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保健养生千古中医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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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医家轶事(7)

戴思恭不仅得到了朱丹溪学术的真传,而且在继承中对丹溪未竟之论予以补充、发挥。丹溪说:“气有余便是火。”戴思恭则补充说:“气属阳,动作火。”并进一步解释说:“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丹溪说:“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戴思恭则根据临床,对此加以引申,指出“传化失常”是导致郁证的关键。

戴思恭对丹溪的心法领悟最深,但也善于灵活运用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之长,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垂暮之年的戴思恭,对恩师朱丹溪仍然怀着深深的敬重。戴思恭病逝之前,他还抱病祭奠了先师朱丹溪的陵墓。

宋代医官史崧为《灵枢经》作序时指出:“不读医书,又非世业,杀人犹毒于梃刃。”由此可见读古人之书的重要性。

清代宁松生《医林选青》:“不读书穷理,则所见不广,认证不真,不临证看病,则阅历不到,运用不熟。”实在是至理名言。

读书,特别是读古书是有讲究的,要用心体会,要用脑思考,要理论联系实际。清代俞根初《通俗伤寒论》中说:“读书无眼,病人无命。”

有些庸医也读书,但他们读书全在于猎奇,只用眼不用心,或一目十行,或囫囵吞枣,或不求甚解,如此这般读书,危害极大。清代高世拭《医学真传》就说过:“不明五运六气,读尽方书无济;不知十二经络,开口动手便错。”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春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

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

相传,当时李时珍的家乡有一庸医,此人不学无术,却爱假充斯文,开口《伤寒论》,闭口《药性赋》。此人还有藏书之癖,但很少去读所藏之书。

李时珍祖上世代为医,家境仅温饱而已。再加上常常为贫穷患者义诊施舍,因之无钱买书,李时珍为了精湛医道,博览众书,多次向这位庸医借书读,可是均被他拒绝。

有一年夏季,梅雨季节刚过,庸医便命家人将书房内的藏书搬到院子里晾晒。正巧李时珍出诊归来路过这里,见满院子晒的都是书,便一时兴起,走进院子,解开衣襟,躺在晒书的架子旁,袒胸露腹,也晒起“书”来。

庸医一见,莫名其妙,惊问道:“李先生,您这是做什么呀?”

李时珍笑道:“我也在晒书啊!”

庸医不解地问道:“先生的书在哪里呀?”

李时珍拍拍自己的肚皮说:“我的书装在这里面。”

庸医听后,知道李时珍是在挖苦他,惭愧得满面通红,无言以对。

李时珍早年曾被楚王朱英炝聘入王府,在管理祭祀外兼管医疗。楚王的儿子某次患病濒危,亏得有李时珍在,才转危为安。后来,经楚王举荐入京任职太医院。其时,他已无心官场,鄙薄利禄,任职年余便辞去宫职归返故里。

在太医院的日子里,他利用太医院中所藏大量医药图籍,日夕披览。这一年多的难得机会,尤其使他在我国传统本草学的理论知识上,大大开拓了眼界。

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

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像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

又如狗脊,有的说它象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很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搁下笔来。

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他们都热情地帮助李时珍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

鲮鲤,即今天所说的穿山甲。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张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

为了验证陶弘景的说法是否正确,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舔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纠正了陶弘景的错误。

自古以来,蕲州就是白花蛇集聚之地。由于白花蛇是名贵中药材,所以,历代官吏都以向皇宫进贡为借口,挨户摊派,逼着群众上山去捉白花蛇。

因此,很多人便从蛇贩子那里买来交差。细心的李时珍发现,蛇贩子的白花蛇与蕲州当地所捕捉的白花蛇有些差异,便留心察辨。

有一天,他和蕲州捕蛇者一起,去盛产白花蛇的龙峰山,躲在洞旁,等待蛇的出现。经过数天的观察,终于发现蕲州白花蛇最喜欢吃的是又臭又辣的石楠藤。

尔后,他下山调查蛇贩子,方知他们的白花蛇是从江西兴国州所辖的一座山里逮的。那地方没有石楠藤,蛇以食小昆虫和鼠类为主,而且没有毒。

李时珍向蛇贩子和蕲州的捕蛇者各买了一条蛇,比较后发现:两蛇都是“黑质而白章”,但蕲州蛇肋下有24个斜方格,且比兴国蛇稍短小;蕲州蛇死不闭眼,兴国蛇死即瞑目。

在临床使用时,发现兴国蛇虽有除风湿和止筋骨痛的效果,但远不及蕲州蛇效果好,这是因为蕲州蛇本身所含毒性,才有特殊治疗作用。而且,像兴国蛇贩的白花蛇,全国各地都有,产量较大,而蕲州蛇仅产蕲州,外地很少见到。

于是,他把这些鉴别要点都记录了下来。从此,便有“白花蛇”和“蕲蛇”两种药名,既方便了后世医生的临床应用,也避免了大量误用蕲州“白花蛇”而发生中毒现象。

有一次,李时珍来到太和山下,当他听说山上一座道观内有“仙果”,就想弄清它究竟是何物及其药用功效。当他向道长说明来意后,却被道长拒绝了。无奈,李时珍只得在深夜潜入观内,偷摘了几枚“仙果”和几片树叶,然后翻墙出院,连夜赶下山去。

回到客栈,李时珍仔细对其进行研究,并亲口尝了“仙果”,终于解开了太和山“仙果”之谜。原来它只不过是一种榆树果子的变种,名叫榔梅,其药用功效与梅子差不多。

李时珍后来在《本草纲目》第二十九卷五果类写道:“榔梅出均州太和山,杏形桃核,气味甘酸平,无毒,主治生津止渴,清神下气,消酒。”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终于历三十个春秋,写成了《本草纲目》这部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播传世界的巨著。

中药炮制是根据中医临床用药理论和药物配制的需要,将药材进一步加工的传统工艺。炮制是药物在应用前或制成各种剂型以前必要的加工过程,包括对原药材进行一般修治整理和部分药材的特殊处理,后者也称为“炮炙”。

由于中药材大都是生药,其中不少药材必须经过特定的炮制处理,才能更符合治疗需要,充分发挥药效。中药具体的炮制方法很多,可分为炒(清炒与加辅料炒)、炙(酒炙、醋炙、盐炙、姜汁炙、蜜炙、油炙)、煅(明煅、煅淬、暗煅)、蒸、煮、复制法、发酵法、发芽法、制霜法和其他制法等。

炮制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药效,而少数毒性药和烈性药的合理炮制,更是确保用药安全的重要措施。炮制的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消除或降低药物的毒性、烈性或副作用。如川乌、草乌生用内服易于中毒,需炮制后用;巴豆泻下作用剧烈,宜去油取霜用;常山用酒炒,可减轻其催吐的副作用等。

二、改变药物的性能,使之更能适合病情需要。如地黄生用凉血,若制成熟地黄则性转微温而以补血见长;生姜煨熟能减缓其发散力,增强温中之效等。

三、便于制剂和贮藏。如矿物、贝壳等药物的粉碎处理,能使有效成分易于溶出,便于制成各种剂型;有些药物要烘焙、炒干,便于贮藏,使其不易霉变、腐烂等。

四、除去杂质和非药用部分,使药物纯净,以便用量准确,或利于服用。如洗去泥沙,拣去杂质;枇杷叶刷毛;远志去心;蝉蜕去头足等。

温补宗师张景岳

张景岳,名介宾,字会卿,明代中晚期浙江绍兴人。他自幼聪慧,十四岁就随父远游京师,与有学问的长者交往。后来,拜在金梦石的门下,研习医学,颇得老师的真传。

因功名之心未泯,张景岳年齿稍长时,曾入伍从军,先后戍河北、山东,并尝出榆关,临碣石,渡鸭绿江。功名未就的他,回到家乡才矢誓献身医学,以为事业。历数十年,潜心钻研经籍,行医治病,成为中华医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名家之一。

他曾兀兀穷年,研读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费三十寒暑,著成《类经》三十二卷。晚年,将其医理心得结合临证经验,撰辑成《景岳全书》,计六十四卷。

在医学理论上,张景岳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以明阴阳、辨六变为分析生理病理变化的纲要;又有感于医家拘受金元四大家以来的成法,不满于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提出自己的“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理论。

他认为:“阳惟畏其衰,阴惟畏其盛。非阴能自盛也,阳衰则阴盛矣。”因而,在临床实践中,十分重视补“阳元”而益“真阴”,被人尊为温补派的一代宗师。

虽被尊为温补派的一代宗师,但张景岳对该补该攻,并不一律,而是辨证施之。一次,有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大便半月不通,许多医家都认为是燥结为火所致,该用清凉之剂。

张景岳对这位老太太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和询问,发觉她足冷至股,加以年事已高和当时的脉象,若再用清火方法治疗,必会败了老太太的元气。经过仔细的辨证后,张景岳决定施以温补之法。数剂之后大便即通,腹胀退去,众人莫不叹服。

另有一位壮年男子,素好饮酒,正值夏季,醉酒后露天而卧,酒醒后二便皆闭。张景岳先以大承气汤用大黄五、七钱,结果如石投水,闭结愈甚;后他仍以大承气汤加生大黄二两,芒硝三钱,并加牙皂二钱煎服。黄昏时分进药,四鼓时分,大便始通而小便也渐畅利。

同是便秘患者,前者用温补,后者用凉攻,都获得了理想的效果。其中的关键即在辨证:前者阴结,温润乃得安;后者阳结,峻攻乃获愈。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中医学区别现代医学及其他传统科学的一大特色。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又称施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的效果可以检验辨证论治的正确与否。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是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基本原则。

敏而好学的叶天士

清康熙年间,江苏吴县出了一位名医叶天士。叶天士名桂,号香岩,祖籍安徽歙县。叶家世代业医,祖父叶时甚通医理;父亲叶朝采,益精其术。

叶天士自幼耳濡目染,也有志于此道,少时即受家学。不幸的是,在他十四岁那年,父亲便去世了。此时,他的医理已有基础,并继续跟从父亲的门人朱某学医。

叶天士神悟绝人,闻言即解。学有所成后,他并不自得自满,但凡听说某人善治某病,总即刻前往,执弟子之礼虚心求教。到十八九岁时,他已先后拜过十七位老师,广学医术。

相传,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术,叶天士很想去学,只苦于无人介绍。有一天,恰巧有位姓赵的,是那位名医的外甥,因为舅舅未能治好他的病,特来找叶天士医治。

叶天士专心为他诊治,给他服了几帖药就好了,姓赵的很是感激。于是,叶天士趁机请他介绍自己去拜姓刘的那位名医做老师。姓赵的爽快地答应了叶天士的要求。于是,叶天士改名换姓去当了学生。他在姓刘的名医那里,每逢临症处方,都虚心谨慎地学习。

苏州还有“叶天士也要背三年药箱”的故事。据说,有位上京应考的举人路过苏州,特去叶天士那里求医,举人说:“我无其他不适,只是每天都感口渴,时日已久。”

叶天士听后,便劝那位举人不要赴考,说他得了消渴病,内热太重,不出百日,必不可救。举人虽然心里疑惧,但是应试心切,仍然启程北上。

举人走到镇江,听说有个老僧能治病,就赶去求治。老僧的诊断和叶天士的诊断一模一样。不过,老僧对这位举人说:“既有其病,必有治方。此时梨以上市,从今天起,你每天即以梨为生,口渴吃梨,饿了也吃梨,坚持吃一百天,自然会好。”

举人按嘱咐每天吃梨,果然一路平安无事。当他衣锦还乡之时,在苏州又遇见叶天士,便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叶天士。于是,叶天士打扮成穷人模样,到庙里拜和尚为师。

由于聪颖过人,好学不倦,令他终淹众家所长,医名著于朝野。他治病绝无成法,却总能出奇制胜。有一年夏季,南京大官僚吕维其的独生子患怪病,他身上的皮肤碰不得,否则会痛得哇哇直叫,诸医诊治不效,后特邀叶天士前来诊治。

叶天士仔细诊视病人后,问道:“这病起于何时?”

仆人回答说:“4天前,少爷在后园的荷花池旁乘凉,一觉醒来,周身难受,便得了这个怪病。”于是,叶天士让仆人引路,到后花园去察看。

后花园的荷花池旁有几棵大柳树,郁郁葱葱。叶天士仔细查看后,回到了书房,开了一张药方:糯米饭团两个。吕维其不明所以,但只得照办糯米饭团准备好后,叶天士拿起两个不冷不热的饭团,走进吕维其儿子的卧室,用饭团在吕维其儿子的臂膀、胸前、大腿等处轻轻揩抹了一遍。吕维其儿子非但没痛得大喊大叫,反倒觉得非常舒服,刚揩完精神就为之一振,那像患病之人。

当天,吕维其为了答谢叶天士,设大宴,并邀请各名流作陪。数天之后,叶天士回到苏州,他在南京治病的奇闻也早传开了,众人想打听个明白。

叶天士淡淡一笑,说:“吕维其儿子的病乃是树上的刺毛所至,他贪凉睡在树阴下,仅穿一条短裤,柳树上刺毛落了一身,眼睛是看不见,用糯米饭团粘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