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是超短裙之争的第一线战场。不过，另一个有趣的数据是日本中小学教师猥亵学生案件的增长，2004年达到历史纪录的190余人，去年公布的资料则是下降到通常水准的160余人。这或许充分体现出了此一斗争的严酷性与复杂性。不久前的一个话题是新潟县的高中制作了劝说女生们把裙摆放长的海报，可见校方的用心良苦，然而据说女生们反应冷淡，认为“此举毫无意义”。
女中学生的大腿，俨然成了少女们的亚文化象征。但来日的中国人看来，自有不理解之处。我曾多次听到陪同的访客表示诧异，有男有女，他们不是诧异于日本女生的裙子之短，而是那双腿的“难看”：“她怎么敢穿这样的超短裙？”确实，大腿现象若有一点值得称道的，便是众腿平等。姑娘们不管自己的腿多“难看”，也照样坦率露之。有的女生大腿粗如水桶，小腿孔武有力，据说在中国若敢穿超短裙恐怕要被人公然耻笑，在日本却可以安之若素。
进一步说来，日本女生公开袒露大腿可以说是为了迎合男性的意淫，将女性置于被亵玩的角色；可中国人对女性“腿型”（外貌）的苛求，实在是异曲同工甚至犹有过之。况且，穿着超短裙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性的暗示，一位新潟女高中生说：“我把裙子卷短并不是为了显得可爱，而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大家都这么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日本人强烈的群体性意识。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日本人的“跟风”嗜好。
五、跟风
2008年秋天，一场“香蕉荒”突然席卷了超市。起因是一位女星在某电视台节目中谈到她吃香蕉减肥的经验，没想到，随即掀起了民众轰轰烈烈购买香蕉的热潮。
香蕉在日本超市中属于一年四季都大批量贩卖的普通水果，价格也很便宜，一束（四到五只）通常不过一百多日元。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抢购潮，住所附近的几家超市都出现了有价无货的状况。店方在告示牌上写着道歉之词，表示一定尽快从海外大量进口，确保供货。接下来的数日内，往日供应充足的香蕉，始终处于紧俏难得的境地，偶尔见到剩下姿色不佳的几束，价格反比过去涨了不少。这种怪象大约维持了半个来月，香蕉们才恢复了清静。
短暂而疯狂的香蕉抢购热，一度成了日本媒体的话题，但集中于香蕉本身究竟能不能减肥的讨论，很少有人批判其背后折射出的非理性。当然，日本人自身对此习以为常，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喜欢跟风盲从赶潮流，动不动就要闹上一下子，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性格特点。日语称之为“ブーム”，每年若没有那么几次，还真是怪寂寞的。
按道理说，日本民众的教育水准普遍较高，作为个人，似乎应该有比较强的主见。事实却是，大多数日本人面对“ブーム”首先的选择就是跟风，而且争先恐后，劲头狂热，唯恐被落于“ブーム”之外。这体现出的是日本人深刻而独特的群体意识。有人提到了日本人的排队现象，确实，一家拉面店的门口若有两三人排队等候，就不愁会扩大到五六七八人，因此有店家特意雇人排队来充门面。我见过更滑稽的一幕。某年东京电影节期间，在涉谷车站前，几十个男青年脱得只剩短裤，在广场上高喊励志口号。路过的陌生男青年陆续有脱衣加入者，那兴奋劲儿如同“找到了组织”。此类胡闹不雅的举动，一个人做会被当作疯子，但数十人一起做，就俨然成了一场狂欢式的“祭り”。
加缪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有罪而历史无罪。这是个人和历史的对应，谈到日本人，我们或许可以把个人与群体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个古怪的结论：群体有罪则个人无罪。日本人期待加入群体的一个原因，是在集体的名义笼罩之下，个人行为的动机与后果受到了洗净与庇护。前述的街头闹剧，堪称精到的展示。当然，战争罪行和责任问题亦完全符合此一特点。日本官方可以一再承认日本“给亚洲等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并不肯追究特定个体的罪愆。
说日本人的群体意识独特，也不妨拿来和中国人做一比较。日本人有没有个人意识？有。在个人生活层面，他/她的个体感很突出，比如和家庭成员的疏离态度，比如另类小众的私人喜好，都显得相当“个”；然而在社会生活层面，他们又追求“群”，比如积极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比如热衷于追逐社会潮流。中国人呢？似乎正好和日本人相反。在社会生活层面，中国人常常要显示自己的个性，特立独行，别树一帜，甚至成为不惜违背公德的个人主义者；在个人生活层面，中国人更重视并依赖家庭、亲友等关系，并愿意为此做出哪怕是违心的让步牺牲。
在群体里，日本人仿佛以一种消泯自我的方式，更确定地找到了自我。如果不允许被加入群体，或因某些原因难以融入群体，那么将意味着生活上的困境。2006年，嫁到日本的中国籍女子郑永善杀死两名幼儿的案件轰动一时，报道中就提到她在人际关系上遇到的严重隔阂。子女在同一幼儿园或学校的日本妇女们一定要组成所谓“妈妈会”，经常举行聚会活动，虽无强制性，但若不参加就会被排斥，并殃及孩子。来自异文化的郑永善，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跟风，说白了就是要紧随群体。抢购香蕉是小事儿，追捧韩流也不算啥，最危险的是杀人、自杀之类的也会有跟风现象。某人在车站站台上企图把无辜者推落铁轨未遂，几天内就一定会出现追仿的案件。秋叶原街道上的加藤智大血案发生后，效仿他在网站上宣称要大开杀戒的人纷纷冒头。所以，每当看到媒体曝出什么大案，我就想到不知又会有多少“模仿犯”？
六、排榜
已故历史学者黄仁宇有个著名的论述，即中国过去之所以落后僵化，在于缺乏“数目字管理”。这是个新颖但含混的观点，甚至黄仁宇本人也没能阐释清楚“数目字管理”的含义到底为何。而且，他最大的理论缺陷是以前现代中国的客观条件，根本无法做到他所孜孜以求的“数目字管理”。首要的技术限制就在于资讯收集与传递的方式，对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或许因传统影响，中国人在数据资料上面的重视程度确实有所不足，特别是和日本人相比较。比如涉及历史争议问题时，日本人往往会质疑中方的数据，并拿出己方详尽的资料作为对照。这可以说是一种偷换概念、浑水摸鱼的狡猾做法，可中方在辩驳时会颇感费力。毕竟，数据有其直截简明的说服力，胜过长篇累牍的说理。
说起日本人对数据的热爱，可能比生鱼片还来得自然深厚。无论是论著、教材，还是报道、宣传品，随处可见数据的统计。市面上有不少专门罗列数据的书籍，内容五花八门，并且每年更新。表弟就读中学时，学校发了一本就叫《数据书》的书，我看了很喜欢。该书全由世界各国数据组成，在中国的那一节，我竟然看到了“马1019万匹，猪46806万头，鸡30亿只……”给初中生发放这玩意儿（表弟慷慨将书赠我，说“没意思”），却可见日本人对情报资讯的重视做到了从小抓起。
有了数据，自然就能排榜。而且，数据排了榜，也就更富参考意义。所以，日本人喜欢排榜，事无巨细地排榜。是日本比较流行的门户网站，其中专设了一个排行榜栏目，现在有6000多个排行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看起来很好玩儿。比如竟然有女性心目中男性“脚踩两（多）只船”迹象的排行榜。前十项中，隐藏或不让看手机高居榜首，经常和某人发短信排第三，手机短信量增多排第五，曾删除通话通信纪录排第六。和手机相关的独占四项，凸显了手机在当代人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个榜看似无聊，倒还值得琢磨。而《日本经济新闻》的副刊则有个栏目，叫做“何でもランング”，即“什么都能排个榜”。大概这一天一榜委实有点太频，于是我看到“最适合家长与子女一起搭乘的索道排行榜”，真难为了责任编辑那为赋新词的用心良苦。
“何でもランング”的精神确实在日本人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展现。日本内阁府和总务省年年公布一个排行榜，即全国各个都市车站附近停放的自行车数量，并且分正当和违章两类。内阁部门组织调查这个排行榜，中国人是不是会觉得有些难以理喻？
排行榜之所以流行，其实还是国民性使然。榜单的最大功用，可能提供了一种指示，令观者不用调查不用思考，一下子直奔结论。你知道什么最人气最便宜最方便最舒适……？统统有排行榜为证。前面说过日本人喜欢跟风，排行榜无疑是一个有助于掌握风向随大流的得力工具。不过，若你信了这个排行榜但亲身体验之后心有不甘乃至大呼上当，也千万别怪人家，只能说你自己大概品位独特吧。就像常见的各种期刊上的美食排行榜，连拉面店也排出几十名的高下先后，详细到了面的分量、汤的浓度、肉的可口等细节，可倘若你按照榜单的指引去亲尝，没准儿会感到大失所望。
但是，排行榜这玩意儿还是有其妙处的。假如把几十年来一直持续的某些排行榜拿出来纵观，会从中品味到世相的起伏，人心的嬗变，环境的迁移。简单的例子，就拿日本政府与民间机构每年都做的外国好感度排行榜来说，几十年来中国的排序上下，充分验证了国际政经格局与中日关系的风雨历程。不管是探究国家战略发展，还是研讨社会文化变革，排行榜都是一个有益的参考。
七、浪费
日本商家贩卖的成品食品，一定带有“赏味期限”的标签，如果临近就只好降价，过期则只能扔掉，否则便会惹来麻烦。近年来，有几家企业曾经篡改期限被曝光，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比如著名的糕点制造商不二家，因为使用了超出“赏味期限”的原材料，信誉和业绩都备受打击。
然而，“赏味期限”的约束之下，大量食品被丢弃，无疑是一个更加严肃的社会问题。媒体的统计表明，日本每年已经加工好的食品因此被扔掉的，多达2000万吨。食品学家说，一个人若活到80岁，一生消耗的食品（不包括饮水）大约20余吨。也就是说，日本一年的报废食品，或可以养活100万人。全世界有数亿人挨饿，每年几百万儿童饿死，那些食品的结局真是可惜。
上学时隔壁的天津男孩小张在便利店打工，时常拿回过了“赏味期限”的盒饭、面包等食物，据说是店长免费赠送的。我也跟着蹭过一些，味道什么的根本没太在意，甚至还吃得满香。有研修生也讲过她们如何在晚上前往超市的废品存放处，拿被摆放在那儿的过期盒饭，有时还会遇到同样去觅食的流浪汉。所以，有人提出在“赏味期限”之外，再加上“可食期限”的想法，所谓“赏味”是指食品的原味得到保证，而“可食”意味着虽然味道不那么新鲜，但还能被人食用。我和研修生们吃的就属于“可食”。这个建议理论上讲不错，但对商家而言，会导致成本的增加。况且，“可食”的界定比较微妙，万一出了纰漏，商家必定不愿承担责任。
于是，“赏味期限”标签下的浪费似乎只能继续。
一位日本女士在七十年代末曾随代表团访问中国，下榻北京某饭店。不久，代表团要求女士们在扔掉自己穿过的长筒袜时，必须附一张纸条写着“不要了”。原来，有的女团员把袜子扔掉后，竟然被饭店的服务人员洗熨干净，平平整整地送了回来。这位女士说，这个经历给她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毕竟是了不起的中国啊”，她为“日本人太不节俭”感到惭愧。但到了八十年代，一位在日中国留学生到快餐店打工，对制作三明治时把面包的周边全部切掉扔进垃圾箱极为看不过眼，可他的惋惜被日本同事嘲笑为“因为你们中国贫穷”。
日本历史上，节俭也是被称道的传统美德。但是，身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现代商品社会，节俭意识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侵蚀。长筒袜的那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不管是在中国或日本，都只剩下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味道。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里，环保、节能、回收再利用等等口号比比皆是。客观地说，日本这方面有不少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最简单的莫过于垃圾分类。但是，所见所感又让人对这一切不得不心生疑窦：与其作秀般的鼓吹环保，何不减少些实实在在的浪费呢？在绝大多数车站，自动扶梯时刻空转着；在团地的公寓里，成百上千的灯火彻夜通明；在超市或百货商场内，冷气足以让人打个哆嗦；在商品货架上，一次性的各类生活用品琳琅满目……
地球的资源有限，有人占有得多，有人就得减少。要想多占的办法，可以依靠暴力征服掠夺，也可以凭借“商业”交易换取。日本人所维持的衣食富足的生活，实际上同样是以贫困地区人们的艰辛饥饿作为代价。对他们的最大援助不是贷款或赠物，可能只要多一点节俭，少一点对物质生活的狂热追逐，效果说不定更好。不过，人类世界是残酷的，因为人难免自私，谁也不愿主动降低自己的物质享受水平。就像捕鲸，无论如何，日本人会坚持到底，并振振有词：凭什么要我放弃我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