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伟大的作品那样，深刻的感情总是包含着比其有意识要说的多得多的东西。心灵中发生的不断的运动及冲动同样发生在行为与思维的习惯之中，并且在心灵本身未察觉的诸种后果中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情感携带着各种不同的天地——光明灿烂的或贫困痛苦的天地——与自己一起遨游。这些伟大的情感用自己的激情照亮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遇到了适合于它们的气氛。有嫉妒、利欲与利己的世界，还有慷慨大度的世界。一个世界，就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或一种思想立场。对于那些特定的情感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对于那些从根本上说是不确定的情感来说将会更加真实，而这种不确定的情感就像美给予我们或荒谬引起的情感那样，既是混乱的，又是“确定”的，既是遥远的，又是“在场”的。
无论在什么转折路口，荒谬感都可能从正面震撼任何一个人。荒谬感是赤裸裸的，令人伤感，它发出光亮，却不见光迹，所以它是难以捉摸的。而这个困难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也许，真有那么一个人，他于我们永远是陌生的，而且他身上总带有某种我们抓不住的不可还原的东西。但是，我实际地熟悉一些人，我能够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活动的总体以及他们的经历在生活中造成的结果分辨出他们来。同样，对于这些分析无法把捉的非理性情感，我也可以实际地确定和评价它们，这是通过将它们的所有结果汇集到理智的领域，通过把握、关注它们的一切形态，通过勾画它们的世界而进行的。确实，从表面看来，我见了一个演员一百次，也不会对他有更深的认识。但如果我总结他所演的角色，如果我说，在我列数他演的一百个角色之后，我对他有了一点更深的了解，那么，人们会感到这种看法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表面的悖论也是一则寓言，其中包含深义。它要说，一个人既通过他的表演，也通过他真实的冲动确定自己。一些更深的，心灵不能达至的情感也都是如此，而这些情感是被它们自己所激发的行动以及自己以之为前提的精神立场部分地泄露的。读者因此可能感到我在确立一种方法。读者还会感到，这种方法是分析的方法，而不是认识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都包含着形而上学，它们不知不觉地泄露那些它们有时声称尚未被认识的结论。因而，一本书的结局已经寓于它的开头部分。这个关联是不可避免的。我在此确立的方法承认这样一种情感：任何真实的认识都是不可能的。唯有显象（apparences）能被揭示出来，唯有相应的气氛能让人们感觉到。
这种不可捉摸荒谬的情感，我们有可能在理智的、生活的艺术或艺术自身的世界（这些世界是不同的，然而却是兄弟般相关联的）中遇到。开始是荒谬的气氛。终结则是荒谬的世界，以及照亮世界固有面貌的精神态度，这种照亮是为了让精神态度已经认识的世界的独特的、无可改变的面貌显现出来。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拥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伟大的作品通常产生于路口或饭馆的喧嚣声中。荒谬也是如此。和其他一个世界比较，荒谬的世界更是从这卑微的出身中获取它的崇高。在某些处境中，一个人对其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回答说“没什么”，这可能是一种伪装。被爱者清楚地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这个回答是坦诚的，如果这个回答形象地表现了心灵的一种特殊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空无（vide）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日常连续的行为中断了，心灵则徒劳地寻求重新连接这些行为的纽带——那么，它就是荒谬的最初标志。
有时，诸种背景崩溃了。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绝大部分时间里这条道路很容易沿循。一旦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被提出来，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开始”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于一种机械麻木生活的活动之后，但它同时开启了意识的运动。它唤醒意识并且激发起随后的活动。随后的活动是无意识地重新套上枷锁，或者是确定性地觉醒。觉醒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结果：自杀或是恢复旧态。厌倦自身中具有某种令人作呕的东西。在此，我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厌倦是件好事。因为一切都始于意识，而若不通过意识，则任何东西都毫无价值。这些观点并不包含什么独创之处。它们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一段时间内，这就足以概括认识荒谬的起源。一切都起源于这平淡的“烦”。
同样，在平淡无光生活的日日夜夜，时间带着我们往前走。但是，我们带着时间往前走的时刻总会到来。我们是向着未来生活着的：“明天”，“以后”，“你到那时”，“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明白”。这些悬而未决的设想值得重视，因为它们最终都与死亡相关。然而在某一天，一个人确认或者说出他三十岁了。他就这样确定了他的青年时代。但同时，他是通过时间而处于青年时代的，他在时间中取得他的位置。他认识到，他在某一时刻处于一条他承认必须穿过的曲线那里。他是属于时间的，并且通过这种突然抓住他的恐怖，认识到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明天，在他本该全身心拒绝明天之时，他还是寄希望于明天。这种肉体的反抗，就是荒谬。[7]
更低一级是陌生性：发现世界是“密闭无隙”的，发现一块石头是多么地陌生于我们，并且是多么地不能归结到我们这里，以及自然、一道风景又是多么地能够否认我们。在任何美的深处都包含着某种非人的因素，这些山丘，这宁馨的天空，这些树影就在这一刻失去了我们赋予它的梦幻意义，从此就变得比失去的天堂还要遥远。世界原初的敌意经过千年又与我们相遇。我们在一瞬间突然不再能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是限于我们预先认为是它的种种形象和轮廓，而从此，我们丧失了使用这种方法的力量。世界逃离我们，因为它又变成了它自己。这些被习惯掩饰着的背景又变回为它们之所是。它们远离我们。这就好像一个人在某段时间里，突然感到平日很熟悉的一个女人的面孔变得完全陌生，而他曾经爱恋过她几个月或几年，可能我们甚至渴望那些使我们突然置身于孤独之中的东西。但时间还没有到。唯一确定的事实是：世界的这种密闭无隙和陌生，就是荒谬。
世人也散发出非人的因素。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机械的动作，他们毫无意义的手势使得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荒谬起来。在玻璃隔板内有个人在打电话，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但却看见他毫无意义的动作：我们不禁会问他为什么活着。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我们所是的形象感到的巨大失败，这种被我们时代的某个作家[8]称作“厌恶”的感情，同样也是荒谬。我们某些时刻在镜子里看到的陌生人，我们在自己拍的相片上看到的熟悉而又令人厌烦的兄弟，同样还是荒谬。
最后，我转到死亡以及我们对之的态度上来。对于这一点该说的都已说了，所以应该不再悲伤。然而，人们对如下一点永远不会过于奇怪的：每个人都像无人“知道”死亡那样生活。这是因为，在实际中并不存在死亡的经验。从确切意义上讲，只有被经历的东西，只有被意识到的东西才能成为被经验的。我们只勉强能够谈论其他人的死亡经验。这是一种替代，一种思想观点，我们永远不能过于相信它。这种通常的伤感是没有感染力的。恐惧实际上来自事件的确定无疑的方面。如果时间使我们畏惧，那是因为它带出了问题，结果随之而来。在这里，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有关灵魂的所有美好词句都将要再次接受对立的考验。灵魂从惰性的、拍击已不再对之起作用的身体那里消失而去。遭遇的这种根本而又确定的一面就成为了荒谬感的内涵。在这命运的死亡之下，无用性显现出来。在支配我的环境条件的残酷的数学面前，任何一种道德、任何一种努力都不能先验地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我再重复一遍：所有这一切都有人说过和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在此只不过是做一简要的概括并且指出这些明显的论题。这些论题几乎出现在所有文学和哲学的著作中，它们也是日常谈话必不可少的话题。根本不需再创造它们。然而，为了随之能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确定这些事实。我再重复一遍，我感兴趣的不是荒谬已发现的，而是荒谬的结果。如果人们确信这些事实，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应该走至何处以囊括全部应有的结论呢？是应该自愿去死，还是不顾一切地去希望？在此有必要预先在“理智”层面做同样简要的清理工作。
思想最初的活动就是区分真伪。然而，思想只要对自己进行反思，首先发现的就是矛盾。在这里想要有说服力是徒劳的。多少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能比亚里士多德对此揭示得更清楚、更雄辩了：“可笑的是，这些意见的论断往往是不攻自破的。因为断定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就断定了相反的论断也是真的，因此，也就断定了我们的论题的假（因为相反的论断不允许它是真的）。如果有人说，一切都是假的，那这个论断也是假的。如果有人宣称，只有与我们的论断相反的论断是假的，或者只有我们的论断才不是假的，那我们似乎就应该被迫承认有无穷多的真的或假的判断。因为，做出一个真论断的人同时在宣称这个论断是真的，以此类推直至无限。”
这个恶性循环是这样一系列的第一步，在这个系列中，关注自身的精神在一种令人眩晕的旋转之中迷失了。这些悖论的简单明了使得它们自己成为不可还原的。不管运用什么文字游戏和逻辑的技巧，理解首先就是去进行统一。精神最深刻的欲望，即使在其最复杂的活动中，也会与面对自己环境的人的潜意识感情相汇合：它是对亲密友爱的要求，是对光明的渴求。对一个人来说，理解世界就是把它归约到人类那里，给它打上人的烙印。猫的世界不是蚂蚁的世界。“任何思想都是人格化的”，这个显明的道理没有其他含义。同样，努力要理解世界的精神，只有当它把实在用思想的语言表达出来时，它才能够感到满意。如果人们承认世界自身也能够去爱、去忍受痛苦的话，那就与世界和解了。如果思想在诸种现象的变化的镜子中发现一些永恒的关系——这些关系能够用同一原则概括这些现象并且能够概括自我——我们就能够谈论精神的一种幸福，享受幸福的人们的神话只不过是对这的一种可笑的模仿。这种对统一的思念，这种对绝对的渴望表明人类悲剧的重要运动。但这种思念是一个事实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思念应该立刻被满足。如果通过越过欲望与成功的鸿沟，我们与巴门尼德一起断定“一”的实在（不论是什么样的“一”），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可笑的精神矛盾中去，这种精神断定存在着总的统一并且是通过断定自身的差别和多样性来证明，而这种差别和多样性是它声称要去解决的。这另一个恶性循环足以扼杀我们的希望。
这仍然是自明的。我还要重复说，这些自明的东西自身并不令人感兴趣，它们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人们从它们之中得出的结果。我还知道另一个自明的真理：人是要死的。人们可以列数从这个真理引出极端结论的种种思想。在本书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参考我们认为是知道的东西与我们实际知道的东西之间经常存在的差距，应该不断地参考实际的赞同和伪装的无知——这种无知使我们带着那会把我们整个生活都搞乱的思想（如果我们真的体会到它们的话）生活。面对精神无法解决的矛盾，我们恰恰应该完全地把握住把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创造隔离开的东西。只要精神在其希望的平静世界中默默无言，一切都显示出来并被安置在精神怀念的统一之中。但这个世界在其最初的运动中就破裂崩溃：无数闪着光的碎片呈现给了认识。永远不应该希望恢复那给予我们心灵平静的熟悉而又宁馨的平面。经过多少世纪的寻觅探索，经过多少思想家的放弃，我们清楚地知道，这对于我们的每个认识都是真的。除了那些职业理性主义者之外，人们今天都不再希望获得什么真实的知识。如果一定要写一部富有意义的人类思想史，那就应该从人类思想绵绵不绝的悔恨、从人类思想的软弱无能的历史写起。
对于什么人，对于什么东西我能真正地说：“我了解这个！”我的心，我能感受到它，我断定它存在着。这个世界，我能触摸它，我也断定它存在着。我的全部学识就到此为止，其余的都是一种建构。因为，如果我试图把握我认为确定的这个“我”，如果我试图给它下定义并概述它，那就只会有一股水流从我手指间流过。我能依次描画它能具有的一切面貌，以及人们赋予它的一切面貌：教养、出身、热情，或安静、伟大，或渺小。但人们并不把这些面貌相加起来。这颗是我的心将总是不能确定的。我对我的存在的确信和我企图提供给这种确信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对于我自身将永远是陌生的。在心理学中就像在逻辑学中一样，有各种事实，但却没有真理。“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这句话与我们的布道者所说的“你要有道德”的话具有同等价值。二者都揭示了一种怀念，同时也揭示了一种无知。这是对伟大论题玩弄的贫乏游戏。这些游戏只在它们是相似的范围内合法。
这里还有一些树，我熟悉它们粗糙的树皮，还有这水，我感觉到它的味道。这草的香味，这些星星，这黑夜，这些使心灵舒展畅快的夜晚，我怎么能否认这个我感到它的权力和力量的世界呢？但是，有关大地的全部科学知识不会提供给我任何东西以使我确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科学啊，您曾向我描述过这些权力和力量并且教我把它们分门别类。您概括了它们的规律，这样，我在求知的渴望中感到它们是真实的。最后，您告诉我这个奇幻无穷的宇宙可还原为小小的原子，原子可还原为电子。这一切都对，我等待您继续下去。但是，您对我谈论一个看不见的行星般体系，其中电子围绕着一个核运转。您用一个图像对我解释这个世界。我于是认识到您来到了诗的世界：我永远不会认识这个诗的世界。我是否有时间为此而气愤呢？您已经改变了您的理论。于是，应该告知我一切的科学最终陷于假设，清晰最终陷于隐喻，而不确定则在艺术作品中消解。为什么我需要花费那么多的气力呢？这些山丘柔和的曲线，这晚上放在跳动的胸口上的手教会我更多的东西。我于是又回到我开始的地方。我知道，尽管通过科学我能把握现象并概述它们，但我就不能以此方式理解这个世界。当我借助手熟知世界的全部地形之后，就不可能再进一步了。科学啊，您让我在确定无疑的然而于我毫无用处的描述与那些声称要教育我但却是不确定的假设之间加以选择。我对自身、对世界都是陌生的，并且只有思想，而思想只要肯定什么就自我否定，这样我在其中只有放弃求知和生命才能得到平静的环境，对成功的渴望在其中处处碰壁的环境，究竟是什么呢？欲求，就是引发起种种悖论。一切安排有序，为的是产生腐坏的平静，这种平静是无虑的情感、心灵的困倦或致命的弃绝的结果。
理智以它的方式也告诉我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它的对立面——盲目的理性徒劳地宣称一切都是清楚明白的，我也曾期待着理性的证明，希望理性是正确的。但是，尽管有那么多的自命不凡的世纪，尽管有那么多能言善辩之才，我仍然知道它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在“如果我不能知，那就没有幸福”的层面上是错误的。诚实的人认为实践或道德的普遍理性、决定论，这些解释一切的范畴很滑稽可笑。它们与精神毫不相干。它们否认精神的应该被抓住的真理。在这个不可理解的有限世界里人的命运获得了自身的意义。非理性的人们站了起来，并且始终围绕着这个意义。在他们恢复了的、现在又相互协调了的明智中，荒谬的感情变得清晰明确了。我在前面曾说过这世界是荒谬的，但论述过于简单。这个世界本身并不是理性的，这是人们所能说的一切。荒谬的东西是非理性的人遇到了对清晰的狂热渴望，这种渴望的呼唤在人的心灵深处回响。荒谬在于人，同样也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它把人与世界互相联系起来，犹如共同的仇恨能够把诸个存在联系起来一样。这是我能在这个无限的世界中辨别出来的一切，而我就在这个世界遭遇到生活。我们要在这里耽搁一下：如果我相信这支配我与生活的关系的荒谬感是真实的话，如果我相信在世界前面控制住我的这种感情，相信把科学探索强加于我的这种洞察力，我就会把一切都贡献给这些信念，而且还应该正视它们，以便能够把握它们。我尤其应该根据它们调整我的行为，并且在它们的一切后果中继续我的信念。我这里谈到诚实。而我事先要考虑的是思想是否能在这荒漠之中生存。
我已经知道，思想至少是已进入了这片荒漠，它在荒漠中找到了自己的食粮。在荒漠中，它懂得了它至此是沉浸在幻想中。它曾为人类所思考的某些最急迫的主题提供过理由。
自被认识到的那一刻起，荒谬就是一种激情，一种在所有激情中最令人心碎的激情。知道人是否能怀着他的诸种激情生活，知道人是否能接受这些激情的深刻规律——即它们在迸发出来的同时也燃烧了心灵——就是全部问题所在。但这还不是我们马上要谈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处在荒谬体验的中心。以后我们会有机会再谈到它。我们更应该认识那些来自荒漠的主题和冲动。这里只需简单地概述一下它们的情况。而且，今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主题与冲动。许多人都为非理性的权利做过辩护。可被称为卑微思想的传统从来没有停止存在。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已经进行了那么多次，以至于似乎无须再进行这种批判了。然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悖论性的体系又见兴起，它们想方设法要压倒理性，其气势似乎表明在过去就略胜一筹。这不是理性有效性的证明而是希望的蓬勃热情。在历史的范围内，这两种态度的持久存在说明了人的最基本的情感，而人则是撕裂在期望统一，同时又清楚地知道他可能被窒息他的墙所包围之间。
但是，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任何时候会像我们的时代这样猛烈地对理性进行抨击。自从查拉图斯特拉疾呼：“它出人意料地成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当我说，任何永恒的意志都不曾想超过它的时候，我已把世上的一切交给了它。”自从克尔恺郭尔染上不治之症，“在这致死的痛苦之后一切皆空”之后，荒谬思想的各种痛苦的和有影响的论题出现了。或者说，至少是非理性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各种论题出现了，当然我们不应忽视至少所强调的。在逻辑和道德的层面，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克尔恺郭尔到舍斯托夫[9]，从现象学家到舍勒[10]，有一个由对过去的怀念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家族。他们尽管由于各自不同的方法和目的而有各种矛盾，但都致力于去阻挡理性的所谓光明之路，而去寻找一条直通真理的道路。我这里设定的是已被认识和已经被体验过的思想。不论他们的欲望是或曾经是什么，他们都是从这个充满矛盾、对立、焦虑或软弱无能的难以言状的世界出发的。他们共同之处就是我们已经揭示过的论题。应该说，对他们来讲特别重要的也是根据这些发现能够做出的结论。另外，分别考察这些发现也同等重要。但现在，我们只涉及他们的发现和最初的经验；只涉及他们的共同点。如果说，论述他们的哲学是奢望的话，那显示他们的共同气质则是可能的，而且无论如何也足够了。
海德格尔冷静地观察了人类命运并且宣告这种存在是卑微低下的。而唯一的实在，是存在链条中的“烦”。对于被抛到世界上的人以及他的欢乐来说，这“烦”是一种短暂而又难以捉摸的恐惧。但当这种恐惧觉悟到自身时，它就变成畏——清醒的人的一种恒常氛围，而生存就处身于这氛围之中。这位哲学教授无所畏惧地用世界上最抽象的语言写道：“人的存在确定的与有限的特性比人本身更为重要。”他对康德很感兴趣，不过他的兴趣只在于认识其“纯粹理性”有限的特性。他通过理论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不再能提供给畏着的人以任何东西。”他认为这种“烦”实际已达到超越理性范畴的地步，以致他只考虑到“烦”并且只谈论这“烦”。他列数了“烦”的种种表现：平庸的人企图在自己身上缓和并减轻“烦”的时候所产生的厌倦，思想在沉思死亡时所产生的恐怖。海德格尔同样没有把荒谬和意识分离开来。对死的意识，就是“烦”的召唤，于是，“存在通过意识的媒介向自己发出一声召唤”。“对死的意识就是畏的声音，而且它恳求存在从迷失在匿名的常人中恢复回来”。海德格尔还认为，不应当沉睡，而应当保持清醒直至消亡。他本人就是在这荒谬的世界里坚持生活，但他特别指明这个世界是要消失的。他在断壁残垣中探索着自己的道路。
雅斯贝尔斯对任何本体论都失去信心，因为他断定我们身上的“朴素”已荡然无存。我们不能得到任何可以超越各种显象的必然要消亡的游戏的东西。他知道，精神的结果必是失败。他长时间地徘徊于历史揭示给我们的精神冒险那里，他毫不留情地揭穿了每一体系的缺陷，揭穿了可解救一切的幻想，揭穿了赤裸裸的说教。在这满目疮痍的世界里，人们已经揭示认识是不可能的，虚无显示为唯一的实在，无可安慰的失望成为人的唯一生活态度。雅斯贝尔斯企图在这个世界中重新找到达至神圣的秘密的阿里阿德涅线。
至于舍斯托夫，他的全部作品都是那样出奇的单调、沉闷，都在不厌其烦地论述同样的事实。他在作品中坚持不懈地揭露那个天衣无缝的体系——这世界上最普遍的理性主义，他认为它最终要遭遇人类思想的非理性因素。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利用理性主义中可笑的事实、可笑的矛盾来贬低理性。他只关心一件事：抗辩——不论是对心灵的还是精神的历史的抗辩。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死刑犯的体验，通过尼采精神横冲直撞的种种遭遇，通过哈姆雷特的诅咒或易卜生对贵族辛辣的揭露，舍斯托夫发现、揭示并赞扬了人类对世界上无可救药的丑恶现象的反抗。他否认理性的合理性，而且他只是在这黯然无色的荒漠之中开始他的行程，在这片荒漠里，一切确定的东西都已化为僵石。
克尔恺郭尔大概是这些人中与荒谬联系最紧密的。至少在一段生活时间内，他不但发现了荒谬，甚至体验了荒谬。他说：“最确实的无言，不是沉默，而是说话。”因而，他首先确认没有任何一个真理是绝对的，也没任何一个真理能够满足一个不可能自在地存在的存在。克尔恺郭尔是知识领域的唐璜，他用多个假名写作，用各种反语写作。他写过《十八训导书》，还有犬儒唯灵主义的手册《诱惑者的日记》。他拒绝抚慰、道德及一切息事宁人的原则。他绝不想减轻他在内心深处体验到的芒刺所带来的痛苦；而是相反，他要唤醒它，并在受难者自得而又绝望的欢乐中，逐渐建立起清醒、否定、伪装，建立起魔鬼附身者的范畴。这张既温柔而又冷笑着的面孔，这些伴随着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呐喊而突如其来的改宗，就是与超越它的现实搏斗的荒谬的精神。使克尔恺郭尔达至其珍视的受人攻击的精神冒险同样始于混沌迷离的体验，这体验被剥去了伪装并且发生其最初的混乱。
在另一完全不同的层面，也就是在方法的层面，胡塞尔及现象学者们恢复了世界的多样性并且否认理性的超越能力。由于他们，精神世界大大地丰富起来了。玫瑰花瓣、里程碑、人的双手与爱情、欲望或万有引力定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思维，就不再是统一，不再是在一个伟大原则之下使显象变得熟悉起来。思维，就是重新学会看和注意，就是集中其意识，就是运用普鲁斯特的方法把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想象都变成一块享有特权的领地。奇怪的是，一切都享有特权。能够证明思想正确的东西就是它极端的意识。胡塞尔比克尔恺郭尔或舍斯托夫更进一步，他的分析从根本上否定了理性的经典方法，他消除了希望，他向直觉与心灵展现各种现象，这些现象的丰富性包含有某种非人的东西。这些途径或者通至一切科学，或者到达不了任何科学。就是说，在这里方法比结果更为重要。关键在于“一种认识的立场”而不是一种安慰。我再重复一遍，至少开始时是这样的。
我们怎能体验不到以上这些思想家之间的亲缘关系呢？怎能看不到他们是聚合在一个享有特权而又痛苦的领地的周围，而在这领地范围内，希望不再有其地位呢？我要求一切都解释清楚，或者就什么都不解释。理性面对心灵的这呐喊一筹莫展。被这种要求所唤醒的精神进行探索和寻觅，但是只看到了种种矛盾和不合理的现象。我所不理解的东西就是没有理由的。世界就充满着这些非理性的东西。单独地看这个世界，我不明白它独有的意义，它只是一个庞大的非理性世界。只要能说一次：“这是清楚明白的！”那一切就会得救了。但这些思想家们争先恐后地宣称：没有任何东西是清楚明白的，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而人只能有对于封闭他的一堵堵围墙的洞察和确定的知识。
所有这些经验内容都是一致的，而且也是互相渗透的。已达至其界限的精神必须进行判断并选择自己的结论。这就是自杀和回答的所在。但是，我想颠倒探索研究的次序，从理智的探险出发以回溯到日常的行为上去。这里要求的经验诞生于那不应离弃的荒漠。至少，应该知道这些经验直至何方。在人的努力的这点上，人是面对非理性的东西的。他在自身中体验到了对幸福和理性的欲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这是我们绝不能忘记的，也是我们应该紧扣不放的问题，因为生活的全部结果都可能由此而生。非理性因素、人的怀念以及分别与这二者一起涌现的荒谬，就是这场悲剧的三位主角，而这场悲剧必然会与一个存在能够有的所有逻辑一起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