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保健养生千古中医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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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医药史话(6)

经络系统是由经脉与络脉相互联系、彼此衔接而构成的体系,其中经脉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以及附属于十二经脉的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络脉包括十五络脉和难以计数的浮络和孙络等细小的络脉结构。

经络系统将人体的组织、器官、四肢百骸联络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经气的活动,调节全身各部的机能、运行气血、协调阴阳,从而使整个机体保持协调和相对的平衡。

经络运行于全身和五脏六腑相联系,又沟通体表和内脏,所以人体有疾患可以通过经络表现出来,就是说通过经络的色泽、温度、痛感反映出来,这就是经络感传现象,通过经络的感传现象可以预测疾病。针灸治病主要是通过针刺和艾灸等刺激体表经络的穴位,达到疏通经气,调节人体脏腑气血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那么经络是否有其物质基础呢?人体里究竟有没有这个神奇的生理系统?尽管科技发展到今天,迄今科学界还无法对经络给出一种权威的解释。然而几千年来,经络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健康保健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对经络实质的研究成了众人关注的话题。

御医史上的惨案

唐懿宗有八个女儿,同昌公主是长女。同昌公主的母亲是号称长安第一美人的郭淑妃,同昌公主也是天生丽质,是懿宗的掌上明珠。同昌公主长大后,嫁给了新科进士韦保衡。

韦家对同昌公主丝毫不敢怠慢,伺候得非常周到。公主整天养尊处优,但这并没有给同昌公主带来无尽的幸福,她三天两头就生病,身体越来越差。

韦家人为此寻遍名医,给她吃了无数的名贵药草,公主的主管御医韩宗绍、康仲殷带着十几位有名的御医差不多天天泡在公主的病榻前,为公主治病。

无奈公主体质太弱,御医们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公主的性命。公主一死,韦家如临大敌,他们知道皇上肯定会追究责任。韦家觉得只有将御医当作替罪羊,才能保全自己。

于是,韦保衡在向唐懿宗报告公主死讯时,谎称是御医们诊断不当,投错了药才使得公主身亡。唐懿宗正在悲愤当中,自然对此深信不疑,于是立即将韩宗绍及康仲殷等御医全部斩首,又将他们的亲族三百多人关进了大牢。

对于唐懿宗悲痛之中的过激之举,朝中大臣刘瞻正义直言,向懿宗进谏。懿宗正在气头上,根本不听劝阻。刘瞻无奈,又联合京兆尹温璋再次进谏,结果却遭到皇上的革职处罚,温璋含冤自尽,刘瞻也被贬职离开长安。

这时,韦保衡为扩张势力,又向唐懿宗进谗言说刘瞻是御医的同谋,使得刘瞻又被降了一级。同时,他们还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刘瞻的一些同僚都贬了职。

一位公主香销玉殒,竟让那么多人为之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这次御医的惨案是御医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后来,唐懿宗病重将死之时,当时给他治病的一些御医也被打入牢狱,幸好懿宗在弥留之际留下不杀诊治御医的遗诏,放了他们一条生路。

中国人自古就以勤劳著称,历代先贤无不强调,无论齐家治国,还是修身养性,勤劳是第一位的。《尚书·大禹谟》:“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就告诫人们不要沉湎于过分的安乐里。

汉代枚乘在《七发》中指出:“纵耳目之欲,恣肢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也是强调如果放纵耳目的嗜欲,贪图肢体的安逸,就会损伤血脉的和畅。因此,朱丹溪《丹溪心法》中说:“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

宋朝欧阳修在《五代史记·伶官传序》还进一步强调:“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可见,安逸享乐不仅会生病,还会使自身堕落直至死亡。

预防天花的重大发明

大约在东汉初年,由西部战俘传入一种外来传染病,名谓“虏疮”,即后来所谓的天花。天花也称痘疮,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发疹性疾病。发病时患者全身起痘,高热不退,甚至昏迷不醒,由于容易出现合并症,在古代死亡率极高,愈后容易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而且,天花的传染性极强,一人染病,很快就会传及全家乃至整个社区。所以,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人们都对天花病充满恐惧。

迄今为止,人类唯一能够宣布已经彻底消灭的一种疾病是天花。中国传统医学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古代典籍上,最早关于天花的记载见于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天花传入中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找到阻止其传播的有效手段。如何有效的预防天花,古代医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由于天花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得过一次之后,终生不再得此病。古代医家从中获得了启示,约在明朝隆庆年间,渐渐摸索出接种人痘的方法。

所谓人痘接种术,就是将已经得过天花病的人身上的病理性物质如分泌物、痂等,经过特殊处理后,接种到健康人身上,从而使接种者产生天然的免疫力,不再感染。这种方法的原理现代医学称为人工特异性免疫,至今仍然被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实践。比如现在国家要求新生儿强制注射的各种疫苗,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方法。

据清初张璐的《医通》介绍,此项免疫防患的医疗技术,颇经历了一番尝试、改进和完善的过程。最初,是用穿着天花患者曾穿过的衣服来预防,后来才渐次有用痘浆、旱苗、水苗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到了清代,又进而用“熟苗”替代先前诸法。所谓熟苗,就是经过多次接种的痘痂。朱奕梁的《种痘新法》说,这种称作“熟苗”的疫苗,接种时“万全而无害”。

公元1682年时,康熙皇帝曾下令各地种痘,他在《庭训格言》写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可见当时种痘术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据俞正燮的《癸巳存稿》,直到康熙年间,由俄国人首先“至中国学痘医”,后来,这项医学上的免疫技术,又经由欧洲大陆辗转传入英国。英国人的接种牛痘,不过是我国早先发明的变化而已。

我国人痘接种术后来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注重和仿效。1652年,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时,曾带去了这种方法;俞正燮《癸巳存稿》载:“康熙时(1688年)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这是最早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人痘接种法的国家,回国后便传遍全国。

人痘接种法后经俄国又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公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学得人痘接种法,3年后又为自己6岁的女儿在英国实施了人痘接种术。随后,欧洲各国和印度也试行接种人痘。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术已传遍欧亚各国。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写到:“我听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由此可见,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术在当时世界影响之大。

18世纪,中国的种痘术传入英国以后,在英国流传达四十年之久。英国的一位乡村医生琴纳幼时也种过人痘,后来在行医过程中,通过挤牛奶妇女的经验知道,得过牛痘后就不会再生天花了,琴纳由此得到启发,想到这可能是牛痘使他们对天花产生了抵抗力。

1796年5月14日,琴纳首次从正在患牛痘的挤奶女孩手上沾了一些痘浆,接种在一个8岁的未患天花的男孩手臂上,接种部位生了一个典型的牛痘。

六周后,琴纳特意给这个男孩接种天花痘浆,结果这个男孩安然无恙,证明他对天花已经有免疫力了。后来,经过反复试验,证明接种牛痘后确实能预防天花。

公元1805年(清嘉庆十年),这种牛痘法由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传入我国,因为牛痘比人痘更为安全,所以我国民间也逐渐改种牛痘了。

金元四大医家

北宋政府大力发展和普及医学,为后世培养了一批著名医家,如刘完素、李杲、张从正和张元素等。只不过这些医家成长起来的时候,北宋已经灭亡,他们所生活的地区被金朝所统治,所以成了金代医家,但他们的成就与北宋政府的医学发展政策有密切关系。

后世将金元时代最有名的四个医家刘完素、李杲、张从正和朱丹溪合称“金元四大家”。他们的学术思想富有创新精神,并且各具特色,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医学流派。

儒家政治本来讲究思想一统,但从北宋到南宋,儒家学术内出现了程颢、朱熹等一批新儒学名家,他们的理论自成一派,彼此之间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金元医家各立门派离不开学术界思想活跃的大背景,所以后人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刘完素曾经三次拒绝金朝章宗皇帝的征聘,不肯入朝为官。他非但未受到章宗皇帝的怪罪,反而得到了皇帝的尊重,因此赐他一个外号为“高尚先生”。

对于刘完素的学术,后人曾概括说:“若河间,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一二方,奇而妥。”所谓“专主火”,是指他提出的“火热论”。

刘完素认为,虽然导致疾病的病因有风、寒、暑、湿、燥、火六种。但这六种邪气侵犯人体后,发病的表现通常以热证居多,也就是他所说的“六气皆能化火”。

在当时,外感疾病人们多沿用《伤寒论》方剂,杂病则喜欢用《和剂局方》的成药,它们都偏于温燥,会助长热病,刘完素对此进行了革新,制定了一些寒凉清热的方剂。

所以后人称赞他既遵守经典的法则,又从自我出发创新,方剂新奇而有效。刘完素的创新理论广泛流传,师从者甚多,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河间学派”。

张子和曾任职太医院,不久辞职。当时医学界滥用温补,而张子和则善用汗、吐、下三法。由于张子和的大力宣扬,医学界滥用温补的风气收敛多了,而且不少人接受了张子和的理论,并为他起了一个称号叫“攻邪派”。

寒证用温热药,热证用寒凉药,这是中医的基本原则。然而,李果(即李东垣)提出一种看似违背常理的观点,他说“温能除大热”,提出“甘温除热”法,一时令医界议论纷纷。

李杲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在临床中观察到,有些病人发热是由于脾胃不足、劳倦气虚所致,用甘温的药补足元气,热证也就随之而愈。

发热一般认为是火证,但李杲看到的这种热证,却偏偏不能用寒凉清热法,而要用甘温药。为示区别,他特地创造了“阴火”这一新名词,以突出其特点。

朱丹溪认为人常常是“阳有余阴不足”,如果“人之情欲无涯”,平白消耗难得的“阴精”,则不利于健康长寿,因此他主张重视护养阴液,被后人称为“滋阴派”。

“四大家”各有不同的医学观点,这反映了金元时代医学繁荣的局面。对于后人来说,学习他们的思想不应拘泥于某一派别,而要兼收并蓄,以运用于不同的情况。

明代有位医学家叫王纶,他曾经总结性地说道:“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完素,杂病用丹溪。”这确实是对待医学流派的正确态度。

中医药学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以经验医学著称,没有广泛的临床实践、没有名师指点,很难体会到其中的深奥微妙。自古以来,中医即以师承的教学模式,代代相传,积累了宝贵经验,实践证明这是中医成材的一条重要途径。

唐宋以后,名医辈出,他们丰富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特色,依靠师承教育的形式,父传子受,师授徒承,代代相传,通过几代传人的努力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学术流派。

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其弟子有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张元素以脏腑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形成了一套脏腑辨证的理论体系。

其弟子继承其说,并加以发挥,如李东垣创立脾胃学说,自成“补土”一派;王好古则强调肝、脾、肾三脏阴虚、阳虚在病变中的作用,尤重脾胃,创“阴证论”。

其再传弟子李东垣的门人罗天益,除了继承其师遗旨,着意阐发脾胃虚损病机外,对三焦辨治又有进一步的发挥。易水学派的理论为明代温补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师承授受,不仅培养了名医,而且形成了流派,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与瘟疫的斗争

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极大。自古以来中医治疗传染病积累了不少经验。明清时期是一个总结、提高的阶段,并且对一些新出现的病种取得了成效。

温病学说是明清中医的重大突破。温病,是各种热性外感疾病的总称,其名早在《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中就已出现过。当时寒性病邪引起的发热性疾病(即伤寒)是中医研究的重点,对温病的认识并不十分透彻,认为它只是伤寒的一个变种。

后来,历代医家不断丰富有关温病的知识,如《巢氏病源》提出温病有“转相染易”的传染流行特点。金元刘完素倡导火热论,为温病应用寒凉法治打下了基础。明初,医家王履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标志着温病有从伤寒体系脱离的倾向,只是其理论尚未系统化。

明代多次爆发大瘟疫,疫情相当严重,尤其是万历、崇祯时期。据记载,有人与客人交谈,正举茶之际忽然摔倒不起,立即气绝;有户人家一个仆人死去,派另一个仆人去买棺木,半天未见返回,原来已病死在棺材店;有一户全家病死,两个小偷乘机入屋偷窃,一个递出一包财物,另一个正伸手去接,就已双双染疫而死……

面对如此严重的瘟疫,中医学加强了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本系统研究传染病治疗的专著,即吴有性的《瘟疫论》,又名《温疫论》。

吴有性(公元1561~1661年),字又可,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此书针对瘟疫起病急、症状同一等特点,提出了瘟疫成因的新观点:“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也就是说,瘟疫必有特定病因,不同于一般的风寒暑湿,这种病因吴有性称之为“戾气”,它虽然无形无影,但是客观存在。戾气有多种,侵入途径不同,吴有性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两大类。吴有性的这些观点,与现代医学微生物致病的观点十分近似,而当时西方的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尚未创立这一学科。

对瘟疫的治疗,吴有性提出了“邪伏膜原”之说,他认为瘟疫病邪藏在膜原这个“半表半里”的部位,传统的解表和攻里法不能奏效,需要用“透达膜原”的治法,为此吴有性创立了名方“达原饮”,直达巢穴,使邪速离膜原,对治疗瘟疫有独特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