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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移民美国(9)

我也口若悬河:“在即将逃亡的1949年,国民党已经把税收收到了1979年,这多收的后30年税金,无论如何也是大陆人民的血汗。又将当时4亿多中国人民的黄金储备,当在六七百吨之间,运去了台湾。台湾那时的人口只有1000多万,这等于台湾的国民平均储备,凭空就增加了近50倍。这种将民脂民膏榨至极处、将整个国库席卷一空的事情,连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倒台时都不齿于干,国民党却干了,你说台湾的经济起飞,倘若没有这大陆人民的血汗与财富打基础,蒋经国的革故鼎新真有那么神?”

雪诗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她只要稍稍想一想,如今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过9000吨,人口却有2.2亿,平均下来,每1000万人口的黄金储备也只有450吨。这意味着,早在47年前,台湾地区的人均黄金储备量便高于今日的美国。她不能不叹服于我的结论。

我与雪诗之间,再怎么“贫嘴”,不会伤害到感情。相反,在这“贫嘴”里,我们间历史、文化上的隔膜,渐渐得到了磨合。我想这磨合的力量,便是爱情的力量了。我无法说清楚到底雪诗看中了我什么,但在美国,两岸华人通婚的极少,台湾女孩子择偶的条件是房子、身份、好职业三者必须齐全,她却能不顾父亲的反对,硬是和一个如同她所说在大陆竟没能混上一套西装的我结了婚,我便能肯定,她真把一颗心托付给我了!

她为我付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在五六十年代,台湾来美国的留学生,很多人都留在了美国;现在来的留学生,学位一拿到后一般都回了台湾。她因为找了我,回不去了,只好入了美国籍。她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母亲卧病在床多年,前年深秋,老人家感觉自己不久于人世,要我们带上儿子,一定回台湾见上一面。去台湾驻美办事处,她和海通马上拿到了签证,我却不行,即便那时我已获得了美国绿卡,进台湾还得要由岛上有身份的人、或者有影响的大公司作保。她当即打电话告诉家里,次日下午,她大哥即将他所在的一家大公司的担保书给传真过来,我们又赶去了办事处,对方要我们回家等候消息,说像我这样身份的去台湾,一般得两三个月才能审批下来。

雪诗急切地申诉起情况,母亲虽然对我们两人的结合很有些犹豫,可老人家相信女儿的如此抉择,总有自己的道理。是母亲要二哥来美国,代表家长出席了我们的婚礼。因为父亲的态度,婚后雪诗没有回过台湾,对我这个女婿和外孙海通,老人家还从未谋面……说着,雪诗的眼里泛起了盈盈的泪影,我不敢再看她,害怕自己再若即若离的视线,也会如暮春一缕微风吹卷去枝头的几朵残花,击落了那水银般闪亮的泪光。我紧紧地注视与我们谈话的官员,他那凝神静听的姿态,在表明他有良好的驻外工作素养,而且他也愿意理解我们;他纹丝不乱、显然是打了摩丝的头发下一张白皙的脸,却又多少显得有些漠然,让我觉得有一张漠然的白纸摆在面前,上面写了八个大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终于没能和仁爱、宽厚的老人家见上一面。雪诗和孩子,为了等我的签证下来,一直等到心成枯槁才上的飞机,他们还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空之时,医院病榻上,老人家的心律已渐成了一条直线,死时未能阖上眼睛……

隔阂,隔膜,好似一道深深浅浅的伤口,划在我中华民族的胸口上。做一个中国人,有时让我倍感荣耀,如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看《中华瑰宝展》;有时又真让我悲从中来:香港人是首先获得出外旅行自由的,但有人想去台湾,却不一定能拿到签证,去大陆在改革开放后是自由多了,但是仍有人被拒之于门外。台湾百姓也早就能自由到别国旅游了,可想去大陆,倘若又有一官半职,便几近难于上月球了,而大陆人能被批准进入台湾的,现在依然是凤毛麟角。你不妨放眼一下世界,当今还有几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自在、从从容容地走动,乃至去别的国家比去自己国家的领土更容易?

雪诗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近几年来,一方面美国债台高筑,另一方面外面的钱又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尤其是来自中国地区的钱。她的客户里大量增加的,均是来自港澳、台湾和大陆的中国人。她这个行业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如果拿不出犯罪证据,关于客户的资金情况,即便是联邦调查局来查询,他们也无可奉告。但是,我能想见,这如潮似涌匆匆撤过太平洋的资金,在香港,是因为有所谓“九七大限”一说。在台湾,上有导弹撕裂气流的尖啸,下有台独不绝于耳的蝉噪,两难之间,如坐针毡,如置累卵。在大陆,私人能有钱来美国开设美元账户的,多半不是公子哥儿,就是贪官污吏了。在国人面前他们也多半是“社会主义”不离口的人物,他们的心里却是社会主义正在沉没,这条船上能掠走的东西,他们都想掠走,哪怕是一块舢板,一颗螺钉……

你不妨再看一下全球,当21世纪正在向人类走来的时候,有几个国家的人民,不在时不待我地抓住机遇,同心同德地创造机遇,以为自己的民族力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

我有一个观点,与其更多地挑剔起他国,不如更深切地关注自己的祖国。

我有一个希望,这希望便写在我们儿子的名字上——海通。

孙先生的家在曼哈顿苏活(Soho)区,这区里住了许多小有名气的艺术家,房价颇是不菲。雪诗说,有本书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就在曼哈顿,可我感觉自己是个曼哈顿的囚徒,整天在华尔街的水泥森林里关着,又和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字打交道,回到家里,再不找个有艺术氛围的地方透口气,人都会憋死。

他们租的是一个两层的公寓,房子的底层是客厅、餐厅与厨房,二楼是一个工作间,两个小卧室,面积不很大,可设备齐全。此外,整个公寓村,有游泳池,桑拿室和涡水澡池,还有两个网球场。雪诗领我去了阳台,她说:“我看中这房子,首先是因为这阳台。有空暇时,我总爱捧一杯茶,在这里坐着……”

漆成乳白色的阳台外,是一片层次分明、色彩斑驳的林子,远离着市嚣。我可以想见,坐在这里,品着一杯清茗,如同在欣赏一幅动感十足、变幻有致的有声画:盛夏是叶满的沙沙,暮秋是落叶的瑟瑟,隆冬是东山魁夷笔下那幽远的静谧。而阳台上则不管四季的天籁,总响着叮叮咚咚的风铃声,飘着干了的花瓣,缤纷的落叶……

雪诗告诉我,在这里,她最容易想起的便是台北,她每回去一次,发现台北就显然的蜕变一次——越来越繁华拥挤,也越来越疏远陌生。高楼大厦取代了独门独院的小屋,克难克俭变成了灯红酒绿下满盆满钵的生猛海鲜,车水马龙的道路是汽车和机动车争夺激烈的战场,空气污染与热岛效应成了社会发展的代言人……没回台湾,想回台湾,可回去了,自己却成了一块孤零零的化石,镶嵌在以往那个熟悉的年代。

她像是在问我:“是不是今天的台湾人,非得以一种最缺乏想象力的方式,去丑陋地展示富有?”我从大陆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应该属于大陆,不过最好还在后面加上一句:同时,也在丑陋地展示我们精神上的贫穷。

为了我能了解更多的事情,孙先生和雪诗特地在家里搞了这次小小的聚会,小黄夫妇、小施夫妇和小陈夫妇都到了。前面两对还带了自己的孩子,后一对里的小陈,便是孙提到过的班上的那位女同学。她的美国丈夫叫佩里,他们还没有孩子。小黄、小施,是孙现在所在公司的同事,小黄和孙还同在霍普金斯大学读的博士,但3人在国内读的学校不一样。小黄是上海交通大学1989届造船专业研究生毕业。这个班有27人,现在知道来了美国的有9人,在英国、德国各有一人,另外还有2人移民去了新西兰。小施是清华大学力学系1983年毕业的本科生,接着又读本校的研究生。在小施的本科班里,现在来了美国的,已占到2/3。连她在内的9个女同学,一共来了7个,肯定还在国内的有一人,另一人尚不知下落。(当晚回到阿伦家,我恰好看到最近一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面有这样一条消息:清华大学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1984年6月试办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现已成为中国培养规模最大、培养层次最广的大学,至1996年6月6日,已累计培养硕士、博士10000名……)

除了孙和雪诗在厨房里忙着,我们一伙人就坐在厚厚松松的地毯上聊着天。看着客厅门口那一片青青肥肥的草地,我不禁在心里吟哦起“苔痕上阶绿,草色人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一次两代人间十分轻松而又异常真实的对话——

我问他们:“来美国后感觉过苦吗?”他们不约而同地反问:“苦什么?”

小施一来美国,就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一年1.3万美元。小黄是在打了一个学期的工后,才拿到奖学金的。那个学期里,早上两个钟头在校内餐厅里干活,周末去郊外擦汽车,等机械化洗完后用布揩干,一个月能挣400多元。小黄说,就算有些苦,在本质上用上海话说,也是为自己扒分,再渲染,这种苦也没有悲剧意味,没有崇高感,更没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问他们:“你们对学成归国者怎么看?”他们说,公派出国的学成了,当然要回国。如果是像我们一样自费留学,学成了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去报效祖国的有志者,我们十分敬佩。可胸怀这一境界的人,在美国太少。即便是在回国人员较多的欧洲,也不是太多。欧洲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只要你是哪个方面的优秀人才,你能呆下来,一般就让你呆下来。而在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既没有移民传统,土地与资源又是紧巴巴的,你若没有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本事,便很难在那里呆下来。我们之所以留在美国。无庸讳言,物质生活的充裕,自然是一个原因。在这里硕士、博士毕业的,只要能找到工作,年薪均在3.5万元~5万元之间,这便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了。

但这却不是我们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在美国除了生活稳定外,一般来说,只要是你自己想去做的事情,你又努力的去做了,这事就能做成。在国内,恰恰在你想做的事情、甚至是按国家的发展也需要你去做的事情上,你常常像进了鸡埘打拳,施展不了手脚,要不,就如同走在流沙上,你不知哪一脚踩下去,人就会给绊倒。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两个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一位想办法改变身份留在了美国,另外一位按时回国,并被当做典型给予了表彰。可回去后不到半年,就给这边的留学生打来电话,后悔当初轻率地回去了,要这边帮忙联系一所大学,再发出邀请……

再有,我们也担心国内的政策再有变化。想想1966年8月的天安门广场上,你们老三届人喊哑了嗓子,拍肿了巴掌,红太阳的光辉映照着青春的脸庞,你们自以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10年过去,你们从云南来,从江淮平原上来,从北大荒来,从中国的穷乡僻壤来,苍凉着双眼,褴褛着衣衫,悲怆着话语,向时代要求公道,向城市要求户口,向文学乞讨爱情,你们又自以为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说实在话,我们能理解你们这一代人,可我们又害怕再成为你们这代人!

我了解到,除了小黄夫妇还拿着美国绿卡,小施夫妇和小陈均已加入了美国籍。我问后者入籍时有些什么感受,小施说:“你去采访其他已入籍的中国人,可能他们会以种种理由,说明自己是被迫做美国公民的。其实,没有谁会去强迫谁,都是自愿拿的美国护照。而且多数人都巴不得早点拿。这倒不是因为对美国有多深的感情,我们毕竟是后来者,还是白皮肤永远贴不上去的黄种人,入籍美国,我看主要是一种利益上的选择。像美国政府部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不是美国公民,便没有去求职的资格。像我们这些学工程的,成了美国公民,就有可能去军工部门工作。据我所知,在美国海军部门工作的亚裔公民不少,主要是来自南韩和台湾的,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被视为有共产党背景,能否进去还得经过安全检查。

“最大的方便还是在旅行上,拿着中国护照,进出美国一次,就得去签一次,成了美国公民,自然便没有了这个问题。在没有入籍前,去其他国家也有麻烦,我去伦敦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得提前半个月到英国驻美领事馆去签证,因为拿着中国护照,它可以签给你,也可以不签给你。现在我再去伦敦,如果是明天开会,我可以今天买票直接飞过去,到希思罗机场签一下就行了,这叫落地签证。主要西方国家对彼此间公民的来往都这样,而且在伦敦签了一次,便能去所有欧洲共同体国家里自由走动……”

我又问:“你们加入美国籍后,中国国籍还保留着吗?”

小施说:“美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在中国目前也不承认。中国护照现在还在口袋里装着,也许下次再回国,这护照就要收去了。收去了,心里可能会起一些波澜,一对夫妻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平日虽也磕磕碰碰,乃至恶言相向,但真办完了离婚手续,出了门便要彼此各奔东西,心里难免有点酸酸的,何况我们是要从此在法律归属上割舍生了、养了我们的祖国……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便不会有太大的遗憾。没有了中国护照,要想到国内找工作,肯定会有麻烦,但毕竟我们是要在美国生活一辈子。我们的父母、兄妹都还在中国,有可能的话,我们也想为国内做点事情,只要我们不持反共倾向,想回国走走的话,中国领事馆不应该拒签。”

这时,坐在一边与丈夫佩里静静听着的小陈,那一对厚厚的近视镜片里,涌出了一片孩童似的率真:“我真想把中国护照、美国护照都装在身上,在国外老有恐怖主义分子绑架美国人做人质,如果这种事情真让我给碰到了,我就赶快掏出中国护照给他们看……”

众人都笑了起来,佩里不无得意,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说:“美国……敌人多,中国……朋友多。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现在……免费……送给你们。”

他的一只手掌在小陈的大腿上轻轻地拍着,又转过脸来,讨赏似的望着小陈。她温婉地笑笑,一脸柔情似水,用手揉了揉佩里的一头金发。我不禁心里有些怅然:再怎么寒窗苦读,容貌平常,远非沉鱼落雁,小陈也是个东方女子。而如许的中国男孩,却不如眼前这个人高马大的美国青年,能将她温柔的一面给激活出来……

两个孩子,加上海通,3人都在阳台上玩玩具正开心。一律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一律地讲着英语。即便是离祖国万里之遥,在眼前这3个孩子浑然忘我的嬉戏里,我也能强烈地感到,不过弹指一挥间的20年里,历史拉响着汽笛,山鸣谷应,在那块古老的大地上,更在一片银犁也难插下去的文化心理上,有着多少令人眩目、狂飙地火般的突进……

同时,我又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起来,恍若是历史,本意安排我们走进一个房间,我们却进到了另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