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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落日前的凭吊(2)

事实上,“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仍然鹰扬虎视时刻注视着天下的风云动向。在袁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便是当时宅院中最现代也最为核心的一个所在: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特意带回一个小电台,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震荡尽在掌握。

安阳的友人指点说:洹上村西北二里处就是小屯村,也就是闻名于世的殷墟,在袁世凯开始洹上垂钓的时候,人们开始寻找药店神秘龙骨出土的地方,但费尽辛劳还没有找到这片地方,其实那震惊天下的甲骨文的出土地就在袁世凯隐居的旁边一二里处,在袁世凯归隐的十年前,即公历1899的深秋,北京街头药店里的作为药用的龙骨被一个叫王懿荣的山东人发现了,王懿荣是当时国内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王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有过深入的研究,偶然的一次熬药的时候,就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那勾勾画画,如图如符的造型,就一下子惊醒了他敏感的神经,他不仅立刻收购了达仁堂里的全部“龙骨”,而且还着人四处搜集。由于王收购龙骨时出手大方,且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到处寻找有字的甲骨龟板了。

在王懿荣之前,就有人听说河南出土过有字骨板,以为是“古简”。王懿荣见到了龙骨实物,就下意识地判断出眼前的这些所谓的有字龙骨,与《史记》中记载“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五帝三王”史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缺少实证,属于传说的范围,而眼前摆着的的却是那个时候先民们问天占卜用的卜辞,而且不是一片两片的吉光片羽,而是汪洋恣肆的成千上万!

占卜,即使现在还在我们身边活着,其实是人对命运的敬畏与茫然,就通过占卜来询问天意,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特别是在初民时代,大事问小事问,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问卜中华》的大气磅礴充满忧思的文字,是他对古代文化和文明在现代命运的回应,他在文章中曾发问:

“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华夏先人,会在这个时候咣当一声掷出自己当年的问卜甲骨,而且哗啦啦地流泻出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危难。

“他们显然有点生气,掷出甲骨提醒后代:这是多少年的家业了,怎么会让外人糟蹋成这样?

“他们甚至恼怒了,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凶吉!”

于是王懿荣听懂了,刘鹗听懂了,罗振玉听懂了,王国维听懂了,那些人感到中华文化的召唤,他们要做贞人,在民族危亡,自信力委顿的时候,来唤醒这个民族。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来说,实在是黑暗期间冰河期。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的白骨流离,那么多的煎熬,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一直自认为天朝子民的中国人大吃一惊,悲愤交加。然而,让他们最感绝望的不是自身生命危在旦夕,而是中华文明面临沦亡。生命只属一己,而文明关及祖宗。十九世纪,已让很多中国人对于维系群体生存尊严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根本的动摇。

这个时候,文化担当的王懿荣站了出来,这个时候刘鹗站了出来,罗振玉站了出来,王国维站了出来;

这个时候,康有为站了出来,梁启超站了出来,谭嗣同站了出来,孙中山站了出来,也是那个时候,不知袁世凯是否感到了肩上的使命,但只有他走到离殷墟一二里的地方来接地气来了。

我们知道1908年,一位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那里有甲骨出土。

于是罗振玉派弟弟到小屯去打探消息,谁知到了目的地,那场景实在令人吃惊。当地村民知道甲骨能卖大钱,成十成百的村民都像发疯般的大掘大挖。一家之内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气,等到古董商一来,大伙成筐成箩地抬来,一片喧闹。为了争夺甲骨,村民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连村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经捡拾过的泥土堆里去翻找,罗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内就可以收购到一千多片。

罗振玉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因而一直被史学界“疑古派”频频摇头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从传说走向“信史”。

那个时候袁世凯就在离殷墟不远的洹上村,人们说,当黄昏的时候,袁世凯常步出洹上村到洹河散步,到附近的田野散步,那时不知他看到过那些挖甲骨的农民否?是否能触动他的神秘的感应,袁世凯是十分迷信的,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他们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历史曾多次记载那些贞人因为泄露了天机,自身遭遇往往不佳。

袁世凯是中原土地上长大的子民,他的身上有浓重的宿命的色彩,传说他请了殷墟附近一个有名的瞎子,也像殷商时代的贞人一样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果然,辛亥武昌的那声枪响就是农历八月十九,那声枪响后,果然机会来了。

武昌义旗一举,恰如登高一呼,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鹅羽煽动着翅膀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惯于吟诗作赋的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

皇族内阁的人,多的是袖手谈心性的主;一到动真格的,就你看我,我观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本是问计于大家,看到如此场面,真是脊骨寒彻直到五腑。

打破沉默的是奕劻开始保荐一个人可以把革命党搞定,即袁世凯。

载沣听了奕劻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奕劻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请袁世凯出山出任湖广总督。

曾经沧海,小小的湖广总督能有什么诱惑?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于是,袁世凯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

袁世凯的理由正当且使载沣有苦说不出:当年不是你以“足疾”将我赶出京城么?那么现在就还你个足疾未大愈,报应不爽。

袁世凯是以缓拖延,但清廷不能不急,正是风云眉睫之前,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朝中无可用之人,皇族内阁里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不谙世事,做个承平的王爷可,哪有气魄胆识手腕收拾当前的星火燎原之势?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虽曾留学德国,算是懂点军事,但他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没经历过枪炮的对垒,战场的历练。

人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身穿竟然是长袍马褂,脚上蹬着的是军用长靴,上半身散淡,下半身丘八行武。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道:“嗐!庆贺个啥,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我这倒是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真是说对了,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大的,荫昌是一兵一卒也说不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就成了光杆司令,就是这位荫昌乘火车到了河南信阳就把车停下。那里离武昌还有很远,根本没有进入湖北地界,这位大人不敢下车,而且车前车后各挂一个火车头。为什么?要南进也便当,要北退也便当。后来看到有一队人过来了,立刻:撤!有个胆大的参谋下去一看,原是一群摘棉花的妇女。

军情急如星火,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往洹上村力促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当下提出了“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指挥水陆各军的兵权”等六点要求,价码不答应绝不出步出洹上村半步。

清廷无奈,只能全盘接受六点要求,袁世凯才勉勉强强地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袁世凯出山,北洋军拼死效命,很快便攻下汉口。随后,袁世凯又返回北京,组建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新内阁,正当清廷盼望着袁世凯能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

在袁世凯看来,当时的局势已不仅仅是局限于武汉一地的事,而是各省早成分崩离析之势;即使能剿灭了武汉,但其他省份的革命党又如何对付?何况,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清廷对他并不信任,一旦渡过了这座桥,难免不兔死狗烹,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还是未知。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是百炼成钢成了绕指柔,没有了慈禧太后,他绝不会轻易听从清廷使唤,对无枪无人的革命党起舞附和也不是他的意愿。他要做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凭借手里的枪杆子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袍袖之间股掌之上。

袁世凯是中原深处黄土里起来的,虽不是村夫,但也知道一些乡间的事,当时袁世凯曾给他的幕僚们说过乡间拔树的故事,袁世凯说:“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两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的,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真是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清朝这棵树,被删繁就简的秋风,不,被无数如秋风一样的身手左摇摇右摇摇,在摇撼中,最后轰然倒下,袁世凯关于树的话,虽然直白,但真是清朝的一篇《枯树赋》。清朝这棵树也是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就派出了亲信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接触进行试探,但因为双方价码差异太大,谈判久拖未决,袁世凯决定再用力于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随后,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并很快攻下。正当前军指挥冯国璋打算乘胜将武昌一举拿下风卷残云时,袁世凯却命令暂时停战。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模样。

冯国璋只懂军事不动政治,袁世凯得知后勃然火起,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为了防止冯国璋坏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凯随后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冯国璋毕竟只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深层的权变,更不懂得他的袁世凯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

果不其然,袁世凯最终用高超娴熟的政治技巧,不费一兵一卒便将那些皇族亲贵包括摄政王载沣在内一并扫地出门,赶出朝廷,最后又诱迫隆裕太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最终把清朝统治中原两百多年的皇权还给了历史。

公正地说,袁世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的信奉者,他有才,但德不胜才,他仗义疏财,笃好交游,上自骚人侠客,下至屠沽者流,他机关算尽,你可以说他不高尚,但他很真实,要做就做真小人,有一副好肝胆。

官场有自己的潜规则,在清朝的官场,没有人不愿追逐名声和地位的,这从小说可满足个人的欲望,封妻荫子,从大说也是所谓的体恤国家为国尽忠,但是道德有了瑕疵有了亏空,也就往往会成为衡量一个人攻讦一个人的利器,人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告密者,攻击的人自己先就在道德主义的高坡上立足,有一种所谓人格的优越感,然后以道德的评价为火器,进行一场道德的审判和扫射。

人们说袁世凯是戊戌变法中的告密者,传统的说法是谭嗣同在1898年9月18日带着光绪的两道诏书深夜密访袁世凯,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袁当时满口答应,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未料9月20日袁一回天津,就向荣禄告知所有维新派的计划,荣禄急忙闯颐和园向慈禧告变。9月21日慈禧回宫,囚禁光绪,宣布“亲政”,捕杀“六君子”,戊戌政变成功。现在的史料研究表明,慈禧9月19日就已经回宫,“使旧说失去时间与空间的凭籍”,袁世凯的主动告密说也就立住不脚了。

我在乡村高中读书时候,在高中课本上,曾读到梁启超写的谭嗣同秘密会见袁世凯的文字,印象很深,那场面如同电影蒙太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不是雪夜访戴的诗意,也非雪中送炭的高古,那是捕杀慈禧的一次冒险的动员,不论是谭嗣同还是袁世凯,在心里都不能不掂量这件事情的分量和后果,以光绪的名义捕杀母后,在道义上也是立不住脚的,虽然历史上不乏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和烛影灯红宋高祖兄弟的相残,但弑母的想法,我以为懦弱的从小就被慈禧养在宫中的光绪,怕是没有这个胆量:

初三夕日,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把光绪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住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惟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