉进陷阱。大脑本能地想投桃报李，却不擅长计算数字。多少人栽在这里。
第10个开关是近朱者赤。哪怕两样东西只是肤浅地联系在一起，也会对人的判断造成连带影响。广告里面多美女，原因即在此。这无伤大雅。但如果你得的是“波斯信使综合征”，后果就会很严重：带来坏消息的信使会被波斯国王杀掉，从此他再也听不到坏消息。
第11个开关是否认现实。人们会拒绝承认现实，如果它太令人痛苦。
第12个开关是过度重视自己。人们总认为自己拥有的东西更好，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好处是安全，坏处是形成同类的小圈子，锁死在互相欣赏但逐渐衰败的螺旋里。伟大人物则相反，他们经常清扫房间，断舍离。
第13个开关是过度自信。这跟上一个开关——过度重视自己密切相关。过度自信的人还往往会高估自己对其他人的判断能力，结果就是在面试上花了过多时间，其实把这些时间用在简历上更有效。怎么才能解毒？少想自己这个人，多想概率这件事；先别想自己能不能做成一件事，先想想这件事以前的成功率是多少。
第14个开关是厌恶损失。人们厌恶确定的损失，甚至不惜去冒巨大的风险来避免它。两个围棋世界冠军争霸，一方犯了个小错，造成亏损，这时如果承认亏损，慢慢下的话，虽然局势不利，但翻盘的机会还多；但如果他拒绝接受亏损，选择马上拼命，就会被对方一击即溃。阿尔法围棋（AlphaGo）就不会像他这样。
第15个开关是寻找认同。青少年受同伴影响远胜于家庭。成人也一样，在认同感的驱使下会做出不可设想的事情，比如在集体中，普通人能够对他人施以不可想象的暴力。人们在面临困惑和压力时最有动力寻求认同感，所以传销和邪教组织第一步要做的便是将人隔离，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激发他们寻找认同的开关。
第16个开关是对标。人们不擅长对一件孤立的事情做判断，一定要找到一个参照，通过和参照物的比较来进行判断。比如你花100元买个东西是否划算很难说，但如果它昨日是50元，你就很容易判断它不划算。我对应的建议是，买什么都别买附件。因为卖附件这门生意就是建立在利用对标这个开关的基础上的。比如买车就很容易买下许多附件，因为跟汽车的总价相比，附件的价格似乎微不足道，但其实搞不好人家的利润主要就在附件上。温水煮青蛙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每一刻都只跟上一刻比，觉得没啥变化，直到沸腾。
第17个开关是压力。压力有二重性，套用巴甫洛夫对狗的研究：第一，巨大的压力会使人崩溃；第二，压力够大的话，所有人都会崩溃；第三，最坚强的人一旦崩溃，恢复也最难；最有意思的是第四点，恢复的唯一途径是重新施加巨大压力。
第18个开关是重视易得的东西。芒格说有句歌词这样说：“如果我爱的人不在身边，我就爱身边的人。”耶鲁大学校长、心理学家苏必德（Peter Salovey）也说，恋爱这件事，相关性最大的就是距离。兔子总吃窝边草。
第19个开关是用进废退。只有练习才能精进，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但是，有些技能很不常用，要练到精处，只能随时练习，但看起来又没用，因为用到的机会很少。这些技能就是“屠龙技”。你一辈子都不一定能遇到一条龙，但现在不练，万一遇到龙怎么办？
第20个开关是毒品有害。这没什么可解释的。
第21个开关是衰老。没有谁年老后还擅长学习新的复杂技能，迟滞岁月磨损的唯一办法是始终保持思考，怀抱欣喜之心学习。
第22个开关是服从权威。领导比普通人更容易显得英明神武，尽管他们除了地位高些之外，就是普通人。崇拜权力不是哪个民族的特性，这件事全人类共通。正因如此，对把什么人放在有权力的位置上这件事要特别小心。
第23个开关是闲扯淡。人人都爱闲扯淡，这没什么办法，但你得尽量做到别让闲扯淡的人打扰做正事的人。
第24个开关是万事有理由。让别人做事一定要告诉他为什么，因为人人都想知道为什么。重视到什么地步？只要加两个字“因为”，不管你后面说的是什么，别人都会多让你一点。
第25个开关是个总开关：组合开关。如果把前面的单个开关组合起来，效果会更为强烈。举个例子，厌恶损失与追求一致性结合起来，就会使人不停地往失败的事情上追加赌注，直到全部输光。而服从权威加上追求一致性再加上寻找认同，就创造了邪教和恐怖组织。
回过头来看这25个开关，芒格说，它们既不是所有时候都好，也不是所有时候都坏，它们就是思维的快捷方式。我们首先得知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每个人也不例外，都在这25个开关的控制下。其次，记住这25个开关，但凡意识到我们正被哪个开关所控制，其实就有解药。
解药不外乎这些：
第一，随时对照25个开关检查自己的决策。知道就是得到，比茫然懵懂好很多。第二，下判断、做决定前，最好有冷静期。第三，要算概率。第四，找对参照系。第五，与前后不一这件事和解，自相矛盾没什么了不起的。第六，永远直面真相，不管这有多么难。
这些与中国智慧暗合。《论语》说，夫子有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说，夫子有四不为：不想当然，不强求，不固执，也不囿于自己。《尚书》也留下了十六字心传：“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如果能做到这些，管理我们的25个开关绝对够用。道理就是这些，结果全在知与行一体。
思考怎样更好地思考
在析妙理于毫芒的前沿地带，凭借精巧的思想实验，思维的工匠有一席显要之地。
很多年前，现代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Alan Turing）构造出图灵机也就是计算机的基本概念，他知道猛兽即将出柙。图灵机本身只是个思想实验，但今天最复杂的计算机仍没有超过当初写在纸上的图灵机在理论上能达到的能力范围。图灵思考下一个问题：机器能达到多高的智慧？他又构造了一个思想实验，即对机器智慧的终极测试——图灵测试。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人类与另一方交流，彼此隔离，另一方对人类来说是个黑盒子，你对他一无所知。交流仅通过键盘和屏幕进行，人类通过键盘输入，对方通过屏幕回应。如果人类无法通过交流辨别对方是人类还是机器，那么就可以说机器通过了测试，拥有与人类同等的智能。
图灵只关心机器是否拥有智能，并未涉及机器能否像人一样获得“意向”（intentionality）、“意识”（consciousness），乃至“意志”（free will），但哲学家们关心这些；不仅哲学家们关心，普通人也关心。人人都关心机器会不会获得意向、意识、意志。一旦机器获得了这些东西，人类在地球上的好日子就算过完了。而且，对人类的意向、意识和意志，人类自己还不太明白，还想通过与机器智慧相比较，找到理解人类自己的线索。
解释一下，所谓意向，就是心智（mind）在场并表达、代表事物的能力；所谓意识，就是知道“自我”；所谓意志，就是自主选择。
于是，哲学家们出手绑架了图灵测试。他们认为，与人类同等的智能应该包含意向、意识、意志这些内容。没有它们，认知何来？不能自知，无法自决，谈何智慧？
著名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把拥有意向、意识、意志的机器智能叫作强人工智能（strong AI），而没有这些，只会计算、推断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机器智能叫作弱人工智能（weak AI）。
在图灵测试的基础上，哲学家们提出了新问题：假设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那么它是否已经获得意向、意识、意志，拥有强人工智能？
这个问题没法直接回答。到今天还没有一部机器通过图灵测试，也没有一部机器获得强人工智能。现有的所有人工智能都是弱人工智能，就算阿尔法围棋能这般碾压人类围棋手，也一样是弱人工智能。
既然让人类无法辨别是机器还是人的机器还不存在，那么，想穿透图灵设下的隔离屏障，去到无知之幕的另一侧，去拷问那个东西是不是掌握了人类智慧，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这没有难倒哲学家。
会做思想实验的又不止图灵一个，实际上，哲学家倒是思想实验的鼻祖，从柏拉图以来，思想实验就是他们主要的思想工具。
塞尔构造了一个精巧的思想实验，同时也是图灵测试的一个变形，叫作中文屋子（Chinese room）。
中文屋子的精巧之处在于，塞尔自己充当了图灵测试中被测的机器这个角色，而他确切地知道自己这部机器没有人类智能，于是难题解决。
具体如下：
想象一间屋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塞尔自己，还有一沓纸、一支笔和一张中英文对照表。
人从门缝里塞进字条，上面是用中文提的问题。塞尔用对照表查出与其对应的英文问题，给出英文答案，再用对照表查出对应的中文，抄写在字条上，塞回门缝。
回答完美无缺，屋外的人无法分辨屋里的是人还是机器，于是通过图灵测试。
屋内外通过字条进行的整个对话应答过程尽管完美，但不存在理解（understanding）这回事——塞尔自己完全不懂中文。
通过将自己置换到机器人的角色，塞尔看到了机器人的“内心”。测试结束，他穿越回来，恢复哲学家身份，告诉大家那部通过图灵测试的机器其实并没有智慧，因为他自己就是那部机器！他确切地知道自己不理解中文，屋子里的其他所有东西，纸、笔、对照表，也没有一样有“理解力”。中文屋子里没有理解力，只有单纯的计算（computation）。
塞尔认为，没有理解就没有意向，也不会有真正的思维，更没有意识、意志这些层层递进的高级人类智慧。他宣布，中文屋子思想实验说明，哪怕通过图灵测试，机器也还是机器，不会拥有与人类同等的智慧，最多只是貌似而已。强人工智能不可能只通过计算获得，它有赖于大脑还未揭开的某个特殊机理。
塞尔的中文屋子成为当代讨论最多的思想实验。这件事的本质是这样的：哲学家先给图灵测试增加了一个强人工智能的靶子，然后宣布击败了它。这并不太公平，但人们还是长出一口气，没有看到机器成为人上人。
高兴得太早。再来一个思想实验。
如果你想亲眼看到一亿年后的地球，现在能想象的唯一办法是休眠。你爬进休眠舱，然后在一亿年后醒来。
可是，问题没这么简单。休眠舱需要经受一亿年的考验，要保证能源供给不断，要经得起环境灾变，万一受损还得自我修复，数不清的考验它都得能应付，否则你就再也醒不来了。
找个最理想的位置，有维系休眠舱所需的所有资源，然后固定在那里。行不行？
这不算好办法，一亿年间，地震、海啸、陨石撞地球都可能发生，这么长的时段中，想想就知道没法靠谱地预测风险如何降临。千年一遇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不然，福岛核电站怎么会出事故？
未来无从预测，那怎么办？
制造一个能感知环境、回避风险、寻找资源的机器人，把休眠舱放进去。
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点了。不动和能动，是从自然界复制而来的两个策略，前者是植物，后者是动物。
要求机器择机而动，你一开始给它下达了指令“让我活着”，然后便沉睡一亿年，不再给它临场指导。你的机器人必须能够自己制定策略，“知道”如何去寻找资源，如何转移到安全地带，如何预判和回避风险。
这些你不可能都提前想到，就算想到一部分，你也不能事事都提前准备，你准备不起：所需资源太多，太笨重，更不能适应环境变化。
挑战不止于此。未来一亿年不会只有你的那个机器人，可能有许多机器人，彼此竞争、合作。你的机器人得具备合纵连横的能力。需求层层嵌套。
如果你的机器人最终不辱使命，将你保存到一亿年之后，那么它多半发展出了自运行的能力。你在休眠中，不能实时控制，机器人在保存你生机的最终目标下，会根据环境变迁，自己衍生出许多次生目标。这是天大的事：衍生就意味着脱离，脱离当初的目标。
不忘初心，何其之难。允许机器有相机决策自主权，那么自主决策的进程会超越你的预想范围，这就叫失控。
讲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这个故事中的机器人就是人类自己。在演化过程中，基因创造出人类来做它们的机器人，以保护它们在人类身体深处漫漫休眠。人类是基因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造出来的机器人，但在基因不得不让渡的自主决策空间中，人类演化出了自由意志。我们作为人的利益，与“造物主”基因的利益，出现分歧。从基因赋予人类学习能力、授权人类自主决策的那一天起，基因失去对人类的控制，人类自立，就成为注定的结果。
一言点醒梦中人。既然人本来是机器，机器何尝不能是人？
亿年机器人这个思想实验，来自丹尼尔·C.丹尼特（Daniel C.Dennett）的《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Intuition Pumps and Other Tools for Thinking）一书。丹尼特是现代进化论科普大家，也是最具科学家气质的哲学家。在机器智慧与人类智慧的大辩论中，他的看法与塞尔针锋相对。他认为，不需要什么神秘的大脑特殊机理，运算层层嵌套，足以涌现出与人类相当的智慧，因为人类智慧不外乎如是。在塞尔的中文屋子里，塞尔这个人、纸、笔、对照表，没有一样“理解”中文，那也没关系，“理解”从所有这些东西构成的整体中涌现出来。
塞尔和丹尼特针锋相对，现在没法说哪个看法对。有数据的地方，数据说话；没有数据的地方，故事说话。现在没有数据，只能看你喜欢哪个思想实验多一点。我自己更喜欢丹尼特的，强烈推荐《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这本书。直觉泵即思想实验，没有数据的地方，我们从公认的直觉开始做思想实验，看它将我们带到何方。丹尼特首创直觉泵这个名词，又恰是从批评塞尔的中文屋子思想实验开始的。
这本书既是一本哲学书，又是一本探索怎样才能更好地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思考”这件事的书，由数十个精巧的思想实验及其工具组成，用被进化论武装到牙齿的认知理论打磨你自己思想的利齿。正如丹尼特所说，直觉泵，即思想实验，既不像诗那样松散，又不像数学那样系统。析妙理于毫芒，它们是思维的手工工具。在前沿之地，思维的工匠仍有一席显要之地。
不被命运无常所伤害
人们想改变世界，斯多亚主义者想改变自己。
“我必然会遭遇负义、无礼、背信、恶意和自私自利之人——我以提醒自己这句话开始每一天。”
说这话的是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罗马皇帝，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奥勒留少年时期曾追随犬儒主义（Cynicism），穿布衣，睡地上，拒绝享受，但不得要领。偶然得到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课堂答问集，获得大启发，转而追随斯多亚主义（Stoicism），成为罗马最后一个伟大的斯多亚主义者。
奥勒留是罗马帝国五大贤君的最后一人，在他之后，罗马的荣光只剩余晖。他执掌大权数十年，但没有被权力败坏。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说，从进入权力核心到死于王座，奥勒留几十年间始终是同一个人，没有任何改变。
奥勒留也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柏拉图所期待的那种哲学王。作为一个斯多亚主义者，他本无意向他人布道，而把所思所想记在日记里，原题是“致我自己”，后人改名《沉思录》出版，留传后世，成为斯多亚学派的经典著作。
斯多亚主义不是贵族的专利，谁都可以追随。奥勒留的精神导师爱比克泰德出身奴隶。罗马四大斯多亚主义者中的另外两位，塞涅卡（Seneca）集剧作家、银行家、政客于一身，穆索尼乌斯·鲁弗斯（Musonius Rufus）则终身执教。他们出身不同，背景迥异，各有境遇，在斯多亚思想里找到了理想人生的模板，那就是内心宁静。
斯多亚主义是教人怎样过好这一生的学问，源自希腊。学派得名自Stoa Poikile，指雅典中心广场北侧的绘画长廊，创始人季蒂昂的芝诺（Zenon of Kitieus）经常在这里给门人讲课。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如何过好这一生？那是公元前300年，也就是苏格拉底在同一个广场上被审判近100年之后，希腊城邦的政治、军事已衰落，但学风大畅，诸子争鸣。一个极端是享乐主义，花开堪折直须折，珍惜眼前，让欲望飞；另一个极端是犬儒主义，荣华富贵皆浮云，唯有弃绝物欲，才能得到真自由，破衣敝屣，以地为席。那个让亚历山大走开别挡住阳光的第欧根尼（Diogenēs），就是一位大犬儒。这两派，一派玩世，一派弃世。
斯多亚主义既不像犬儒主义一样弃世，也不像享乐主义一样沉湎物欲。斯多亚主义主张物物而不为物所物，既享受现实美好，又洞察其转瞬即逝。人生应追求有德性（virtue）的生活，并等待命运女神的垂青。尽人事，知天命。所谓德性，就是成为我们所应当成为的那种人。至于应当成为什么人，斯多亚主义自有套说法：饥餐渴饮，父母、兄弟、朋友、家邦，职责一个也不能少。什么也不能阻止一个斯多亚主义者履行职责。诚意、正义、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良好生活模板，不同的只是对无常略少了点敬畏。
斯多亚主义推崇理智，因为唯人有理智，要成为应当成为的那种人，就要让理智主导我们的生活。“只有理智能使我们停止流泪，命运是不会让泪水停下来的。”一个斯多亚主义者曾如此安慰陷入丧子悲恸的友人。
也许只有另一个斯多亚主义者才听得进这劝慰。
斯多亚主义从希腊传入罗马，获得了极大成功。第一批罗马斯多亚主义者中就有小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不世出的罗马名将。他继承父辈之志，彻底毁灭了宿敌迦太基（Carthage），与父亲一样赢得“非洲征服者”的尊号。此后300年，罗马名将、哲人、作家、政客，往往都是斯多亚主义者。斯多亚主义者既入世又出世，两者和谐共处一身。无独有偶，在亚欧大陆的另一侧，在名教与自然的分合辩驳中，中国人也做出了决定：名教即自然，大隐隐于朝。
罗马人改造了斯多亚主义，把内心宁静放到极高的位置。对罗马人来说，宁静与德性同样重要，并相互关联：德性完备则宁静降临，内心免于一切负能量；反过来，内心宁静才能追求德性。
理想的罗马斯多亚主义者这样生活：享受美好，追求事功，但绝不沉湎其中，洞察一切去日无多。如果荣华富贵转瞬间被夺走，那是命也运也，丝毫不能动摇斯多亚主义者的沉着与泰然。无忧无惧，无嗔无念，内心宁静。当然，宁静不是弃绝所有情绪，而是弃绝负面情绪，不为愤怒、悲伤、焦虑、恐惧所动，得大喜悦。
要做一个斯多亚主义者，你得会这些功夫：
第一，总是设想最坏情形，假设一切已被命运夺走。
设想最坏情形，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命运无常的减震垫。厄运对那些以为前面只有好运的人冲击最大。珍惜生活，但时刻自省，洞察美好终将逝去，专注从当下获得快乐。
想象你已经失去一切，亲人、朋友、财富、生命，然后睁开眼睛，珍惜当下。这是最重要的斯多亚心理学，它一再被证明有用。灾难来临时，最先崩溃的总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乐观在惨淡现实面前会碰得粉碎。斯多亚主义者就不同，灾难来临对他们来说只是符合预期。习惯于预设最坏情形，才能在绝地获得坚韧和勇气。
一位妇人，三年仍不能挣脱丧子之痛，塞涅卡劝慰她：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从幸运女神那里暂借而来的，随时不经提示就会被收走。“爱我们所爱，但要知道我们所爱的都如朝露。”
后世有人说过类似的话，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说：“真正的勇气是知道生活的真相，却仍然热爱生活。”他肯定是个斯多亚主义者。
第二，控制能控制的，无法控制的要放手。
什么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环境。什么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对环境的态度。斯多亚主义者将一切环境因素内化成自己对环境的态度，将一切得失之源都归于自己，放下对无法控制之外物的忧惧焦虑。爱比克泰德说，人们想改变世界，斯多亚主义者想改变自己。
第三，对抗命运对未来的安排，但接受已成现实的过去与现在，仿佛它是宿命。
斯多亚主义的宿命论针对过去与现在，因为它们已成事实，不可改变。既然无法改变过去和现在，何必枉自悲叹？不要幻想，不要反复思量，假设当初怎么样会如何，不要把情感、精力、资源浪费在这里，更不能让其摇动内心。
第四，克己。
假想最坏情形可能发生之外，斯多亚主义者会再往前走一步。塞涅卡说，有时得按照最坏情形已经发生的那样去生活。光假想失去全部财富还不够，还要时不时真正过苦日子，给自己主动制造苦难，忍饥挨饿，雨雪交加。跟犬儒主义不同，斯多亚主义不追求自虐。他们并不从受苦中收获快感，只是为了更好地感受生活的甜美。推崇克己，是为了获得意志力、勇气和自制力。
第五，反思。
斯多亚主义者也三省吾身：今天改正了什么？今天抵制了什么？今天有什么进益？斯多亚主义者入世，积极参与生活，但集参与者与旁观者两个角色于一身，一边作为，一边又观察自己的作为，并按斯多亚准则来评估：
你有没有设想过最坏情形？
有没有区分能控制与不能控制的事情？
有没有内化目标？
是否沉湎于过去，而忘了注视未来？
有没有克己？
对一个斯多亚主义者来说，死亡是终极测试。一个标准的斯多亚主义者坦然接受突然来临的死亡，因为他每一天都是向死而生，因此已经过了自己想过的一生，随时可死。斯多亚主义者不会觉得被死亡所欺骗。
塞涅卡自己是这样死亡的：他的学生、罗马暴君尼禄（Nero）令其自杀。门人弟子为之流泪，他则提醒大家记住我们都是斯多亚主义者，然后割开手腕。由于年事已高，血流过慢，他命仆人将浴缸放满热水，躺在里面，平静死去。
推荐一本书，《像哲学家一样生活：斯多葛[1]哲学的生活艺术》（A Guide to the Good Life:the Ancient Art of Stoic Joy）。作者威廉·B.欧文（William B.Irvine）是位哲学家，但人到中年才找到斯多亚之道。他从希腊、罗马留下来的斯多亚经典中，梳理重构出一套斯多亚修行的现代法门。
现代人做斯多亚主义者有什么用？
有些难题是亘古不变的，在无常世事中，在侮辱、焦虑、灾变、老去、死亡面前，无论你是罗马人还是现代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喜悦。
公元180年，罗马最后一位贤君奥勒留得病，拒绝进食饮水，平静死去。他用自己选择的方式死去，像一个标准的斯多亚主义者那样战胜了死亡。
上一代总是像弱智
人类智商发生普遍显著提升这件事，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说错一句话，好好的哈佛校长就做不成了。
多年前，当时的哈佛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跟一群教授谈起为什么女性科学家比例低，提出一个注定令他后悔的假说：
是不是因为女性科学家的智商标准差比较小？
萨默斯是著名的高智商分子，经济学家、财政部部长、哈佛校长，年少得志，一路春风得意，直到这句关于智商的话捅了马蜂窝。哈佛教授揭竿而起，群情激愤，指责他歧视女性。纷争经久不息，萨默斯最后辞职了事。
是萨默斯错了，还是哈佛讲政治正确过了头？
得从智商说起。
显然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聪明，但怎样比较人与人的智力？心理学家发明了一套标准化智力测试，得分换算成智商。智商很能说明人的智力水平，基本上是智商高的人智力也高，反之亦然，而且智商与人的职业成就、收入高低、学术水平明显相关。
智商平均是100，一个标准差是15，这意味着全社会所有人当中，约三分之二的人智商在85～115之间，高于130的是天才，低于70的是弱智，100人当中都只有两三个。
萨默斯的话的意思是，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智商也许没差别，但也许女性智商的标准差比男性的要小。也就是说，相对男性而言，女性的智商更加扎堆在100附近，低于70的少，高于130的也少。潜台词是，哈佛当然不会有弱智了，智商高于130的天才多的是，而这些人中，男性会多一些。
表面上看，这几乎是个学术问题，用得着那么大惊小怪吗？哈佛教授们是不是讲政治正确讲到连正常的学术讨论都不能容忍了？
实际上，也许萨默斯真的不知道，但他确实触碰到了男女平权的核心问题。他要是早读过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的书《我们在变聪明吗？》（Are We Getting Smarter?），也许就不会灰头土脸地下台了。
书里问道：“如果男大学生智商比女大学生智商高，那么能不能说男性智商比女性智商高？”
对此有两个相互竞争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两性智商一样，女大学生智商略低于男大学生的原因是大学录取女生的智商门槛较男生略低；第二个假说是男性智商略高。两者都能解释为什么大学里男生的平均智商高过女生这个现实，细节是一堆数字，不展开了。有趣的是，在第一个假说下，如果两性智商一样，那么对应的是大学女生智商的标准差会大过男生；而按第二个假说，男性智商优越，则大学女生智商的标准差比男生小。
所以，胡乱猜测女性智商标准差小是经不起推敲的，萨默斯想用一个聪明的方式谈论两性智商，却贸然触碰了禁地。
智商测试本身是一门经验科学：请答题，是多少就是多少，没什么好讲的。但谈论智商遍地是雷，不信试试跟你旁边的人说他智商欠费会有什么后果。更何况，学者不关心个体智商，涉及的要么与种族有关，要么与性别有关，要么与发展程度有关，处处都是雷区，随时爆炸，萨默斯折在这里不冤。更何况，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因为智商偏低导致某些群体的弱势，还是因为这些群体的弱势导致了智商偏低？
靠谱同时审慎的态度是承认智商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现实，但在有充分证据之前，不要贸然归因。这也是美国心理学会的态度。他们于20年前发表著名报告《智力：已知与未知》（Intelligence:Knowns and Unknowns），承认黑人与白人智商的差别，但认为没有证据说明差别是来自基因还是来自环境影响。
《我们在变聪明吗？》这本书不容易读，但要是能啃下来，你会大开眼界。举个例子：美国大学里的华人学生越来越多，是因为华人智商高吗？
华人在美国精英大学里所占比例早就远远超过了总人口比例。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华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但华人学生占到哈佛学生的14%，斯坦福学生的16%，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的20%。这是因为华人智商高吗？
不是。对美国中学生的研究发现，华人学生与白人学生相比，智商没有差别，差别在努力程度。华人学生勤奋得多。勤奋的作用还可以量化：与白人中学生成绩相当的华人中学生，其智商可以低对方7个点，例如，某年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新生时，处于录取线上的华人学生的智商比白人学生低7个点。
勤能补拙，中国人说到底靠勤奋。
顺便说一句，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群确实是华人，但不是美国华人，而是新加坡华人。其平均智商高达114，比全世界平均值几乎高出一个标准差，整体赢在起跑线上。
弗林是首屈一指的智商研究专家，著名的“弗林效应”就因他得名，虽然不是他第一个发现的，但他进行了最为系统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过去100年来，全世界人们的智商都在变得越来越高。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智商更高，既发生在发达国家，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以美国为例，平均每年智商上升0.3个点，已经持续了50年，虽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已很惊人。相当说，如果100年前的美国普通人穿越到今天，其智商比今天的美国普通人低30个点，基本是弱智。反过来说，今天的美国普通人穿越到100年前，哪怕没有携带任何现代知识，单凭一个大脑，就已经跨进了天才的门槛。
更惊人的速度来自荷兰，从1952年到1982年，荷兰人的智商30年增长了22个点，平均每年超过0.7个点。当然这只维持了30年，但大多数国家在其人口智商增长的峰值期都超过每年0.6个点。
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智商进步相比较不算大。早些的研究发现，从1936年到1986年的50年间，中国城市人口智商增长了22个点，平均每年是0.44个点，并不特殊。另一项针对5～6岁中国城市儿童的近期研究发现，从1984年到2006年，这个人群的智商年均增长只有0.206个点。也许是因为中国人智商的起点已经不低？现在是105。
人类智商发生普遍显著提升这件事，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为什么会有弗林效应？
有研究认为，对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智商影响最大的是寄生虫，消灭寄生虫的进展与智商提升的相关性很高。也有研究认为，最重要的是营养，营养改善则智商上升。弗林看法不同，他认为这些单一因素本身都不充分，也能找出反例。比如在某个饥饿年代出生的荷兰人，其智商居然高于非饥饿年代出生的荷兰人。他认为智商提升的终极原因是工业化，而起作用的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整体变化：更普及的学校教育，日常工作乃至生活对认知能力的要求提高，家长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更长，等等。
更重要的是，尽管两者高度相关，但是智商不等于智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智商本身就是一个测试的得分，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智力本身，特别是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简称g。什么是g？如果一个人做某件事很行，但做另外的事不行，那么他只是擅长做某件事而已，人不见得聪明；但如果他做这件事行，做别的事也行，那么他多半比较聪明，或者说，g值高。同一人在不同任务中的表现有一半左右可用他的g值来解释。
其实，没有谁是天生的音乐家、棋手、数学家，或者其他。原因很简单，这些技能出现得太晚，时间太短，进化还来不及重新搭建专门的大脑回路。所谓天生的音乐家、棋手、数学家，他们是有天生的高g值，但不是注定只能在特定的领域里成功，换个领域，同样努力，他们一样成功。
智商测试跟g很相关，测的主要是g，而智商高的人确实通常智力也高，但弗林效应恰好说明，智商不等于智力。智商测试有多个模块，对一般智力的要求有差别，有的高，有的相对低。分解弗林效应，发现它主要发生在对一般智力要求不太高的模块里，而对一般智力要求较高的模块影响很小。
智商研究界由此分成两派，一派认为百年来人类智商涨分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一般智力没有变化。另一派，就是弗林自己代表的这一派，则这样说：
我们是不是比前辈聪明？如果问题是“我们出生时的大脑是不是比祖先的更有潜能”，那么答案是“否”；但如果问题是“我们是否比祖先面对更宽广的认知挑战，并发展出新的认知技巧以应对这些挑战”，那么答案是“是”。
举个例子。人类顶尖选手的百米短跑水平早已突破曾被认为是天堑的10秒大关，障碍跑成绩却只略微提升，跳高成绩则几无变化。人的体质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只是社会更重视百米跑成绩，训练和提高的正反馈主要发生在百米跑上。但是，难道说只要人的体质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就没有意义吗？当然有，否则怎么会有人关心谁是世界飞人。
同样，智商提升的那些测试模块，对应着人们抽象能力的提升。几代人之前，人们更习惯于将抽象概念映射到具体对象上，而较少围绕抽象概念展开思维；今天则不然，对抽象思维的训练和挑战，远不只是在学校课堂上，早已渗透到社会与家庭的所有方面，学习、工作，乃至娱乐。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也是这一代人智商提升的重要环境因素。几十年前的经典电影，回头去看，常常会觉得太幼稚；我偶尔回头去读日本围棋黄金年代六大超一流棋手的棋谱，往往惊讶于其水平之低，与记忆中初次读到惊为天人的感觉对比强烈。
所以，代沟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说两代人如何调节对对方的态度就能化解，它坚实地存在于代际的认知能力差别中。我们觉得上一两代人像弱智，下一两代人觉得我们像弱智，简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然，同样的道理，如果换用年鉴学派创始人、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话说，会温情一些：
一代人是怎么刻画出来的？首先是年纪，这群人比上一代人年轻，比下一代人年长。更直接的是他们的共同经历和影响：他们为同样的事情激动。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些事态度一致，有可能激烈分歧，但共同点是就某些事激动，而上一代和下一代人都不会为这些事激动。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懂得过去才对未来有想象力
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必然；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押韵；人是靠不住的，制度也一样；养成历史感。
几年前，一位美国最大也最成功的对冲基金掌门人到北京，来看一位熟识的中国领导人，给他带来一本书——《历史的教训》（The Lessons of History）。巧合的是，他们早年在大学里学的都是历史，都没有把历史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但显然都从历史中学到了很多，保持着终身的兴趣，并在各自的领域里走到巅峰。
一个郑重送书，一个认真读书，这本书显然对他们俩都触动很深，于是很快出了中文版。你不要以为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具体的教训，对现实有何影射。这些都没有，只有阅尽3000年世事沉淀出来的智慧。
书出自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夫妇之手。杜兰特早年在中学任教，写书介绍古典哲人思想，一举成功，获得财务自由。他与学生阿里尔（Ariel）成婚，共同生活70年，环游世界，用一辈子写出《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11卷本世界史巨著，晚年拿到美国公民的至高荣誉奖总统自由勋章。
杜兰特夫妇笔耕终生，完成世界史之后，才写了《历史的教训》这本小书，可以说是《世界文明史》的长篇跋文。他们笔力雄健、文风自由、涉猎广博，阅尽世事后，态度从容、通达，充满智慧。这么一对单纯的人，过了单纯的一生，写出来的东西如此通透，只能说真是了不起。他们不一定懂进化论，肯定不知道什么叫大数据，经济学没学过，数学就别提了，但达到的思想深度和广度，跟全都精通后写出来的一样，说明通向智慧的路不止一条，在顶端相通。
我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
第一，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必然。
我曾问过耶鲁历史学教授蒂姆·斯莱德（Tim Snyder）：你们历史学家如此熟知历史，能不能更好地预测未来？
他说，我们熟知历史，所以知道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无法直视的黑暗、意料之外的光明。不过，知道这些只能使我们更好地解释现实，并不能使我们更好地预测未来。未来没有什么会必然发生，因为不知道哪只蝴蝶会怎样扇动翅膀。熟知历史，使我们知道人这种动物能干出什么事来，使我们对未来更有想象力。普通人要么不够了解历史，要么遗忘了历史，于是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力。
第二，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押韵。
这句话出自马克·吐温（Mark Twain）。现在我总算懂得为什么了。
历史不会重复，因为环境始终在变化，社会不是个封闭系统，一次超级火山爆发会使地球进入小冰河期，人类命运就得拐个弯。自然界也不是个封闭系统，甚至地球也不是封闭系统，小行星会撞地球。恐龙灭绝，才有今天人类出头。
历史总是押韵，是因为相对我们所知的人类5000年历史，人性不变。所谓人性，说过千千万，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乃动物，也是唯一试图超越自身的动物，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且无论谁都不总是如此。多少个人试图超越自身，每个人有多大概率超越自身，无从事先确定。我们只是大体知道，最黑暗处会有光明，极光明处黑暗滋生，仿佛在循环，但也只是事后才能确认。
第三，人是靠不住的，制度也一样。
所谓人是靠不住的，不光是说人本来就靠不住，誓言只是说说而已，这只是浅层。更深层是单一策略解决不了人生难题，必须要使用混合策略。一味地保持善意并不能造就大同世界。一味地自我牺牲只会将你作为良币驱逐出市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同样，一味地榨取叛卖也行而不远。《天龙八部》里的四大恶人没一个有好下场。你得有时宽容，有时严苛；有时忠诚，有时离心；有时为鹰，有时为鸽。至于各占多少，何时做什么，岳飞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没有答案，看着办。
所谓制度是靠不住的，是说制度不能保卫自己，保卫制度还要靠人。而刚刚讲了，人是靠不住的。如果人心离散，士气衰竭，道义受疑，再好的制度也会衰朽，直到筋疲力尽，野心家过来轻轻一推，应声而倒。
冷战于20多年前结束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断言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宪政。事实证明并没有。福山之错不仅在于预测错误，还在于误读历史。历史不像福山，也不像福山所服膺的黑格尔（Hegel）所判断的那样，朝一个方向线性或者螺旋上升。历史只是貌似有方向，貌似走螺旋，却时常垮塌。
人心、民生、气力，制度的生命力说到底要取决于这些，而它们并不永固。罗马帝国衰亡时，它仍然拥有那时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第四，养成历史感。
历史上有那么多黑暗与丑陋，总要清算，如何清算则没有公认的好办法。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与种族主义决战到底，但选择与种族主义的过去和解，而和解必须基于真相大白，就是必须彻查历史，洞察真相。但清算则要克制。曼德拉在真相与正义之间做出现实选择，让历史重新浮现出来，又让过去的过去，避免撕裂失控。
这个选择现实、有用，但它正义吗？
许多人认为并不。那些要求将耶鲁大学卡尔霍恩（Calhoun）学院改名的师生认为，将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的名字拿去，拒绝继续给这个既是19世纪著名政治家，同时又为蓄奴辩护的人以荣耀，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耶鲁换掉了他的名字。
对政治正确，我抱有深深的敬意。人是试图超越自身的动物，政治正确就属于那试图超越自身的部分。不支持自我超越这部分，难道去支持动物那部分？那部分根本用不着支持，永远都在。超越自我则是脆弱的，随时会在冷酷现实前摔得粉碎，需要支持的是它。
但说完这些，我更想提醒一件事，就是历史感。
如果把历史看作一条曲线，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成就。那么，在普通坐标的视角中，会以为几乎所有成就都发生在最近100年，也许甚至是最近30年，哪怕只回溯一二百年，那条曲线就仿佛还在地上爬行。
这样以今视昔是视觉误差。应该用的是对数坐标。每一个老资格的金融投资者都会告诉你，股价不是最后几天才涨到天上的，就如同不是最后一个馒头才能对付饥饿。在对数坐标系里，历史才会呈现出“本来”面目，也就是在历史上活过、挣扎过、死掉的人们，在当时所面临的约束下所取得的成就。
置身于对数坐标系中，你会想，如果你是历史上的他们，处于他们所处的时空，面对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你能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这就是历史感。历史感在绝对值坐标系中不存在。
最后，给大家看一段《历史的教训》中的话：
“我们今天所传承的遗产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它比伯里克利的丰富，因为包含了他以后的希腊文化精华；比达·芬奇的丰富，因为包含文艺复兴的其他巨匠；比伏尔泰的丰富，因为包含了全部启蒙运动的结晶。如果历史有进步可言，那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时比前人更健康，更美好，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降生于更丰厚的遗产之中，被更高的底座托起，以此前知识和艺术的全部成就为基，随着它上升。所谓历史，就是这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而所谓进步，就是它的拓展、保存、传承和使用。过往不再只是一连串的灾难记录，历史学家也无须悲叹在人类存在中无从找到意义。”
只有我们自己能赋予历史以意义，如果幸运，我们偶尔还能超越死亡。
注释
[1]斯多葛，即斯多亚的另一译法，目前中国大陆通行译法为“斯多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