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乱世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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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芥末沧桑(4)

杂技团在天桥演出时,她认识了一个中东某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名叫萨里姆。此人经常来看演出,暗蒙蒙的观众席上,他一双瞟着她的金鱼眼炽热如火,分外突出,宛如两颗已经发火就要打出去的导弹……

他来后台给她献花,做了自我介绍。她问他,你怎么看不腻味?他说,看其他节目,当然会看厌。看你表演的叼花,我百看不厌,你不但功夫好,人也长得漂亮。

她惊讶于萨里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她却不明白他还有一个长处,萨里姆远比不少中国男人要清楚,对于什么样的女人,在什么场合,该组装什么样的汉字。

他开着小车,带她去北京饭店吃饭,进友谊商店买东西。像他的国家地底下那奔腾的石油,他花钱很大方,送她衣服、戒指、手表,还给她和她师傅一些钱。他看她的目光越来越火势簇拥,让她感到一阵阵电击般的晕炫和燥热……

他说:你以后不要再练杂技了,太苦了,咱俩结婚吧,我带你去我的国家。

她七八岁时起,就长在师傅家,还从来没有哪个男人给她说过一句体贴的话。顿然,她双颊飞红,芳心怦跳,只讷讷地说:去你们国家,我话都听不懂……

萨里姆黑发浓密、粗砺的脑门上,旋下一股英爽之气,奕奕逼人:有我呢,你永远是我的心,我永远是你的耳朵。

他拥抱她,他抚摸她,他一定要和她接吻。在一片春汛般泛滥开来的潮热里,她像一具正融解在水里的泥塑菩萨。可这菩萨的骨架是钢筋做的,当萨里姆几次脸若紫枣,大气长呼,瞳仁里发出猫一般野性的光芒,她似被蜂蜇了一阵哆嗦,她看到一条鞭子旋风般嚯嚯而来,她的武功是在这鞭子下磨砺出来的,这鞭子也从小告诫她必须恪守中国的道德传统。

她一次次拒绝了萨里姆要带她去外交公寓的要求……

就在这当口,公安局来人到团里找她——

“你认识些什么人?”

“我是一个演员,认识的人可多了。”

“我们问的不是中国人……”

“那就是指萨里姆吧,我和他谈朋友,没有干犯法的事。”

“他都交代了,你怎么还不老老实实交代?”

“他交代什么了?”

“他一星期飞一次香港,你们是不是在倒什么买卖?”

“是萨里姆倒手表,不是我倒。他对我说过,如果你们剧团里有谁要买,我可以给你,从中你能赚一点钱……”

“这么说,你倒清清白白。你知不知道,萨里姆是个大流氓,你和他乱搞,国际影响很坏!”

“他若是个大流氓,你们就把他抓起来。你说我乱搞,你看见了?”

“萨里姆交代你们发生了男女关系……”

“我发生了关系,我遭雷打电劈!你们去把萨里姆叫来,我要和他对质……”

姜英被带去了公安局,一关就是十三天,她算是团里的台柱子,团里来人想保她出去,可不但未能出去,一转又转来了北苑。

她还不认识“洋妓”这两个字,却偏偏选中她来当洋妓组的组长。即便故宫一夜之间从北京消失了,也不会比这个更让她震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北苑,因为先后或同时被萨里姆追过进来的,就有七八个,再加上被他藏进汽车行李箱里,带进外交公寓给糟蹋的中国女孩,多达十三人。

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几次集中洋妓们一起交代问题。安怡心悚地发现,这13个人,多数似吃了鸦片的狗一样兴奋,彼此之间拼命扑上去厮咬,非得咬出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非得将每个人的心灵咬出一团血腥。既像是通过毁灭对方,来宣泄对萨里姆的强烈仇恨;又像是醋海泼天,于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里,倘若发现自己在萨里姆的天平上,没有足够的分量而引起的某种失落,更风卷乌云般膨胀起这一仇恨……

姜英说,我不问你们,你们也不要问我。可少有人愿意停止这场厮咬。

她交代道:我和萨里姆出去玩过,也被这个王八羔子抱过、搂过,可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和他发生了关系。

这时,曾被萨里姆放倒在身下的中国女人们,纷纷在精神上高昂得像一座炮塔,以炮口般粗的喉咙,向在场的干部指控:姜英这是在抗拒交代,我们了解萨里姆这个家伙,他绝对不会放过手边的任何一个女人!

这时,安怡总悄悄地坐在一边,不是轮到自己被迫交代的问题,她从不开口。她的心里,却泪水滂沱,像被3月的雨雪浸泡的一片松软的土地。这泪水并不仅是为着自己,更多的是为一种美被毁灭,一种萨里姆似的恶却一马平川而洒下的。有时候,泪水竞爬上了眼角,常常是旁边坐着的郑荔发现了,胳膊碰碰她,她才赶忙掏出手帕,仿佛在不经意间擦去……

如果说,她因自己无端判了劳教,而曾对社会感到迷惑,并努力用一种偶然性去解释这一迷惑;那么,在了解了众多洋妓的遭际后,她便察觉了社会的某种必然性的丑陋。

她讲不清楚这种必然性具体是什么,却切切实实触摸到了它的力量,粗可放马,密不容针,不动声色时好似静水深流,一旦拧在了手里,便如浸了水的皮绳一样坚韧。除了真正的娼妓外,她们被带到北苑,都是被这股非个人所能抗拒的力量而裹胁的。

倘若不仅仅是自己,姜英,孟白鸽,还有其他人都撤走戒备,消除磨擦,敞开心扉,任凭真挚的泪水,一洗这阴暗的角落,所谓的“洋妓”组,在很大程度上,便不过是被这股力量吞进嘴里,又像吐瓜子壳一样吐出来的一座青春的废墟,一片爱情的坟场,一群红颜薄命的中国女子唱了世世代代都未能唱完的一曲挽歌……

安怡反复地咀嚼“洋妓”这两个字:

爱情是天然的、合理的,它不问种族、肤色、地位、年龄、家庭背景,乃至信仰。如果因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便被视为“洋妓”,那么超越了年龄、地位悬殊的结合,如同燕妮之于马克思,宋庆龄之于孙中山,这又叫什么呢?

如果这“洋妓”一说真能成立,那么中国古代的蔡文姬、王昭君,便是“洋妓”的老祖宗了;而移民社会的美国,各国王室之间频繁通婚的欧洲,则更是“洋妓”满街跑了……

为什么在中国,一部分人总能发明出一些词来,去攻击另一部分人,并亵渎人类最宝贵的尊严,最美好的感情?怎么歹毒怎么说,怎样刺耳怎样讲。如同安怡这时还得不出答案一样,她也还不知道,“洋妓”一说不过是牛毛细雨罢了,仅仅一年之后,积五千年汉文字垃圾之大成,“牛鬼蛇神”、“黑七类”、“狗崽子”……便像声震云天的黄果树瀑布,在中国的肩膀上滔滔而下。

号子里显然不是培养友谊的场所,它似一块坏死的息肉,只听凭自私与戒备在这里细菌般地滋长。安怡却和孟白鸽成了贴心的朋友,两人可谓惺惺惜惺惺。安怡和郑荔,也像有某种缘分:安怡一来就注意到:长得小巧的郑荔,有一张同样玲珑好看的嘴唇,却极少见它为话语所开绽。在号子里,她总尽可能地独坐一边,老朝自己这边望,像看一个静静的、美丽而又感伤的谜。常常在两人对视时,她才嫣然一笑,双唇顿然被微笑一刀剪开,露出闪耀玉光的贝齿……

郑荔并不是为“洋妓”进的北苑,她年纪小,只有十六岁,人也本分、老实,先编人小偷、诈骗组,一到该组开会,“东四小红”就欺负她,不是要她一个人翻来覆去交代问题,就是要她为自己捏脖子、敲骨头……干部们便将她调来了洋妓组。北苑的女劳教犯里没有设贪污组,可她犯的恰恰就是这档子事——

她的父亲,在北京丰台的一个桥梁施工队当管理员,为工作与队长发生了矛盾。队长脸上依然晴空万里,不见异色,背后却来了个釜底抽薪,派人去湖南老家调查他的成分,恰恰临解放时,她父亲在老家买了点地。母亲感觉到了什么,赶快要大儿子去老家一趟,将户口迁来了丰台,把郑荔和两个弟弟,接到了北京。来了没几天,队长脸上秋去冬来,一片凛冽,将她父亲打成了漏网地主,开完斗争大会后,又搞了一份现行犯罪材料,一劳永逸地将他送进了大牢……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母亲既怕贼偷,更怕贼惦着。急忙把家搬到了朝阳区,一家人租了一间房。哥哥正上大学,下面两个弟弟该上学,唯有妈妈一个人在一家面粉厂做临时工,日子眼看就过不下去了。郑荔是个女孩子,当然得将她“牺牲”了,母亲托了几个人,最后母亲的一个朋友,上下活动,成全了她当“烈士”:丫头,问你多大,你千万记得讲十六岁,不要讲十三岁。

1962年,本该读初一的她,进了一个粮库工作,当的是搬运工,一开始,她连一袋五十公斤的面粉都扛不动……

她和母亲的血汗,惨淡地维持着这个家,刚刚两年,母亲英勇地倒下。敌人来自于她肚子里,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张牙舞爪,母亲先是轻伤不下火线,坚持上班,也不去医院看,直到那东西将肚皮几近撑成了一个小丘,母亲终于给压趴下。送肿瘤医院检查,从肚子里哗啦啦抽出了一桶绿水,说是癌症,必须转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一人院,就得交上三百元押金。家里的每一个钢铺,从来都恨不得能掰成两半花,就是将房里的家当统统给卖了,也凑不足这笔钱。在北京举目无亲,父亲往日的几个朋友,也早就人走茶凉……

郑荔这时已调动了工作,每日里上班,手头过往着红红绿绿的钞票。也许是领导上像党相信刘胡兰、向秀丽等好儿女一样相信她,会计是她,出纳也是她。她却在领导的信任上钻了一个洞,小小的脑袋瓜里没转几个弯,便取出三百元,叫一个弟弟赶快给医院送去,她想得不复杂,账反正是在自己手里,等妈妈病好了,又能上班了,以两个人的工资,再勒紧一把裤带,这钱不要多久就能还上。

生活的构思,一下便让她的构思苍白无力。待母亲做完手术,主持手术的一位女大夫出来告诉她:你妈的病不行了,到了晚期,在手术台上又给缝上了。女大夫标致的五官,突然间倏忽远去了,只剩下一张急剧膨胀起来的脸,恍若一个巨大的乒乓球,在她眼前上下旋舞……

女大夫赶忙拉住要往地下倒的她,她问:那我该怎么办哪?

女大夫自然听不出这话里的另一层意思,否则十有八九,她会和多数中国人一样,当时就将郑荔扭送去了公安局,真如此,她便不会再堕落下去,也许倒是件幸事。女大夫让她坐下,边擦金丝眼镜,边擦出一句职业性的话:在医院里住几天,就送你妈妈回家,她想吃什么,就给她做什么……

母亲一辈子没有穿过一件好衣,吃过一顿好饭。家里难得吃一次红烧肉,她把肉块分到每个孩子碗里,剩下一点汤才倒进自己碗里,看着孩子们一个个嘴皮上油光闪闪,她脸上也红光拂动,好像是她刚刚吃下了一头猪。即便是眼下来日无多,她也不提饮食之事,坚决地为革命省下每一个铜板。

可再省也枉然,总得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包包中药,恍若洪水到来时堵去堤坝上的沙袋一样,迅猛地堵去她的喉咙。隔个七八天,大出血一回,送去医院,又再拉回来。这么折腾,退回来的一点押金很快没有了,郑荔又去掏社会主义祖国的窟窿,一次,两次,直到1963年1月,奄奄一息的母亲,决意要魂归故里,她跑去买好两个人的火车票,一共吃里扒外七百多元。

母亲临走时,单位里业已召开了大会,领导们慷慨激昂地要求同志们,积极投身到一场即将在全国开展的伟大运动,即以“清组织、清思想、清历史、清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警告那些有问题的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郑荔在听报告时芒刺在背,如坐针毡,可为了母亲入土为安,她还得最后举一回“屠刀”……

几乎前脚送走母亲和弟弟,后脚领导就找她谈话,要调她去另外一个粮库工作,她必须尽快办好这个粮库的财务交接。也许领导尚被她蒙在鼓里,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也许领导已经察觉了她背叛了革命的信任,引而不发,看她自已如何表演,可不管怎样,她都走投无路。

她为最小的弟弟烧好了最后一顿饭,看了一眼几近四壁空空的家。来到单位给哥哥打了一个电话,嘱咐他以后得经常回家。随后便抱起那个一串窟窿的账本,双脚瑟瑟抖抖,好似踩着一团棉花,进了领导的办公室……

要说郑荔的问题并不冤枉,七百多元钱,在当今的中国不算什么,当不得颐指气使的大款们在酒店里叫的一盘菜,在歌厅里点的一支歌,也不及官员们高级轿车上的一块玻璃钱,可在当时,却足足够得上一个普通十部和工人一年的工资。安怡,也不仅是她一个人,却对郑荔的贪污罪行产生不了半点气愤,相反还真有些高山仰止,视她为她那个苦难的家庭做了牺牲的“烈士”。

三个月后,安排女劳教犯半天学习,半天去车间劳动。活儿不重,只是手工拣去化工原料中的杂质。只要可能,安怡、孟白鸽和郑荔三人总呆在一起。

北苑对劳教犯们有诸多规定,有一条是上厕所,得报告队长,批准后还得两个人一块去,或许是怕谁想不开,带根绳子去那里一下寻了短见,三人中的两人就总一起报告。再有一条是互相不能给吃的、用的,否则就叫勾结拉拢,居心叵测。安怡家里或是孟白鸽的亲戚,送了什么吃的来,两人便装一些到口袋里来,进了厕所一把塞给郑荔。真是玷污了“友谊”二字,那厕所臭得不行,按孟白鸽的话说,出来好半天,才能散去衣服上的一股臭味……

夜里,安怡老做梦。她做得最多的梦是两类。一类是自己在办公室里画设计图,画着,画着,一阵风吹来,图纸吹去了院子里。她下了楼,赶到院子里,图纸又吹去了大街上。她追到街上,跑得非常快,好像是一头腾越于冈底斯高原之上的亚洲虎。两边的行人,个个恍若泥塑菩萨,木木地盯着她,其中有在学校里读书时的同学、老师,也有现在单位里的领导、同事,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她。好容易快追上了,却到了十字路口,车辆过往似过江之鲫。每当她的手要拣起图纸了,便有一辆车紧挨她的脑袋倏忽而过。

或者她随工程师们去刚竣工的大楼里验收,走着,走着,其他人都不见了,就她一个人,像闯入了迷宫,怎么转也转不出来了……

她常常冷汗淋淋地从这类梦里惊醒。再有一类梦,便是有关她和乔迪的。其中一个几近成了梦魇,好长日子在她心头挥之不去——梦里,不管是白云蓝天、青山绿水衬景,还是墨色如锅、灯光依稀作底,她能听到乔迪那醇厚似酒的笑声,摸到他那骨节分明的大手,可就是看不清他的脸,他的整个五官都陷没在蒙蒙的白雾之中……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安怡平日里很少想到乔迪,她竭力把对于他的回忆打发走。

一次父亲来探视时,告诉她,白她被抓后,乔迪来了两封信,家里想给她保存着。她马上说,不用了,回去就烧掉吧。再一次,她听一个新来的女犯说,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闹了一次集体游行,好像是为了争取更多地与外界接触。过了一个月,一天学习,由她念报纸,在《人民日报》一版的左下角,她看到一条简短的消息:全体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已于近日回国。看完了,也就完了,她不觉得自己有多少怅然若失的感觉。

可这回忆,颇像一头极善认路的野兽,只要来过一次,便总能咻咻地嗅着踪迹,又走到她的梦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