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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莎菲也会老的(1)

李美皆

丁玲的晚年风光在许多人眼里并不美丽。综观丁玲晚年,延安时期与男权制文化的冲突早已淡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政治文化语境的冲突业已随她的“政治化”而化解,但她自身固有的情绪化、尖刻等因素与老年固有的弱点相结合,为她的晚年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我有文章充分解析了历史问题和宗派对立如何影响了“晚年丁玲”,但仍必须承认,丁玲自身的原因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她应该为自己的晚年形象负责。如果说,历史问题的受挫和宗派对立是生成丁玲晚年形象的客观原因,性情与老年的弱点,就是生成丁玲晚年形象的主观原因。

979年月日,丁玲在北京友谊医院体检时的日记中写道:“萧(应指萧三)诗人住二楼。昨晚亦来,已经属老人。耳聋甚,步履须人扶持,对事态感觉迟缓。希望我能慢点到他的境况,是一毫无有所作为的人了。”可见,丁玲是多么不服老。尤其在当时,平反未成身先老,她不甘。

979年,丁玲刚回北京时,在友谊宾馆吃饭见到沈从文夫妇,“丁玲感觉他们已经是‘龙钟老态’了”。当她这样去感觉别人时,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衰老。

可是,丁玲毕竟老了。尚侠写道:

途中,你的情绪却突然低落了下来,一改以往相见时的平易亲切、谈笑风生。问你什么时,回答得也很有些勉强、甚至还为了一件小事,批评了增如同志几句。当时,外面天气阴晦,凄凄雨丝抽打着车窗,我望着你凝重的面容,第一次从你身上感觉到了自然法则的严酷与冷峻。……你会在遽然之间,为了别人的劝慰吃药而如此烦躁不安起来,是我始料不及的。这举止已经不仅属于病态中的老人,而且是一种老人的病态了。看起来,即便是你,于此也是未能幸免的。

这是尚侠的直接观察,对一个老人的情绪化感受颇深。

只要不是患上抑郁症,老年人的首要特点就是话多,爱唠叨,丁玲也不例外。

她在四次文代会发言中说:

我回到北京以后(注:指1979年从山西回到北京,即“复出”),有些老熟人,不是文学界的,是搞政治的,好多年没来往了,看到我,给我一个忠告。他说,你这次回来,第一不要写文章;开文代会,不是老早就要开的么?你开幕的时候去一趟,以后就不要去了;也不要讲话,也不要会朋友,最不要见的就是记者。你要不听我的话呀,你还要倒霉。你现在呀,落后,你不懂这个社会,现在比你倒霉时的那个社会复杂多了,你应付不了。你还是老老实实,请求党,把你的历史作个结论,给你两间房子,和陈明住下来,养老,算了。这是老朋友的忠告。……还有人跟我说,看破红尘吧,看破红尘吧,关起门来自己修行吧!

但她表示:她不能这么做,“看破红尘的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

她在延安演讲中也说:“979年,我又出来了。有朋友劝我不要写了,不要活动了,和陈明找个房子住下来安度晚年,躲开是非。但我不能按朋友希望去做。一开会,我就得发言。人家客气,说你讲几分钟吧?我就来了,几分钟从来不够用!”

倚老卖老是典型的老年心态,丁玲似乎已经陷入了一种“说”的惯性,不管儿孙们听不听得进去,反正就是要唠叨。演讲太多,又往往是不能随便说话的场合,就重复一套话语,自然成了陈词滥调,为自己赢得了“马列老太太”

的称号。演讲太多,又不令人信服,结果就是不仅没有赢得威望和爱戴,反而失去了人们对她早年的好感。固执地把老生常谈芹献于人,却自以为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为别人好,这是老年人的放纵和不自知。

说得太多,丁玲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话题人物,而且是一个非文学的话题。林贤治指出,现在对于丁玲,“人们更多地评说的是她的行状,而不是她的文学事业本身”。这“行状”,就是传言,就是似是而非的印象观点。丁玲并不是一个思想家型的人,演讲太多,思想库存又不足,势必导致根本不能为自己的发言负责。对丁玲的发言首先是要去伪存真。丁玲晚年的所谓“文艺观”,许多并非由衷之言,而是受情绪、情势和利益驱使的功利性话语,甚至根本不能叫“文艺观”,所以,大多不值得认真对待,能否作为“文艺观”来研究都是个问题。

丁玲98年0月回家乡湖南临澧,离开的那天,应临澧县委的邀请对县直机关干部发表了讲话。中午的告别宴会上,她和陈明双双走下席来与家乡的亲人频频碰杯,她说:“感谢同志们把我的故乡建设得这样好。我是人民的儿女,我将来还要回来……”午宴过后,她顾不上休息,用自己浓厚的乡音给家乡人民录下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广播讲话。她深情地对家乡人民说:当我满怀兴奋、喜悦,欢呼这些崭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我感激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缅怀为夺取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我也敬重那更多年轻的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呕心沥血的同志们。……在即将离开你们的时刻,我希望你们,祝福你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努力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澧水两岸,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兴旺、繁荣,让她成为芙蓉王国里一朵更加美丽鲜艳的花朵。

另一处记录丁玲的话是:“感谢同志们把我的故乡建设得这样好,我是人民的儿子,我将来还要回来……”不知是不是笔误。

小平同志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小平同志是政治家,这样说是有意义的。

丁玲作为一个作家,有必要用这样的口径吗?她似乎过分进入政治角色,导致作为作家的自我的迷失:这些花儿一样美丽的语言,与她作为作家的妙笔生花,效果毕竟不同。当然,家乡政府的盛意,可能也是冲着丁玲的副部级去的。如果她仅仅是一个名作家而没有副部级,也许就不是这样的规格。

“说”这个动作本身,对于丁玲来说似乎就意味着一种话语权,显示着她的存在,给她一种满足感。她的“说”里面,包含着与周扬争夺话语权的意思。正如陈登科劝她“少管事”时,她说的:“那谁管呢,那叫坏人来管吗?”她把自己苦口婆心的“说”解释为责任感、使命感、无私精神,而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个老年人的不甘寂寞、不愿退出话语中心而已。

有人用斯德哥尔摩情结来阐释丁玲晚年,有不确切之处,斯德哥尔摩情结是因为恐惧而臣服并热爱,丁玲却是因为历史问题的现实需要。但是,丁玲的种种发言,确实反映着她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焦虑。她用不停的言说,来克服这种焦虑;只有说着,才能让她感觉安全。

丁玲不喜欢写伤痕,不喜欢提“走麦城”的经历,但是,二十年的屈辱,自尊上的伤害,已经给她的内心种下不少的毒,那些发泄性的言辞,实际上也是排毒,是啮咬她心灵的隐痛的释放。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假如生命的意义已存疑义,假如一个人与人与己的关系不能使他觉得安全,那名誉就是抑压一个人怀疑的手段。名誉与埃及金字塔、基督教信仰灵魂不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可以使一个人虽时时处于被限制、受干扰,却还感到万事如意。假如一个人的名字在同代人中已无人不晓,并且还有望流芳百世,那么他的生命借着别人对他的仰慕,也获得了意义。”“发言”、“讲话”,这种蕴含着话语权和荣耀感的象征性行为,对于丁玲所产生的正是弗洛姆所谓的“名誉”的意义。

言说是双刃剑,在荣耀、满足、补偿、发泄的同时,必定也会产生副作用,损蚀她的晚年形象。

更现实的是,丁玲的“说”直接影响了她的“写”,晚年她说得太多,写得相对较少。《丁玲全集》总共0万字,整个第8卷约6万字,都是丁玲晚年的讲话和受访记录,大约占了终生所能留下的文字的百分之八。能不能不朽,不在于谁说得多,而在于谁说的留存得久。写也是一样。——当然,丁玲可能考虑不到不朽的问题,她的目光更多停留于眼前。

她对自己的状况也很清楚:

这几年文章写了不少,一年十来万字,只是小说少,有点散文,更多的是比较短、比杂文长的东西,算是书面的发言吧。小说太慢了,太含蓄了,不能及时表示我的态度。我急于要说我心中的话。有话便直讲。

她980年6月给友人宋谋瑒的信中说:“两年多来,尽写些不得已的小文章,实在不过只是自己在读者中平平反,亮亮相。好在现已发誓除实在不得已而外,不写短文。人家打人家的仗,我写我自己的文章。……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因此,只有不管它,自己按自己的认识写文章。我就坚持不入伙……”但她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不打仗不入伙只写自己的文章没有做到,不写短文也没有做到。

别人也为她写得少而遗憾,李锐说,希望她在晚年集中余力,多写一些东西,尤其是回忆录。可是在生命的最后日月,她却以一种只有年轻人才有的狂热着手创刊《中国》文学杂志的工作。

杨桂欣对这一遗憾做了具体分析:

这个最大的遗憾,我以为主要是由丁玲自己造成的。首先,她缺乏全面描写自己以表现时代的创作意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这种说法,貌似正统和正确,而其实是错误的。丁玲若能“表现自我”,那就决不会是什么一己的自我,社会内容不丰富不复杂的自我。我在《记老作家丁玲》一文中,对于她决心利用劫后余生写活在她脑子里的老百姓而不写自己,曾加以肯定和赞扬,当然也是不妥的,错误的。其次,丁玲复出以后不言老,更不谈死,这种精神境界,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应该面对现实,老与死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谁也抗拒不了。丁玲复出之际已经进入75周岁高龄,应该珍惜健康,争取多活一些时日;更应该精打细算,把所剩不多的劫后余生,用到最该用的处所。可惜,丁玲没有这样做。她复出以后干了不少不该她干的事,最突出的是创办文学期刊《中国》。……《中国》创刊号刚刚问世,内部矛盾便爆发了,而且来势颇猛,不易解决。……

其次,时文写得太多、太杂。……实在应该把有限的劫后余生用到争取传世的创作中去。即使不集中力量写自己的一生,也应该千方百计完成《在严寒的日子里》。……天不假年,徒唤奈何!

杨桂欣所说的“时文”,与丁玲自言的“比较短、比杂文长的东西”的“书面的发言”大体是一致的,占了她晚年写作的较大的比重,虽然她曾“发誓除实在不得已而外,不写短文”。

而她晚年写作的三大愿望——已经断续写了二三十年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两部长篇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最终都是未完稿,成了三大遗憾。她在讲话中也经常提到这三大愿望,然而,就是在她抱怨这三大愿望没有时间去完成的时候,可以去完成这三大愿望的时间流走了。虽然她并不服老,但长篇小说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确实是勉为其难了。其实,丁玲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写不出来并没什么好遗憾的。可想而知,写出来也不会是什么优秀之作,不会比《杜晚香》好到哪里去,她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不出来,真正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丁玲本人就是一部革命文艺运动史或曰文坛政治史、一部二十世纪文学史,她的回忆录应该是颇有价值、值得期待的。丁玲晚年留下的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也是回忆录。所以,没有留下更多的回忆录,这是她真正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