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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中国人是不是最讲中庸的族群

摩罗

某次刚刚下课,一位年轻学人问我:“你怎么理解中国人很中庸的说法?”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只是一种价值建构。而建构只是表达一种愿望,激发建构者形成这种愿望的社会现实可能与这个愿望恰恰相反。”

所谓中庸,通俗地讲,就是一种中正、温和、妥协的处世态度,这种处世态度懂得包容各种冲突,愿意化解各种矛盾,具有平衡各方意见和利益的智慧,遇事不走极端,善于与所有不同的权利主体共享权利,与所有不同的利益主体共享利益,善于与整个世界共享和平、均衡的局面。

中国古代的贤哲提出过这么一种哲学思想和道德境界,是不是因为中国古代人人都在自觉地践履中庸之道?

肯定不是这样。

动物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贪婪的,而且天生具有独占、垄断的欲望。在圈养的两只猪中,其中强势的那只猪总是四足霸占在食槽之中,不让弱势的那只猪公平进食。当那只弱势猪在食槽旁边怯怯地偷吃几口时,那只强势猪还会不断用嘴叼它,用头撞它,总之不断以武力压倒对方。这只猪垄断资源的欲望十分强烈,毫无中庸之意。

人作为动物的一种,在生命意志的自私性、垄断欲等等方面,跟其他动物并无区别。虽然人类在满足欲望、攫取利益的时候更加注重跟环境的协调,但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特征与其他动物一样明显。即使在某人很谦让、很中庸的时候,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他的本性,而是被相应的环境逼出来的。

是不是资源足够丰富,动物之间就不会争斗?比如,每只猪每顿需要进食5斤,两只猪需要进食10斤。食槽只有8斤猪食的时候,强势猪才会出现暴力垄断。如果有10斤甚至12斤猪食,强势猪就不必要进行暴力垄断了。

事实不是如此。即使食槽里有12斤猪食,那只强势猪还是会实施暴力垄断。为什么?有两种理由。第一,多余的猪食可以留到下一顿食用,以防下一顿没有新的猪食供应,这是基于本能的危机意识;第二,垄断本身具有权力的满足感,而权力的满足感是所有动物最大的精神享受,没有哪种动物能克服追求这种精神享受的欲望。为什么人类的“朱门”宁愿“酒肉臭”还要每年掠夺那么多,而且不想顾及“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原因就在这里—掠夺和占有是一种精神享受。

那么,那只强势猪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讲究中庸之道,学会跟别人共享资源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只弱势猪终于强大起来,能够跟强势猪力量相当,足堪抗衡。当强势猪的掠夺不得不付出代价时,他会在垄断与掠夺的好处和代价之间进行权衡。假如食槽里只有8斤猪食,强势猪很想全部占有,或者自己吃5斤,让弱势猪吃3斤。可是弱势猪已经强大起来,会因此对他发起进攻。一架打下来,两只猪都被对方咬出几处伤口。强势猪认为,为了多吃1斤食,却身负重伤,划不来。不如平均分,各吃4斤。肚子虽然因此有亏欠,可是这样不需付出任何代价,更加合算。此后,强势猪不再四足站在食槽里用餐,而是跟另一只猪并排站在食槽边上。两只猪和平相处、共享资源的美好局面出现了。猪圈从此和平安详,犹如得了中庸之道的真传。那只强势猪可能因此被表彰为中庸模范、道德表率。实际上这样的局面完全是由势力均衡造成的,跟两只猪的道德面貌完全无关。

可见中庸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而是一种调节自私本能、更加低成本地捍卫自己长远利益的智慧。如果走极端不需要付出高成本、高代价,那么没有哪个群体愿意中庸。如果某个群体不愿意为长远利益克服自己的自私本能、适当放弃一点眼前利益,那么这个群体也就不会奉行中庸之道。

上述两种情况,我各举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西方建立了一套国际法体系,其中关于战争的游戏规则,有不杀平民、不虐待俘虏的规定。这种规定本身,就是针对他们在战争中老是屠杀平民、老是虐待俘虏而制定的。可见制定这个规则之前,他们是很不道德的。那么这个规定本身是不是为了挽救以前的不道德而制定的?不是。西方的这些游戏规则是为了减少自己一方的损失,他不屠杀对方的平民是为了使得对方不屠杀自己的平民,他不虐待对方的俘虏是为了使得对方不虐待自己一方被俘的士兵,而自己的平民正是战争的供养者和力量源泉,自己一方被俘的士兵也依然是自己的有生力量。

如果屠杀对方的平民和俘虏不需要付出代价呢?这时候他们会不会出于道德考虑而执行这样的国际公约?肯定不会。比如,英国殖民者占领北美纽芬兰岛之后,政府下令殖民者追猎原住民,杀人越多政府给予的奖励就越多。那些既是平民又是俘虏的原住民很快就被全部杀光了。美国独立以后,杰弗逊在给追剿印第安人的将军下达命令时,就明确指示将军要将所追剿的印第安人部落灭绝。美国人向日本投原子弹的时候,向伊拉克发射导弹的时候,都没有想过国际法中规定的“平民”的豁免权。他们对待伊拉克的俘虏,也没有按照国际法的要求执行。为什么?因为他们这样做不需要付出代价,那些遭受屠杀的群体完全没有能力对屠杀者构成任何威胁。所以,那些人道措施,都是力量均衡的主体之间相互实施的,施之于人,为的是己。中国俗话云:“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可见归还借物并不是基于道德要求,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有利于自己日后继续得到他人的帮助。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他们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考虑的。

被我们看作恶魔的希特勒,他虽然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却严格执行国际公约,没有屠杀甚至也没有虐待二战各个交战国的战俘。为什么?因为屠杀战俘要付出代价,屠杀犹太人不需付出代价。

这是第一种类型的例子。以下再举第二种类型的例子。

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入侵和掠夺以后,满族的境遇非常微妙。面对它所统御的民族,它是一只强势猪,可是在殖民者面前,它和它的国家却是一只弱势猪。为了使中国由一只弱势猪变成与西方列强并立于世的强势猪,必须迅速调整自己的社会组织模式,以便动员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而调整社会组织模式,势必关系到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19世纪70年代,郑观应明确提出英国强大的奥秘在于他们的议会政治即民主政治。王韬更是公开提倡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君民共治。后来汉族精英群体“宪政治国”的呼声越来越高,戊戌变法系其高潮。所谓君主立宪、君民共治,就是在保证满族皇室的权力和利益不被颠覆的前提下,让全国各族人民组成一个代表民意的议院和内阁,以此实现全国各个政治群体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均衡。

当时的满族皇室,如果能够为照顾本民族本皇室的长远利益而稍稍“中庸”一下,君主立宪就可立即实现,皇室的荣华富贵不会受到影响。可是他们不愿意中庸,只愿意咬住眼前利益死死不放,满脸洋溢着独霸天下的无赖气。直到1908年,清朝才勉强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总算答应了立宪,不过还得等到9年之后才能实行。这个立宪步伐远远落后于全国的社会发育和政治发展。后来在各方势力的要求下,同意提前实行宪政,并于1911年5月成立了内阁。可是,他们拿出的内阁方案中,13名阁员名额被满族占了9名,皇族又占了9名中的7名。已经变成强势猪的汉族精英群体其实颇有一点中庸,他们不想将那只弱势猪咬死,只是善意地要求那只强势猪撤出食槽,跟自己并排站着共享天下美味。可是贪婪的皇族,闭眼不看汉族精英已经变成强势猪的事实,根本没有屈尊“中庸”一回的意思,依然四足站在食槽里垄断资源。

于是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仅仅半年之后,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全国立即响应。清朝皇室这才醒悟过来,赶快召见袁世凯,承诺从食槽里撤出来,并加快宪政步伐。可是,历史已经不再给他们机会。这个不愿意低成本地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的权贵群体,注定只能走向毁灭。最后的结局所有人都知道,满族皇室迅速覆亡,末代皇帝成了囚徒,子孙后代失去了所有的尊荣。

满族皇室决不妥协、非把自己玩完不可的歇斯底里心态,代表了人性的一种极端倾向,跟中庸之道完全是背道而驰。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多方面玩味。

那位年轻学人听了我讲的满族故事,接着问我:“那么,中国人是最不中庸的吗?”

我说:“也未必。如果我们说中国人最中庸,那么潜在的判断是别的民族不如我们中庸,这个判断是没有依据的。如果我们讲中国人最不中庸,那么潜在的判断就是,别的民族肯定比我们更中庸,以我目前对世界各民族的了解,不敢作出这样的判断。”

当今世界,西方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具有平衡各方意见和利益的智慧,善于与不同的利益主体共享利益,这方面确实颇得中庸之道。但是他们作为一只强势猪,在跟全世界的弱势猪相处时,从来没有中庸过,所以我也不想把中庸作为一种稳定的智慧和性格白白送给他们。

世界上不存在一只主动中庸的强势猪。那些弱势猪一般都是愿意中庸的,可是在强势猪拒绝中庸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选择走极端。就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而言,中庸的锁钥乃是掌握在强势猪手中的。为什么孔子以来所有的圣贤都是对着强者说话?因为强者永远掌握着主动权。可是强者能不能很有分寸地运用自己的主动权,在无力霸占食槽时就及时从中撤出来,这就看他有没有中庸的智慧。

说得通俗一点,所谓中庸之道,就是用最低的成本维护自己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而为了维护最长远的利益,就需要将业已拥有的无限膨胀的畸形特权稍稍进行一些调整。谁没有这种胸怀和智慧,谁就只能像清朝那样把自己玩儿完。

我们希望所有那些强势猪,都能认清时势,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及时调整当下利益,也就是稍稍奉行一点中庸之道。

跟这种愿望相配合,我们依然需要像远古时代的贤哲那样建构和维护中庸的价值,呼吁人们学会中正、温和与妥协,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世界的血腥和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