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保健养生千古中医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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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医药史话(1)

医药的创建

医与药,源于人类捍卫生命的需求。而中国传统医学的特有形态,是在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与文明影响下形成的,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繁荣的战国、秦汉时期得到奠基,其理论主要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明,同样也是医药萌生的根基。在原始的记忆中,人们将创立医药的伟大功绩归于圣人,而实际上,它是华夏先祖们在起居劳作中点点滴滴的智慧结晶。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十万年以上的原始社会时期。原始人寿命多数很短,很多原始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因各种原因死去。人类与生俱来有着对生命和健康的追求,由此产生了克服疾病与伤痛的愿望,这是医药起源的基本条件之一。

有了需求,那么,医药知识从哪里来呢?它并非一开始就诞生理论,而是由经验积累开始,在生产劳动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原始人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引起腹泻、呕吐、昏迷、中毒,甚至死亡,而另一些食物则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在遍尝植物根皮、花果、野草、动物等后,通过分类逐步确定了许多动植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和毒性。

以上就是中草药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在这些基础上,华夏民族经过一代一代长期反复的试验和证明,确认了某些自然界物质的药物效果,逐渐学会了运用原始的中药。中药医术就是在长期实践中探讨、研究、归纳、总结、验证,逐步形成发展而来的。

针灸是中医的特色疗法,它所用的针来源于原始人的劳动工具——砭石。砭石就是打制的石器,它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可以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从砭石经过植物尖刺、骨针等阶段,然后才出现金属针,依次经历铁针、铜针、银针,直到现代的不锈钢针。

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这就是针刺的萌芽。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此外,拔罐法亦起源于原始社会。初时是利用兽角做成的饮具,借燃火的热力,排除其中空气,使其吸附在皮肤表面来治病,故古代称之为“角法”。

灸法则与发明用火有关。学会用火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同时也使卫生条件得以很大改善。它可以将生食变成熟食,将生水烧成开水,减少肠胃疾病。

当古人知道用火以后,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当身体某一部位发生病痛时,受到火的烘烤而感到舒适或缓解;进而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故认识到久熨可以用于治疗,继而从各种树枝施灸发展为艾灸。

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而原始人当身体某处有了痛楚时,除祈祷鬼神外,很自然地会用手去揉按、捶击以减轻痛苦,这就是按摩法的雏形。

不过,中国针灸疗法最大的特点并非所使用的工具,而是针与灸所依赖的经络与穴位理论。经络与穴位至今未能在人体解剖上找到对应的物质,却又客观存在,并在临床中有着神奇的效果。它们是如何被发现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可以肯定的是,经络穴位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气、阴阳等哲学观念,是中国文明的特有产物。

相传尧的时代,古人就已经知道跳舞能强化体质,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倡导之。”说明了环境阴湿造成身心烦闷,筋骨活动不流利,可以借由舞蹈导引气血运行来维持健康,后来,有些舞蹈就逐渐发展成导引疗法。

在实践中,古人们不断总结出有利于健康的知识。例如,人们意识到疾病的产生与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在殷商时代就注意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

《诗经》记载有灭鼠的活动,强调洒扫庭院,堵好鼠洞熏杀老鼠。《周易》则说:人们打完井水后要加井盖,防止因饮污水而染病,才会大吉。

西周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疾病与气候有关,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多发病,如《周礼》说:“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漱上气疾。”

大意是说,春天容易感冒头痛,夏天则易生皮肤病,秋天易感染疟疾等冷热交替的疾病,冬天天冷,老年人易发咳喘,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还是很准确的。

根据古书记载,早期人们是直接将药放在嘴里咀嚼,这既不利于吸收,还会对口腔产生不良刺激。在夏商周时期,出现了汤剂,这不仅有利于药效成分的析出,还方便吸收,因而成为中医最常用的剂型。

真正的职业医生,出现于周代。《周礼》中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医事制度。据其记载,当时已经有专门为宫廷服务的职业医生,由“医师”统管。其手下的医生分为四科:食医、疾医、兽医和疡医。医学的分科是医学进步的标志。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文化高峰,这为医药从经验上升到系统理论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持。同时,医药技术本身的发展,也已具备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可能。

《黄帝内经》和《难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理论正式系统形成。实际上依据《汉书》记载,与《黄帝内经》同时至少还有6种医学经籍,合称“医经七家”,可惜除前者外其他经籍均失传了。但仅存的《黄帝内经》一书,其丰富内涵已足令后世惊叹。

秦汉时期,人们对药物应用的知识积累已经很丰富了,中医的第一本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对战国至东汉时期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

关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一直存在争议,现在一般认为,《神农本草经》也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笔,而应当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通过对药物学资料的不断收集整理,直到东汉才最后编撰成书。

《神农本草经》书名中,“神农”当然是纪念这位传说中尝百草的先圣,“本草”则是中药的代称,这是因为中药中以植物类药物最多。除记载药物外,书中提出的中药基本理论十分重要,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神农本草经》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到唐初时,原本已失传,但由于它曾广为医家引述,后人得以将被引内容收集起来,编辑成复本,流传至今。

医药理论的完善,为医学家提供了更好的指导。医药学的发展又是与时代紧密联系的,东汉末年的建安(汉献帝年号)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瘟疫横行。医学家在悉心救疗的实践中,又获得了重要的创造性成果。

张仲景,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被后世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前代医籍理论,又结合个人临床经验,终于编成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在汉末经战乱兵火而散失,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收集整理,将原文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两书共载方剂269首,用药214种,这些方剂法度严谨,对后世医家有重要启发,《伤寒杂病论》因此被称为“群方之祖”。

经过漫长的积累,在优秀的中华文明的哺育下,到汉末时这些原始的医疗手法,逐渐形成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具有独立理论体系的一套完整的中医医疗体系,从此不断发展,成为世界医学中的一枝奇葩。

木的特性:木,包括所有的草木,它的生长特点是枝干曲直,向上向外舒展。它枝条柔软,极易弯曲,又易复原。因此,古人把木的特性归纳为:生发、柔和、曲直、舒展等。

火的特性:火的特点是温热,明亮。火苗向上,并能引起空气向上流动。古人把火的特性归纳为:炎上、阳热、升腾等。

土的特性:土承受了万物,万物皆生于土,这说明土中包含有万物生长的必要因素。万物埋于土中,也能因腐烂而消失。古人把土的特性归纳为:长养、生化、受纳、变化等。

金的特性:金属导热性良,给人以清凉的感觉;比重大,给人以沉重之感;坚硬而有韧性,得火之炼则化,可以任意铸形。因此,古人把金的特性归纳为:清凉、肃降、收敛等。

水的特性:水总向下流,能湿物,使之润泽而不燥。水性本寒,能灭火,即使炎热的暑天,井中之水也寒冷刺骨。因此,古人把水的特性归纳为:寒冷、下行、滋润等。

巫与医药的关系

巫是人类史前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原始的巫教意识开始形成,那时的巫尚未职业化。巫,无论作为一种宗教、一种从事巫教职业的人,还是在广义上作为一种文化,其复合体是伴随着历史的前进从野蛮而跨进文明社会门坎的。

巫产生以后,曾把人类医药的经验予以吸取、传承变异,给比较质朴的医药经验和朴素的知识披上一层灵光,在医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

夏、商正处在这个阶段的鼎盛时期,那一时期社会上的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甚至还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

巫师群体内进一步分化,便出现了比较专职的巫医。殷墟甲骨文中的“巫妹”,就是一位治小儿病的女巫医。《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巫教观念的严重存在与积淀,是巫医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功过参半。

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崛起,人们在造成一个人化的环境的同时,逐渐地打破神化的世界,显示了人的价值,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

到了周代,特别是周末,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甚至两者之间出现了对抗。到春秋战国时期,两者发生激烈的争论,最终决裂。

文化价值的取向成为医巫的分水岭,医药的取向是科学文明与精英文化,而巫则基本上转向下层位文化和神秘主义。但在巫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及其发展之初期,巫医作为有知识之人在总结利用医药知识积累方面,其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将五行学说引进医学,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治疗和养生。五行学说把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分属于五行,又将自然界的五季、五方、五时、五气、五味、五色等也分属于五行,通过五行把自然界和人体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使“天人一体”、“天人相应”的理论得到了具体的表达,为医学的整体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行学说引进医学后,五行之理也就成了疾病治疗的依据。《难经》上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就是提示我们治病要根据五行生克规律,懂得传变之理,尽早采取措施。这种病在本脏而治他脏的方法,中医学上称之为“治未病”。

《内经·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四气调神大论》也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都是这个意思。

长生不老的迷梦

健康长寿本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也是医药学发展的目的。但如果想长生不老,这就超出了理性的范畴。秦始皇、汉武帝都曾迷信方士,出巨资让他们去寻觅仙山,炼制仙药,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魏晋时期宗教思想的盛行,对以儒家礼教为正宗的思想界带来了冲击。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除了要求思想上摆脱束缚,行为上也经常以怪诞来反叛礼教,如居丧饮酒、赤膊跣奔等。这些行为的背后,又往往伴随着服散。散,指“寒食散”,又叫“五石散”,一般由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矿石合成。

因寒食散药性燥热,服后须寒饮、寒食、寒衣、寒卧以散热,这正符合当时文人放浪形骸的举止,服散之风一度非常盛行。其实魏晋文人在放诞纵情的背后,掩饰不住的是对生命无常的恐惧,这与当时疾病和瘟疫盛行的环境有关。

在不可捉摸的疫疾面前,人们倍感生命易逝。曹操有诗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植也感喟:“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自顾非金石,咄喏令人悲。”这种情怀又由晋代竹林七贤等文人加以延续。服散放纵,不过是排遣方式之一。

魏晋时期,寻求长生不老丹药的思想盛行,道教炼丹术得到发展。丹药的原料往往是矿物质,因为炼丹家们认为金银玉石等永恒不坏,如果能以此炼成丹药服食,就可以将金石的不朽性移植入人体,人体就能像矿物一样不会衰败。

矿物质平时性质稳定,在炼制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变化。古人觉得很神奇的“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实际是红色的丹砂(硫化汞)经煅烧后,生成二氧化硫,游离出银色的金属汞,再继续加热,最后又生成赤色结晶(氧化汞)。由于丹药这些奇异的现象,更显出它的“神奇”。

从医学角度而言,矿物类虽可入药,但往往副作用较强,多为燥烈剧毒之药,过量服用能引起严重中毒,变生种种疾病。历代服食丹药中毒丧生者甚多,其中就包括不少皇帝,如东晋哀帝司马丕、唐太宗李世民、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等。

由于丹药具有明显的不良后果,最终使这一风气在唐朝以后渐渐衰退,只有某些皇帝贪恋人世,仍然不顾一切地以身试药。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失败了。但是,炼丹家们所记载下来的内容,包含了不少化学变化的例子,被认为是世界化学的先驱。

炼丹家们在炼丹中也创造出了伟大的发明,其中尤以火药最为瞩目,火药的发明是在意外的失败事故中取得的。由于许多化学物质在一起煅烧经常会引起丹房失火,这样的意外事故却使唐代的炼丹家们注意到:硫、硝、炭三种物质可以构成“火药”。

后来,大约于晚唐时期,这一“配方”由炼丹家转入军事家手中,从而就发明了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这对我国军事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医疗系统的建立

北宋时,政府为了体现对医学的重视,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授予医生官职,称为翰林医官。翰林医官这一名称本来在唐朝时就有,从属于翰林院,宋代则专门设立了一所翰林医官院,后称翰林医官局,医官的级别和人数方面都胜于唐代。

宋代翰林医官院里医官本来是有固定编制的,最初是150人,后来增加到300人。但到北宋后期的宋徽宗时,实际人数竟然超过1000人。

超编的700多名医官清闲无事,后来就将他们分配到地方各州、府,每个州或府分配2~7人不等。这些经过严格考核的翰林医官分派下去,有利于提高各地的医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