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这个官怎么当？也许有的人会这么想：官谁不会当？县长谁不会做？只有不会做的人，哪有不会做的官？天下的官多了，当了官只要手一挥安排人干嘛！话说得到轻巧，但真正做起来，并不像有的人想的那样。
那么什么样的县长最好当？可能是不干活的县长最好当。因为只看重自己的羽毛，整天就盼等接县委书记的位子或再上一个台阶，不动脑筋，按部就班，不用思考，工作推着自己走，应付性的，只是当一个中转站、传声筒，工作对错不去管，干好干差无所谓，这种得过且过的县长我认为最好当；相反，如果是一个怀揣事业使命的县长，尽职尽责干工作，一心一意谋发展，往往这种县长最不好当。可话又说回来，县长哪有不干活的？
在一个县任职县长，这样的事，那样的事，这个会，那个会，工作千头万绪，关键的问题是学会从繁忙的事务中抽身，否则一年下来将一事无成。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届还没办什么事，回望一下就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冷静下来，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一条规律，那就是始终扭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在发展中解决。要始终明白，组织上安排你到这个岗位，人民信任你，选你当县长，不是让你到这个位置混饭吃的，是让你为人民办事的，是让你带领政府一班人发展的。
战略思路为先
战略是什么？战略是一种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全局目标的规划。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现在是什么样子，未来要变成什么样子，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如何能变成这个样子。受地理、环境、条件等方面的影响，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一个县与一个县有差异，这就需要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谋划自己这个县的发展思路。
一个领导刚到一个地方任职时，通常都会先到基层、到部门去调研，去走访一些当地德高望重退下来的前任领导，听一听他们对本地发展的建议和意见，翻一翻资料，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尽可能地熟悉这个地方的情况，然后结合当前的形势为当地发展定位、提出发展思路，这是基本不变的新任领导的工作方法。诚然，对新任县长也是如此，不过新任县委书记和新任县长的最大区别在于，新任县委书记可根据自己的想法，主持召开一次县委常委会或者干脆借助县里召开一次会议，抛开县里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思路。而县长就不能这样，纵然有思路有想法，但必须明白自己只是县长这个角色，前面还有县委书记，还隔着一层呢。要想把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变成现实，只有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展现，如何展现？这就考验县长的智慧了。
要实现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就要找一个最佳的时机。好时机在哪里？要从会谈中去捕捉，从上级会议、文件、上级领导的讲话中去寻找。在一个县，县委书记和县长是经常在一起碰面的，这种碰面不是在会议中就是在食堂里，一碰面都会自然而然地谈到工作，一谈到工作就有可能谈到思路和想法的话题，这时候不妨借助这个话题引申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在潜移默化中与县委书记进行沟通。还有，假设收到一份上级的文件，文件中提到的工作正好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那么就可以顺着自己的思路想法和县里的这项工作结合起来，这样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试想，如果把自己的思路和想法直接找县委书记商量，那样的效果肯定不一样，他有可能赞成我的观点并采纳我的意见，但如果不采纳呢？连退路都没有了，下次再想提也不好意思了，最终美好的思路、美好的想法只能化为泡影。所以作为一县之长，不但要领会上级的会议精神、文件精神、讲话精神，有敏锐的洞察力，换个角度说就是要有掌握政策的能力，而且还要有正确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这样才能保证不偏离方向，才能做好工作。如果像只无头苍蝇那样去乱闯一气，最后只会把工作搞成一团乱麻。
一年要做哪些事情，一届政府5年时间要干哪些工作，都要认真地作好规划，然后按照这个规划认认真真地抓好落实。一年要召开一次“两会”即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把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变成现实的最好途径之一。例如，在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时，可以把今年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写进报告中，报告写好后要向方方面面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要拿到政府研究，再报到县委常委会研究，最后提交县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这样，县委研究同意了，县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这下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规划也是如此，在5年的规划或者是项目规划中，起草规划时就把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写进去，待提交评审研究同意后，这些思路和想法就变成了县委、县政府的思路和想法。不过，随着事物的发展，这种规划又由于政策等环境因素的变化有可能出现一些变化，有可能出现局部的调整，也有可能在原来基础上思路有所改变，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时候如果又有新的想法，而县委书记还没有这种想法，这就要求县长要改变技巧处理问题，否则，还没有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就有可能要么被扼杀在摇篮中，要么和县委书记杠上了。
在一个县当县长，外人看来这官好大，这县就像你的家，在这块地盘上由你说了算，权力大得无边，实际上真正当了县长才知道，不是外人想的那么一回事。要知道，一个县，县委中县委书记是班长，县长虽然是政府的班长，但别忘了，县长还有一个头衔是县委副书记，东西南北中，党委是领导一切的，所以县长一定要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往大的方面说，这不单单是政治意识，而且还是大局意识的问题；往小的方面说，应该是尊重的问题，特别是尊重人的问题。工作中如果县长有新的思路，那么就要找一些适当的场合技巧性地跟书记沟通，把这个思路变成书记的思路，最终通过县委研究同意把这个思路推出来。往往有的人只认为自己是县长，忽略了自己还是县委副书记这个身份的现实，不抬头看天，只埋头走路，终将会被绊倒。要明白自己始终是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而不是想搞什么就搞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一定要具有超高的智慧才能把工作做好。
提出新的思路，必须对全县的情况有一个真切的把握。如人口构成、经济总量、发展态势，特长是什么，短板是什么，区位优势在哪里等；哪些是重点，哪些是目前急需要做的，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梳理。最重要的还是要多认真听取分管领导、人大、政协领导以及部门和相关技术人员的意见，听一听他们对某些方面问题的看法，毕竟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了解每一方面信息。结合他们的意见，这样提出的思路才能抓住要点，突出重点，也才能切合实际。相信只要灵活地与县委书记沟通，提出的意见有利于县里的发展，又很公正，一般来说县委书记是会支持的。这些，都要经过与书记沟通形成共识。在县里，只要县长和书记形成了共识，县长干起工作来就顺了。
除此之外，还要善于处理好与往届政府的工作。不能轻易否定上届的思路，否定的话，等于否定四大班子的努力，否定各个科局和乡镇的努力。所以新的思路不是基于否定上届工作而提出来的，而是延续上届的思路，加以完善、丰富并创新。记得那一年，我到任的时候，县里提出的思路是“工业强县、农业稳县、教育兴县、城镇靓县、旅游活县”5大带动战略，我认为这个思路是很好的，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展开工作。但我想，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平均使力，不突出重点，眉毛胡子一把抓，肯定不会有明显的效果。要有轻重缓急，理念不变，但工作要分主次。
2010年，贵州省提出“工业化、城镇化”两大战略。在此基础上，我提出增加一个思路，就是文化旅游。我曾在《困境与出路——从黔南看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把关于旅游思考的两篇文章放在开头部分，说明我对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有一些粗略的想法。当然，那些更多的是一种理论层面的，是否有可操作性，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三都是民族文化资源大县，有文化旅游优势。这种想法正好与县委书记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十分赞同我关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思路。
战略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战术问题，也就是如何干的问题。工作要讲究方法。例如，省里开会要上一批水利工程，这时候就要充分做好准备，工程计划选在哪里，哪些人去做，它的可行性如何，要认真地进行科学论证。然后在适当场合，找机会与县委书记沟通，提出自己的工作设想，以取得共识，争取得到支持。接下来再按程序提交会议研究，这样，自己的设想就成为县委的思路了。作为一名县长、县委副书记，认为当下重点抓什么，把什么摆在首要位置，就要提出来，让自己的想法与县委书记的想法合拍，这是一种艺术。如果处理不好这个关系，就容易造成误会甚至矛盾。
有了思路，就要做好各项工作。
工作怎么开展？尽管县长的工作多、事情杂，但在干好工作前，要为工作定好位，明确好工作方向，哪些是要紧抓的，哪些是需要注意的，要比副县长多一只眼。虽然我和副县长都是冲锋在笫一线，但我毕竟还是县政府的班长，是县里的最高行政负责人，如果在工作上把握不好方向，工作线路走歪了，他们被问责了，我这个县长也是失职的。
工作开展了，接下来就是由哪些人来做的问题。原先的工作安排，按照惯例是由各个分管副县长去做，但效果不好，工作中有些矛盾的问题推不动。原因在哪里呢？分管副县长不是县委常委，如果是常委副县长，工作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集体力量。说实在话，县政府的副县长就那么几个人，要落实工作，要协调问题，要开会，要检查，东奔西跑整天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上面来人检查找个人陪都找不着。拉上人大、政协的领导参与战略工作，虽然他们是法律监督、民主监督部门，但县一级的班子就不能分得那么细了，大家都是在一口锅里吃饭，就不能再分彼此了。他们参与工作后效果就不一样了，一方面，他们一般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县局一把手调过来的，长期在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让他们在监督中工作，在工作中监督；另一方面，自己忙的时候可以放手让他们顶着，解决了人手少的问题。当然，这些都要与县委书记商量，取得共识，每个工作组要有县委常委来带动、牵头，这样工作才能顺利地推动下去。
三都的“五大战略”，分为5个领导小组。5个小组的组长，都由县委常委来担任。工业组是哪个，农业组是哪个，城镇组是哪个，旅游组是哪个，教育组是哪个，都必须落实得清清楚楚。然后就分配任务，化解任务，分清职责。完成年底考核，实行奖励，每个组有10万元的工作启动经费。县委、人大、政协的领导全部参与进来，这样就形成了合力。到了年底，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由县委、县政府来兑现奖励。“五大战略”的推动工作由5个工作组来抓，这样工作起来就很有效果。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时间转眼到了2010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主基调和“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战略，这时候县里就要跟上省委、省政府的节拍，规划如何发展的问题了。根据这个战略，省里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文件，要求全省集中打造“5个100工程”，其具体内容包括：重点打造100个产业园区，100个县级农业示范园区，100个旅游景区，100个示范小城镇，100个城市综合体。对这“5个100工程”有具体目标、具体任务、具体要求，还有具体考核标准。如对100个产业园区的要求：起步阶段就规定要有规划，要有机构，要有具体人员负责；第二阶段就要求建设标准厂房，实施从“三通一平”到“五通一平”再到“七通一平”，即通路、通给水、通排水、通电、通电信、通燃气、通热力以及通场地平整；第三阶段要达到提高项目入园率、资金到位率、开工率和投产达产率。
贵州有88个县（市、区），那就意味着每个县（市、区）必须有“5个100工程”全覆盖。同时，一年实行两次考核，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进行88个县（市、区）排名，排名落后的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将被拉入省委组织部提拔的“黑名单”，而且还要进行约谈问责。
省里明确了方向、目标、任务，剩下的就是市（州）特别是县的事了。这时候就不能按以前的套路走了，要围绕省里的工作目标任务来做，要随着省里的目标任务调整而调整，在工业上由哪些人去抓，怎么做，在城镇建设上怎么做，由哪些人去抓，要随着重心的调整而调整。接下来省、州就派相关的督查组下来督查，看你这个县做了没有，工作进度完成如何。没做的问清原因是什么，做得慢的查看问题在哪里。于是“5个100工程”的相关信息督查通报定期或不定期地会跳入眼帘，围绕着“5个100工程”，州里不断地分别召开分析会、调度会、工作推进会，这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如何去落实、去完成、去按图施工、去当施工队员，因为战略思路省里已给出了。
工业在艰难中前行
三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固定的税收只有供电、信用社、卷烟等几种，掰着指头数都数得出来。税收基础薄弱，工业怎么抓？那时也没有园区的概念。讲的是园区要落地，只要不污染环境的工业就行。而三都是个农业县，抓工业显然没有条件，区位优势没有，地理条件很差，连一个像样的水坝都没有。省里一提出“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就犹如一颗石子丢进水中，立马就在社会上泛起了涟漪。私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议论，有的说贵州没有具备办工业的条件，有的说办工业污染环境，有的说办工业不符合贵州特别是三都这样的实际。当然这种议论是私下的，是带着情绪的，而议论的群体又大多是执行的人。不过，任何事物都是在议论中发展的，三都的工业也是如此。
之所以说三都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天然缺陷：一是没有资源，矿产虽有一些，如金、锑、铁、铅等，但都是些鸡窝矿，品位较低，形不成矿带，没法开采，形不成规模，出不了产业；二是没有区位优势，环形50千米范围内没有城市带动辐射，更没有边贸港口；三是没有综合素质高的人文环境，50千米的辐射半径内除了少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水平低，接受新鲜事物慢，群众的整体综合素质与黔南的北面县（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四是没有发展产业园区的场地，稍微有适合的地点又很远，交通又不便，近的大多是山坡，条件差。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发展产业？
议论没有用，唠叨更没有用。既然省里提出要把工业当作全省主战略来抓，那就应该围绕这个主战略去开展工作。试想，国家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要吃饭、要发展，没有工业就没有税收，没有税收就没有饭吃，就更谈不上发展，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农业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但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而两百多年的工业文明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正是因为有了现代化机器大工业，经济社会现代化才得以不断推进，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走出农业文明以后，工业发展就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抓工业发展就是抓住了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叫托夫勒的美国未来学者曾提出，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使穷国与富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认为农业文明是“第一次浪潮”，工业文明是“第二次浪潮”，而信息时代则掀起“第三次浪潮”。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一段时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加速发展信息化从而迈过工业化，找到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捷径，从而实现和发达地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然而，美好的愿望总是屈服于严酷的现实。据报纸杂志刊登的资料显示，近年来，尽管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记得前几年工信部一位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贵州发展工业时曾这样说，贵州有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可以逾越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不管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这都是脱离实际的一种观点。确实是，纵观沿海一些发达地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西方的发展脉络也是如此。这也印证了工业化是现代文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一历史现实。
对于三都来说，发展工业是一件很严峻的事情。现实情况是，条件差，但条件差也要想办法做好这件事，不能因为条件差就找推脱的理由。县里选择了一处山洼地区作为工业产业园，这里不但距离县城近，交通方便，而且还处于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匝道口之间，物流通畅。
工业产业园发展什么？三都自然条件差，引不来高大上的项目，但森林资源非常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65%，还有一个全省大型的国有林场，种植的杉木速生丰产林的成材率比较高。过去，全县没有一个像样的规模大的森工企业，全散落在几个乡镇上任其发展，加工十分粗犷。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园区规划出一片土地，进行“三通一平”，按标准修建厂房，对入驻园区的企业设置条件，目的是让这些企业优化技术、做大规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我们不但整合了一些企业，还引进了几家现代化程度高、规模大的企业，这样一来，入驻园区的森工企业就有10来家。这些企业入驻后，不但改变了粗犷加工板材的状况，而且还规范了管理，给县里增加了税收。三都发展森工企业，是现实的选择，这种现实就是三都不具备发展“两头在外”企业的区位优势，只能针对森林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以此来推动工业。虽然后来也陆续引进了一些其他类型企业，但森工企业仍然唱主角。工业发展虽然十分艰难，但毕竟还是迈出了这一步，更主要的是全县上下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发展工业是强县的必由之路。
城镇建设：启幕之作
城镇建设的首选是县城。三都的县城在一个河滩上，都柳江穿城而过，江边堆积下来的河沙形成了沿江两岸不规则的河床，当年的县城就是这样沿江而建的。因地势狭窄拥挤，城镇建设显得十分局促。
从州府都匀市进入三都，快到县城时，先要走好几段弯弯绕绕的路，然后才能慢慢看见县城的一角，才嗅出城镇的一点味道。许多到过三都的人对我说，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到了县城，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到县城没有视觉过度，也没有体验过度，不像是县城，倒像是个规模较大的寨子。2008年上任后，我决定先把入城的这条路进行改造，把弯道拉直，改变县城形象，让进城的口子豁然开朗。
大家都知道，县城建设难度大，主要体现在拆迁上。入城口涉及78户人家，将近1000米。我向县委书记汇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做什么？怎么做？钱从哪里来？这些必须跟县委书记汇报清楚，还要有一个具体的方案。书记见我准备很充分，方案可行，同意启动县城形象工程建设。
我与住建局长商量，要改造拓宽入城道路，可能要拆掉一些房子，摸一下底，还要做一个拆迁的方案。经过细致的调查，他提出了方案，还有拆迁的标准，需要拆迁78户。我看了方案，对他说：“根据这个拆迁标准，群众愿不愿意拆？”他说：“可能有50%的愿意拆。”我说：“不行，我要的是100%的群众愿意拆的方案。你再去摸一下底，再做一个具体的方案，拆迁标准要合理。”
一周后，住建局局长拿新的方案给我。我又问他：“按照你做的这个方案，群众愿意拆迁的大概有多少？”他说：“大概有70%～80%。”我问他：“换位思考。如果你家房子在那里，按你制定的这个标准去拆，你愿意不？这些补偿的钱可不可以盖房子？安不安置的到？”他说：“肯定安置不到。”我说：“拆迁的目的，是让群众生活得更好，如果越拆越穷，改造这条路等于没达到目的。政府是为群众服务的，不是让群众受苦的，但这不等于把拆迁的标准无限放大，要按照合理的补偿来办，你回去再细化一下方案。”
过了几天，住建局局长第三次拿方案给我。我没看方案，而是直接问他：“如果按照这个方案，你觉得有多少群众愿意拆？”他说：“有99%，连我都愿意。”我说：“好！就按这个方案执行。”
我仔细看了方案后，觉得方案做得很扎实，便叫住建局按照程序，把方案上报给分管副县长，然后由副县长报到我这里。我和分管副县长、住建局长就诸多细节进行详细讨论、商定，再报给县委、县政府研究。最后，县委、县政府同意了这个方案。至于经费，当然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不像现在可以融资，当时是财政拿一点，土地置换拿一点。那时我们还没有融资这个概念，许多地方都没有，县财政紧巴巴的。
2008年秋，县城入口道路开始进行拆迁。拆迁对象包括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是垂直管理单位，他们不愿意拆，便把要被拆迁的事向直管上级汇报，他们的上级表示要先观察一下再说。
如果加油站不拆，将会给道路改造工程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对加油站的管理部门说，会在县城的另一个地方找一块同样面积的地皮给他们。经过再三权衡，加油站的管理部门最后答应拆迁。后来接着这条路又扩建了通往苗龙、通往高速公路匝道口方向的道路，那已是二期的工程了。二期工程是在国道的基础上改造的，改造国道，就要涉及省交通厅，涉及划红线、征地等方面的工作，这里不再赘述。
当县长后的第二个动作，就是和县委书记一起商量、策划修建水族风情步行街。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水族文化风情浓郁。当时我提出要打造一条水族风情步行街，既增加了旅游人文景点，夯实水族文化底蕴，还能改变县城面貌，提升县城文化品质，与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旅游发展思路是契合的。昔日的三都县城，虽说是水族自治县的中心城镇，但没有什么特点，别人来到三都，都看不出这个县城与其他地区的县城有什么区别，换句话说，这个县城没有鲜明的个性。
县城位于都柳江畔，要建水族风情步行街，就必须依水而为。都柳江畔都是棚户区，群众在棚户区的背后，也就是江边开垦菜地种菜，建猪圈喂猪，到处都是老木房、老瓦房，环境脏、乱、差。县里提出水族风情步行街建设，这片区域就成了首选，要改变面貌，首当其冲改变的就是这样的地方。
规划中的水族风情步行街全长1100米，涉及拆迁的人家有500多户，四五十个门面。既然要拆迁，就需要制定一个拆迁标准，我的基本理念是：只有群众得到实惠，才能拆迁。如果仅仅是为拆而拆，那就达不到惠民和改善环境的效果了，而拆迁，最好是就近安置，但不能再划这个地段的土地给被拆迁群众，因为要统一改造房子，这是底线。我们采取拆一还一的办法，把群众安置在统一修好的楼房里。也就是说，拆掉100平方米的房子，政府还同样面积的房子。另外，就是根据不同的面积，在楼下给不同面积的门面。例如，得到的补偿应该是150平方米，那么就补偿30平方米的门面房和120平方米的居住套间。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群众的房子被拆了，政府要解决他们的就业发展问题，给门面房，就是给就业机会，不能光拆房子，不考虑群众的生计问题。县里给的拆迁方案有3种：一种是房子补偿；一种是货币安置；还有一种是到县城边划地安置，划地给你，可以自建房子，比较自由。这3种方式，都由群众自主选择。摸底调查下来，发现90%的群众都没意见，愿意拆迁。
2010年，水族风情步行街项目建设拉开帷幕。1100米的街道看似简单，但因为三都从来没有拆迁过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的住户，困难非常大，还有资金的筹集等问题，都集中体现出来。没有资金，我们就去外面招商。当时我带一支队伍去江西。在上饶，我们遇到了一个商人，他听说我们的规划后表示愿意到三都来看看，不久他就来到三都。他转了一圈说：“虽然高速路通了，但整个三都地处偏僻，购买力低，投资的回报不太理想。”他又指着河边的那片房子说：“现在搞开发，拆迁是一大问题，这些房子，拆得动不？如果我们投资了，你们拆迁拆不动，那我们损失可就大了。”我真诚地对他说：“你放心，我用人格担保，你大胆地干吧！”见我十分诚恳，考虑再三，他才最后下决心投资建设风情步行街。
江西商人到三都后，很快注册公司启动项目建设。我们采取的是土地置换的方式，他先垫资建设，修好房子再卖出去，这一点我们在之前都已商定好。1100米的街道虽然不长，但拆迁户数多，投资很大，这个江西商人光是用在拆迁上的资金，就差不多花了两个亿。风情步行街的公益部分属于市政工程，由三都政府负责。经协商，他很愿意垫资修建街道，因为他知道，如果等政府筹钱来修建街道，时间可能会很长，对于投资者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他等不起。所以干脆垫钱修了再说，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很理解他的想法和心情。
集娱乐、休闲于一体的风情步行街前后修了3年多，总共投资近10亿元，这是三都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招商项目。现在，这条街已成为三都最热闹的地方，江西商人说，他的选择对了。是的，他的这个“对”是建立在我们执行力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在拆迁问题上我们执行得不好，不仅影响投资者的信心甚至会带来损失，还会给我们带来“政府不靠谱”的负面印象。
应该说，水族风情步行街的修建，开启了三都城镇建设的序幕。也就是在那一年，贵州省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战略，我们的思路，与这个战略高度契合。这说明只要我们着眼于现实，站在全省的高度思考问题，所做的事情就会与省、州同频共振。
根据省里的工作部署，我们开始做城镇发展规划。经过反复调研和考察，最后县里决定把县城周边的三郎、麻光、猴场规划为一个新区。新区定位为商贸、休闲、民族风情旅游、度假等综合体，规划面积约10平方千米，既可以组团式开发，也可以分拆打包开发。
规划的目的是建设，接下来就是招商的问题。我们组团四处出击，引来了许多投资商。但投资商到三都看了一圈之后，觉得三都要区位优势没区位优势，要消费能力没消费能力，于是拍拍屁股走人了。在招商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谓费尽了心思，但三都的客观条件抵消了投资商的热情。许多投资商起初高高兴兴地来，最后很失望地离开。这不能怪他们，因为投资商发展事业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利润。在征地拆迁、税收等诸多方面，我们给出了若干优惠条件，但他们最终还是走了。高速公路通了，这是一大优势，但想过没有，别人也通着呢，你的优势又在哪里？贵州省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这样一来偏僻的地方还是偏僻，区位优势没有凸显出来，或者说三都根本就不具备区位优势。
我们好不容易招来了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家知名企业。这家企业多次派人来三都进行考察论证分析，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答应先垫资建设包括垫资征拆资金，但必须是14%的利率，商业开发部分扣除成本利润后才按四六分成。条件尽管苛刻，但我们经过认真评估，觉得县里跑了那么长时间的招商都没有人愿意开发，现在有了这么个大公司愿意来，眼前看来县里的利益很亏，但算大账是三都得到了发展，大家都同意签协议。协议签了，规划设计出来了，公司也注册了，招兵买马干起来了。正在我们期待一座新城在三都崛起的时候，对方突然说资金困难，全撤走了，新城成了泡影。
招商难，难招商。眼看全州其他兄弟县（市）的招商顺风顺水，在招商方面还要货比三家挑选，那个羡慕呀。但羡慕归羡慕，等也不是办法，我们思考了一下，根据目前这个现实，得先有点动作才行。国家鼓励发展职业学校，而且有一定的经费支持，我们就和企业谈，看能否先把职业学校建起来。如同养鱼，先把鱼塘修了，再给一点饵食，这样鱼塘才能活泛。
从城镇发展的角度看，不能仅仅为修职校而修职校，要建就建一个城市综合体，这是省里的要求，是城镇发展的需要，也是当时城镇发展的趋势。起先我们设计在三郎那片地方搞新区，派出多路人马到四川、广西等地招商。广州有家东北人开的公司，我们就去广州和他谈。人家听了条件，开始答应得好好的，但之后来了一看，就一声不吭地走了。屡屡碰壁，但我还是很乐观地想，弱水三千，总有一瓢归我饮吧。
建城市综合体，有一个考核体系。建在哪里，为什么建在那里，诸多指标是否符合等。我们把设计做好了，很漂亮，但就是没人来投资。我的感慨很深：落后地区要做一件事，太难了！当然，那时我们也还不太懂融资，给人家优惠的东西，唯一的就只有政策。但这里的政策优惠，别的地方的政策难道就不优惠？
大的搞不起就先从小的做起。按照城市综合体的要求，我们进一步优化资源，整合项目，建起了一个腾龙世纪综合体。但这远远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于是从建一所职业学校切开口子，以寻找城市新区发展的突破点。
职业学校选址在通往大河镇方向的猴场。县里决定，先由几家单位来建设，把大旗拉起来，把声势造起来。职业学校距县城有四五千米，按理说，想通过在这么远的地方建学校来拉动城镇化建设，是不太理想的，但三都县城附近没有地区优势，猴场那里能有地皮搞建设，就已经很不错了。根据路网规划，猴场在环城的道路内，未来属于“城区”范围，这多少令人感到一点欣慰。
职业学校建起来后，三都的城建掀开新的一页。接着麻光那片地方建起来了，老党校那片地方也建起来了，县政府门口的这一片棚户区，也拆迁好了。
城镇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一个县要做好城镇建设，首要的是把县政府所在地的城镇建设好，县政府所在地的城镇是一个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建得好与不好，折射出一个县的整体风貌、文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就好像一个人的脸面，脸色不好看，整体的精神状况就不好。
到一个县，只要在县城走一圈，看看县城的建设，就知道这个县的发展情况，所以县城是城镇建设的重中之重。县城要建设好，首先，要认真定好位。也就是发展成什么类型的县城，是旅游聚集地，还是商贸物流中心，是建设现代的，还是民族特色的。其次，要做好总体规划。它应该包括强制性内容和指导性内容两个方面。强制性内容包括：一是确定近期建设重点和发展规模；二是依据近期建设重点和发展规模，确定近期发展区域，对规模年限内的建设用地总量、空间分布和实施时序等进行具体安排，并制定控制和引导县城发展的规定；三是根据县城近期建设重点，提出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相应的保护措施。而指导性内容包括：一是根据建设近期重点，提出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码头等对外交通设施，主干道、大型停车场等城内交通设施，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变电站、垃圾处理厂以及相应的管网等公用设施的选址、规模和实施时序的意见；二是根据近期建设重点，提出文化、教育、体育等重要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和实施时序的意见；三是提出县城河湖水系、绿化、广场等的治理和建设意见；四是提出近期县城环境综合治理措施。除此之外，还要根据总体规划再做一个修建性详细规划。定好位，做好规划，接下来就是严格按规划进行建设了。
如何做好城市规划和建设，在2007年9月29日贵州省政府在专题研究贵阳市路网规划建设的省长办公会议上，当时贵州省省长林树森的讲话，堪称城市规划的经典之篇，时间虽然已过去十几年，但现在细读起来仍然受益匪浅。
（会议讲话稿见书后附录）
发展旅游产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三都来说，旅游资源可以说是比较让人欣慰的了。虽然地处偏僻，但它处于黔南的荔波县和黔东南的榕江县、黎平县、从江县的旅游线上，这一线称为“贵州南线”，加上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所以在旅游资源方面，三都有着独特的禀赋。原先，三都的旅游产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没有一个具体的旅游点，一个领导搞一样，四处分散，不成体系。以往说三都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含糊的概念。说民族文化底蕴深厚，也没有好好的按照旅游产业发展的规律来做。事实上旅游业在我到任之前就已被列为三都的发展战略，但意见不统一，今天拿一点钱修建这里，明天拿一点钱修建那里，钱像芝麻一样撒出去了，最后却没出什么效果。“贵州南线”这条旅游线打造的是民族文化牌子。都柳江下游靓丽的山水风光及连接榕江和从江的侗族文化，都是很好的资源，只要搞好，就会成为品牌。
旅游产业要发展，规划是第一位的，但规划必须服从策划，要有创意，这样规划才能接地气。不能像过去撒胡椒面那样，东一点西一点的搞。我们请北京的一家旅游公司来三都帮我们做战略规划。原先也请旅游专家来考察、调研过，那些专家虽然理论高深，但我觉得他们不熟悉县情，虽高屋建瓴，但无法落地。我认为还是要有策划，围绕周边的旅游资源特色来定位三都。
一般来说，高大上的战略容易做出来，但战术层面呢？做些什么？怎么做？都要很具体。作为一个县的行政负责人，首先要对三都的旅游产业战略有一个总体的概念和把握，才能展开战术层面的“进攻”。我提出的思路是：先对接荔波，把三都和荔波连成一条线；之后再对接榕江、从江和黎平，如果四面开花，不仅没有那么多钱来投入，还会让三都的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无法聚焦。经过多年的发展，邻居荔波的旅游产业基本成熟了，每年的游客很多，量很大，如果把荔波的游客吸引一部分过来，形成环线游，效果会更佳。
对接荔波的思路形成共识后，接下来就是拿什么给游客看的问题。当初我到三都的时候，许多领导跟我说，要大力宣传，多搞活动，举办这样那样的节，我明确反对这种观点。我问他们：你没解决“看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准备做什么让游客感兴趣的事情，这才是根本点。游客来三都了，游什么、买什么、吃什么、玩什么，吃、住、行、游、购、娱，这六要素都是要围绕景点来展开的。你没什么东西给客人看，六要素就免谈。解决了看的问题，就要解决住的问题。三都没有一家四星级宾馆，游客来了，住哪里？当时我们引进了福建客商来三都投资建设福丰宾馆，目的就是解决住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在“看什么”的问题上，积极谋划，力图推出引人注目的景点。从荔波到三都，七八十千米，起码要有两三个点来支撑，才能到达县城。到了县城，还要考虑游客返回贵阳的线路安排。如果荔波这条线路没对接好，走个七八十千米来看一个景点，那是让人非常生气的事。
县里原先在荔波和三都的接合部打造了一个卯文化风情园。但起步低，需要升级改造，优化品质，以充分体现水族卯文化的内涵。水族有两大节日，一个是端节，一个是卯节。端节是秋收之后开始过，而卯节则是农历六月间过。九阡镇的水各村这一带，过的就是卯节。游客从荔波过来，在水各村停顿一下，参与当地水族的传统文化活动，体验水族群众是怎样过卯节的。除了风情园，还有传统对歌的卯坡、阴阳井、情人谷等景点。每年农历六月间逢卯日，附近的水族群众便纷纷涌到卯坡对歌，卯坡对歌已成为当地水族的一大风俗，体验感很强。“一坡源万古，情爱唱千秋”。这是卯节的特色，因此素有“东方情人节”之称。如今，这里已成为贵州民族风情旅游的一块鲜亮的牌子。
有卯坡，我想应当还有一个端坡。水族群众过端节，相当于汉族过春节，每年秋天稻谷进仓后，节日就到了。水族的节日是按水历推算的，具体日期，每年的时间点不一样，不过大都是从九月下旬开始。水族端节不像汉族春节那样统一在一天过，而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时间过。整个水族地区共有7个端，每个端相隔的时间不一样，有的从头一天开始到下一个端相距要13天，有的仅7天，过完7个端大概要跨3个月的时间。
端节为什么不统一在一起过呢？这里有很多传说。传说最多的是：远古时期，三都还是一片大海，这里的祖先坐着葫芦靠岸，繁衍了7个儿子。祖先把7个儿子放在7个地方生活，为了往来方便，便在水稻收割后相互走亲，这大概就是端节的由来。
水族端节的大年三十和初一早上，桌上是不能沾荤油的，也就是不能吃肉类，只能吃鱼和豆腐以及用菜油烹制的菜肴。上午，德高望重的寨老开始召集一家一个代表聚集在一起走进每家每户，从寨头到寨尾喊端，说是喊端，其实就是大家围在一起，端起酒杯，手抓煮熟的糯米饭，由寨老说些祝福的话，由此宣布端节正式开始。在水族地区，每个姓或者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一个端坡，全县大大小小的端坡有好几十个。下午是最热闹的时候，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盛装，年轻的小伙则牵着装扮一番的高头大马拥上端坡。时辰来临，仪式结束，那些朝气十足的小伙就上马挥鞭竞赛，场面热闹非凡。
当铜鼓声响起的时候，寨子里传来此起彼伏的“秀！秀！秀”的声音。“秀”的水语意思是欢迎、感谢、干杯、祝福。这个时候，赛马一般已结束，大家返回寨子饮酒庆贺。只有到此时，才能解禁荤油。现在，这个风俗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化了。
要说过端，庄严、神秘、隆重的祭祀仪式最吸引人。人们只有到三都，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水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再加上水族独有的语言、文字、历法、服饰、马尾绣、棋类等，构成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在这条旅游线上布置几个旅游景点再到县城，那么这条浓郁的民族风情旅游线就形成了。然而在一个县，作为一名县长不是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这种事没有能推出来，是我在三都留下的一大遗憾。
三都还有一个石头“产蛋”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轱辘寨。为什么叫轱辘寨？一直以来，水族把圆形的事物都看成是轱辘，“轱辘”的本意是圆形的生产生活工具。还有一种说法，寨子后面山上的石头下蛋，这些蛋往坡下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对于两种说法，我更倾向于前者，当地的水族群众也把那些“石蛋”当作轱辘，估计由于笔误，人们才把“轱辘”写成“咕噜”。每隔几年、十几年，寨子后面的悬崖总会“下蛋”，那些“蛋”浑圆、沉重，其实那是硅铁化石。“石头产蛋”的传说很美好，山下又是水族寨子，所以我萌生把这个点做起来的念头，想把自然的、人文的、神秘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打造一个咕噜景区，让这个景点独一无二。
其实，在还没把荔波和三都连成一条线的时候，我就开始琢磨咕噜景区如何打造了。从荔波一路过来，我想找一个比较大的水族寨子来进行包装，深度打造水族文化。我利用周末时间，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跑，跑了一个多月，最后我认为轱辘寨比较合适。轱辘寨距公路不远，是最佳的选址。寨子的民族风情传承完整，吊脚楼民居风味十足，田园风光秀丽优美，最关键的是这里有“石头下蛋”的传说，另外就是距离县城比较近，只有9千米。
那时还没修路，我和三合镇党委书记步行到轱辘寨，看看“石头下蛋”有多神奇，看看寨子有多漂亮。当地的群众带我们去山上看了石蛋，我当时就觉得确实有些奇异，虽然它是自然的，但可以做好多的文章。在一处悬崖上，许多石蛋隐隐约约地镶嵌在石头里，有的却已经脱落下来躺在沟里。在村干部家吃饭，我对村干部和三合镇党委书记说：“无论如何要保护好‘石头下蛋’这个地方，别让人去破坏。‘石头下蛋’损坏了，我找你们问责哦……”
之后，我们找到深圳的一家规划公司来帮我们做规划。规划完了，就开始评审。县四大班子都参加了评审，对于咕噜景区的旅游规划，大家听了介绍、看了图纸后，都没意见，认为这个规划做得很好。
2010年，黔南举办第二届旅游发展大会，在开大会之前，对于咕噜景区的打造，县里工作的推进难度很大，主要原因是县领导层意见不统一，大部分领导认为这个点有特色，要求尽快寻找项目落实；少数领导则认为项目点已太多，不应再增设为好。眼看旅游发展大会很快就要在三都召开，三都如果没有一个特色景点，这个发展大会在这里召开还有什么意义？
我一方面认真地与持不同意见的县领导沟通，另一方面与上级领导接触，以取得上级的支持。恰好当时有一个节假日，州里的一位主要领导下来三都检查工作，我带他去轱辘寨考察。这位领导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很好，赞同这是一个好景点，下一步，就是怎么拿钱来打造了。
得到他的肯定后，我便与县里持不同意见的领导沟通。我说：“目前的情况是，州里要在三都举办旅游发展大会，州里要求三都必须拿一个旅游景点出来，没有景点，这个发展大会怎么开？”几位持不同意见的县领导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也同意支持咕噜景区的建设。要知道，没有共识，不管在任何地方，想办成一件事都是很难的，何况在千头万绪的县一级单位。具体做事的科局如果得知县领导层形不成共识，他们做事也很为难，不知该听谁的，无所适从。小一点说，县领导层如果不拧成一股绳，各单位就形不成合力；大一点说，县领导层如果意见不统一，就会影响全县的发展。作为一县之长，就要主动沟通协调，把调子定在一个节拍上。
没有专项资金，怎么办？我的思路是：把项目整合起来，修建旅游道路，由交通局出钱；改造民居，经费由住建局和民委负责。凡是涉及的部门，都独自承担与其有关的那部分工作。搞景区建设，需要的钱不少，政府不可能拿更多的财政经费来做这件事，县财政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做，大部分投资需要整合。通过分散资金压力的办法，整个咕噜景区的旅游项目开发建设就有了合力。
之后，三都到荔波的旅游线升级改造，三级路变二级路，这一改造，就耽误了正在起步的三都旅游。当然，从单方面来看，这个改造是一种耽误；但综合来看，没有良好的道路，哪来的旅游舒适度？所以，旅游发展的过程，其实是在矛盾中推进的。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划，就是从县城开始一直到咕噜景区，打造一个水族风情谷，可以从县城开电瓶车到景区，游客可以在景区欣赏水族风情节目表演。风情谷分为端寨、卯寨、九阡酒寨、马尾绣寨等，每个寨子突出一个特点，目的是把水族的民族文化资源集中在一起进行整合。自2013年起，这个风情谷就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到我调离三都，这个风情谷还在打造。风情谷是一个很有看点的人文景区，做成了，三都的旅游产品将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三都还有一个尧人山森林公园，我们想把它与咕噜景区捆绑打造成一个5A级旅游景区。我们做好规划后，开始招商。我的观点是：投资人提什么条件，只要在合理范围内，都可以答应。我们跑到广东的盘龙峡生态旅游区，请建设这个景区的投资商来三都考察。投资商到三都看了一圈，说：“你这个体量太大了，没有那么多钱来做。”我说：“你可以先搞，几年之后你可以上市。”他摇了摇头，第二天就离开了三都，此后再也没来。
对口帮扶黔南的深圳有一个华侨城，我们去深圳对接。之后又与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对接。两家都来三都看了，但最后都没点头。他们认为，三都的区位优势不太明显，还有一些工作可能没跟上。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它列入全省“5个100工程”，选择BT这个模式，由投资商垫资建设，之后采取外包的方式推进。事实证明，这个方式是可行的。
规模效应是旅游的一大特点。为了把三都的旅游产业做足，我们又规划了一条旅游线，经拉揽乡、打鱼乡到都江镇的怎雷水寨。这是一条自然风光旅游线，最适合于自驾游和摄影旅游。它在东部，与黔东南的榕江、从江在一条线上，未来的发展空间将会很大。我们规划好这条线路，定位为旅游黄金线，想打包出去吸引投资商来运营。这条线基本上是沿着都柳江形成的，风光品质很好。我们找了多家公司，但都没有人来接手。而县里又没有资金，这个规划只好被暂时搁置起来。
另外一条线路，是交梨乡农业生态观光旅游线。在原先的规划中，这条线路没被列入。为什么呢？因为交梨的葡萄园山高坡陡，没有旅游道路，没有旅游道路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资金。交梨片区的葡萄种植面积很大，绵延超过10千米，每到夏季，满山满岭郁郁葱葱，香甜的葡萄煞是喜人。当时县里的旅游战略发展定位是：往南对接荔波，往东对接黔东南的榕江、从江，西北是农业生态观光。后来县里通过其他办法修建了葡萄长廊，整修了道路，建好了旅游接待中心，小汽车基本可以通过，旅游的味道越来越浓了。我将之称为“初级阶段”，可以简单地看，甚至边看边摘葡萄。至于深度旅游，那是第二步了。
农业：老话题新做法
关于农业方面，说实话，我们三都的区位条件是比较好的。如早熟蔬菜。这里地处都柳江河谷，气候条件比较优越，我们派出技术人员发动群众大面积发展早熟蔬菜，让群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都柳江河谷的蔬菜，要比贵州其他地方早20多天成熟，这20多天，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县里的推动下，丰乐、普安、大河、合江、三合5个乡镇迅速建成早熟蔬菜基地。这几个乡镇基本连成一片，在产业发展上形成规模效应，黄瓜、西红柿、辣椒、四季豆等蔬菜，在这片土地上大面积铺开，一大批的早熟蔬菜村纷纷涌现。原先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见家乡大力发展早熟蔬菜后，纷纷返乡种植早熟蔬菜，通过种菜致富的群众越来越多，一栋栋新房在乡间拔地而起。
三都种植早熟蔬菜并非创新。在黔南的罗甸县，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种植早熟蔬菜了，早熟蔬菜早已成为罗甸县农民群众致富的利器。高速公路开通后，三都的交通条件明显改善，从三都到省城贵阳只有100多千米，即便到珠三角，距离也不算远。利用气候优势种植早熟蔬菜，不是重复别人的做法，而是利用自己的气候条件延伸别人的成功经验，让大家一起分享成果。对于一个地区而言，只要能发展，是不分你先我后的。黔南的南缘比邻广西，气候要比北部更有优势，所以发展早熟蔬菜，是一个让群众稳定脱贫的好路子。
早熟蔬菜在都柳江河谷地区种植成功，大大激励了一心谋求致富的农民群众。三都的南部片区，很快将这一模式复制过去。对于还没种植早熟蔬菜的乡镇，为了带动群众种植，打消群众疑虑，我们让农业部门租赁农民群众的土地来种。说实话，虽然农民群众知道种早熟蔬菜是一个致富的好办法，但掌握不了技术，就显得十分胆怯，行动上就表现为不愿意。还没种早熟蔬菜的乡镇，我们主张由农技站牵头，不仅向农民群众租田地，还请“地主”来帮忙种植。当然，这个帮忙是支付报酬的。如“地主”摘一亩[1]黄瓜，多少钱，当时就结账付清，“吹糠见米”。这种土地流转的方式，让农民群众尝到了甜头：在自家的田地里干活，除了地租，还有打工收入，一箭双雕！
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带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种植早熟蔬菜的积极性。就全县而言，早熟蔬菜由原来的几万亩，发展到后来的十多万亩，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产业。在周覃镇，建成一个供港蔬菜基地，变成了一个农业示范园。“供港”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就是专供香港地区。三都的早熟蔬菜前一天采摘，第二天就到了香港人的餐桌上。现在，“供港”是个泛概念，不仅包括香港地区，还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其他城市。
具体来说，农民群众种植1亩莴笋，产量大约是4000千克，就算每千克2元，1亩就收入8000元左右，你说群众愿意不？肯定愿意。让农民群众脱贫，不是光喊口号，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好路、找好路，扶上马，送一程，让他们甩开膀子在大路上欢畅地干，这才是踏实的作风。农民群众致富了，他就会想到政府的一片好心肠，这是密切我们党和群众的一个接地气的好办法。
田里种菜，山上种果，这是三都发展生态农业的基本方略。所谓种果，就是发动农民群众种植葡萄。而在葡萄家族里面，水晶葡萄是最受市场青睐的品种。最开始，交梨片区的群众只种了一点面积，目的是试一下这种葡萄好不好伺候，受不受市场欢迎。水晶葡萄栽下去，3年挂果收获。三都这样的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水晶葡萄，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生态农业发展的兴奋点，就想在水晶葡萄种植方面做文章。种植水晶葡萄的群众大多住在山上，田少人多，致富的冲动十分强烈。我们发动群众，扩大种植面积，试图让农民群众通过葡萄种植增加收入，从而达到脱贫的目的。
种植葡萄，说起来容易，实际上要扩大规模，事情会很多。首先，要解决用于架住葡萄苗的水泥柱子和铁丝，种几亩还可以，但十几亩乃至几十亩的种植，光是水泥柱和铁丝的需求量，就大得吓人。我们和省扶贫部门联系，争取到了他们的资金支持。
水泥柱子拿来了，铁丝拿来了，接下来就是分任务到每家每户，建成一个农业观光示范带，与旅游产业紧密结合起来。搞产业发展，旅游要有亮点，城镇建设要有亮点，生态农业要有亮点。生态农业本身就有高附加值，如果与旅游融合，这个价值就更大了。“栽好路边花，带动山旮旯”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在抓葡萄种植方面，要以点带面，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除了交梨，还有与交梨一衣带水的普安、三合以及拉揽、水龙、大河部分、丰乐部分，这些地方开始大面积种植水晶葡萄。只2010年，这些地方就差不多种了近万亩。经过几年的发展，科植面积达到了13.5万亩。到2015年我调离三都，有6万亩已经挂果了。
葡萄栽下去了，但销路呢？这是悬在许多干部群众心头的一颗石头。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以交梨为核心区，成立了若干合作社。合作社把所有种植葡萄的农户都组织起来，从发放生态农药、生态化肥到田间管理、果熟销售，实行统一部署。合作社里有管技术指导的，有管产品标准的，有管销售的，有管宣传推广的，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各司其职。2012年，葡萄大面积挂果，果熟的时候，交梨片区靠近马路的葡萄园，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有专门来买葡萄的，也有来观光后顺便买葡萄的。
三都的地形切割严重。多数葡萄园沿坡而建，且坡度很大，有的甚至达到六七十度，葡萄不好挑下来。果农就开动脑筋，顺着坡势拉铁丝，摘好的葡萄装在框里，一梭，葡萄就到路边了。然后人在上面拉绳子，框子又“爬”上去。如此往往返返，构成了一片繁忙的运输景象。2012年，中央和贵州省的领导刚好来三都指导工作，看到这幅画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山有多高，葡萄就有多高！”
在葡萄园之间，有一条主干道串联各个园区。但道路太窄，不方便车来车往，我们就发动群众拓宽。拓宽后的道路还是显窄，我们又加宽了一些，还在适当的地方修建观光亭。葡萄成熟的季节，整个葡萄园熙熙攘攘，从车牌上看，有广西的、云南的、四川的、重庆的、广东的、湖南的客商，他们可不是来旅游的，而是来进货的。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在7月底举办一个水晶葡萄节，既吸引游客，又可以批量销售葡萄。
记得2013年，葡萄大丰收，农民群众的收入陡然增高。当时我得到一条消息，说是群众收的钱太多了，有的群众一天就收了十多万元现金，不知把钱放在哪里，以防万一，他们只好拿钱当枕头睡。最多的一户是交梨乡的果农，一个季度就收入45万元，最低的也有5万元，这样的收入，让农民群众兴奋得很。得知农民群众种植葡萄增加收入了，我感到特别开心。
外出打工，一年能拿回家的也就2万元左右，还要省吃俭用才行。有一个姓韦的人原先多年一直在外打工，听说家乡发展葡萄种植，就回来一心一意做这件事。他做得很投入，后来成为合作社的头儿，带领大家种植葡萄，他现在一年光靠葡萄种植，就有40多万元的收入。这个结果让他无法想象。他曾说，如果一直在外打工，在老家这个地方盖房子，估计都很困难，而现在，他很轻松地盖了一栋纯原木房子。他家那个寨子，在山坳里，海拔高、地势差，但变成葡萄园后，成了金山银山，这个转变让农民群众非常兴奋，这说明我们的脱贫思路是对路的。政府的第一要务，就是想方设法让农民群众增收，人们有钱了，才会过上好日子。反过来，农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就会大大降低，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有了良好的葡萄种植基地，嫁接旅游就容易多了。我们把葡萄园建成农业示范园，继而变为生态农业观光园，让游客既可以欣赏葡萄园风光，又可以参与采摘购买葡萄，一举两得。县里建了一个农业园区管委会，里面有交易市场中心，有活动中心，负责管理葡萄产业的发展。
在东面片区，都柳江下游，也就是县城以下，这些地区山大树多，虽然农民群众很受葡萄产业的鼓舞，但我们不强求这些地区种植葡萄，只要保护好森林，就等于保护好金山银山。
三都的生态农业，定位为早熟蔬菜和葡萄。原先南部片区的九阡镇，李子很出名，县里也曾想在李子上做文章，但扩大面积后移植的李子树不结果，了解下来，技术性要求很高，我们就放弃了发展九阡李子的计划。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如果技术要求太高的话，他们无法把控整个管理流程，他们会觉得非常麻烦，就会放弃种植。不像葡萄种植，相对简单些。
山区教育，出路在哪里
对于教育，我体会很深。全县30多万人口，2006年，考进二本大学的才19个人！这个结果给我很大的震动。我抽空下到各个乡镇了解教育发展情况，发现教育系统风气不好。一些教师不安心上课，有的上课是应付性的，有的教师没有教师资格证也上讲台，学生觉得在此地读书无望，就跑到瓮安县、独山县、荔波县和都匀市等地方求学，学生流失量很大。就县城来说，县里的领导和科局的大部分领导的孩子都到县外去读书，只有普通群众的孩子在本地就读。按理说，三都的民族中学早些时候考上清华、北大的都有，到了后来越来越差，学校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会不满意，整个教育界矛盾重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哪里？首先，我们的教育部门对教师没有管理好。有的县领导把自己的亲属或朋友调到县城周围的几所学校来上课，这些教师本来在乡镇就没好好地工作，技能较差，到了要求较高的学校，哪里会教得好？这些教师懒散惯了，反而影响学校原本的风气。县里在教师的安排方面，本身也不合理。那时没有“逢进必考”一说，大家在乡镇，就钻头觅缝往县城跑调动，尽量凭关系混日子。
其次，就是教师干得再好，也没有得到肯定，这样就形成“差的更差，好的也变差”的恶性循环。优秀的教师看不下去，觉得在三都没有未来，就想方设法调到外省，我的一个同学就调到广东的韶关市。这种情况，全县有10多例。没有门路的，只好忍着，瞅准风向，借势走人。好的教师觉得风气太差，原先的积极性没了，变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
最后，校长也不太管事，想管的也管不动。校长管不好，教师就教不好；教师教不好，学生就学不好。这是一个紧密的逻辑关系。整个三都，一提到教育大家都摇头，觉得很难办。
三都的教育改革，刻不容缓。我的主张得到县委的支持。县委、县政府认为，必须对教育来一场外科手术式的“革命”，才能解决三都教育界存在的根本问题。2008年年初，县委、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随后，关于教育改革的政策正式出台，一揽子计划，开始循序渐进地实施。
首先，公推直选校长。全县所有中小学校长，均进入公推直选的盘子。如果认为自己可以胜任校长这个岗位，那么把思路晒出来，让大家看看你的思路到底如何。县里还专门成立一个团队，对参加校长直选的人选进行考评打分，不管是谁，大家都可以被推上来当校长。这个做法的好处是，避免某个县领导动用公权调动、任命他的亲朋好友，再一个是让有能力的人站在公平的舞台上竞争。
其次，对县城的几所学校，如民中、二中、城关小学、鹏城希望小学等，凡进必考。县城中小学可以先提出教师岗位的需求数，如高中要多少人，初中要多少人；英语要多少人，语文要多少人等。中小学把这个数字交到教育局，然后再由教育局呈报给县政府。县政府针对方案召开专题会议，报经县政府县长办公会同意，然后教育局开始张榜招考，每次招考，需在假期进行。
有些教师得知这个消息，找到我，希望通融通融，把他（她）调到县城。三都县城很小，大家转来转去，不是转弯的亲戚，就是朋友的朋友，总之一梳理起来都是“一家人”。有的人来打招呼时说，这个教师是某某领导的亲属，她所在的学校离家太远，顾不了家，看能否考虑一下调动。我每次都对说情的人讲：“规则已经定下，任何人不能改动，这是县委、县政府的决定。你如果想进城，就只有考试，考试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吗？它公平、公正，对谁都一视同仁。我没办法帮你，大家都一样。”
在人情大于天的中国，讲关系是人们的惯性思维，许多人总认为关系决定一切。如果没定规则，这个来找你，那个来找你，怎么办？而且来找你的人，确实存在很多客观困难，但谁没有困难？我只能在考试后最后确定的文件上签字。
最后，推行奖学奖教的办法。县财政每年拿出100万元作为奖金，上不封顶，如考入清华、北大的，奖励10万元；考入985、211大学的，考入二本的，都有一个基本的奖励数额。而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我们也要奖励。考入清、华北大的考生的班主任、科任教师，都有奖励，当然这个奖励要比学生本人获得的奖励低一些。
这几个措施一推行，三都的教育现状出现明显的改变。学校的教学质量上去了，教师安心教书了，学生流失量少了。到2016年，据我所知，三都考上二本以上大学的学子，已达900多人。2013年，三都一名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该学生拿到了县政府奖励的巨额奖金。对于教育发达地区，考上清华、北大不算稀奇，但对于三都这样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说明我们一直在努力。你看，这就是改革的力量，这就是改革的效果。如果没有改革，三都的教育将陷入一个难以改变的恶性循环当中。县委、县政府如何向人民群众交代？人民群众还信任党和政府吗？对此，我的感受非常深刻，如果我这个县长连教育都没抓好，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啊！
现在，又回到城镇建设这个话题上来。原来许多科局长都到州府都匀市甚至省城贵阳买房子，究其原因，大家都觉得三都的县城破破烂烂，让人觉得环境很差。现在好了，交通明显改善了，县城建设漂亮了，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好转了，大家就打消了到外面置业的想法，觉得家乡三都还是很美的。现在小汽车便宜，大家有能力买一辆车子，安安心心在三都工作、学习和生活。
所以说，县城改观，教育改观，风气改观，对于广大干部都是一种激励和鼓舞。我们常说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但如果连家乡都不热爱，哪里来的自信自觉？而热爱这种情绪，是与所处的环境相关的。环境不好，人家就到外面去读书、生活，能说他的选择是错的吗？没有对错。热爱家乡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一种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它里面包含着许多让人回味的东西，所谓乡愁，大抵如此。
注释
[1]考虑到农用地面积计算的特殊性，本书中对农用地面积使用亩单位，1亩≈666.67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