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不是家中第一个宣传队员，第一个是我母亲。母亲乐感非常好，能唱出高亢脆亮的歌，这个优点她遗传给我弟弟，没遗传给我。她是福州下杭路一位藤行老板的女儿。下杭原称“下航”，与之平行的另一条街称“上航”，古代“航”与“杭”相通，所以又称“上杭”、“下杭”。清道光二十二年，即一八四二年，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两年，《南京条约》签订。根据这个条约，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大宗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到了咸丰三年，即一八五三年，福州更是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首。在付出鸦片一批批运人、嗜烟者一批批涌现的代价后，福州街头也出现了商贸的繁荣。
下杭街在这期间跃到舞台前，嗅到商机的精明者从各处涌来，在此开设行栈，经营物品达上百种之多，商品辐射全国，甚至远销东南亚一带。光绪三十一年，即一九○五年，福州商务总会在下杭街成立，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下杭街的商业景象。
我外公的藤行在这些大商行间其貌不扬，无非编制出售藤床、藤椅、藤篮等等，生意做得一般，不过一家人倒也衣食无忧。母亲印象中，她家的房子当年从下杭街可一直通到上杭街，她在两条商贾云集的路上溜来逛去，每天眼花缭乱。可惜她母亲早亡，父亲再娶后，继母虽对她小心客气，十八岁前连水都没让她烧过，但她毕竟觉得家中的不自在。后来她父亲过世，藤行渐渐衰败，挨到解放，又被公私合营走了，家中越发萧条，她便随人出城，要自食其力，到县里当教师，这样就遇上我父亲。
父亲比母亲大六岁，但母亲始终不相信这个数字，她私下里忿忿抱怨过多次：“你爸可能改过年纪，他骗我。”即使没改过，六岁差距也不算小了。城里的娇小姐，年纪上又有距离，父亲可能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必须处处让着妻子。大女儿出生时，母亲二十二岁，唱歌跳舞穿衣打扮才是她所热衷的，根本还没做好当妈的准备。女儿一来，首先贪睡的她再无法睡个安稳觉了，女儿哭她也哭，一气之下还动手往那个小小的屁股上甩巴掌。我奶奶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做派？儿媳是外人，孙女才是自家的，她本来就对儿子毫无原则地宠老婆一肚子不高兴，这下子终于爆发。两个女人的吵骂声快把屋顶掀翻。父亲得罪不起母亲，又拿城里藤行老板的千金没办法，只好到奶奶娘家那个村子找了奶妈，把他出生才十六天的女儿送走。母亲后来对自己的任性再三后悔过，当时她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大女儿意味着不公平，也没有料到这个行为终于成了一生的死结，几十年的时光都无法抹平。
我和弟弟出生时，母亲不敢再由着性子。父亲于是从有限的工资中拨出一份雇保姆的钱，这事当然令奶奶怒火中烧。她由己及彼，一个小脚女人在无依无靠的旧社会都可以独自养大我父亲，你一个有胳膊有腿的为什么却不可以？
母亲不管，她就是不可以，没有保姆她也活不下去了。当时她在县城中学工作，父亲则在一江之隔的另一个公社当他的副社长，一家人分两地，奶奶和姐姐归父亲，我和弟弟归母亲。后来弟弟也归父亲去了，留下我一人。
我现在怀疑母亲把弟弟也送到江对岸去是因为宣传队的事。已经结婚生子，成为三个子女的母亲了，但她看上去仍是灵巧活泼的，凹凸有致的身材一直保持到七十多岁因为带了几年孙子，才累得变形。单纯天真的人往往不易衰老，这多少有点道理。好在那时和她一般天真的同事不算少，也都拖儿带女了，却玩得很嗨，唱歌跳舞演话剧弹器乐，天天忙着排练，然后煞有介事地一场场演出，倒也人才济济。
弟弟太小，母亲就顾不过来了，我也不大，不过三四岁，如果不是因为不讨奶奶喜欢怕受委屈，母亲大约也会断然把我送走。晚上排练时，母亲有时会把我带去。校园足够大，远离教学楼的那幢存放各科器材的大楼，怎么闹都影响不了晚自修学生。灯光明晃晃，那些年轻和不太年轻的教师们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他们高兴不等于我也高兴，我总是打瞌睡或者吵着要离开。母亲有时开恩让我随其他教师子女疯玩去，要是哪天气不顺，把我独自锁在宿舍里。
这所中学现在是县一中，师资雄厚生源强劲，每一年高考成绩都非常骄人。我有几个同学在里头任教，有时因事找他们，一进校门，第一个感觉就是逼仄。校园面积没扩大，校舍却越建越多了，占去一块块空地，操场少了，花圃没了，路窄了。它不再是我记忆里的那所中学了，我曾经以为整个世界也不过如此广阔。
学校给母亲的宿舍在最北面，紧挨着大食堂。食堂那时烧煤块，从宿舍木条钉起来的窗子望出去，可看到空地上堆着山一样的煤块。白天我常去那里玩，捡些不同形状的煤块扔来扔去，把双手和脸蛋弄出滑稽的污黑。白天我不怕煤，但夜里就不一样了。夜里食堂空无一人，灯也逐一熄掉，只剩下无边的黑。如果是月夜，月夜更糟，光落在煤块上，会不怀好意地反射出不确定的幽光。我那时还没学会阅读，母亲也没觉得有必要阅读，她把门一锁走掉，让我早点睡觉。哪里说睡就能睡？我有时会趴在墙上听来自隔壁的动静，背靠背的隔壁屋子是一间体育老师妻子开的小卖部，有各种让人流口水的糖果出售。他们家有两个脑袋非常大的儿子，年纪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一个家庭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就很少再有安静的时候，但隔着砖墙，声音无法清晰传到这边。
打蚊子是现在能记起的那时唯一打发时间的事情了。靠近食堂，污水沟正好从门前经过，就少不了蚊虫来犯。我放下蚊帐，拿一只小瓶子，将拍死的蚊子一一装进瓶子里，居然颇有成就感。我那时穿的是母亲做的罩衫，就是双手从前面伸进，一串带子绑在后背上的那种，母亲出门前一般都先把带子解了，脱下罩衫，有次却忘了。罩衫脏，不能穿进被窝是她的训导，但她排练得起劲，迟迟不肯回，而我困了，又解不开后背上的带子，绝望得嘤嘤嘤哭。终于见有一男生经过，像捡到一根稻草，大喊一声，然后爬上靠窗的桌子，背对着窗外，让男生把带子解了。
不知那位男生是谁，不知确切发生在哪一年，但这一幕一直顽固留存在脑子里。“三角角”，这是我当年的外号。我出生时是光头，好不容易长了几年，终于有了些头发，母亲迫不及待开始标新立异，给我绑了三个朝天辫，左右两个，头顶一个，她的同事怎么看都觉得好笑，就赐给我这个外号，众人皆知。我的意思是，那个帮我解过罩衫带子的男生，如果因为这个外号想起这件事，麻烦告诉我，我要把一个迟到的感谢送上。有些事在彼微不足道，在此却可能影响深远。
母亲可能永远不知道她锁门而去后，留在小房子里的孤独、恐惧与悲戚。
那些日子她一辈子都没有泯灭掉的童心正熠熠生辉，除了唱歌跳舞，还学了拉二胡，在家时也常乐陶陶地咿呀咿呀地拉，从曲不成调到后来的流畅丰富。
他们演出时，我照例都跟去，坐在第一排。有次母亲演一个年纪比她轻很多的男教师的女儿，表演唱逛新城之类的，旋律我至今都记得，张口就能哼得出来，唱词里有“全靠毛主席，生活顶呱呱”一句。母亲梳两根垂胸大辫子，脑袋歪来歪去地喊那个男教师爸爸，眉飞色舞，一点不忸怩。我坐台下，却无端觉得不好意思。果然这个男教师后来一直让我喊他外公，我弟弟偶尔从江对岸被父亲带来，男教师见了，也逼他喊。我们不可能喊，男教师就换了一种方式，他指着自己说：“你要是敢喊我外公，我就对你不客气！”我没上当，弟弟上当了，气汹汹地喊：“外公！外公！”男教师又扩大战果，指着刚下过雨积在地上的泥水故作凶恶地说：“你要是敢踩这里，我就对你不客气！”弟弟瞪了他一眼，抬脚重重踩下，溅起一片笑声。我母亲也笑，笑完回去给倔脾气的儿子洗鞋洗衣服。
这个男教师姓徐，后来我师专毕业也当起教师时，他和我成了同事，每次重提这事，他还是笑得满脸都是牙。
县中学的教师宣传队在“文革”开始后才鸟兽散。停课、工人阶级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办学习班后，说说笑笑的一团和气一下子被猜忌、提防、警觉所代替，互相揭批，人人自危。戴红袖标的工宣队员坐在门口传达室里值班，寄出去的信必须经他们一一审看。母亲有几次大约急着与江对岸的父亲统一口供，信不敢让工宣队看，封好，装入我裤袋，让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出了校门，丢进邮筒。若干年后，当我看到《野火春风斗古城》
《青春之歌》这类小说时，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在小小年纪时，我也曾似英勇穿越封锁线的地下党啊。
学习班揭批白热化时，母亲把我送到江对岸交给奶奶。奶奶住在公社院子旁的一间民居，屋前是个大晒场，每天总是一大群小孩在上面闹腾，这当然让我欢喜。有一天嬉闹正欢，听到几十米外电影院锣鼓大作，高音喇叭播着革命歌，还有彩旗，还有口号。以为是演戏，一群小孩都怕自己吃亏了，拔腿抢着往那边跑。电影院里都是人，连过道也站满了。我们从大人们腋下钻来钻去，终于钻到一个视野稍开阔的地方，抬起头，我看到了父亲。他居然站在舞台上，穿着蓝棉布对襟罩衫，已经很旧，肩膀处被磨得花白。之前的概念里舞台是神圣的，登上去都有喜事。没见父亲演过戏，唱歌跳舞也从未有，怎么忽然……不对，父亲头上多出一顶白纸糊出的又高又尖的帽子，胸前还有一块牌子，上面有字，还打了个叉。旁边的玩伴手一举大声喊起：“你爸！你爸！”
很多人都看过来，大人的脸还能掩饰，小孩却不会，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涎着脸嬉笑。我愣愣站了片刻，往下一缩，然后猛地转过身，像一只被人泼了滚烫开水的狗。我跑回家，跟奶奶说了所见。奶奶抿着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电影院里人散出来，排着队喊着口号而过。奶奶和我们一起趴在门后，从门板上一道开裂的缝隙里寻找父亲的身影。他还是头上有高帽，胸前有牌子，他行走在队伍中，不时被呵斥推搡。他的背此时已经微弯，整个人也不免委顿。如果可以选择，他宁可在黑暗里独自被鞭抽被棍打，也不愿在家门外被人羞辱。门里有把他从小像一块嫩豆腐捧在手心，时时担心会有闪失的寡母，只要有人伤了他欺侮了他，寡母从来都像自己的肉被割一般，她会瞬间跳起拼命，凶恶地、声嘶力竭地宛若绝望的母兽，所以之前父亲从未在我们面前表露过已置身窘境。保持高昂、伟岸的形象，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他尤其需要为寡母表演出世界已被他从容踩在脚下的英雄气概，以令她欣慰和骄傲。
此时却偏偏如此不堪。
镇小学一胖一瘦两位管宣传队的女老师其实都不会跳舞，但她们懂得借力，肯磨嘴皮，能下功夫。通常的步骤是这样的，先印出歌曲，白胖的那个老师会弹风琴和手风琴，由她教我们唱，然后再从外面请人来教动作。
这个镇离福州城二十公里不到，风调雨顺土地肥沃。既然到乡下去接受教育是逃脱不掉的，城里的知青就希望能去近一点、富庶一点的地方。那些年轻的、白净的、貌美的都市男女拥来了，越来越多。他们如果能唱或跳或弹，就算有一技之长，不用说立马就脱颖而出，而能进公社宣传队，则是向招工、当兵甚至上大学的可能性靠拢了一大步。
父亲当时掌握着这些年轻人的命运。他晚年时我一再开类似的玩笑，我说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在小说里都是淫荡邪恶下流的角色，最喜欢把美貌女知青玩弄于股掌之间什么什么的，你是不是当年也这么干啊？不干你不是枉担虚名了吗？父亲对这样的无厘头发问早已习惯，他以为我不过又拿他开涮，调皮捣蛋而已。其实玩笑之下，我心里存着真切的好奇。有？没有？直觉与情感都选择了后者。母亲也说，他那时多么革命啊，一心想进步，就是想做也没那个胆！
公社宣传队的男女后来与我都非常熟悉，跳舞的那几个女的谁衣服最多、谁最爱耍脾气，演话剧的那几个男女谁普通话最好、谁最常演主角，以及乐队的那些人谁可以兼奏几种乐器、谁还可以客串跳跳舞唱唱歌等等，都一清二楚。
《洗衣歌》是藏族舞，一群藏族女孩想方设法帮亲人解放军洗衣裳，军民鱼水情谊深。公社宣传队先排了这出舞，曲美舞好，跳的人和看的人都很兴奋。我们小学老师也兴奋了，于是把那个领舞的吴姓女知青请来教我们。
“呃，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呃……”黑瘦老师分工管舞蹈，她站在一旁看，动作比我们还强烈，手挥动着，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主要指的是表情。我们几个还没发育的小丫头平时连自己衣服都不想洗，不明白为什么帮别人洗衣服会那么高兴。即使上了舞台，被迫挤一点笑意到脸上，也完全是敷衍性的。
那时县里的汇演也接连不断。各公社自己演过后，挑出好节目往县里送，镇小学是公社主力，一次都没落下过。《洗衣歌》被选去的那次，县里又从汇演里挑出十几个节目，凑成一台，开始在几个公社巡演。
县城相当远，我们镇在福州城南面，而县城在福州城的西面，得先坐船再坐汽车，穿过城，绕一圈才能抵达。出行的日子总是格外兴奋，因为巡演，从这公社到那公社，一曲《洗衣歌》就被无数次重复，今晚洗了，明晚再洗，每天晚上当一回藏族姑娘，抢着帮亲人解放军洗衣服……写到这里音乐响起了，那拖腔拖调的长长一声“呃——”响起了，“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然后在我心底，在脑的深处，与音乐相呼应的舞蹈动作也次第浮起，一个一个，一串一串，竟是那么清晰可见。我以为早忘了，其实没忘，它们只是歇息着，冬眠着，忽然之间又种子般春风吹又生。
细算起来，藏族舞确实是我们那时最喜欢也最经常跳的。去年我在中篇小说《雅鲁藏布江》里写到两位宣传队男女的故事，他们当年分别是《洗衣歌》
里的两位主角：卓玛姑娘和解放军炊事班长，在几十年后重逢、纠葛、感伤，经历因欲望膨胀而造就的种种伤痛后，蓦然回头，才发现当初荡漾在洗衣衫这样的小事里的人与人间彼此单纯关爱与温暖，是多么可贵与难寻。小说中主人公对藏族舞有这样的感叹：“懒洋洋中透出的柔媚，是把激情揉碎后渗进每一寸骨骼后的绽放，臂虽如柳枝等闲拂动，腰虽似行云恣意飘荡，一招一式却又有丝丝入扣的精致与华丽。”对吗？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还理解它与蒙古舞正相反，应该浑身每一个关节都极度放松，松不是松垮，而是以一股蛇行般丰饶的内劲从容掌控的松弛，“懒洋洋”只是假象，覆盖着的是无边的蓬勃的随时要拔地而起的妖娆。
二○○九年七月我第一次去西藏，飞机在拉萨降落时，从机舱上往下看，看到著名的雅鲁藏布江，那一瞬失望与沮丧突奔而至。当然转眼我又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