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种种益处，但仍有些人会反对它，甚至于达到仇恨的程度，如非科学家、诗人、宗教家、艺术大师和普通人。对于他们眼里的科学，他们有一种畏惧甚至仇恨的看法。他们往往觉得科学是对每一件他们认为神奇和神圣的事物的一种威胁，对每一种美的、崇高的、有价值的和激起敬畏感的事物的一种威胁。他们有时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污染剂、一个掠夺者、一种削弱的力量，而他们的思想却使生活变得苍白、暗淡和机械化，夺去了生活的色彩和欢乐，把一种伪造的确定性强加于生活。
看一看一般高中学生的思想，这就是你能看到的画面：女孩子一想到和一位科学家结婚就会发抖打颤，似乎他是某种可敬的怪物。甚至当我们解决一般人头脑中的某些误解时，如他混淆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未能在“革命科学家”和“常规科学家”之间做出区分，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所分辨，甚至这时仍然不能消除某些有理由的抱怨。
科学和每一科学的活动似乎都能够而且常常被一个被歪曲的、弄得狭窄的、无幽默感的、反性化的、反感情化的、去圣化和反净化的世界观作为一种工具利用。这一去圣化能够被利用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反对被感情特别是谦卑、尊敬、神秘、惊奇和敬畏的感情所淹没。
下面用一个真实的事例就来说明这个意思。马斯洛在读医学院的时候，他们的教授们几乎都有意力求“硬化”他们，教他们以一种“冷静的”、非感情的方式对待死亡、痛苦和疾病。
他所见的第一次手术可以说是一个力图去圣化的典型例子，即在神圣的事物面前去掉敬畏、隐秘、惧怕和退缩的意识，在惊人的景色面前去掉谦卑的意识。
一位妇女的胸部要用一柄电刀局部截除，电刀烧穿截除部位。当炙燃肉块的芳香气味溢满室内时，做手术的医师对他的切除方式做出毫不动心的“冷静的”和随便的解释，全不注意患者在痛苦中冲出屋子。然而医师却把那块肉从空间抛出，噗通一声掉落在对面地板上，它已经由一个神圣的东西变成了一块被丢弃的肥肉。
自然，没有眼泪、祈祷、仪式或任何礼节，像在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中肯定会有的那样，有这一切都是以一种纯技术的方式处理的——无感情的，平静的，甚至略带傲慢的色彩。
然而，当他第一次被领到手术室，第一次解剖死者时，那气氛也与这没有任何区别。于是，他不得不自己询问死者，弄清他是一个伐木者，在一场争斗中被杀害。
马斯洛不得不像任何别人一样学会处置他，不是作为一个死人，而是作为一具“尸体”，没有任何礼仪地处置他。对于几只狗也同样如此，那是在他们完成表演和实验以后不得不在生理课堂中杀死的。
医学院新生们自己也力求使他们的深沉情感变得可以排遣和可以控制，抑制着他们的畏惧、他们的同情、他们的温情，在赤裸裸的生命和死亡面前的敬畏，在他们完全和惊恐的病人打成一片时的同情的眼泪。
由于他们是青年，他们是以年轻人的方式这样做的。例如，坐在一具死尸上，吃着一片三明治照一张像；偶而在餐桌旁从公文皮包中拉出一只人手；拿人身幽隐处作为医学话题的笑料等等。
这种对抗恐怖的顽强、随便、不动感情和掩盖着它们的对立面显然被认为是必需的，因为温情可能干扰医师的客观性和无畏态度。
至少有可能的是，较多牧师般和较少工程师般的态度也许更有助于改善医学训练，或至少不致于把“较温柔的”候选者逐出医门，可能这种“顽强”训练对于外科是必需的，那是可以商榷的。
但对于一位心理医师呢？一位“人际认识者”难道不需要关心和爱吗？显然那是一种反心理学的训练！在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讨论一个隐含的设想，情感不一定是真理和客观的敌人，有时它是，有时它不是。
另外，还有一些人把去圣化作为他们的防卸手段。我们都熟识那样的人，他们不能忍受亲密、诚实、无防御，他们对亲密的友谊深感不安，他们不能爱或被爱。避开这种打扰人的亲密或美是一种常见的解决办法，或保持“距离”，甚至离开一臂远。
或者最后可以抽去它的主要内容，剥去它打扰人的特性，弄成不自然的。例如，纯洁可以说成是愚蠢，诚实可以称为容易受骗，坦率变成缺乏常识，慷慨被贴上无主见的标签。
前者使人不快，后者不致如此而且容易对付。请记住，实际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伟大的美或耀眼的真理或完善或任何终极的存在价值，我们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沉思，感到欢乐，“有趣”，激发爱慕之心，等等。
随着对“反向的价值”对真、善、美、完善、秩序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最高的价值往往能使人更意识到他自身内和这些价值对立的每一事物。许多年轻人觉得和一个不太漂亮的女孩相处更自在，美丽的姑娘容易弄得他自惭形秽、腼腆、笨拙、自卑，似乎他是站在某一皇族或神的面前。去圣化能成为一种防御手段抵制对摇摇欲坠而急需保卫的自尊的不断冲击。
在临床医师看来同样明显和同样熟悉的是，某些男子没有能力和一个姣好或美丽的女子****，除非他们首先使她受到屈辱或至少弄得她不再是一位女神。男子在性行为中会把他的角色等同于肮脏的插入动作或支配动作，但他很难对一位女神或圣母或女祭司——很难对一位神圣的、可敬畏的教母做出这样的行动。因此，他必须把她从高高在上的座位上拖下来，拖入肮脏人的世界，使他自己成为主子，或许以一种无故施虐的方式提醒自己，她也要拉屎、撒尿、出汗等等，或她是可以用钱买来的，等等。于是，他不再需要尊重她；他解脱了敬畏感，解脱了温柔、崇拜、亵渎或自卑感，不再像一个吓坏了的小男孩那样觉得自己笨拙、不般配了。
动力心理学家研究较少，但或许也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女方对男方的象征性阉割。当然，这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人所共知的广泛发生的现象，但它常常被赋于或者是纯粹社会学的或者是纯粹弗洛伊德学说的解释。也很有可能是为了去圣化和反净化而“阉割”男方，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妻，以凶悍泼辣著称，她对苏格拉底的撒泼也可能是为了防御她对苏格拉底的极度敬畏感会把她自己淹没。
从这样的观点看，我们常常认为是一种“解释”的东西与其说是一种理解的努力或理解的交流或充实理解的努力，不如说是一种抑制敬畏、赞叹和惊奇的努力。看到雨后彩虹，十分激动的孩子可能会听到大人以一种略带轻蔑和揭穿真相的口吻说：“哦，那不过是水珠把白光分成了彩色，就像棱镜的分光作用那样。”这能贬低经验的价值，类似以胜人一筹的态度嘲笑孩子和他的幼稚。它能具有扼杀经验的作用，使经验较少可能再次到来或表露出来或受到认真对待；它能使生活失去敬畏感和惊奇感。
人们发现这也适用于高峰体验。高峰体验很容易而且常常被“解释掉”，却不能被真正解释明白。
自然，这样的“解释”对于经验本身的内容说明不了什么，和引爆器说明不了爆炸的效应一样。而这些毫无意义的解释本身必须得到理解和解释。
简化的努力和“不过如此”的态度也需要解释。例如，“一个人实际不过是24元药品的价值”；“吻是两个胃肠道上端的并列”；“一个人等于他所吃的东西”；“爱是对于你的心上人和其他姑娘之间差别的夸张”。
这些男孩力图成为强硬的或“冷静的”或“长大成人”，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敬畏、谦卑、爱、温柔、以及同情和他们的奇迹感宣战。他们这样做，把“高的”拉下来，拉到“低的”地方，拉到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来。这些“观念论”的年轻人不停地奔忙，向他们的崇敬冲动作战，力图贬低神圣的东西，亵渎每一件事物，像“正常”成年人的所为。
一般原子论的分解技术等等也可能用于同样的目的。你想说一朵美丽的花或一只漂亮的昆虫或一首精彩的诗等等的面前避免吃惊，避免自惭或产生无知感，办法很简单，只要把它劈开，并再次感受到自己有本事。归类、分类、划分范畴、制定规程一般也是如此。这些也是使可敬畏的事物世俗化、便于处理和日常化的方式。任何能回避整体性的抽象形态都可能服务于同一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科学或知识的根本性质在于它必须去圣化？或在现实的领域中是否有可能把神秘的、引起敬畏的、存在幽默的、震撼情感的、美丽的、神圣的事物也包括在内？假如可以承认它们的存在，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对它们的认识？
在外行人眼里，使生活去圣化是科学家的必然责任。这种看法通常是错误的，他们对于最优秀的科学家研究工作的态度有误解。这种态度的“统一”面——同时领悟神圣的和世俗的生活——太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羞于表现出这一点。
客观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事实上，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往往确实以热爱、献身和克己的态度研究他的工作，似乎他正在进入一个神圣的殿堂。他的确达到对自我的超越——完全的忘我精神；他的态度确实可以称为一种“宗教式”的——具有绝对真诚和全面真理的品德，而他的激动或高峰体验，在他所研究的伟大神秘现象面前时时由于敬畏、自卑和自觉渺小而战战兢兢——所有这些也可以称为神圣的。这不经常发生，但它确实发生而且有时是在外行人难以鉴别的情况下发生。
从某些科学家那里诱出这种隐秘态度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设想它们存在并严肃对待。假如科学能丢掉这一非必要的“对温情的禁忌”，科学将较少被误解并将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现较少需要去圣化和仅仅进行亵渎活动。
我们也能从自我实现的、高度发展的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们的眼光长远；他们的思维逻辑广阔；他们能以一种更广泛包容和整合的方式看问题；他们告诉我们，在谨慎和勇敢、行动和沉思、活力和思辩、坚强和温情、认真和奥林匹斯式的幽默等等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对立。这些都是人的特性，它们在科学中都有用。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必要否认超越性体验的真实或把这样的体验看作是“非科学的”或反理智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觉得不需要否认他们更深层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