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保健养生千古中医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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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药物探源(6)

据《丰顺县志》中记载:冯芝馨,清代丰顺县名医,治病不拘泥于方书,自出新方,所治皆能见效。曾有一人患鼠疫,身上核结肿如碗大,芝馨命取大水蛭多条,截取竹竿为筒,立于核上,以水蛭投其中。使它吸其毒血,吸饱则更换之,如是者四次,核平为止,并处方服之,果然治愈。

伴随着中国古代医术的海外流传,蜞针法在13世纪即被日本采用。日本有资料论及:“凡患炎症,皆因多血停聚,可用蜞在人身—上任何一处吮血,犹中国之用针砭也,用蜞吮血之法,凡人身热痛红肿,先将皮肤洗净,取蟥数条,多或一二十条,放玻璃杯内,以杯覆盖肿处,任其噬吮。”

水蛭疗法在西欧各国曾经也大为流行,美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也曾用水蛭作为放血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水蛭应用甚广。后来,由于医学的进步,人们才逐渐抛弃了风行一时的蜞针法。

祛风扶阳话乌头

乌头,因其根形状呈倒圆锥形,酷似乌鸦之头而得名。战国时期,庄周的《南华经》中就有了关于乌头的文字记载,最早称之为“堇”,后又名之为“芨”(《尔雅》),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称乌头、乌喙、毒公,嗣后又有金鸦、千秋、耿子、帝秋等雅号。

古代,乌头都是野生的,后来逐渐栽培以供药用。据考证,川乌头之栽培,始见于宋代苏颂《本草图经》,故宋以前所称之川乌头,似亦属野生之乌头。

乌头,味辛、苦,性温,有大毒,功能祛风除湿,散寒止痛,常用于治疗风寒湿痹等。由于有剧毒,故历史上有许多因服乌头中毒丧命的惨痛记载。

《本草纲目》中记载:“吾蕲郝知府,自负知医,因病癣痹,服草乌头木鳖子药过多,甫入腹而麻痹,遂至不救,可不慎乎?”

据史料记载,古代猎人常取生草乌捣滤取汁,晒干成膏,即成剧毒之品——射网,以作毒箭之用。《魏书》云:“远东塞外,秋收乌头为毒药,射禽兽。”南北朝时的陶弘景说:“草乌,捣茎汁日煎为射网,猎人以傅箭,射禽兽十步即倒。”

正由于乌头为大毒之品,所以要加以炮制,以减其毒而后用之。相传,有一次,雷公拿着一块乌头回家,路过好友开的豆腐店,他顺手将生乌头放在豆缸旁,便与好友喝起酒来。

回家后,雷公想起了放在豆腐缸旁的那块生乌头,一旦掉入豆腐缸内就麻烦了。雷公急派人到豆腐店寻找那块乌头,但未见其踪影。会不会是混在豆腐中一起煮了呢?于是让店伙计在锅内打捞,果然找到了那块乌头,此时乌头颜色已变白许多。

后来,雷公将与豆腐同煮过的乌头切片晒干,继续用于治疗风湿痹痛。然而,意外的是,雷公发现经过与豆腐同煮的乌头毒性大减,这样他便找到了炮制乌头的办法。

炮制乌头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清水漂洗数日,然后再用甘草黑豆共煮之熟透,直至用舌尝之无麻辣感为度。乌头一般须先煎一小时以上,只宜暂用而不可久用。经云:“大毒治病,十去其七。”

对于乌头减毒使用,也有医家存有异议。因为他们喜用其生,善用其毒,认为“此药乃医家重要之剂,其效尤为他药所不能及”。《淮南子》云:“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然后良医橐而藏之,有用也。”

槐的药话

《晏子春秋》里记载,齐景公尤爱槐树,特令人守护。守槐者制定了“犯槐者刑,伤槐者死”的规定。有人因酒醉而犯槐,官府要加以刑罚。其女儿找宰相晏子,说:“妾闻明君不为禽兽伤人民,不为草木伤禽兽;今君以树木之故罪妾父,恐邻国谓君爱树而贱人也。”晏子因此面见齐景公,景公颇受感动,遂令“罢守槐之役,废伤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齐景公之所以爱槐,也许与古人认为长期服用槐实能够延年益寿有关。《名医别录》上说:“槐角久服明目益气,头不白,延年。”《普济方》上也说:“将槐子去皮,装入牛胆,阴干,取槐子,每晨空腹服一粒,久服可白发变黑、齿落更生、轻身延年。”

槐实健身却老未必是真,但它是一味常用中药却不假。《神农本草经》将其列入上品,味苦,性寒,功能清热泻火、凉血止血,可用于肠热便血、痔肿出血、肝热头痛、眩晕目赤等症。历代医家主要将其用于痔疾和多种出血证。

明代缪希雍说:“槐为苦寒纯阴之药,为凉血要品,故能除一切热,散一切结,清一切火。”槐角入药有不同的炮制品种:生槐角长于清热凉血,炒槐角能增强止血作用。

明代医家倪朱谟曾有一方,主治吐血、咯血、呕血,或鼻衄、齿衄、舌衄、耳衄,用槐角八两,麦冬五两,水煎熬膏,每日早中晚各服三大匙。

槐花入药较槐实为晚,大约到了唐宋之时才见有医家使用的记载。每当夏季槐花尚未开放时采收的花蕾,称“槐米”,当花初开放时采收的花朵称“槐花”。无论槐花、槐米,均有清热、凉血、止血的作用,功同槐实,可治一切血热所致的多种出血证。

槐树枝条是治痔良药,唐代刘禹锡《传信方》记载,硖州民间郎中王及,有用槐汤灸痔法,是以槐枝浓煎汤,先洗痔,然后再用艾灸局部。西川安抚使判官,曾长途骑骡引发痔疮,到驿站后,“其痛甚楚”,用槐枝汤熏洗,后用艾灸之法,很快治愈,“登骡而驰”。

六腑病的辨证,大多与其生理功能及相应的五脏活动有联系。如胆证多有口苦、耳鸣、黄疸,胃证多有上腹胀满、打饱嗝、口臭、牙龈肿痛、呕吐,大肠证可有腹痛、便秘或腹泻、下鲜血或有红白黏液、肛门坠胀或脱肛,小肠证可有尿短黄、尿痛、脐下痛、睾丸隐痛、口舌生疮,膀胱证可有小腹胀满,小便失禁或不通畅等证候。

化州名药化橘红

橘原产于我国,别名木奴。相传,汉丹阳太守李衡于武陵汜洲上种橘千株,临终,谓其子曰:“吾洲里有木奴千头,不责衣食,岁绢千匹。”后即称柑橘树为“木奴”。

橘子的皮、核、络、实皆可入药。橘皮入药,以色红日久者为佳,且以陈久者良,故有陈皮之名。若除去内层的橘白,就称之为橘红。

化州橘红产于广东省化州境内,因其上有茸毛,又有“毛橘红”之名。它与中药陈皮、橘红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并非出自橘,而是来源于芸香科植物化州柚的外层果皮。

化州橘红入药最早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康熙十四年《广州通志》。化州橘红味辛、苦,性温,功能散寒、燥湿、理气、消痰,可用于风寒咳嗽、喉痒痰多、食积伤酒、呕恶痞闷等症。化州橘红被誉为治痰珍品,清代被列为宫廷贡品。

《岭南杂记》中说:“化州仙橘……其实非橘,皮厚肉酸,不中食。其皮厘为五片、七片,不可成双。治痰症如神,每片真者,可值一金……化皮赝者多,真者甚难得。”

据《岭南杂记》中说,化州仙橘是由仙人罗办种橘于石龙腹上,而且唯此一株,每年所产,按惯例要“报明上台,届期督抚差亲随跟同采摘批制”。化州仙橘树后为大风所折,即其地补种,气味更殊。今称化州橘红者,率以增城各处所出香柚皮伪代之。

另有传言,说是化州仙橘近龙井处,下有礞石。而中药礞石是强有力的坠痰药,橘树得礞石之气,故化州橘红化痰力更胜。

护身灵药话红花

红花,又称草红花、红蓝花、刺红花,早在汉代就已引入我国,据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红花是西汉张骞得种于西域,当初主要在新疆一带栽培,后来逐渐扩大到全国。

古代埃及,红花只有贵族阶层有使用权,法老的木乃伊下葬时用它来染外用的寿衣,以显示其高贵。罗马厄禄王朝时,红花被视为一种“护身灵药”而流传。

我国红花入药首载于宋代《本草图经》,其味辛,性温,功能活血通经、散淤止痛,多用于血滞经闭、痛经、恶露不行、症瘕痞块、跌打损伤等症,为妇科和伤科之良药。

宋代顾文荐《船窗夜话》中载,宋代医家浙江奉化人陆日严医术精湛,当时极有盛名。新昌县有一徐姓妇女产后病危,不远二百余里去请陆日严,陆日严刚来到,产妇已经昏死过去,只是胸膈部位尚温。陆日严仔细诊脉后,认为是产后血闷(血晕),让主人速去购买红花数十斤。红花买来后,陆日严用大锅煮药,等到药汤煮沸,倒入大木桶中,然后上面加一花格木窗,让产妇躺在上面,以药汽熏蒸。药汤稍冷,就再换一桶,如此反复,过了一会儿,病人僵硬的手指开始伸动,后来病人竟渐渐苏醒,脱离了险境。

古代,红花还常用作染料和化妆品,唐代李中在《咏红花》中说:“红花颜色掩千花,任是猩猩血未加,染出轻罗莫相贵,古人崇俭戒奢华。”

熏洗疗法是利用药物煎汤,趁热在皮肤或患处进行熏蒸、淋洗的治疗方法。一般先用药汤蒸气熏,待药液温时再洗。它是借助药力和热力,通过皮肤、黏膜作用于肌体,促使腠理疏通、脉络调和,气血流畅,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现代医学实验证实,熏洗时湿润的热气能加速皮肤对药物的吸收,同时皮肤温度的升高,可导致皮肤微小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和淋巴液的循环,因此有利于血肿和水肿的消散。

其疗法有局部熏洗法和全身熏洗法。局部熏洗法又有手熏洗法、足熏洗法、眼熏洗法、坐浴熏洗法等多种方法。药浴可以被认为是全身熏洗的外治法。

药浴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选配适当的中草药,利用经煮沸后产生的蒸气熏蒸,或药物煎汤取液进行全身或局部洗浴,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宫廷中就盛行用药物进行沐浴,以防治疾病,至清代其治疗范围已遍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科疾病,在药浴种类上有洗、沐、浴、浸、渍、浇等法。

西洋参的发现

西洋参原为进口药材,生长在加拿大南部、美国北部,故又称洋参、花旗参、美国人参等。西洋参的发现,以及成为一种产业,与中国人参市场有直接关系。

1697年,有位叫鲍德伦的学者,在法国科学院首次宣读了关于中国人参的医疗作用的论文,使欧洲人逐渐认识到人参的用途。后来,在华的法国牧师雅图斯以“鞑靼植物人参”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叙述了长白山中人参的形态特征和药用价值,并附绘制的原植物图,发表在1714年英国皇家协会会刊上,这使得欧洲人对中国人参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

后来,论文传到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国传教士拉弗多神父手上,他仔细研究了中国的人参植物标本,认为当地森林与远东地区人参产地的自然环境相近,应当有人参存在。

于是,他雇用印第安人在加拿大南部蒙特利尔的森林中展开寻找,于1716年终于发现了与人参类似的植物。经送法国巴黎植物学家鉴定,认为同属五加科植物,但不同种。

他们为了与中国的人参相区别,就把这种采自大西洋沿岸丛林中的神奇植物命名为“西洋参”。不久,在加拿大东南部、美国东部也找到了野生的西洋参。

由于康熙皇帝曾诏令禁止在长白山采伐森林,一草一木都不准动。禁令造成了人参供应的紧张,从而使得朝鲜高丽参、日本东洋参以及北美西洋参得以相继流入我国。

西洋参发现初期的资源蕴藏量是惊人的,据研究西洋参的先驱者斯坦丁的描写,从明尼苏达州到卡罗来纳州,森林中一些地段到了不践踏参苗难以通行的程度。

1752年,仅法属加拿大专卖业每年就向中国输出价值5000万法郎的西洋参。另据载,1773年就有55吨西洋参从美国(当时还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的波士顿运到中国。

19世纪美国的西洋参以中国为主要出口对象,由于大量采挖,野生西洋参迅速减少,逐渐产生栽培西洋参。19世纪末美国创办第一家西洋参种植场,以后加拿大也开始人工种植。20世纪以来野生资源减少,现今的西洋参药材均系栽培品。

西洋参经贩运到中国可换得大量的黄金,因此,西洋参在北美一直有“绿色黄金”的美称。西洋参传入后,清太医院的御医们对西洋参进行了集体研究鉴别,并按中医药学理论研究了西洋参的性味、归经、功能和主治。

《本草备要》中将西洋参列入新增的第一种药,称“西洋参,苦甘凉,味厚气薄,补肺降火,生津除烦,虚而有火者相宜。”这是中外古今首次将西洋参收载于医药文献中。

后来的《本草纲目拾遗》、《药性考》等医药学古籍,都对西洋参有详细论述,认为西洋参性凉,味苦、微甘,功能补阴、生津、止渴。中国红参温补,西洋参凉补,疗效各有长短,可视病患实际需要酌选应用,不可简述孰好孰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