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保健养生千古中医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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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医家轶事(9)

病家慕名邀请徐大椿前来诊治,徐大椿诊视病人后说:“此病可治,但我所立之方你们必定不肯用,不用则必死;如果顺从你们的意思立方,亦必死,所以不如干脆不出方了。”

众人问:“按你的意思,该用什么药?”

徐大椿说:“非生大黄不可!”

众人一听,果然大惊,其中一人说:“你先请出方,然后再议。”

毕竟徐大椿千里而至,应该顾及其情面,待他走后不用其药就是了。但徐大椿已察觉其意,将药煎好后亲自送到病人跟前,强使其服下。病人仅服一半药汁,旁人都惶恐无措。

岂料病人服药后当夜即能入睡,但尚未排大便。次日又服一剂,泻下少许宿粪,身体觉得舒坦许多。第三日凌晨,徐大椿尚未起床,已听到有人在洒扫庭院。

徐大椿询问后方知,原来是病人久卧思起,想亲自向徐大椿道谢,出门见院中果壳遍地,就拿扫帚扫了起来。其后,他来到徐大椿卧室,与之畅谈了许久。

早餐时,病人已思进食,不再闻到饭味而呕。从此饮食渐进,逐渐康复。众人都感到惊奇,徐大椿说:“伤食者必然厌恶食物,此理人所共知。泻去宿食自然进食了,老少病人同法。当今医家以为老年人停食不可攻泻,只会补气待其自消,不知误了多少人啊!”

有位毛姓老翁,已是80高龄,素有痰喘的毛病,这次因劳累而引发,俯于几案上,不能平卧,全家都为之惊惶。于是,请名医徐大椿前来为其诊治。

徐大椿诊视后说:“这是上实下虚之证,用清肺消痰饮送下人参小块一钱,2剂可愈。”

毛翁说:“徐的学问之深,固不必言,但人参切块之法,恐怕是故弄玄虚吧!”

第二年,毛翁的病再次复发,于是照前方服用,不过这次是将人参煎服。服药后,不但病情未见好转,反而喘逆愈甚。复请徐大椿再诊,并告以用去年之方而病加重。

徐大椿说:“那你们是不是将人参和入药中煎服?”

毛翁家人回答说:“是的。”

徐大椿说:“下虚固当补,但痰火在上,补之痰火必盛。唯作块则参性未发,而清肺之药已得力,过腹中而参性始发,病自愈。”徐灵胎仍以人参作块,亦2剂而愈。

上实下虚,如单治其“上实”,必碍肾之“下虚”;若专补下虚,又会导致上焦痰火愈实。徐大椿以清肺消痰之剂,送下人参小块,使消补两种药力先后而发,各得其所。

清代名医赵晴初,对此曾评价说:“清肺消痰饮加人参是方,人参切块吞下是法。”药虽同行,而功则各奏,这就是名医的章法。

徐大椿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具有高尚的医德。有一次,其友毛介堂患暑病,大汗不止,脉微肢冷,面赤气短,当时许多医者都作热证论治。此时徐大椿说:“此证即刻亡阳矣,应急进参附汤以回其阳。”

徐大椿见患者的家人面有难色,于是说:“我们多年交情,不忍坐视不救,死则甘愿偿命。”如此,患者的家人方勉强同意用药,一剂汗止,身温得寝,不几日即已痊愈。

徐大椿总结道:“此证乃热病所变,因热甚,汗出而阳亡。苟非脉微、足冷,汗出、舌润,则仍是热证,误用即死。死者甚多,伤心惨目,此等方非有实见不可试也。”他在病情疑似、病家犹疑之际,力主自己观点,“死则甘愿偿命”,颇显英雄肝胆。

乌镇莫秀东患怪病,脊背疼痛,牵引胸胁。傍晚开始发作,疼痛异常,整夜不断的呻吟,白天则饮食如常。找过诸多医生诊治,但均未见效,迁延五年,后来去徐大椿医斋求治。

徐大椿仔细诊视病人后,认为其病为淤血阻络。由于病久失治,短时难以奏效,于是将病人挽留在家中,汤丸并进,辅以针灸、按摩等法,多方施治。

经过徐大椿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终获痊愈,病家万般感谢。徐大椿却说:“其实我应该感谢你们。不少病人往往要求速效,希望一剂药就能退病,如若三剂药不效,便会更医换药。但你们始终相信我,因此我应该感谢你们。”

袁枚在《徐灵胎先生传》中载有两则徐大椿治病不药而愈的医案。一拳师与人比武角力,胸部受伤,气绝口闭,急抬至徐大椿处诊治。徐大椿让拳师俯卧,奋力击打其臀尻三下,拳师遂吐血数升而痊愈。

一村妇生儿无皮,见者皆谓不可活,将弃之。徐大椿以糯米粉调和成糊,在婴儿身上涂抹,然后用绢布裹上,埋于土中,只露出头部。饮以母乳两昼夜,婴儿皮生而活。

扬州有位姓张的盐商,40余岁,摒去妻妾独宿养生,并每日服用人参,渐致头晕目眩,延请多位名医治疗,均不奏效,无奈以重金聘请徐大椿前来为其诊治。

徐大椿来到张家,张家已摆下酒宴,只等他诊视病人后即可入席。徐大椿按脉后,笑道:“这病不需服药,我有一秘方,可以立即见效。”

于是,徐大椿对这位盐商附耳道:“你并无他病,只是阳气比较亢盛,若与妇人交,让精气输泄,立即可愈。”说罢,径去饮酒。酒至半酣,只见张某从闺房中大笑而出,眩晕之症不药而愈。

“其高者,因而越之”,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是“因势利导”治疗原则指导下的一个具体治疗方法,也就是催吐法。“高”指的是病邪所在部位靠上,“越”则指排出,即根据邪气所在位置,因其势而利导,使之尽快排出,尽量少地损伤人体正气。

“痰迷心窍”是一种证候,中医称为痫狂,西医则指精神分裂症等,这些病人精神不正常,或哭笑无常,或登高而歌,或沉默不语……他们的病邪表现为不同部位,如舌苔黄腻,并伴有恶心欲吐症状的,病邪一般在上,可以使用催吐法,待痰涎吐出,疾病自会缓解。

“其下者引而竭之”,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属于“因势利导”治疗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治法之一。所谓下,是病邪所在部位靠下;所谓引,是治疗方法的性质,将病邪从下部引导而出,如泻大便、利小便等;所谓竭,即是枯竭、竭尽的意思,即将病邪全部排出。邪气在人体的下部,只有因其在下之势,从大、小便排出,才是最简捷、收效最快,同时也最少损伤正气的方法。

还俗成名医

喻昌,字嘉言,明末清初伤寒学医家,生于江西新建,卒于江苏常熟。因新建古称西昌,故晚号西昌老人。他与张璐、吴谦一起被誉为清初三大名医。

喻嘉言自幼天资聪颖,生性洒脱,喜好游历。成年后习儒,攻举子业,崇祯年间以副榜贡生入京就读,后因不得志归故里,旋即削发遁入空门。出家期间,他苦读医书,不久又还俗业医,往来于南昌、靖安一带,足迹遍历赣、浙、苏、皖。

1644年,应钱谦益先生之邀,终结庐定居于江苏常熟城北虞山脚下,直至去世。顺治年间,朝廷曾下诏征聘,奈何其早已绝意于仕途,力辞不就。

他所到之处,皆以善医闻名。其治病不分贫富,审证用药反复推论,德高而术精,深为同道所敬。有位名叫黄长仁的,同房后发病,十余日浑身战栗,手足如冰。病家请喻嘉言前来诊治,在此之前病家已请了一位医生前来诊治。此医认为房劳之后,复又伤寒,乃系寒中之寒,须用大剂姜、附热药回阳救逆。

药煎成待服之时,正好喻嘉言已赶到。经过仔细地诊视之后,喻嘉言认为并非寒证,实为热证,应速用承气汤攻下。二者之见迥异,前医不服,与之争执。

病家自己也认为是阴寒之证,打算服前医之药。喻嘉言说:“人已垂危,事关重大,出生入死,全在一药之间。若有风险,当立字据为凭。”

前医心中十分不悦,说:“吾治伤寒三十余年,没有出过差错,更没立过什么字据,真是杞人忧天。”

喻嘉言笑笑说:“我并非想与你争辩,只是病情危笃,人命关天,怎能见病人服药而死?我愿承担责任,让我用药,愿立据为凭。”

病家见喻嘉言心诚如此,于是请喻嘉言开方。喻嘉言用硝、黄等药攻下,患者服用后渐渐神志恢复,周身渐热,直至壮热,再用解表清里之剂服之,不久即痊愈。

有一次,牧斋先生去亲友家做客,宴后坐着轿回家。路过迎恩桥时,轿夫不慎失足跌倒,使牧斋摔跌受惊,因而得了一种怪病,站着时眼往上看,头则往下低,躺着时如常人。

患此怪病后,多次求医诊治,都不见效,于是去请名医喻嘉言。不巧喻嘉言已去外地治病未归,于是病家急忙派人前去邀请,过了好几天喻嘉言才到。

喻嘉言经过仔细地诊视,并问清起病的原因后,说:“这病好治,不要害怕。”并对管家说:“把你家体壮善跑的轿夫叫几个来。”

管家立即喊来几个人,喻嘉言一边吩咐预备酒饭,一边对轿夫说:“你们尽量吃饱喝足,而且还可以尽情地玩耍取乐。”随后先让两个轿夫搀扶牧斋快跑,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轿夫跑累了换人接替继续跑,这样不停地跑,牧斋感觉上下颠簸得很厉害,嘉言全然不顾,越发督促快跑。又跑了一阵子,才让停息下来,而牧斋的病却已经痊愈了。

当时其他医生在一旁观看,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喻嘉言解释说:“此病是因为跌倒受惊所致,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今天搀扶病人快跑,就是为疏通患者全身气血经络,使肝气(目为肝所主)得以舒畅,所以头目的病自然就好了。”

在学术领域里,他提出秋气应燥而非《内经》的“秋伤于湿”,并自拟“清燥救肺汤”以疗燥证。这一见解为后世所赞同,其方至今仍常用。

他提出的一些独特的诊疗方法,如“逆流挽舟法”治疗痢疾等,至今仍有影响。他还建议临证时要“先议病,后用药”,并制定详细的“议病式”,至今仍是中医常用的病历标准格式。

晚年他不满足于自己赫赫的临证医名,他说:“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里。”因之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先后撰写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3种医书,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并因之确立其医学史上的地位。

此外,他尚撰有《尚论后篇》、《喻选古文试验》。在《伤寒论》研究史上,他被认为是错简重订派的代表人物。喻嘉言提倡伤寒太阳三纲说,此说虽影响不大,但它开创了《伤寒论》研究的争鸣局面,对明清温病学派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喻嘉言生平善奕,据《常熟县志》记载,公元1664年,80岁高龄的喻嘉言与围棋国手李兆远对弈,时达3昼夜,局终收子时,溘然逝世。

肝藏血,“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

肝主疏泄,内脏机能活动的正常与否,与肝气能否通调畅达有密切关系。肝气疏泄,则气的运行舒畅,各脏腑的功能亦多正常;反之,则可因肝气不调而导致脏腑病变。

肝主疏泄的生理活动,与人的精神意识活动有密切关系。七情(喜、怒、悲、忧、思、恐、惊)的变化,可以影响肝的疏泄功能。情绪饱满,心情舒畅时,则肝的功能可得到充分的发挥;精神不振、心情抑郁时,则肝的疏泄功能可受到影响。

肝的疏泄功能对人的精神情态活动也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当肝气疏泄功能正常时,则心情舒畅、精神饱满;反之,则情态活动亦随之变化。

王堉医事

王堉,介休韩屯人。道光年间,因母病开始学医,后不时给人看病,医德高尚。当时妇女生产,因血崩无药可治,多有丧生者。王堉目睹此事,心急如焚,遂上山西绵山采药,曾尝药中毒。迷幻中白衣观音送丹药为其解毒,并将拂尘一挥,化草药一棵。王堉醒来,细研此草药性,发现有止血特效,可治产后血崩之症,遂名为“血见愁”。在绵山中寻觅,多能采得。王堉感念观音赐药之恩,于道光14年(1834)与绵山修了一座观音殿。

观音赐药也许不可信,但王堉精湛的医术确实是有据可查的。下面两则医案就是最好的例证。

某年夏季久旱无雨,西安太守沈小梅召集文武官吏,邀请僧侣道士设坛祈雨,前后忙碌,竟累倒在官衙。一天之后,病情加重,已经神志不清。

名医王堉与沈小梅是至交好友,因此沈家派来仆人告诉王堉说:“沈大人病重,似乎是虚寒之症,已经用过桂附理中汤,不知是否有效,特来询问先生。”

王堉诊病一向十分谨慎,从不妄加断言。因此,他随沈家仆人一同前往沈家。来到沈家时,沈小梅仅存一口微弱之气,呼之不应,大汗如油,腹胀如鼓。

王堉为之切脉,沉思不语,良久才说:“是实热内邪所致,前医家误以为是虚寒,服以肉桂、附子等温热之药,无疑是火上浇油。幸亏气息尚存,还有几分救活的希望。”

王堉立即用大承气汤、六一散、白虎汤合剂给沈小梅服用。有位幕僚略懂医术,提出质疑:“南方人脾胃虚弱,不比北方人强壮,忌畏大黄、石膏等峻猛之剂,古医典籍有过记载。沈大人是南方人,处方中大黄、石膏用量如此之大,恐怕这些虎狼之药会伐去人命的。”

王堉反驳道:“古医籍中确实有此记载,但病势如此,非虎狼之药不能挽救性命。”

沈家素知王堉行事谨慎,而此时又无其他良策,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就依方抓药煎服。大约过了两个时辰,病人开始呻吟,向家人讨凉水解渴。

病人连灌两大碗凉水,约一个时辰开始小解,尿色如血,接着腹脘鸣响,解出几十粒黑硬的粪便,精神逐渐好转,不久即愈。治病用药,应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只要辨证准确,就不应拘泥于某家之言,有其病用其药,这样才能出奇制胜。

有一位在外教书的先生姓庞,其夫人对儿子十分溺爱,一切都随他所愿。有一次,他们四岁的爱子患病,浑身发热,食之即吐,庞夫人连忙请医生前来诊治。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即将痊愈。由于小儿不喜吃药,庞夫人也就听之任之,以致未治疗彻底,不久病情复发。这时,庞夫人听信邻居建议,说是小儿可能是麻疹发不出来,用西河柳、胡元荽煎汤来透发,结果导致小儿大汗不止,昏昏然不省人事。

庞先生得知小儿病危,立即请名医王堉前来诊治。王堉诊脉后,询问了小儿饮食情况,庞夫人回答说:“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他见食就吐,呕出的尽是一些清水。”

王堉又问了大小便的情况,庞夫人答道:“许多天未解大便,小便像酱汤。”

小儿腹部胀气非常明显,轻轻一按,小儿脸上立即呈现出痛苦之状。王堉已弄清小儿患的是停食之症,也就是平常说的重食,于是开了平胃散,另加黄连与大黄。

小儿服药后,大约一个时辰,先解出几粒如羊粪般的大便,然后又解出一些酱色的大便,腹胀减轻,神志也转清醒。王堉又留下保和丸加槟榔等药,吩咐一日服三次。

一天后,小儿似乎痊愈,叫嚷肚饿,庞夫人连忙下厨为儿子蒸馒头。小儿狼吞虎咽吃下几只馒头,到了三更时分,病又复发,胡言乱语。

第二天再请王堉前来诊治,王堉看诊视小儿后,责备庞夫人说:“小孩子家懂什么?没想到大人竟也如此愚顽糊涂,如今这积食之症比以前的积食要难医得多。”

于是,仍用平胃散,加大剂量的莱服子(萝卜籽)消食化积,并且再三吩咐庞夫人说:“一月之内小心看护,只能用米粥来调养脾胃,千万不能让他乱饮乱食。”

庞夫人已经吓怕了,这次她谨遵医嘱,小心调养,爱子的病最终获得痊愈。

服药后的调养与护理,不仅直接影响着药效,而且关系到病体的康复。《伤寒论》在桂枝汤的用法中说:“啜热粥一升余,一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十枣汤服后则“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白散服后,“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

一般服解表药,应取微汗,不可大汗,然亦不能汗出不彻。服泻下剂后,应注意饮食,不宜进生冷难消化的食物,以免影响脾胃的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