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其诞生和发展常使我想起一条河。人类生活的变化就跟一条河一样，有它的起源，有它的主河道，还有先后流入主河道的各条支流。它们把这条河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有害的杂质。生活之流也像这条河一样，它逐渐积蓄着力量，临到末了，则或是由于以前取得的成果得到革新和改善而为人们带来欢乐，或是由于引发彻底毁灭而为人们带来悲哀。
苏联人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自从统一国家毁灭以来，15年间发表了无数回忆录，出现了无数分析事件原委的著作。对于种种事件带来的后果、实现的手段、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生活的前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解释。
历史不过是时代的“人质”。人们往往只是简单地抄写历史，目的不外乎是再一次取媚于新一代统治者。但历史总有说出真相的一天。
动笔之始，我还得提起一个现在说来已经是60年前的文件——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1945年，他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变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在千百万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许多人都在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难道真的需要这场改革吗？难道它真的是历史的必需和必然吗？而且，许多人很自然地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回想起苏联时代——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劳动、休息、教育、医疗服务、必要的社会福利等方面都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人们终于明白，原来第一拨“民主派”是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他们。那些家伙曾许诺很快就会过上天堂般的日子，而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语现已犹如朝雾般消散。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人民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现在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全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直接从绝大多数人手里抢过来的。所以，许多人对“改革”的态度绝对是负面的。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它的悲惨之处更在于，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迷失，而大众传媒却用尽了浑身解数来支持这种迷失。
问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好，盖达尔—丘拜斯—叶利钦的“激进改革”也好，它们都汇入了同一的过程，尽管就目的、社会经济内容和政治推动力而言，它们其实是相互对立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的失败和垮台创造了消灭苏联和改变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利条件。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能全面发展，经常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个足够稳定的制度。停滞是制度老化、制度毁灭的前兆。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它无疑应该早在几十年之前就开始，如果当时就去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还是其他条件，显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这一过程直到1985年才到来，而它的道路上铺满的已经不是玫瑰，而是荆棘。我想细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关于“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剧，关于我国人民的大悲剧——当时，我身处这些事件的旋涡之中。
应当承认，我国在着手改革时，它的领导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深入评估进行改革应采取哪些相互联系的必要步骤，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后果。我想，说来也真是遗憾，那些指责20世纪80年代改革行动缺乏明确纲领的人是正确的。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必须采取某种决定的具体政治环境，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指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以我的观点来看，当时有一点倒是现实的，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决定改革从经济开始。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对国家经济做一番改革。
硬性计划经济体制是上世纪30年代建立的，它顺利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并对战胜希特勒德国起到保证作用，使得在难以想象的短时期内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可能，而在“冷战”年代，则建立了同西方的军事均势。但生活不会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渐开始有所感觉：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无法完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需求，也无法解决国家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为重要的任务。
这就需要找到国民经济运行的更为有效的手段。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搞过一次经济改革。但他并未触及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仅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给企业。当时我是乌拉尔机械厂的总工程师，后来又当上了总经理，我们当时曾感到非常满意。
总的来说，改革促使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达到了最高的经济指标。遗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后，柯西金的改革逐渐自生自灭。后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虽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对改革加以恢复和完善，却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绩。
到了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公开下达任务，要大家把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会的问题弄个明白。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重新判定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它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又委托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多尔吉赫、中央委员会经济工作书记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经济领域出现的局势，并就经济改革提出建议。在两年时间内，我们就这一问题开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学者、专家、生产一线的工作者，并成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作报告的基础。再以后，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苏联政府始终紧张地进行着制订经济改革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工作。
为了让经济取得“喘息”机会，需要解决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如果对问题的根本加以审视就会发现，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与生产手段和劳动成果越来越明显的相离异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劳动者对劳动负责、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的动因明显不足。于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发展前景的问题。正如所知，我国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的特征。考虑到学者们的意见和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在国家手中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在制订方案时，我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要想逐步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过渡纲领的制定者面前还存在着不少复杂的问题：要为我国实现深刻的、内容极其广泛的科技革命创造一切必要条件，要改革价格形成的体制，要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用品生产的比例关系，扩大生活用品的生产等等。
总之，在回应时代呼唤的同时，苏联政府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于1989年制订了一个方案，把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同在各个管理层面上审慎行动结合起来。我们在走向市场的同时首先力图稳定社会经济局势，然后再向前进，走向一个更加发达的商品—货币体系。
有的人号召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立刻全面投入市场经济的旋涡，并且举历史为例说，欧洲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实行的也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但他们却一往无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场经济。这倒是不错。不过他们具有长期搞市场经济的经验，只是由于战争，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五六年而已。他们即使投身进去也不会被淹没。此外，我还要说，他们在战后根本就没有排斥国家计划因素，而且现在也不排斥，而我们那些刚刚冒出头来的主张市场经济的救世主们——实际上也就是目前我国经济的瞎眼指路人——却一听计划经济就躲得远远的，就像躲瘟疫似的。
我们的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建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在这群虚伪的家伙身上，有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当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到过，“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把最严重的考验压到百姓的头上。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们看到这种改革已不可逆转时，他们这才公开地大声宣扬，说他们再清楚不过，要是照他们的脚本演下去，会对大多数人民和国家带来什么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在他们——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之后，人民觉醒了。到了今天，所谓的“500天计划”就很难赢得掌声和欢呼了。
但这个计划的制订者亚夫林斯基、布尔布利斯、费奥多罗夫、扎多尔诺夫等人还是会记得的。他们记得，但他们在想办法让人民忘记。亚夫林斯基在苏联解体后甚至成立了一个党，叫“亚布卢”党。他连续十年宣扬自己的思想，可是却从来没有敢提自己的这个产儿——500天。人们终于咬开了这个苹果，原来里头长了蛆！现在，盖达尔这个经济激进主义的跟屁虫及其同伙居然还有脸在他的研究所里教导我们如何生活。
这些人干了坏事之后就躲到了一边，听凭国家和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
1987年末，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脱离政治改革，在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进步的变革。他们的形象说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
客观地说，党内早就出现了变革的必要性。党的确起过伟大的历史作用。在紧张到极点的上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在伟大卫国战争岁月，在战后年代以及冷战时期，正是苏共在掌握着全国的命运。如果换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是时代变了，那么当然党的活动也应该出现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变化。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负责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认为党应该从直接管理经济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把这些职能交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我的看法，意识形态工作和制定发展战略的工作留给苏共来做比较合理。同时还应该让它从停滞了几十年的理论教条和党务工作实践中解放出来。
而且，早先的戈尔巴乔夫也是持这种意见的。例如，在苏共中央1988年的2月全会上他就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必须改造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地步了。这当然不是说要取代现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质量上全新的结构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内容和动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涉及党和国家机构功能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以列宁主义为基础。党的指导和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挥作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看看他后来离职后的所作所为，看看他那些公开否定党的言论，不由得要对他的真诚，对他的信念，还有他是否正派的问题，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1991年8月23日，当蒙羞的苏联总统在72小时软禁后由福罗斯送回来，跑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耻辱讲坛”发表演说时，他还能说一些他信奉社会主义思想，他忠于改革后的党之类的话。可是时间仅仅过了一天，他却……放弃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再就这个问题发表宣言时，他竟然颠三倒四地说，他的责任是像保护国家公民那样保护每一个共产党员免受无根据的法律追究，同时还宣布党自行解散。
圈圈终于圆上了。这种情况迟早总会发生。戈尔巴乔夫同党分道扬镳了。但为什么他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苏共自行解散的建议在许多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既定事实，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个谜。我看是潜意识中几十年培养起来的东西起了作用，总相信党的领袖总书记的一切行动不会有错。
那些日子可是胜利者趾高气扬的日子。趾高气扬的还有一帮立马就倒向他们，倒向权力的人，哪还管这权力究竟是什么权力！见风使舵的人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信念。看来那些抢到了政权并自称国内唯一民主派的人们，如果他们真是民主派的话，就应该委托同样是“民主”的检察机关，对那些他们认为是70年来把国家搞到丧权辱国一贫如洗地步的人提起公诉才是。难道这些“民主派”不正是自诩为为把我国建成真正法治国家而奋斗的最高尚的战士吗？
不过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有些人昨天也是共产党员，而且远不是什么党内的小角色，可他们又起过什么作用，该负什么责任呢？是否因此才退而想出了这么一个绝对违反法律，违反民主原则的解散苏共的法令呢？1500万共产党员被排除到了司法之外。看来，当时真没有几家报纸能忍得住不挖苦说，这个命令是叶利钦在过节的时候给倒台的共产党送的一份厚礼。不过他们“忘记”了，几十年来，这个日子可一直是整个国家的节日，是全民族的节日啊！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5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来，到了1989年，国内政治局势起了剧烈的变化。夏初召开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召开的。在代表大会炽热的气氛中，与苏共的活动相关联的一切重大问题全被“遗忘”了，却提出了许多针对它的批判和严重指责，而且还号召进行报复。在有些发言中，可以感到发言人无论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一个政治家，都还不够成熟。他们表示，希望能对摆脱了“苏共压迫”的这个国家有所帮助；他们自己还对自己开展公正的批评，揭露党在社会活动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不过还有一些则是完全自觉的、专为破坏党的威信而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苏共是通过历史发展而成就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的，它同国家组织已经水乳交融地连为一体。正因为如此，为解体势力的利益而破坏党的威信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但那些导演这一切的人很清楚，为了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必须切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那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
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持不同政见者、杂牌军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们的活动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事的基本是维权活动，他们不同当局合作，但也拒绝使用暴力。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分散，组织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国内少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点在于苏联存在着反对派这一事实。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辈可能还记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有关这些审判的消息曾为部分人所知晓。主要是通过境外的这个那个之声的无线电广播，其内容是真话假话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内部的辩论磨炼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社会团体、新成立的政治机构、大众传媒的领导人。时至今日，我们也依然能在电视屏幕上和各种政治场合看到这些人的身影。现如今，他们还在“教导”人民在民主变革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生活。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消灭。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前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后二者只是在他们在位的后期，才热心投入外交活动，而他却从一开始便乐此不疲。
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的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如所知，这次会见是由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组织的。未来的总书记在此之前不久认识了雅科夫列夫，由于志同道合，俩人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在两个月的沉寂之后，里根同意了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在雷克雅未克同他会见。他们在当地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作好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
雷克雅未克之后又举行过无数次的会见和谈判。1989年末，当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些快言快语的人和外交官都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在醉醺醺的叶利钦指挥下奏响的军乐声中，部队满面蒙羞地开出了自己的军事基地。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露天地里支上行军的帐篷栖身。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同他的朋友科尔在阿尔赫兹国家别墅签订协议所导致的可耻结果。
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后者是为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小伙计）的对外政策使苏联的外交威望一落千丈。结果是几年之内苏联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世界则失去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赖以顺利维持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如今人类生活在单极世界，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它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还拥有为了一己之利企图按自己模式改造世界所有国家的疯狂愿望。
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设计师”、“施工队”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们和组织者们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支持改革，我国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得以实施。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到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此外，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予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国家的领导层，包括本书笔者，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种变化时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既然我们大家都载着自己的欢乐和苦难乘着这艘船航行，总不能让它遭到危险，即便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它连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总是不行的。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意见多元化”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大杂志”的印数直线上升。例如，《新世界》的销量竟达到150万份。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完全放开的今天这个“民主”时代，该刊2005年的印量也不过8000份。
我还记得那些年政府如何像发了疯似的想方设法为报纸杂志扩大纸张供应。不得不大量提高从芬兰等国进口纸张的数量。既然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意见的路线对头，那就应该竭尽全力，保证出版部门有纸张来印刷自己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印反政府的文章。现在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了。如果你有钱，那就去买纸，就去印刷，如果没有，那你就关门。
1986年中央的两家刊物换了领导。他们的头头被换成了自由共产主义色彩的“60年代人”。在批评过去以及批评当时的“停滞不前的官僚”方面，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莫斯科新闻报》和以柯罗季奇为首的《星火杂志》表现尤为突出。
我想起了把柯罗季奇任命为《星火杂志》主编的那段往事。在这之前，他工作和生活在乌克兰。讨论候选人的时候，有些同志由于对柯罗季奇很了解，反对把他调到莫斯科来。但利加乔夫作了最后的决定。他以特有的固执一心一意要提拔这个人，认为他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改革者。利加乔夫可以理解。我的家庭藏书中有一本未来《星火杂志》主编的书——《仇恨的面孔》，是讲他的美国之行的，其中他鞭笞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后来，等到苏维埃政权解体后，他又跑到美国去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其实是躲到那边去了）。可是，在他工作的那所学校，学生和老师又知不知道，这位教授过去是怎样写他们国家的呢？未必清楚！喏，利加乔夫和他的战友们却读过这么一部作品，而它无疑对总编的任命起了作用。这件事我也就是提一下，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和良心变得有多快。
我想，可能正好是公开性大行其道的时候吧。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再有就是言论自由的发展——当时有个说法叫“格拉斯诺斯奇”（公开性，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字典对这个词都采取了音译的办法）。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为了这一点，首先当然要利用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遗憾的是阴暗面在斯大林时期还真不少。当然，从那时起，几十年都过去了，国内好多东西都变了，国家也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过去的那些东西还是成了破坏国家现状的一个武器，而且正如后来所见，很快又成了破坏它未来的武器。
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可是支持公开性以及其他民主过程的政策却一直没有变。1987年5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苏广播电台的干扰；6月，简化我国公民出国手续的决定开始生效。
1987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报告。他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遗憾的是卑鄙无耻毫无原则的不仅是他这一个人。再来看发生得较晚的另外一例——1993年4月叶利钦同文艺界知识分子代表们在大剧院贝多芬厅会见的一幕吧。电视观众看到和听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啊！他们在高喊：“再加把劲！”“对他们再狠点！”“扭断他们的脖子！”这些喊声竟然成了陷入亢奋状态的“艺术大师中坚”们嘴里最心平气和的语言表现。一方面这说明了他们疯狂的仇恨，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赤裸裸的奴颜婢膝，引得千百万电视观众直想作呕（这是我后来同各种各样的人物经过无数次会见才得知的结论）。那真是一个真实展现自我的好机会。他们果然这样做了！正如已故的老牌剧作家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罗佐夫所言，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奴颜婢膝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绝对见不到的。他们在精神上洗劫了那些对他们寄予信任的人。但在这之前他们早已把自己洗劫一空了。我不想一一列举那些一度曾为大众所尊敬和爱戴的名字，我只想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仅在那一天，而且总之是在新环境下突然展现出自己丑陋的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因而从人们的心上永远抹去了自己过去的艺术成就。
总之，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苏共，准确地说，因为它的中央和几任总书记，在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一直没有能够对全党和全社会提出要求克服侵蚀党和社会血肉肌体的教条主义的任务（除了安德罗波夫，但他来得及做的只是指出这种必要性）。在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上，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状况，而他们却不懂得深入进行科学分析、认真发展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必要性。
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潜在敌人手上。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而且还因此赢得了如果不是带领社会大多数也是带领相当一部分人前进的可能。
当戈尔巴乔夫陷入政治困境时，对于“民主派”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70年的苏共所大力展开的常常是诬蔑性的攻击，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在号召搞诚实的、公开的政治的同时却在施加各种影响，甚至公然贩卖谎言（例如所谓的《里宾特洛普—莫洛托夫秘密备忘录》、卡廷案件等等）。他所提出的大量口号和纲领都空洞无物，毫无根据，缺乏应有的组织工作。戈尔巴乔夫不懂得：无法兑现的政治许诺，只能是一股破坏力量。
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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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大部分年月，整个世界都曾以惊奇和赞赏的心情观察着苏联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似乎已经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谊的典范。可是，忽然之间，在这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会儿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会儿在乌克兰，一会儿格鲁吉亚，一会儿阿塞拜疆，一会儿在中亚的某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又再次兽性大发了。这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大规模现象，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无法存在的，可是只要苏联开始衰败，顷刻之间，它就能变成一只摧毁国家的攻城槌。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是把一块块土地合并入政治经济联盟而形成的。加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共同的国家利益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它们在加入俄罗斯家园之后，共同的职责已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协作。巨大的领土面积、复杂的推动力和地缘政治条件、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巩固一切国家机构。它们的责任就在于保证我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制订可以为大家都接受的多样化的宗教民族文化特色共存的形式。
在我们国家，俄罗斯人民作为数量最多的民族，为这个成长中的国家支撑着最主要的负担。它是建设和巩固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支柱。同时，却并不存在任何专属于俄罗斯族的特权。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既不是统治民族，也不是从属民族。
可是，历史有时就爱这样，它跟我们开了个惊人的玩笑：当各加盟共和国准备退出苏联之时以及它们退出之后，有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地方沙文主义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来了。众所周知，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为例，那里的沙文主义者为了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或者简直就是想要直接把居民中的俄罗斯族从当地排挤出去，都挖空心思使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哪！而当那些国家存在于苏联内部的时候，这些俄罗斯人又为国家的发展作过多少贡献啊！
同时，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内部，当“自由民主派”当权之后，也先后出现了一个个沙文主义集团，更有甚者，还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会渣滓——他们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打着关怀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贫乏和野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权抢夺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说都是西方的思想附庸，实际都是直接听命于西方的走狗，他们决心把俄罗斯交付西方听凭宰割。这样的心理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一定会产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击性极强的民族主义。这是在本质上同真正的爱国主义完全相对立的东西。何况，在上世纪90年代，反爱国主义简直都已经成了叶利钦政权的招牌。时时刻刻都会有人把脏水往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者头上泼，有的人使出浑身解数，为的就是要把这些概念彻底消灭，尤其是在年青一代的眼里。当局努力用他们的靴底，去践踏人民记忆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连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也不放过。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反弹，不过当然是畸形的反弹，那就是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极端主义组织。
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这样的概念同爱国主义的概念之间，人的意识中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很清楚地划出一条界线，更何况年轻人。
什么是全民爱国主义？事实上伟大卫国战争对此已经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难道说没有爱国主义人们能忍受那种可怕的损失，能克服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直至胜利吗？不能的！
最近几年来，我国这方面情况正在好转。在前线和后方参与过斗争的老战士又开始受到尊敬，人们对自己国家不寻常的历史开始比较尊重。不过，事情总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那些昨天还在践踏我们历史和伟大胜利的人开始搞起了爱国主义运动。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还有一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跟我们所说的这些人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全人类价值”。我也想就此谈一点看法。1987年戈尔巴乔夫把这么个概念引入了思想武库，为的是想要“淡化”党传统的意识形态提法。起初，这个概念只是用来作为“对外使用”，因为这里边还包含维护和平、裁军、防止生态灾难等思想。后来，在“全人类价值”中又加入了法治国家的原则，即西方民主的基本要素。可以认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党和国家的首脑向“西方价值”的转变。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对外政策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经济方面，等等。总书记思想观点的变化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中引起的反响是各不相同的。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转变，意识形态专家、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拿着到处鼓吹，说这是根本性的、“指标性的”转变，特别是跑到国外去吹。而党和经济工作的大部分骨干则对之充满了疑虑。
国内生活中我们原来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被私有制取代了；人民被分裂成互相敌对的两部分——富人攫取了大部分财富，却把大多数老百姓搞得一贫如洗；我们祖国的伟大文化，受到了不值一文的西方水货的排挤，文化变得只知道迎合把赚钱作为最高理想的人们的低俗口味，等等。这就是最近15年来为我们造成的境况。而这一切却美其名曰是向“世界文明”的回归。不过这个过程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如今我们这个一度在世界上为许多人充当过精神领袖的国家却变成了一名落后的学生。
这种把“泛人类价值”向俄罗斯土壤不加考虑地、片面地、机械地移植的结果，无疑对实现在美国倡导下推行的全球化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民族价值和国家主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后果，就完全被置于次要地位去了。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行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鲁晓夫统治时代：许多事情有始无终，没有改革的战略路线，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虑，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兴而为的产物。雕塑家涅依兹韦斯内在给赫鲁晓夫竖立的墓碑上天才地表现了赫鲁晓夫的行为和性格：他把墓碑清晰地分成两部分（由黑白两种大理石做成），以此来强调这个人思想行为的矛盾性。
的确是这样，一方面，他放松了对文化活动家们创作的监控，另一方面，他又捣毁了练马场大厅的雕塑展，其中就有这个涅依兹韦斯内的作品。他批准了出版反斯大林的作品，同时又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给予重创，对苏军给予沉重打击。
考虑到这种无法一以贯之的情况，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解冻”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伴随着融雪的温暖的天气呢，还是制造泥泞，制造污泥浊水，制造阴雨连绵或者制造雾气弥漫的天气呢？照我看回答也是不确定：一切都取决于究竟从什么立场来看这个现象。
坐上国家的高位之后，戈尔巴乔夫起初对军人是很尊重的。他心里很明白，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上，军队始终是社会上受到尊重的一部分。可是事过不久，他就开始向军队发起攻击，甚至动用了一批“分析家”，他们对人民反复宣称，百姓之所以生活不好，是因为大量经费用到了军队身上。
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小伙计——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为他帮了不少忙。众所周知，这个人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灾难性的痕迹。这位外交官居然宣称，我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19%。后来戈尔巴乔夫拿过来凑了个整数，于是又变成了20%。其实他们两个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国国防开支所占比例最多不超过12%，而且从来也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因此，戈尔巴乔夫在破坏苏军威望方面，是一步不差地走了赫鲁晓夫的老路。
这样一来，在戈尔巴乔夫掌权的年代，我国军事政治阵地和国防阵地就目标明确地、坚定不移地、一步一步地解除了武装。读者可能会问，那么国家的其他领导成员又到哪里去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请读者们也看看今天的情况。俄联邦政府的部长们是否了解总统外交谈判和外交决策的情况呢？显然并不了解。苏联那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克格勃的主席形式上虽然是内阁成员，但实际上所有的一切完全都是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一手操办的。
从1945年起，战后年代世界上形成了两极政治体制：一极是苏联，而另一极则是美国。这种体制为维护和平，避免总体上的武装冲突，建立了很有分量的保证，尽管当时一直在搞所谓的“冷战”。由于世界上两个主导大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大致均衡，相对地缘均势还能得到保持，这样才能在出现问题时求得最终的政治解决。越南的情况是这样，阿富汗的问题是这样，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也是这样。
1991年苏联的解体，消除了所有抑制西方侵略首先是美国侵略的因素。两极世界垮台了。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也讲了不少建立多极世界的话，但至今也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这样的政治力量配置，对于仅余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都梦想着在世界上起领袖作用，如今目的终于达到，他们的手脚放开了。
后果马上显现出来。第一个遭受打击的就是南斯拉夫。经过十年动乱，一个受到全世界承认的统一国家，被肢解成六个部分，现在又要分裂出来第七个“主权独立”国家——科索沃。
不出所料，美国也找到了把联军开进阿富汗的借口，而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它却不断要求苏联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后来，它甚至不顾联合国的反对，纠集了一些国家，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在当地建立了所谓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统治。结果把这个国家搞得血流成河。接下来将会是黎巴嫩、伊朗、朝鲜和其他所有在某一点上不合乎美国标准的主权国家。
今天发生的种种，实际上同1938年在欧洲出现的问题并无二致：当年的英法两国领导人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说得确切些，就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搞了妥协。西方以这一行动为法西斯德国奴役欧洲各国、向苏联开战亮起了绿灯。今天，西欧以自己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支持，亲手为它统治世界扫清了道路。
为了这个目的，正在向全世界灌输一种观念，似乎只存在一种文明，那就是美国和西欧的文明，唯有它才是世界上一切古老文明的继承人（不仅继承了欧洲的即希腊罗马的，而且还继承了东方的，包括中国的和印度的），似乎只有这种西方的价值观体系——有人把它叫做“大西洋价值观体系”——才是唯一真正人道和民主的价值观体系。
不过这种唯一“大西洋”文明理论的炮制者，其虚伪无知也实在惊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在这一基本的、“无可争议”的文明之中，竟全然没有中国、伊朗、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地位。甚至就连日本和中国以及今天的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所展示的科学、文化、经济方面的巨大飞跃，也无法动摇拥戴这一理论的许许多多西方政客。
在当代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俄国虽自身的麻烦和问题不少，但也还是积极努力地在保持与自己伟大历史相称的地位。但遗憾的是这一复兴过程也包含着一定的危险——丧失自己精神世界的某些珍贵特色、生活方式和独特文化的危险。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的伟大文明，它是在斯拉夫民族、突厥民族和无数其他民族无数个世纪以来友好合作基础上的产物。它的地缘政治地位非常具有特点，它是一条连接欧亚的陆地通道。
俄罗斯广袤的疆土，它那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和自然、气候，各具特色的民族和宗教长期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都要求社会一方面要有超前的思维，要善于同面临的危险作斗争；而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各族人民和各种力量都团结起来，以解决国家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它才既比较倾向于仁爱，又倾向于崇拜领导者的作用，信奉救世主。这些民族自觉意识中的特质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它们同爱国主义、国家观念、大国地位意识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没有这种东西，一个巨大的国家就不可能复兴，人民的统一就得不到保证。
东正教是俄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许多个世纪之前，正是它，作为一种建设强大国家的思想，促进了俄国社会分散力量的团结，促进了我国国家思想的形成。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一支同东正教一支之间的思想冲突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它决定了东西方之间斗争的本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对立，是抑制西方思想扩张的形式之一，隐藏在这种东西背后的，首先是领土利益。本书在后面还要讲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以及乌克兰的教会斗争的问题以及它的后果。
我们国家在把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决定付诸实施之前，一定要考虑到本国人民的思想情绪，它的深层的精神缘由。东正教是俄国人民的国教，唯有它才能比较全面地符合俄国人民的世界观。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教会同国家是分离的，但也要求国家对其他宗教信仰给予同样的重视和尊重。因为总有一部分人民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佛教或者犹太教。不过，在尊重我国的这些传统宗教的同时，我想在本章中谈谈东正教问题。
今天，我们越来越经常听到有人说，东正教价值体系不太适合市场经济。暗地里针对东正教也正在开展一场攻击。这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教派的大规模扩张活动进行的，简直就是又一场货真价实的十字军东征。从本质来讲，这是一种改变我国整个社会面貌的企图。经过这场可怕的战役之后，结果就是要在过去俄国的原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国名可能还是这个国名，但人民的心理已完全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在百姓心目中将不再占有地位。
在消灭俄国文化的行动中，根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独特传统的努力，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比方说，美国对这个目标就毫不掩饰。近年来，俄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信息文化侵略的对象，其目的，就是要毁灭俄国的精神价值和社会道德。有相当一部分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他们利用公开性诅咒苏联的书刊检查制度——有的盲目，有的自觉，他们疯狂顶礼膜拜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
在我们国家的那些“思想统治者”的支持下，这场进攻战的结果，就是由美国通过它在我国的代理人，实际掌控了俄国电视这一对百姓影响最大的信息媒体。传统价值观念遭到清洗，“美国生活方式”的原则和风格被强加到人民头上。头脑健全的人们和社会活动家力图抗御这种局面，但遭到俄国电视实际主子的激烈反对。
行政和立法当局实际上是在同这种情况妥协。而且，我国文化就整体而言目前已被阴暗、迷信、反科学的观点所淹没。从电视屏幕和“黄色”报刊汹涌而来的蒙昧主义之流是那么的浓稠，以至星星点点的健康思想、端正行为和高尚道德很容易就被它淹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文明之间的边界又回到了历史上原来应该有的老地方，划出了与我们同宗的斯拉夫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西部边界。西方为了促使苏联垮台，树立了一个把欧洲文明分水岭向东推移的目标。然而，“世界新秩序”的建筑师们并没有打算就此止步不前。这里指的是他们再次力图消灭早已存在的西方世界战略老对手——俄国，首先是俄罗斯族——的独特文化的企图。
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终于发生了。实际上所有在苏联垮台后感到手足无措的斯拉夫民族，都无情地陷入了从属于西方的境况。他们通过北约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机制，跟西方拴到了一起。唯有南斯拉夫是一个例外。之所以会选中它来作为侵略和破坏的对象，其原因就在于它竟敢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同时也爆出了自己就广义而言的文化特性。
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间接地证实了一种猜测，这就是文明的分裂将首先发生在西方—俄罗斯一线。今天人们已经看清，无论西方如何在我国内外竭尽全力，但依然难以淹没并同化俄罗斯的和俄国的文化。历史表明，我国在吸收西方技术文化成就的同时，从来就没有为西方文化所吞并过，反因此而增强了表现自我鲜明独特文化个性的条件。
俄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向西方的急剧倾斜说明，如果对西方思想价值不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不考虑俄罗斯文化特点，而把西方的东西机械地向俄罗斯土壤移植，就不可能导致祖国文化的完善，而是导致它遭到破坏。更何况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样，西方文化也并不希望把俄罗斯拥入自己的怀抱。
有些接近叶利钦的学者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中止了我国文化的欧化，剥夺了它彻底变革自己的良机。这些学者还算不错，因为他们毕竟还讨论讨论俄国文化。可是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俄国文化这个概念。
毕竟，不是文明的对立，而是文明的对话，才能为人类赢得未来。联合国的活动保障了20世纪下半叶的和平，而其中有很多地方正是要归功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思想交流。大家知道，创建联合国的倡议者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可是当今美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对这位先驱者的理想是一种直接的背叛。
遗憾的是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间（苏联解体之后）某些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国际组织信任度遭到破坏。今天，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我们遇到了世界集体安全体系的深刻危机。
素有民族和国家命运主宰之称的北约不顾一切地东移，该军政联盟各成员国脱离联合国监督的实际状况，联合国威望的灾难性丧失使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以这些国际组织目前的状况，是再也不可能客观地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他们统统都处于美国的监管之下，程度不同地沦为美国的工具。他们已无力成为世界的保障。希望在世界性震撼的新威胁面前，人类能找到维护世界平衡机制基础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不过，在21世纪，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安全而言，其基本威胁就是那些越积越多的全球文化问题。
“我想，”莫斯科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萨多夫尼奇说，“拯救人类的一条主要路线，就是承认文化差异的事实，并安排好它们之间的对话。掀起人类仇恨的恶浪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世界异常丰富多彩，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一定要在相互作用上下工夫——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我相信，当这种对话的机制逐渐消亡的时候，当文化的相互渗透过程趋于结束的时候，过去的那些强大帝国定将不复存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宽容。应该找出一些线索，一些头绪，虽说十分复杂，也要力求作出一些决定来，解开这团问题的乱麻。要学会在不同的人、不同文明之间，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间开展对话——这就是当今的任务。”
本书试图探讨降临到我们国家头上的种种灾难的原因。如果读者在其中能找到有关我们这个混乱时代的哪怕是部分令人惶惑不安的问题的回答，笔者也会感到莫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