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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2)

这次,毛一路或骑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谈话,那时虽还未得天下,但黄已问到他将来怎样治天下。他说:“只要坚持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政权就能永葆活力。”想到让人民监督,毛忽然忆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户县农民杨伟名。杨是一普通农民,在村里任大队会计,他关心政治,以一点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学好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写万言书,系统分析农村形势,提出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如:允许单干;敞开自由市场;不要急于过渡,再坚持一段新民主主义;要防止报喜不报忧;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话全部被不幸言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叶知秋》,意即,从分析陕西情况即可知全国农村形势之危。其忠谏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毛正热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其时,党内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危机,并提出了对策,比较有名的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邓小平推说耳聋再不主动问政,陈云则经常称病住院。而黄河之滨这个朴素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则被大会批、小会斗,后在“文革”中自杀。(2002年,陕西曾开研讨会纪念杨伟名,并为他出版文集。2005年,我曾访其故居,秋风小院在,柿树叶正红。这是后话。)这次毛重走黄河,又到陕西,看到当年的许多问题依旧没有结果,就想起这个躬耕于关中的奇才,便着人把他接来,作彻夜之谈。毛像当年向小狱吏请教狱情,在延安街头光着头向农民恭问政情一样,向这个农民思想家问计于国是。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共领袖与一位普通农民的对话。不是《三国演义》上卧龙岗的“隆中对”,也不是1945年延安的“窑洞对”,而是在黄河边的某一孔窑洞里的“河边对”。杨伟名一定侃侃而谈,细算生产队的家底,纵论国家大势。毛会暗暗点头,想起他自己常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又想起1948年他为佳县县委题的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当时他转战到这里,部队要打佳县,仗要打三天,需12万斤粮。但粮食早让胡宗南抢掠一空。他问佳县县长张俊贤有没有办法。张说:“把全县坚壁的粮挖出来,够部队吃上一天;把全县地里未成熟的玉米、谷子收割了,还可吃一天;剩下的一天,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斗打响,群众拉着粮、驴、羊支前,自己吃树叶、树皮。战后很长时间,这个县见不到驴和羊。那时候,政府和百姓,真是鱼水难分啊。看来这些年离群众是远了一点。(毛是性情中人,他或许还会当场邀杨到中央那个政策研究部门去工作,就像后面要谈到的,他听完就三峡问题的御前辩论后,当场邀李锐做他的秘书。况杨本来就一直是西北局的特聘编外政策研究员。而以杨的性格则会说,臣本布衣,只求尽心,不求闻达,还是躬耕关中,位卑不敢忘国,不时为政府上达一点实情。)送走客人,他点燃一支烟,仰卧土炕,看着窑洞穹顶厚厚的黄土,想起自己1945年在延安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现在早已生根开花,但却要将忘其土啊。

总之,还不等走完黄河全程,在晋、陕、宁、甘一线,毛的心情就沉重复杂起来。在这里,当年的他曾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可现在毛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这样轰轰烈烈,怎么就没能解放出更多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境遇呢?

毛继续沿黄河前行,北上河套,南取宁夏,绕了一个大弯后西到兰州。在这里向北沿祁连山麓就是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向南沿黄河就将进入上游的青海、四川。他决定在兰州休整一周。这兰州以西是历代流放钦犯和谪贬官员的地方。他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就是经过这里而贬往新疆的。毛泽东出行,电台、文件、书籍三件宝,常读之书和沿途相关之书总要带足。现在韶山的“毛泽东遗物馆”里存有他出行的书箱,足有一米见方。林则徐是他敬仰的人物,长夜难眠,他便命秘书找出林的《云左山房诗钞》挑灯阅读,卷中有不少是林则徐在河南奉旨治完黄河后又一路继续戴罪西行,过兰州,出玉门的诗作,多抒发他的报国热情和记述西部的山川边情。林诗豪放而深沉,毛性刚烈而浪漫,把卷在手,戈壁古道长无尽,窗外黄河呜有声。此时,两个伟人跨越时空,颇多共鸣。毛有抄录名人诗作练字的习惯,他读得兴起,便披衣下床,展纸挥毫,抄录了林的一首《出嘉峪关感赋》:

东西尉侯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

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崆峒。

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

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这幅书法,借原诗的气势,浓墨酣情,神采飞扬,经放大后至今仍高高挂在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东墙上。书罢林诗,毛推窗北望,想这次只能按原计划溯黄河而上,祁连山、嘉峪关一线是去不了啦,不觉有几分惆怅。新疆是他的胞弟毛泽民牺牲的地方。那个方向还有两件事让他心有所动。一是,当年西路军在这里全军覆没,徐向前只身讨饭走回延安,这是我军史上极悲惨的一页。二是,1957年反右之后一大批右派发配西部,王震的兵团就安排了不少人,这其中就有诗人艾青等不少文化人。现时已十年,这些人中似可起用一些,以示宽慰。他在这里休整一周,接见了一些仍流散在河西走廊的老红军,听取了右派改造工作的汇报,嘱咐地方上调研后就这两事提出相应的政策上报。

离开兰州,毛一行逆黄河而上,又经月余到达青、甘、川三省交界处的黄河第一弯。他登上南岸四川阿坝境内的一座小山,正是晚霞压山,残阳如血,但见黄河北来,蜿蜒九曲,明灭倏忽,如一道闪电划过高原,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吟道:

九曲黄河第一弯,长河落日此处圆。

从来豪气看西北,涛声依旧五千年。

他想,我们一定要对得起黄河,对得起黄河儿女。

这里已近黄河源头,海拔4000米以上,他们放慢速度,缓缓而行,数十天后终于经过巴颜喀拉山,到达长江的源头大通河,这便进入长江流域。

接下来,毛泽东走长江与走黄河的心境不同。在黄河流域,主要是勾起了他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和对老区人民的感念,深感现在民生建设不尽如人意,得赶快发展经济。而走长江一线更多的是政治反思,是关于在这里曾发生过的许多极“左”错误的思考。

顺沱沱河、通天河而下,入金沙江,便进入贵州、四川界。这里是中央部署的大三线基地。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他从战争中走来,总担心天下不稳,国家遭殃。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他又力主在长江、黄河的上游,建设一个可以支持原子战争的大三线基地。他还把自己的老战友、新冤家彭德怀派来任基地三把手。毛彭关系,可以说是合不来又离不开。历史上许多关系到党的命运和毛的威信的大战、硬战,都是彭帮毛来打。最关键的有三次,红军长征出发过湘江、解放战争时的转战陕北和刚建国时的朝鲜战争。尤其是出兵朝鲜,中央议而不决,彭从西北赶回,投了支持毛的关键一票,而在林彪不愿挂帅出征的情况下,彭又挺身而出,实现了毛的战略。但是自从进城之后,毛彭之间渐渐生分。战争时期,大家都称毛为“老毛”,进了北京,渐渐改称“主席”。有一天彭突然发现中南海里,只有他一人还在叫“老毛”,便很不好意思,也悄悄改口。这最后一位称“老毛”的角色由彭来扮演,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之深和彭性格的纯真率直。但1959年在庐山上,两个战友终于翻脸。其时毛正醉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雄心勃勃,自以为找到了迈向共产主义的好办法。彭却发现农村公共食堂里农民吃不饱,老百姓在饿肚子,“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他要为民鼓与呼。这场争论其实是空想与实事求是之争。结果是彭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并又扩大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全国大反右倾,株连500多万人。后来黄克诚说:“这件事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但是,直到下山时毛还说,我要写一篇大文章《人民公社万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成就。并已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他准备材料。但还不到年底,农村就败象渐露,这篇文章也就胎死腹中。1965年9月,毛对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便派他到三线来工作。

未想,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庐山翻脸,北京一别,今日相会却在金沙江畔,在这个30年前长征经过的地方,多少话真不知从哪里说起。明月夜,青灯旁,白头搔更短,往事情却长。毛泽东盖世英雄,向来敢翻脸也敢认错。他在延安整风时对被“抢救运动”中错整的人脱帽道歉;1959年感谢陈云、周恩来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冷静,说“家贫思贤妻,国难识英雄”;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错。现在毛经三年来的沿河考察,深入民间,所见所闻,许多争论已为历史所印证。他也许会说一声:“老彭,看来是你对了!”

行自四川境内,毛还会想起另一个人,即他的秘书田家英。庐山会议前,毛提倡调查研究,便派身边的人下去了解情况,田家英被派到四川。田回京后给他带去一份农民吃不饱、农业衰退的实情报告,他心有不悦。加之四川省委投毛之好又反告田一状,田在庐山上也受到了批评,从此就再不受信任(“文革”一起,田即自杀,这是后话)。这时他一定会想起田家英为他拟的那篇很著名的中共八大开幕词:“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觉怅然若失。看来自己过去确实是有点好大喜功,下面也就报喜不报忧,以至造成许多失误。长夜静思,山风阵阵,江水隆隆。他推窗望月,金沙水拍云崖暖,惊忆往事心犹寒。

解放后毛出京工作,少在北方,多在南方,所以许多作出重要决策的,在党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多在长江一线。如:1958年1月周恩来、陈云被迫作检讨的南宁会议;4月再次确立了“大跃进”思路的武汉会议;1959年4月检讨“大跃进”的上海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提出骑马走两河);1959年7月批右倾的庐山会议、1961年纠正左的错误的第二次庐山会议等。总的来讲,这些会议上都是毛说了算,反面意见听得少。

但有一次毛是认真听了不同意见,并听了进去。这就是关于建三峡水库的争论。自孙中山时,就有修三峡的设想,毛也曾畅想“高峡出平湖”,但到底是否可行,毛十分慎重。1958年1月他曾在南宁组织了后来被称为“御前辩论”的两派大对决,也就在这次他很欣赏反对派李锐,当场点名要李做他的秘书。毛曾在1958年3月29日自重庆上船,仔细考察了长江三峡,至4月1日到武汉上岸。他对修三峡一直持慎重态度,他说:“最后下决心准备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这次毛骑马从陆路过三峡一定会联想到那个当年轻易上马、现已沙淤库满的三门峡水库。幸亏当时听了不同意见,三峡才成为“大跃进”中唯一没有头脑发热、轻易上马的大工程。现在想来都有点后怕。看来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24年后,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在这个长过程中因为有反对意见,才有无数次的反复论证,人们说三峡工程上马,反对派的功劳比支持派还大。这是后话。)

毛从四川入湖北,过宜昌到武汉。这次因是带着马队出行,当然不住上次住过的东湖宾馆,他们选一依山靠水之处安营扎寨,这倒有了一点饮马长江的味道。毛不禁想起他1956年在这里的诗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又想起1958年4月在这里召开的武汉会议,在鼓动“大跃进”的同时,毛给那些很兴奋的省委书记们也泼了一点冷水。但全党的狂热已被鼓动起来,想再压下去已不容易。他想,那时的心态要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再从容一点,继续给他们降降温,后果也许会好一点。

离开湖北进入江西不久就到庐山。这庐山堪称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坐标点。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在这里首先买地盖房,开发庐山。从1928年到1947年,前后20年,蒋介石在这里指挥“剿共”、抗日。1927年,瞿秋白在这里起草“八一”起义提纲。1937年卢沟桥枪声骤响,正在山上举办的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提前结业,直接奔赴抗日前线。1948年蒋介石败退大陆,泪别庐山。蒋离去十年后,1959年毛第一次登上庐山,住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别墅,看见工人正要凿掉“美庐”二字,忙上前制止,说这是历史。就是这一次在山上召开了给党留下巨大伤痛的庐山会议。1961年,毛欲补前会之错,又上山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他借用《礼记》里的一句话:“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痛感革命事业不可能有人先给你准备好成熟的经验。这一次毛在山上说,他此生有三愿:一是下放,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走一次长江、黄河;三是写一本书,把自己的缺点、错误统统写入,让世人评说。他认为自己好坏七、三开就满足了。1970年毛又三上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敲山震虎,与林彪已初显裂痕。还有一件事少有人知,蒋介石去台多年,自知反攻无望,愿意谈判回归。1965年7月已初步达成六项协议,其中有一条:蒋回大陆后所选的“汤沐之地”(封地)就是庐山。惜“文革”一起,此事告吹。

到了庐山,毛的两河之行已完成四分之三。他决定在这里休整数日,一上山便放马林间,让小白马也去自由自在地轻松几日。他还住“美庐”,饭后乘着月色散步在牯岭小街上,不远处就是当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黄克诚合住的176号别墅,往西30米是张闻天的别墅,再远处是周小舟的别墅。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发此方寸之地,却曾矗立过中共党史上的几个巨人。除周小舟资格稍差外,彭、黄、张都是井冈山时期和毛一起的“绿林好汉”,想不到掌权之后又来到这座山上来吵架。毛忆想那次论争,虽然剑拔弩张,却也热诚感人,大家讲的都是真话。他自己也实在有点盛气凌人。现在人去楼空,唯余这些石头房子,门窗紧闭,苔痕满墙,好一种历史的空茫。如果当时这庐山之争也能像三峡之争一样,允许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后果也不会这样。后来虽有1961年二次庐山会议的补救之举,但今天想来,他心中还是有一种隐隐的自责。回到美庐,刚点燃一支烟,一抬头看见墙上挂着59年他一上庐山时的那首豪迈诗作:“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他在自己的这幅放大的手迹前伫立良久,光阴似箭,不觉就是十年啊。他沉思片刻口中轻轻吟道:

安得倚天转斗柄,挽回银河洗旧怨。

二十年来是与非,重来笔底化新篇。

这诗,虽是自责,却椽笔墨海,隐隐雷鸣,仍不失雄霸之气。他抽完一支烟,又翻检了一下当日收到的电报、文件,办了一会儿公,便用铅笔将这首诗抄在一张便笺上,题为《三上庐山》,放入上衣口袋,准备明天在马背上再仔细推敲,然后就上床歇息。(毛二上庐山时也写有诗,就是那首为江青所拍的仙人洞题照。)毛泽东下山后,一路过安徽,下江苏,走扬子江、黄浦江,直往长江的出海口上海市而去。

两河之行结束,大约是1969年的9月,正是国庆29周年的前夕。毛泽东将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召集到上海,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要重点抓一下经济建设,暂不搞什么政治运动(这比后来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早9年);二是,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戒假话、空话,加强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这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的又一次的全党思想大提高);三是,总结教训,对前几年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认识(这比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12年)。三个决议通过,局面一新,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没有彭德怀等一批老干部的损失,也没有田家英等一批中年精英的夭折。如果再奢望一点,还可能通过一个关于党的领导干部退休的决议(这比1982年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早13年)。因为到这年年底毛就满76岁,两河之行,四年岁月,一万里路云和月,风餐露宿,鞍马劳顿。他一定感到身体和精力大不比当年长征之时,毕竟年龄不饶人。而沿途,考察接谈,视事阅人,发现无数基层干部,有经验,有知识,朝气向上,正堪大任。这几个决议通过,全党欢呼,全民振奋。国家、民族又出现新的机遇。真如这样,历史何幸,国家何幸,民族何幸!

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