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版于一九二九年，译成中文时初版书名为《战地春梦》，经人屡次影印翻版，到了解放初期，修订一次，改名《永别了，武器》。八十年代末再修订一次，距离原文初版，已有六十年了。其实海明威这个姓在一百多年前就已为国人所熟悉。海明威的嫡亲叔父威罗毕，百年前就来我国山西省传教行医，并且创办了有名的学府铭贤书院，造就了不少人才，特别是在财政金融界。威罗毕童年时代在农忙中右手食指不慎给玉米脱粒机轧断，经过八年艰苦奋斗，刻苦锻炼，终于成为一名技艺高超的外科医师。这件事在海明威家乡广为流传，甚至传说这位叔父曾经为西藏活佛达赖喇嘛治过病。所以海明威十二岁时，也曾一度梦想继承叔父和父亲的事业，当名医生。[1]
《永别了，武器》是一部自传色彩很浓的长篇小说，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位文学大师，特写几句概述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十九世纪末生于美国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树园镇。当时美国虽已取得了政治和经济独立，但是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还半依赖于英国。著名作家如欧文、霍桑、爱伦·坡等，尽管作品题材不同，写作技巧及表达方式却始终摆脱不了英国的影响：书卷气重，文句复杂冗长。就以亨利·詹姆斯为例吧。他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横跨英美文坛的大师，但是他所继承的似乎还是乔治·艾略特和霍桑的心理小说的传统，描写细腻入微，为了分析及反映人物的复杂心理，采用了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写法，繁琐庞杂，引经据典，词汇中夹杂着拉丁文或法语。
海明威继承的是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传统，为美国文学闯出了一条新途径。他中学毕业后就当上了记者，为人比较天真，比较富有感情，一时为政客的豪言壮语所迷惑，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还有一些未成名的青年作家，例如福克纳、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等，都投入了战争。后来他们对民主理想幻灭，反应至为激烈，甚至超过英国作家，尽管战争是在欧洲进行的，英国的财产损失和青年人的牺牲都超过美国。
海明威战后寄居巴黎，感觉一切理想都破碎了。他在女作家格特鲁·斯坦因的熏陶下，另辟蹊径，终于写成了《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遇到两件终生难忘的大事。一是大腿中弹，几乎成为残废，当时的思想是痛恨政客在报刊杂志上的宣传，认为什么“神圣”、“光荣”等等，全是骗人的鬼话。又一件大事是初恋。他在意大利疗养时期，结识了一位比他大几岁的美国护士，战后她嫁了他人，海明威觉得受了人家的玩弄。这一经历影响了他后来小说中有关女性的塑造，甚至他的第一个妻子，也是比他大几岁。
《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于一九二二年，手稿在巴黎不幸被小偷扒走，只好重新创作，于一九二九年出版。自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间，他除发表了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外，结了两次婚，他父亲患高血压和糖尿病，医治无效，饮弹自尽。这些遭遇变化，更使他感觉人生变幻无常，好像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毁灭的危机。他战时受伤，曾从身上取出几百片榴弹炮弹片，长期失眠，黑夜上床必须点着灯，入睡后被噩梦折磨，旧病发作起来，理性失去控制，无法制止忧虑和恐惧。由于他反复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于一般事物的认识也比较敏锐透彻，所以常常把自己的感情和经历倾注于艺术创作中。例如在《永别了，武器》第二部分中，他把在瑞士的乡居生活写得犹如处身世外桃源，就是结合他第一次结婚后的生活体会。再如女主角凯瑟琳的难产，也是他第二个妻子难产的切身经历，她结果剖腹生下第二个儿子。
海明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这些人悲观、怀疑、绝望。他们志愿参军，在战争过程中，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遭受到无可挽回的创伤。他们怀疑一切、厌恶一切，鄙视高谈阔论，厌恶理智，几乎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认为人生一片黑暗，到处充满不义和暴力，总之，万念俱灰，一切都是虚空。[2]
其实海明威还不好算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他小说中的人物自有一套严格的道德行为准则。在他所描写的社会中，他也认识到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两个世界。此外，他还认真探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海明威的人生哲学，近于接受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无比残酷，和平时期只是战争的延续，同样残酷、冷漠。但是他又相信世界上还有一些天然美好的事物，可以作为减轻悲痛的调剂。即便是战争的血腥大屠杀，其间还可以穿插爱情，作为短暂地解除疼痛的良药。尽管个人愁肠千万结，但可以通过狩猎、钓鱼等活动，借助于大自然，进行精神治疗，不然也可以借酒消愁，解除痛苦。即使这一切都失效了，或者被剥夺光了，还可以表现高度的勇敢和毅力，在重大压力下保持一定的优雅风度。
海明威信奉的行为准则，在他的含蓄的笔下，往往通过置身于几个知心朋友中间的普通小人物表现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传统道德价值全面崩溃了，然而这些普通人，虽非英雄，但为着生存下去，还保持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例如诚实、道义、勇敢、毅力、忍耐和人格的完整。这些普通人很少参与伟大事业或者政治运动。唯一的例外是《丧钟为谁而鸣》的主角乔丹，一个教西班牙语的知识分子。这些普通的小人物，往往抱着不介入的人生态度，只是凭着一种近于原始人的本能，遵循一种近乎待人如己的基本原则，保持了做人的尊严。他们的人生哲学很少讲究逻辑性，因为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根本是一团糟，一片荒原，一片混乱，没有合理的逻辑。
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往往使人感觉到有一种对立的紧张性，甚至在写全景的段落中，如雨、雪、高山、大河等等，读者也可以觉察到。对于这世界的邪恶不义，作者显然是站在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这一边的。海明威本人也许不一定熟悉列宁关于每个民族文化里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经典理论，但是他所写的小说中，明显地具有两个对立、对抗的世界。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对这世界上的邪恶人物深恶痛绝，对被压迫者则寄予同情，特别是一个小圈子里的小人物往往体现着一定的道德品质。
这些人提倡诚实、勇敢，要顶得住痛苦的折磨，喜乐哀愁，不露声色，朋友间可以讨杯酒喝，但要避免醉后失态；可以借个地方住住，但是不能伸手讨钱，遇挫折时不能伤感，不能玩弄卑鄙伎俩；女人可以追，但是女人不要你时不能死缠着不放；不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应当有所克制。一句话，要做个有骨气的硬汉。
关于海明威的艺术风格，六十年来，西方文坛争议不休。概括地说，有人强调他的象征主义，有人强调他的讽刺，有人主张是象征主义和讽刺的结合；有人说是自然主义，有人说是批判现实主义。下文只作些简单的介绍。
一个作家，凡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越是明确，感情越是真实，就越可能把他的思想感情融合于鲜明有力的艺术形象中。
海明威不仅描绘当代事物的现象，而且力图反映当代的现实，特别是时代的精神。作为作家来讲，海明威非常热衷于记录及报道事物的现象：战争、狩猎、钓鱼、斗牛、赛马、拳击、酗酒、恋爱等等。这些题材在他较优秀的作品中非常生动逼真，使读者如同亲眼目睹大军的溃退、渔人与大鱼的格斗、妇女难产的痛苦，也许还可以亲耳听到窗外霏霏的细雨声。但是作者曾说，真正的艺术不能局限于准确描写事物的面貌，不能满足于仅仅反映时代的现象，还得反映这些现象的内在意义。海明威精心选择暴力题材，企图从中探索、发掘精神上的真理。作者并不是单单喜爱这种题材，而是想通过对这些暴力事件的描写，强烈暗示时代的特征：精神混乱，流离失所。作者必须力求写作的真实，既找到了艺术的真实，就应该把它转化为精确的形象，使得读者感同身受。作者为了传达人物心中的紧张情绪，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也许可以概括为下列这几点。
海明威采用两种表达方式来展示他精心选择的生活材料。第一是新闻报道风格。他从年轻时代起就开始当记者，受到严格的写作训练，具备巧妙地撰写电文的真功夫，简略扼要、浓缩紧凑。为了取得更大的艺术效果，他还采用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平淡而克制的陈述。他过去太天真幼稚，遭到政客的欺骗，经过现实生活的教育后，最害怕什么神圣、光荣、牺牲等等抽象词儿，所以写作时尽量避开抽象形容词，甚至省略动词，喜欢用名词，例如具体的地方名、河流名、部队的番号、具体的年月日期等等。那些电文的字句本身有时违背传统的语法规则，况且海明威通常选用简单的短句和日常用语——就是英语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旧盎格鲁撒克逊语。作者运用简单句子和有限的词汇进行有克制的陈述，渲染气氛，暗示文字表面下藏有更重要的普遍意义，启迪读者去体会和联想。作者平淡客观的陈述，真实而富有戏剧性，多少带有反讽刺的意味。
海明威第二种表达方式是采用有节奏的句子结构，重复、排比、反比等，好像是音乐旋律，旨在召唤一种心理印象。所谓印象主义的手法，通常是指作者对于精心选择的事物，描写时致力于捕捉模糊不清的转瞬即逝的感觉印象，达到情景交融。
海明威本人对他自己的艺术风格也有一定的看法。他于1961年在家饮弹自尽前不久，曾应加利福尼亚州的智慧基金协会之邀写下一些他本人对人生、艺术、爱情、死亡等等的体会。这些体会刊载于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1963年1月号上。现将有关风格的部分译出如下：
“我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在我头脑里进行的。我开始创作前，一定要先把我的意念、思想理顺。我作品中的对话，在创作过程中，我经常亲自朗读几段；耳朵是良好的检查员。每一句句子又务必表达得一清二楚，人人明白，才能写于纸上。
“然而，我有时觉得我的风格，与其说是直接的，倒不如说是暗示的。读者往往得开动想象力，才能抓住我思想的最微妙的部分。
“我工作非常艰苦，再三重写改正，不厌其烦。我非常关心我作品的效果。我着手开采时非常小心，精心琢磨，一直到磨成宝石。有许多作家满足于留下粗糙的大块文章，我则精雕细琢，磨成一颗小小的宝石。
“一个作家的风格应该是直接的、个人的；他作品中的形象是丰富多彩的，有人情味的；他的文字简洁有力。最伟大的作家生来具有卓越的简洁，他们是苦干者，辛勤的学者，又是胜任的风格家。”
林疑今
注释：
[1]参见卡洛斯·贝克编《海明威书信选，1917—1961》(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81)，第244页。
[2]海明威的这种虚无主义思想，相当接近于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斯蒂芬·克莱恩在短篇小说《蓝色旅馆》中流露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