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意强调“所料到”“所希望”，显出自圆的心曲。文中还有其他类似的话，如“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你们这一篇讲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实则文件俱在，最早只有“花”的意识，“放”的都是“花”乃至“一百种”；后来浮出“散花野草”之想，但也是“香”的或可以变成“香”的；再后来才讲到了“毒草”，但确未讲过“锄掉”，讲的是“不要怕毒草”、“还是‘放’的方法好”，“放”可以发展真理、少犯错误、使中国落后变先进；迟至月9日，观点仍是“谁怕批评？阿Q”。“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
《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走向反面（未定稿）》，为何要改，可以品味。“反面”，多少含有事与愿违、始料未及的意味，而毛后来愿意强调的是“引蛇出洞”、“阳谋”，亦即一切尽在掌握。但我们的疏证呈现，事情并非那样。从“百花”（一律是“花”）到区分“香花”“毒草”，字眼变迁，昭示毛的思想、意识在此期间经历了自我动摇，这是确凿的。
所幸他是诗人，用了诗一般的句子来描述一项重大政策，这使认识动摇后，能有机会弥补和挽救。虽然“百花”意思明明是凡所开放一律是“花”，但谁也不可能追究“百花”怎么说话间就变成有些是“花”、有些是毒草。终于，毒草说还是成功地补了“百花齐放”的罅漏，使它可应对更复杂的局面。
但因为也是比喻性说法，何谓香花、何谓毒草，同样充满随意性，过于灵活，后来为此有扯不清的账：昨天是香花，今天是毒草；昔时毒草，也可以变成“重放的鲜花”。一言兴邦的事，我们或未见过，但一句口号怎样让文学蓬转萍飘，却看了个真真切切。
尽管如此，就其原始含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毛泽东时代一个最好的口号。可惜只实践了半年多时光就束之高阁，终迄七十年代末，都仅为一句口号而已。不过八十年代，它却起了很正面的作用，当时文学变革因有这面旗帜，许多沮抑之图都只得悻悻而罢。
后话按下不表。透过双百口号这一番搅海翻江，我们见识了文学入了当代以后，口号的不可思议的神威。小小的口号，已附着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中枢神经，传导最高端的信息。此时若回想早期文学社团一帮文人所吵吵嚷嚷的口号，哪怕是好像在文坛掀了轩然大波的两个口号论争，只能觉得何足道哉。口号在当代，定得了文学方向，定得了作家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写又如何写。甚至连这些亦属其次。由于关乎权力以至最高权力，文学口号简直还是政治晴雨表，从中可以觇得治国理政取向的抑扬顿挫。
这方面的生动案例，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口号，也称“全民文艺”。它于96年月日，以《人民日报》社论方式提出，关键性表述为以下一段：
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我国人民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
“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一语引人注目，与社论见报日期联系起来，可知“二十年前”即9年月日，那时，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结束。不错，社论就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而写，引号内文字是它的副标题。罕见的是，作为纪念文章而强调“今天”和“二十年前”不同，并就此提出“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凡对《讲话》略知一二都清楚“工农兵方向”、“为工农兵服务”是其核心内容，而“全体人民都应当……”所云何曰一目了然，不能不说是文艺指针的根本调整，以至改变。
为什么突然有这样一篇社论？我们从头说起。
《讲话》作为毛泽东一生最重要文本，逢十必纪念，这习惯一直延至00年代当下。96年，纪念工作亦以惊人重视程度进行。从月到月，北京召集文艺界人士开“纪念《讲话》二十周年理论会议”，目的实际只为写篇社论。
之前“由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纪念《讲话》向中央的报告，提出纪念重点，具体安排。中央批准后，林默涵于二月二日召集各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嗣后，月日起，会议在新侨饭店举行。
会议本身，按部就班，并无新意。耗费两个多月和大量人力物力，讨论并写成的社论稿，“没提出什么新的尖锐的问题。显得四平八稳”。实则在与会者层面来讲，实属正常，原该如此或只会如此。直至来到周扬那个层次，事情才显出不同。参会的黎之记述：
周扬在看了“社论”稿的第二天，召集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袁水拍到他的办公室。一开口就说：这个稿子不行。接着他似乎胸有成竹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想法，大意是现在时代与二十年前不同了，应该有些新的提法。他的谈话中心思想，就是后来在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为题的“社论”里用文字表述出来。
今天“与二十年前不同”的社论主旨，出自周扬之口。而“胸有成竹”显有所指，暗示周扬观点其来有自。
背景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有间接也有直接，撮而述之，约略如下：反右以来的“左倾”思潮及其政治经济表现“大跃进”运动，造成严重恶果，民不聊生，经济濒于崩溃。96年月日至月7日召开扩大到县级、与会人数达78名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讲了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并对毛泽东关于缺点和成绩“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论公开提出异议，称应为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乃至不止三个指头。周恩来福建组讲话强调必须展开检讨，“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隐指不检讨党内团结堪忧。而立足于什么检讨，或怎样才能达到团结？他说，唯有“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刘、周所论，体现了高层主流看法。过后毛泽东称之“只讲黑暗，不讲光明”、“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形容为“黑暗风”。也就是说，批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呼声，在党内一时占了上风。纠左话语遂从各项工作展开。有关文艺和知识分子的话语导向及权威，随而发生明显变化。当年曾在重庆领导国统区中共文艺战线、建国后逐渐疏离文艺领导而少有发言的周恩来，此一二年间十分活跃，重拾话语权，直接介入文艺的指导，连续发表思想宽松、鼓励探索的谈话，又与陈毅一道推动“脱帽”（为右派分子摘帽）、“加冕”（将知识分子正名为劳动人民一部分）。
如果说周扬“胸有成竹”，这个“竹”，就是普遍主张纠左的中央领导集体，具体而言，首先是积极介入文艺指导的周恩来。后来江青指控“文艺黑线”，将其列在刘少奇名下，实则“是对着周总理的”。就此我过去写有《周恩来时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文艺斗争》，专述周恩来这一段的文艺改良。篇幅所限，于兹从略。
只有96年，才会出现纪念《讲话》、却强调《讲话》时代已与今天不同的话语。“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口号，明显是对“工农兵方向”的逾越，在“毛泽东时代”，其之异乎寻常毋待多言。口号虽经提出，却因形势迅速翻转而无任何机会投诸实践，对文学现实可以说毫无影响。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触动了当代文学的深层结构，可借以了解口号在当代文学秩序所独具的功能，亦即口号的运用如何隐喻话语权的转移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