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蔡斯先生在财政部国库空虚时接手财政部——华盛顿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兴奋不已——勇猛的南方人难以控制激动的情绪——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即将失去的地位诉诸战争——错误预期了战争持续的时间——华盛顿之行以及会见蔡斯部长——不满政府债券销售情况——华尔街瞬间陷入恐慌——百万富翁几个小时之内便一穷二白——奇迹出现，化险为夷——它发生的原因
当蔡斯先生掌管财政部后，他意识到当务之急的是资金问题。事实上，财政部的国库几乎空空如也，资金十分短缺。截止到6月底，1861年的财年结束，总财政支出为6200万美元，而能够达成的财政收入最多只有4100万美元。虽然只有这4100万美元的财政收入，也因为南方的背离和对抗态度而陷入大幅度缩水的窘境。
当林肯总统对国会提出号召，让其准备征40万人当兵的时候，政府财政支出很快高达每天百万美元之多。财政部经过核算后将结果移交给了总统。结果表明，预计财政支出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将达到3.18亿美元。他提议通过税收来解决其中的8000万美元，通过贷款的方式来解决其中的2.4亿美元，而通过发行财政部债券的方式来筹集剩余的5000万美元即可。
国会授权蔡斯部长可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借款，数额不超过2.5亿美元，而其中的一部分贷款，就像法案说的那样，他将“用不到5000万美元作为财政部发行的无息债券，在纽约、费城或波士顿可凭票要求赎回这些债券，用于黄金的兑换或工资的支付，或用于支付其他美国政府应付的款项”。
蔡斯先生开始发布提议为第81期国债出价的广告，那时，接受的都是出价不低于94美元的，而出价不到94美元的则不予接受。
我迅速组建了一个辛迪加，准备将全部余下的国债以94美元的出价买进。随后，我去往华盛顿与蔡斯部长见面。这个辛迪加的成员很多都是来自纽约的银行家和大资本家。我刚到华盛顿就立即去拜会了部长蔡斯先生，将我这次来的目的告诉他，计划在他那里将这些剩余国债以94美元的出价全部买入。
他赞成我的提议，不过让我暂时先不要着急，好让他先想想，会在第二天早上答复我。他主要在想那些已经出价被拒的人是否也该同有这样一个平等机会，让他们也成为辛迪加的成员。
那天早上，去往华盛顿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让我永远铭记。隔着火车的玻璃窗，我看到一列火车装满了铜制的大炮。列车上平板车厢的数量至少有12个，这样的大炮在每一节车厢上都被摆放一门，好像时刻准备向敌人发起进攻。当时的那种感觉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很明显，我面临着是否开战的抉择，这是来到华盛顿后令我感触最深的事情。
一听到列车到达首都，我就离开了座位，向维拉德饭店赶去。在旅客眼中，当时最重要（事实上甚至算得上是唯一）的饭店就是这家饭店，它有着古典、朴素的风格，极具历史感。我到了自己的住处并很快完成洗漱，然后径直走向黑暗的餐厅。经过打听，我知道了包括蔡斯先生在内的各政府部门的领导，10点钟时，他们一般都待在财政部。因此，我急忙趁这个时间准点去找他。我把名片递过去，然后立即被引见给蔡斯先生。他有着高大的身材，好像鹤立鸡群一样，他站在我面前让我觉得他是那样的超凡脱俗。
我告诉了蔡斯部长我这次来访的目的，结果之前已经说了。
当时，在华盛顿有78%的人来自南方。每个办公室里大多数人也都来自南方，他们随时都有背叛的可能。因为这里似乎被阴谋与背离包裹着。
到处打探消息时，让我最难忘记的还是第一眼所看到的那些大炮，不管我身处何处，都始终无法忘怀。与战争有关的谣言四处扩散，每个人都满怀敌意、蓄势待发，仿佛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夹在这些人中，我深深地意识到战争即将到来，短兵相接的动荡局势无法阻挡。同时我察觉到这将是一场持久且暴力的斗争。
从纽约公司离开时，我对公司其他人透露了自己对此的想法，让他们最好做好面临战争的准备。我催促他们尽快出售他们所持有的商业流通证券，并让他们帮忙告诉辛迪加的所有成员，此前，我组建它是要用来购买国债，可是现在我建议他们改变主意，因为我相信一场嗜血的搏斗即将到来，政府债券随后将陷入骤然下跌的窘境。
我于第二天早上见到了蔡斯先生，对他说，鉴于我意识到即将爆发一场持久且血腥的战争，出于良知，我不能不顾及辛迪加成员的利益，于是我将前一天所提出的出价收回。
我认为战争将持续很久，蔡斯部长对此持非常坚定的反对态度。
但后来，事实证明蔡斯先生是一位很热情并值得珍惜的朋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有他的帮助和认可下，我才能一开始就在早期战乱中的华尔街的经历中获得丰硕的战果。
蔡斯部长认为至少要等到债券取得面值，并且不久它们就将会达到并超过面值。他坚持这样的观点的原因是，他预料目前的困难只是一时的，局面不久就会有所改观，全部问题最终都将在60天之内被解决。
蔡斯部长乐观地预测南方不会持久坚持，这并不像现在的部分人想的那么难以理解，现在的人可以随时全面地掌握身边发生的情势，而蔡斯部长的观点只是因多数人的观念的影响所致，他们都对南方的持久力预估过低。
蔡斯部长用自己独有、高雅的方式，如同对待他人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在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眼中，他有着良好的待人接物的举止。与蔡斯部长分开后，我为能够与他见面感到非常高兴也无比荣幸。事实上，他优雅别致的行为，具有一种能够让所有人（只要有幸与他谋面）为之心生敬意的特性。他特别善于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相比于其他印象，第一印象持续的时间更久。
倘若当初我没有去华盛顿，倘若我对当时紧迫危机局势没有正确的理解和预估，那么我的公司就会与大多已经投资于当时的政府债券、商业流通证券、股票和其他价值易波动的产品一样，将损失惨重。我可以毫不谦虚地为自己的好运气庆祝一番，庆祝自己能够正值华尔街发展初期就逃脱了这非死即伤的险境，这也使我有能力在后来国家陷入危险时，通过财政部，为使联邦军的胜利能够得以保障，并为了维持这样一支军队的开销筹集到资金，贡献一份力量。
在林肯当政之前不久，我首次接触国债交易领域，那时的财政部的部长是科布先生。他公开招募，将利率为5%、20年期的美国国债授权给出价最高的人发行，我的公司以20万美元进行了投标，以期能迅速周转并从中获取一些利益。按照客户的要求，将利率定为5%。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投标者而言，这笔国债有很多利益可以赚取，其中洛克伍德公司（Lockwood & Co.）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利益，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是华尔街上最大、最繁荣的股票交易公司。
乔治·S·罗宾斯公司（George S.Robbins & Co.）、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公司、玛丽-考斯（Marie & Kaus）公司，还有其他一些人，如今我已经记不起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总之参与投标的人非常多。
因为不久便迅速出现了政治事件所引发的恶劣影响，政府国债因此而贬值。处于这种情况，在上面我所提到的公司当中，关于对这些债券的认购，只有我的公司和其他人不同。这些认购者最初协定的5%的利率都被亏损掉了，政府允许这笔国债保持现状，并且不再对这些拖欠债务者起诉。
然而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使蔡斯先生执政期间的财政部陷入窘境，而就此事，人们将责任承担者指向了科布先生，他也的确应为此事负责。
我以不高于95美元的价格将按面值认购的20万美元债券中的大部分售出，然而，我认购并接受这些债券的这一实际举动，毫无疑问为我的公司与政府之间在战争初期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它对公司后期发展有很多好处。
等我又一次去华盛顿时，与华尔街上其他的业务相比，此时公司把焦点更加集中在商业流通证券的业务上。
我一到“街”上，就开始将大量各种商业承兑票据和应收账款以货币的主导性市场利率结合普通的佣金率决定的价格水平进行买断，从而创造出了上述局面。
正是采用这样的方法，公司迅速成为经销商业流通证券领域的大亨，在这之前，其他两家公司一直控制这项业务至少长达25年之久，而我的新策略轻而易举就能将它们固守的那套不知变通的方法击溃。
那时，商人要将他们已经背书过的应收账款放在这些折扣公司出售，他们想要在那里获益，只能将这些应收账款进行分散销售。
而我采取了比较快速、简单的方式，即给这些前来商议的人每人一张即期支票，似乎往往都能赢得他们的认可，这很快让我面对这种交易时从大局上更具主动性，而我的竞争对手为此感到万分苦恼。
我的公司以这种方式累积了50万美元左右的票据，并分别将它们作为担保抵押给不同的城市银行和国家银行。
等到华盛顿之行得出上述将有一场持久且艰巨的战争的论断后，我马上赶回纽约将自己的流通证券进行处理。我孜孜不倦、一直不停地工作，最后成功地卖光了除莱恩·波奥斯公司10000美元的短期票据和爱德华·兰波特公司500美元的票据以外的全部票据。
自华盛顿返回不久后，我便以比买入利率更高的利率水平，成功地出仓卖出，通过一种舒服的方式让更多其他人来分担它们。不到一周的时间，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萨姆特要塞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
公开对垒的消息很快似野火般扩散开来，种种令人兴奋或令人吃惊的疯狂画面在华尔街和整个商业界随时可见。全国很快便遭受到了恐慌的冲击。
股票价格以惊人的速度下跌。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财富全无，身价百万的富豪瞬间变得一文不名。赚钱成为难事，不信任的气氛遍布四处。
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两家未被我及时处理的公司的股票或许是遭受股票大跌的第一批股票。那些我已经成功地协商好了票据开立人和背书人的有价证券还没有到期，它们都无一例外地遭受此劫。
幸亏我运气好，能够清仓如此及时，否则恐怕我就可能损失惨重了，其与吉尔诺风筝从其所达高度摔下来的惨烈程度相比，恐怕要惨烈得多。
在此案例中，我能全身而退的原因是我自身的灵感。能够在华尔街一路顺利走下来，我相信也最先要感谢我的灵感，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
我并不是唯心主义者，更不崇尚什么神，然而，灵感抑或说上天不时给予的眷顾，不管您怎么去定义它，我偶尔需要它的安排。我之所以能够用一只耳朵将市场的“消息”收集起来，将其中有害的信息用另一只耳朵过滤掉，而让自己免受任何伤害，这也要归功于灵感。看到那些四处肆无忌惮地传播着叫作重要的“秘密消息”的人，我深表同情。不管消息从何处来，普通人也好天神也罢，每年我都凭借灵感脱离经济险境达两三次。
与老范德比尔特不同，我并未沉迷于“敲桌子”或“问神”，但当大风暴即将到来时，这种奇特且警告的影响的确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来得强烈。
我还知道有一些人也具备这种神秘预兆能力，而他们却总是忽视自己的这种能力，很容易将其丢掉，这就使他们面临投机突发事件时，变得不知所措。
所以，我再次强调要注意这些“消息”。它们堪比“鬼火”，诱惑不幸的投机者毁灭自己的前程，它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是任何其他因素合起来都难以匹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