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田河畔的玛札塔格山，由红、白二山组成，两座山峰如两位披挂盔甲、长须飞翘的武士，头对着头，静静地仰卧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庄重安详，栩栩如生。红、白两山并立，又像一条双头巨龙，头在和田河戏水，尾巴延伸100多公里。玛札塔格山是塔里木地块内部断裂错动构造，形成南北两个山头，南山头由红砂岩泥构成，俗称红山嘴；北山头由白云岩构成，故俗称白山嘴。
位于玛札塔格山脉深处的红山嘴边防连，每年大雪封山期长达8个月之久，素有“雪海孤岛”之称。
当年，英籍匈牙利考古探险家斯坦因从和田城出发，跨过喀拉喀什河（墨玉河），沿着春季枯水的和田河湿渡媲的河床，径直来到玛札塔格山下。玛札塔格山坐落在和田河下游中段的西岸，拔地而起的红、白两个山头见证着和田河的涨落盈亏、荣盛枯涸。每当洪水季节，河中形成众多的岛屿与沙洲，因而就成了野生植物的天堂，飞禽走兽的乐园，成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的一条绿色走廊。
斯坦因――大盗或功臣？照片左下角的斯坦因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有着不解之缘。
有一个难解之谜是关于这座山的名字。“玛札塔格”维吾尔语意为“坟山”，因山上安葬着“圣战”中伊斯兰殉教者而得名。山头上屹立着汉代的古城堡、唐代的佛寺，唐代文献称此山为“神山”，《宋史·于阗志》则把它叫作“通圣山”。可它孤悬于茫茫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间，它能“通”向何处？“圣”又指的是什么？莫非还有一个神秘的所在，可以从这座山通达到那里？这是一个令人不解的疑团。
玛札塔格山头耸立的汉代古堡和烽燧，历经1000多年仍巍然屹立。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古国——于阗重要的军事要塞和驿站，蕴藏着神秘的历史玄机。长方形的古堡顺山势而建，城门、城墙历经千年沧桑，仍在山头巍然屹立。城堡建置分内外三重，占地面积约1000多平方米。这些建筑就地取材，用棕色砂岩抹泥巴垒成，并在其中夹筑胡杨、红柳树枝，所以非常坚固。西墙有马面，可供巡逻；北边为缓坡，有墙两道防守；东墙开城门，直通山前的和田河；惟有南边是悬崖，凭险不筑墙。不过，断崖上有洞窟，洞中石板上刻有梵、汉文字。
城堡两边的烽火台是最早的建筑，在第一重城堡范围内。这里可能是“塞上亭守烽者”的亭，作为最初报警人员守望烽火台的亭—住宿之所。《史记》载曰：“烽见敌则举，燧有难则焚，烽主昼，燧主夜。”是为通报敌情警号而设。后来随着需要不断拓展，增建了第二重和第三重城堡，从而具备了报警和卫戍的双重作用。
《史记》载曰：“烽见敌则举，燧有难则焚，烽主昼，燧主夜。”，是为通报敌情警号而设。
据考证，戍堡和烽火台建筑的时间不晚于东汉，废弃时间不早于晚唐五代，可能在两宋之间。因于阗李氏王朝的统治延续至宋，其王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宋太祖册封李圣天为于闻大宝国王，李氏家族虔奉佛教，戍堡佛寺自然会受到保护。由此可以推断戍堡佛寺建筑可能毁于伊斯兰教与佛教的宗教战争中。“玛札塔格”—“坟山”上的坟墓，是一个重要佐证。据说于闻佛教徒玛江汗，在“圣战”关键时刻给伊斯兰教军队暗送情报，被自己人处死。伊斯兰教势力占据于闻后，为了纪念玛江汗，将其尸体葬于红山之巅，建栅栏、树墓标供人凭吊。
这里的遗迹遗存随处都是。黄文弼先生1927年4月沿和田河而上，途中考察了玛札塔格古堡，其收获简要记录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他在古堡南侧断崖上发现一处洞穴，洞穴石板上有梵文和汉文题记。他说：“在临河边峻城下之石隙中有洞穴为浮沙所掩。疑为古人居住遗址……石室顶部刻梵文、汉字甚多。”后来，沙土淤积洞中很厚，已看不见当年黄文弼所见的文字了。
据考察，山下洞穴不止这一处，说明当时来往于于阗河古道上的人们，都选在这里投宿，这里应是旅人聚集的重要栖息地。当年于阗河河水充沛，河中有众多岛屿和沙洲，胡杨、红柳、沙棘、甘草等植物生长茂盛，各种动物在这里出没，是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
《汉书》早有记载：“姑墨（今阿克苏一带）南至于闻马行十五日。”这表明汉至北魏于闻与姑墨、龟兹都是直通的。到了唐代，沿于闻河已形成南北交通的绿色走廊，唐代僧人就走过此道。18世纪以来，和田河绿色走廊又成为一条军事要道。在大小和卓叛乱时，和田四城被陷，清朝官兵2000人由阿克苏河沿和田河急行军，至和田大败叛军，光复旧土。民国初年，新疆督办杨增新经营此道，指令和田县知事每70里设一驿站，两驿站设一马站，每站盖住房、畜圈并开挖井水。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五师十五团沿着此路，经过15天急行军，进驻古城和田。这条绿色通道，虽然旅途艰难，但自古至今没有断过行人。从玛札塔格古堡遗址往东，把克里雅河、尼雅河、安迪尔河下游三角洲上的遗址连接起来，就显示出一条横向的古代交通线。顺着玛札塔格南麓西行，沿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至和田、莎车、疏勒等地，这又是一条沟通喀什至帕米尔山路的古代交通线。玛札塔格正由于濒临和田河，才成为这两条古代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戍所。
斯坦因在1903年4月和1913年11月两次到达玛札塔格，考察发掘了古堡遗址。他雇了一些当地的民工，获得的文物有有木弓箭、木笔、木梳、木钥匙、木锁、木栓、木纺轮等；毛制品有红紫黄棕各色羊毛衣物和鞋袜，染色毡片、羊毛线团等；还有陶器、铁片、铜扣、铜戒指、皮革制品、鱼网、草鞋、毡靴等。1903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玛札塔格时，因为疏忽而没有发现古堡对面的佛寺遗址。虽然在古堡挖掘出了硬红土做成的坐佛浮雕模子，在城墙西端垃圾物中发现了古藏文木简、纸文书和汉文、古于闻文、古维吾尔文、阿拉伯文及怯卢文的文书，还有一本奇异的僧侣汉文账本，但都没有满足他对玛札塔格发掘的更大愿望。
当他第二次来到和田时，一个名叫阿希木的人告诉他，自他1903年走后，这里的村民一直在玛札塔格挖宝，并带给他一些木制器具和古藏文及波罗米文文书，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一件供奉用的饰板，上面有一个坐佛和一个小佛塔，非常精巧生动。他深信这里有佛寺，所以才第二次重访玛札塔格。这次，佛寺终于被他找到了。经过挖掘清理，佛寺内出现了半圆形塑像泥基座和台基，建筑样式与他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神完建筑一样。他还发掘到精致的圆球形和复钵形相结合的尖顶雕刻饰物，以及从浮雕上掉下来的石膏残片、从彩色壁画上掉下来的墙皮，还有图案十分精美的装饰木板。斯坦因认为，这个佛寺和古堡，在公元8—9世纪被吐蕃人占领期间仍然存在。他写道：“这些遗迹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为当地世代相传的礼拜风俗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个地方和中亚其他地方经常见到的一样，人们把佛教圣地变为穆罕默德玛札崇拜。”他指的是在“通圣山”上，后来竟建起了伊斯兰教的“玛札”——坟墓。
在斯坦因得到的文书中，有一件是中国官员在唐贞元二年（786）签发的官方证件。还有的文书中提到中国高级将领的名字，提到安西、龟兹以及安西都护府的地位等等。有的文书是用两种文字写成的，一面是古于阗文，一面是汉文或古藏文。斯坦因说：“这表明，在行政事务中同时使用地方语和官方语是必要的。”这就进一步说明，“毫无疑问，这属于中国行政在那里的统治”。
特别有趣和令人费解的是斯坦因在古堡中得到的那个汉文书写的僧侣账本。它卷成一个书卷，装在一个绸袋里。账本记载了寺院和尚在上一年最后三个月和下半年第一个月的日常开支。遗憾的是上面没有年号，有学者认为这个账本属于7一8世纪之物。这个奇怪的账本还出现关于买酒买菜和给军队护卫总秘书买水果及给中国驻军高级军官的葬礼送礼品的记载。斯坦因由此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玛札塔格这个沙漠地区，这种支出难以想象。这个奇怪的账本，或许是从某一个地方流传到这里来的。”这其中究竟藏匿着什么秘密，至今尚没有被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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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和卓叛乱
和卓是波斯语的译音，本是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后裔和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新疆伊斯兰教封建上层人物也自称“和卓”。这里大小和卓是指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封建主玛罕木特的两个儿子罗尼都和霍集占。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小和卓诱杀清朝将领，小和卓自立为巴图尔汗，发动了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叛乱。他们号召各城起兵反清，一时协从的有几十万人，叛军控制了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方。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帝派清军进入南疆（天山南路）平叛。起初，清军出师不利。但由于大小和卓残酷地压迫维吾尔族人民，“兵饷、徭役繁兴，供给稍迟，家立破；及出亡（兵败逃亡），又尽其赀以行，民脂殆竭”（《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15）。人民不堪其苦，纷纷逃亡。清军攻克库车后，小和卓逃到阿克苏，守城维吾尔族人闭门不纳，只得逃到乌什，同样为乌什维族人所拒，遂退保叶尔羌。大和卓则据守喀什噶尔。大小和卓相约各守一城。两人相为倚角，抗击清军。第二年，清军两路会师在叶尔羌城东黑水河畔击败叛军，乘胜分军，攻取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见大势已去，大掠城中财物后率部逃往帕米尔。清军追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将叛军围在山岭上，一面施放火器，一面大呼招降。叛军“降者蔽山而下，声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刃之不能止也”（魏源《圣武记·乾隆勘定回疆记》）。大小和卓带着三四百人逃奔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部）。清军派人与巴达克当地部族交涉，不久，当地部族将他们杀死，把尸首送交清朝。（《圣武记·乾隆勘定回疆记》）在南疆人民的支持下，清军终于粉碎这次叛乱，重新统一了新疆地区。
斯坦因――大盗或功臣？
斯坦因1862年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犹太教徒，可是为了儿子的前程，却让他专门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他们认为，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是开启犹太居住区之门的钥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儿子开辟自由之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们精心的选择的确很有远见，这对斯坦因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斯坦因10岁时就被送到德国上学，在学校里学会了德语，英语，还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他在莱比锡和维世纳上大学时又学会了梵文和波斯语，21岁时取得了大学博士学位。由此可见，他在学生时代就已表现出非凡的才华。25岁时他独身一人来到印度，克什米尔地区，从此开始探险，测绘和考古事业。他是以一个地理学家为开端，进而成一名世人注目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从现在看来，他在探险中的发现和考古方面的贡献，要比他在地理方面的贡献大得多。
他对事业的追求是十分执著的。只要是他认定要去做的事，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他都不会因此而放弃。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他终身没有结婚，把毕生精力全部投人到他所热爱和追求的考古探险事业上。
斯坦因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花在了亚洲腹地的探险考古活月20日至1908年11月13日；第三次从1913年开始，至1916年结束。在这三次探险活动中，可以说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经历了千辛万苦，闯过一道道艰难险阻。他曾穿过帕米尔喀喇昆仑冰雪覆盖的山谷，跋涉在风沙迷漫的塔克拉玛于大沙漠腹地。他走过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实乃人生一大壮举。但他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此感到极大的满足和自信。由于他在探险中有着惊人的发现，并获取大量的珍贵资料，深受英国政府的赞赏。被英女王授予爵士勋号，牛津和剑桥大学赠以名誉博士学位。更使他受感动的是被接受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
虽然斯坦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这种只顾事业而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考古活动，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斯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1907年3月。这是他第二次中亚腹地探险活动。当时，他不仅在莫高窟看到了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而且采用各种手段，尤以“唐僧之弟子”为名，骗取道士王圆箓的信任，以极少的白银，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大量的写经，文书和艺术品。当他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箓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箓专门收集的，均为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但又被斯坦因运到了英国。
就这样，大量的敦煌经卷到了英国，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并掀起了“敦煌学”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