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如果不是我记忆失灵的话，记得早在二十年前的99年，我就在上海报刊上读到过陈思和与王晓明探寻人文精神的文章。之后，在全国报刊上又陆续读到王元化、刘再复等人的文章。虽然笔者当时沉溺于中国历史残月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负荷和苦难的笔耕，但那次别开生面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还是深深吸引了笔者的眼球，因而到了二十年后的0年，笔者还是对上述学者存有敬意。
何以如此？实因我们中国今日之文学走向，虽然出现了少许攀登文学珠峰的佳作，但也存在不少有失历史真实的作品；以及以娱乐至死为文学坐标的伪文学，喧嚣于文学市场并占有相当的领地。其中，独占鳌头的是滥竽充数的电视剧，它们以颂扬昨天历史与今天成就为名，酒里掺水成了失真于生活的瓷偶，尽管经不起历史和今天的过滤，但仍然招摇过市成为人文一景。
今年暮春，一位东北的中年文友来访。一次人文精神的趣谈，就是从“变态”的电视开始的。友人首先询问我如何打发晚上的时间，我说：“我已是年过八十的老朽，晚上和妻子到公园去散散步，或者和朋友通通电话，反正绝不在晚上笔耕了。”他说了声“妙”之后，然后对我阐明主题：“我年纪虽然比您小几岁，可是活得没有你轻松。白天笔耕，晚上便赖在屋子里看那些虚情假意没有骨血的电视剧。比如，一些写抗日战争的剧目，看了像幼儿园‘逗你玩’的演出——装扮上近似于今天的时尚美女，她们手拿老式弓箭，竟然箭无虚发，百发百中地射中日本鬼子。您想想小小东瀛日本，不过是个弹丸之岛国，何以能占领偌大的中国国土？这些演员不反思我们国民性的残缺，反而把中华民族之痛，当成魔幻故事胡涂乱抹！因而我常常忍不住要高声骂上两句：
‘这些粉面朱唇的玫瑰，你们大概不知道一场血色的抗日战争，我们死了三千多万战士和同胞吧，简直是一群没有灵魂的白痴！’”
我说：“要骂首先你该骂咱们作家自身，没有那些死了灵魂的文人和那支钻金钱眼之笔，何以会演绎出那么多低俗作品来？没有那死了生活真实的剧本出笼，又何以会出台那么多肥皂剧和那些低俗的演员？如果九泉下三千多万抗日英魂和死难同胞有知，一定会和你一样，为亵渎了抗日战争的浓浓血色，而高声痛斥这些追求时尚的肥皂泡沫剧的。”
他开玩笑地用巴掌轻轻打了自己一耳光，自我解嘲地说：“对！对！主要责任不在演员，而在我们这行当里一些文坛里的混世虫！”这是一次使我难忘的人文笑谈，但其内核确是今天人文精神的滑坡。其实，我和友人谈及的话题，只是人文领域堕落的冰山一角，自视我们民族缺憾的作品，可谓少而又少。自视民族残缺和不足，这是文人精神的重大课题——可惜的是，我们文苑很少见到自审不足的作品出世。
记得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当年“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所发的一张自悔斗死他们的老师，并拿走老师家文物的帖子。我感动之余，不由得想起了苏联时期在文坛执政的法捷耶夫，早期他按着斯大林意志整肃作家，让许多作家流放他乡，使其中的部分作家的文学才能连同体躯，葬身于“古拉格”及俄罗斯边陲。后来，他的人文良知终于苏醒了，于是便有了96年的一天，他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文轶事。
可能是受网上那张红卫兵忏悔帖子和法捷耶夫的良心感召之故，我产生了找一本这样的书来读的念头，于是便去了图书市场。走进书山书海，终于让我明白：反省自我的那个红卫兵，只是其中的凤毛麟角。在书海中，我没能找到一本自审自省的图书，反而视觉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一本本作为精神营养的图书，像是得了时尚传染病那般，除了书腰上被系上用以宣传的腰封之外，封面上还充斥着夺人眼球的艳丽色泽，外边还要包上一层薄薄塑料衣裙……我不无感伤地对与同来书市的妻子说：“这些书的装帧，如同给童真的少男少女，涂抹上面油和唇膏，用以招徕目光。可是死了文化的自然本色，让我想起古典小说《画皮》中的妖狐。”
也算是巧合吧，从图书市场空手而归之后，适逢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李昕到我家取稿，我不无忧虑地对他说：“时下的文学出版物，都喜欢涂脂抹粉包装一番。我的回忆录《黑与白》，是以真为镜记录下知识分子的历史悲欢，希望在外包装上保留与书籍内容同色。”李昕对我的认知深有同感。作为中国出版界旗手，他对我承诺说：“你说得很对，但我们‘三联’的出版信条是，不为取乐时尚而丢失人文灵魂。”说着，他拿出一本震撼了许多读者的新书赠我——那是在当时中国图书榜中，排名第一的《邓小平时代》。
李昕走了。深夜静思，深感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人生中那种沉甸甸“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在一些精神变异的文人中，正在化作风尘缥缈而去。何以至此？文人自身的堕落是主体，客体的诱因也不能回避。笔者记得古代圣哲留下过的两句治国名言：“假凤虚凰误国，卧薪尝胆兴邦。”因而，我们只着眼于对阳关大道的描述，而回避对中国历史进程中九曲回肠的反思，是当今人文精神的盲症。从某种意义上去解读，不仅是对历史的失公，更是对后人的犯罪。
遥想远古封建帝王年代，汉代文人司马迁在汉代监狱中，尽管承受了“断根”的极端惩处，还留下让国人代代相传的《史记》一书，让我们后人抚摸到远古历史的跳动脉络。难道我们当代文人，在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就死了直面历史真实的人文之勇，而避重就轻地写一些应时小卖，以求自我轻松？记得从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党中央的代表会议上，都对全党提出要“求真务实”和“讲真话”的要求，但不知何故，此要求到了一些文化部门和某些文人的笔端，总是变形走板。一些胸无强我中华之大志、又不愿去深思历史的文苑“风筝”，随着时尚风向，勾勒出一些“逗你玩”和“哈哈哈”之类的闹剧——至于是否有失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否游离了中华民族自古传承下来的人文精神，这些是当代文学史不能忽略的话题。
笔者在这里需要言明的是，社会生活中是真、善、美与假、恶、丑并存的，对生活中那些美好向上的事物，理应挥笔高歌。笔者反对的是失真的歌颂，像前文所述“红颜美女一开弓，日本鬼子就应声倒地”之类的伪作。笔者恪守的人文律条是：“圆月时当歌，残月时当泣。”当然月圆和月残，是指社会与历史的变化曲线而言，绝非许多诗章中的那轮天上银月。为了恪守这一人文精神，几十年来我留给读者的，大多是中国历史一曲曲悲歌——因为近二十年的底层生活、知识分子的良知激励着我，我必须给“文革”残月时期的斑斑血色留下真实的文字图像。而在历史进入改革年代之后，国家用“以人为本”
取代“阶级斗争为纲”之后，精神感受则支持我写过多篇国家的颂歌。
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四川汶川地震后，天安门为地震夺走众多国人之魂降半旗之举。在我记忆里，这是新中国开国以来，张扬人性的一声春雷。之所以这么说，实因昔日降旗之举，只局限于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逝世。记得“文革”尾声中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震后不仅让整个城市濒临毁灭，而且夺走了二十多万生灵的生命；但五星红旗并没因这次惊天动地之劫难，而哀垂下其旗帜。进入“以人为本”的历史新时期之后，尽管汶川地震的亡灵比唐山大地震的亡魂要少得多，国旗却低垂下来与国人一起掩面而泣。记得，天安门广场降旗那天，我正在中山公园迷离的细雨中欣赏郁金香。因而留下那篇《流泪的郁金香》——天落泪，花垂泪，我隔墙遥望那面降下来的国旗，也悲喜交织而流下真情的泪水。
这种歌颂，是出自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爱国情怀，与一些文人作秀的文字，绝非同一品牌。这就是笔者一直信奉并实践着“月圆当歌，月残当泣”的人文信仰。
“上”文中对人文精神之愚见，是对老、中一代文化人的人文走向，有感而发的心语——其中包括对自身的人文剖析。
我个人认为，此人文精神坐标，对90后的文学新星具有参照价值。但不能忽视的是，他们异于老一代文人的是，他们生于改革开放年间，对往昔的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阴晴寒暖，没有亲身经历，而无从感悟。因而，笔者认知对于文学的新生代，不能苛求他们同前一代文化人的同声同步——因为文学是生活的产儿，土地是什么色泽，必然开出什么样的花儿来。比如文苑后起的韩寒、郭敬明等，让他们信笔直书97年的反右、“文革”初期的知青下乡，以及“文革”年代“人人挨斗，人人斗人”的血色故事，难度是太大了——他们当时还没有在中国版图上落生。
但相同之处在于，无论你笔触什么年代的生活，深藏在文学中的真、善、美的因子，不能因年轮相异而缺失。笔锋要敢于撕裂假、恶、丑的五脏六腑，为社会的进步出一份绵薄之力。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要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文精神，在人生与文学的征途上，既不被金钱、仕途、娱乐至上所诱惑，笔锋还敢于挑开其背后的故事黑幕。这是恪守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眼睛要向下看，因为在社会底层的悲喜人生中，深藏着国家的浑浊与清明。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只为自己快乐而活着，心扉中不能忘却中华民族上个世纪被弱肉强食的苦难历史。故而文人手中那支笔，理应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滴下每一滴墨汁——这应该是超越老、中、青文化人年龄界限，而共同背负着的人文重责。
古希腊神话中，有篇名叫“偷火者”的神话：人类在那个年代，还不知道用火取暖，一个名叫普罗米修斯的人，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偷来了火种以温暖人类苦寒的心。为此他承受了神中之王宙斯的重重惩罚，被捆绑在高加索的悬崖上不说，宙斯还派了一只老鹰，天天来啄食他的心脏。但他对偷火给人间之事，不仅没有一丝反悔，反而为此而自豪。这则神话，让我联想起了劳改岁月中一个真实的“偷火者”精神肖像。他名叫姜葆森，当年在清华大学水利系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他和为胡风申辩的美学家吕荧一起被抓进劳改队，从此就扮演起“偷火者”的角色。因吕荧一直病魔缠身，姜葆森自己虽然也有心脏病，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当上了吕荧的监号“保姆”。最为动人魂魄的一幕，发生在津北茶淀劳改农场的大芦花荡里：寒冬时节，吕荧病危，姜葆森拉了一辆双轮木板车，到芦花荡里去割芦苇，为弥留人间的吕荧取暖。
后来吕荧离开了人世，他又在吕荧的土坟前，立上一块红砖，用粉笔在红砖上写上吕荧的名字。他怕粉笔笔迹被雨水冲刷一净，又跑到木工房里偷拿来黏合剂，将其喷射于粉笔字上，以求吕荧英名长存。瞧！这不是续演了“偷火者”的中国故事吗？因而在右派平反后，我和他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在他因心脏病复发离世后，我特意到他的墓地前默哀，并流下了思念的泪水。之后我将这写成专文，悲泣当年在文联大礼堂批斗胡风时，唯一为胡风辩护的吕荧，并为中国版“偷火者”姜葆森的美好心灵，画了一幅逼真的肖像。从文学的角度去阐述姜葆森，可谓是苦难中真、善、美的人文典范。
除了古希腊神话中的“偷火者”让我得到人文精神的启迪之外，意大利雕塑家罗丹用他的雕刻刀给人类留下的一尊“思想者”的雕像，更是让我高山仰止：他微微弓着身躯，用手背托着他的下颚，神态庄严肃穆，似在审视着宇宙中的一切，包括审视自身灵魂。这尊“思想者”的雕像，酷似十月里成熟的向日葵，低垂着它沉甸甸结满果实的头颅，沉思默想着人生。我每每仰望这尊雕塑时，都会感受到心灵之沉重，自身生命的轻飘，从而向往着人生臻美的成熟。一个人——特别是文化人，如果自身不去主动追求生命之重，不正视自身的盲区，精神就会成为随水而去的无根浮萍。浮萍随水虽然可以轻松并风光一时，但可悲的是不知自己的人文归宿。作为文化人，是应该在激流中寻觅自身之重的，因为文人不是随水浮萍和长着四肢的空具人形的木偶，人有大脑可用之思，人有眼睛可用之于审视人间万象，美者文笔赞之，恶者文笔伐之。“思想者”激励人，做搏击风浪的勇者，而不做弱者懦夫。当然作为一个时代前行者的文人，更应蔑视那些以钻金钱眼为人生极致，而忘却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人。
当今世界上有如下的两种动植物，可以与中国社会对号入座：动物中有一种名叫象虱的寄生虫，它是依附于大象皮毛中，随大象穿过热带密林而远行千里的物种；植物领域中，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家族，它自身不会跳舞，但是一旦风起云涌，它则会闻风起舞。笔者以人文视觉去剖析此宇宙奇观，无论是象虱依附于大象行走千里，还是风流草在风潮中舞姿百媚，都不是靠自身力量生存，因而只能获得临时的美丽潇洒——在“思想者”面前，这些瞬间的逍遥和辉煌，都是自卑自贱灵魂失重之行径。
在这里之所以提及“象虱”和“风流草”，并非“无的放矢”的孟浪之言。如果将其人物化之后，现实生活中这种人实在太多了。比如新出炉的啃老族，天天钻进网吧的浪子群体，加上坑、蒙、拐、骗和黑色暴力事件的频发……都是有志于民族复兴和强我中华文化的人的笔墨应当关注的对象。笔者特别希望后来的文学新人，成为“思想者”精神的传承火炬，而警惕跌入精神的黑谷。之所以这么说，实因文化界也不乏丢舟弃浆、从弄潮儿到“风流草”
的例证。据报纸刊载：有的刚刚绽放光彩的女歌手（还是攻读相当好的专业的女大学生），竟然自轻自贱地舍弃奋斗之志，心甘情愿地做了“三陪”，将其本来可以演绎出的流光溢彩的青春戏剧，化为依附于庞然大物体躯上的“象虱”。何其悲哉？
凡此种种，“思想者”若同是人生的透视机，更是一面励志的明镜。特别是对文人来说，在自审其形，自正其影的同时，理应弘扬“思想者”的内在神韵，“横眉冷对”假、恶、丑时，笔锋利如三尺青锋；对真、善、美“俯首为牛”时，当为其兑现而鞠躬尽瘁。千万不能把这种人文精神，置之于稿纸方格之外——如果心口不一，文人就成了俄国作家果戈里《死魂灵》中的那具活尸了。
当然要实践这一人文标准，对于文人来说是艰难的“马拉松”。笔者奉上这篇人文精神求索的心语，一是向二十年前人文精神大讨论表示敬意；二是与当代文苑的攀登者——特别是文坛后来人互励共勉。
原载《文学报》2013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