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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文人的长短(1)

李国文

唐贞元十八年五月(公元80年),时值初夏,风光明媚,初露头角的韩愈,作华山游。那年,他三十五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好年纪,何况刚刚拿到太学里的四门博士委任状,情致当然很好。虽然四门博士,约相当于今天的研究员,在冠盖满京华的长安,属较低职位,不为人待见。正如时下有的人在名片上标出“一级作家”字样,会有人因此将他,或她,当作一盘菜吗?不过,京师官员的身份,对一个苦熬多年的文士来说,也算讨到一个正果。做一名公务员,古今类同,在有保障这点上,总是值得欣慰的事。

他从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来到京师应试。此乃全国通考,要比当下高考难上十倍,他用六年工夫,一连考了三次,都以名落孙山告终。直到唐贞元八年(公元79年)第四次应试,老天保佑,得中进士。随后,他又用了十年工夫谋官,中了进士,不等于就可以到衙门做事,还要参加遴选官员的考试。只有成为公务员,方可留京或外放。唐代的科举,一方面要有学问,一方面要靠关系,且后者甚于前者。韩愈是个弱势考生,一无门第背景,二无要人荐举,不过他性格倔强,相信自己本事,三次参加吏部博学鸿词科会试,三次扑空。不认输的韩愈,接着上书宰相,陈述自己的能力和品格,足堪大用,求其擢拔,不知是宰相太忙,还是信未送达,写了三次信,都石沉大海。看来命也运也,难以强求。

正好,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赴任,需要人手,他投奔而去,在其手下任观察推官。后来,董晋病故,他又转到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属下任节度推官,不久,张建封也病故了,不走运的韩愈连一个小小的法官或者推事,也干不成,只好回到洛阳赋闲。总而言之,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八年,他有一首《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的诗,其中一句“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读来十分辛酸。不过,文学讲夸张,诗歌讲比兴,难免浮泛的成分,可信,也不能全信,韩愈的日子不算好过,确是事实。所以,韩愈一生,怕穷是出了名的,一篇《送穷文》,大谈穷鬼之道。元人王若虚讽刺过他,“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还奇怪他:“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韩愈发达以后,很会搂钱,渐渐富有,一直富到流油的地步,唐人刘禹锡这样形容:“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稿酬之高,骇人听闻,但有了钱的他,为人为文,仍哭穷不止。

现已查不到他怎么谋到四门博士这位置的,但可查到“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欲率其徒伏阙下,请愈为博士”(见《年谱》)这样一条花边新闻。看来,他有群众,还有舆论支持,说明他颇具能量,挺能折腾。竟然蛊惑国子监的师生一众,聚集紫禁城下,伏阙示威,要挟最高行政当局,必让德高望重的韩先生来教诲我们,不然我们就罢课罢教。学运从来是领导人头疼的事,也许因此,韩愈得以到太学里任四门博士一职。这说明十六年他漂在长安,混得不错。穷归穷,诗归诗,苦归苦,文归文,声望日高,人气颇盛,否则,众多太学生也不会成为他的铁杆粉丝。

一个有才华的文人,不使劲折腾是出不了头的,韩愈一生,证明了这条真理。话说回来,你没有什么才华,或者,有点子才华也不大,还是不宜大折腾,因为要折腾出笑话来的。同样,你确有才华,确有本事,你要不折腾,对不起,你就窝囊一辈子吧!在整部文学史中,所谓的文坛或文学界,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总是一块既得利益者和未得利益者充满矛盾和进行斗争的地盘。凡既得利益者,因为害怕失去,无不保守求稳,循规蹈矩;努力压住后来者脑袋,不让他们出头;凡未得利益者,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无不剑走偏锋,创新出奇,想尽办法,使出吃奶的劲,踢开挡道者,搬开绊脚石。看来韩愈成功的“葵花宝典”,奥秘就在与他始终以先锋、新潮、斗士的姿态出现有关。

应该说,要想在文坛立定脚跟并发扬光大,第一领先,走前一步,第二创新,与人不同,第三折腾,敢想敢干,这是生死攸关的说不上是秘诀的秘诀。

哪怕用膝盖思索,用脚后跟思索,也该明白,沿续前人的衣钵,前人的影子会永远罩住你;跳出前人的老路,没准能够开辟自己的蹊径。一个人,即使对亲生父母,也不会甘心一辈子扮演乖宝宝的角色,何况有头脑,有思想,有天赋的文人呢?所以,一个青年作家,若总唯唯诺诺于文学大师,点头哈腰于资深前辈,鞠躬如仪于理论权威,烧香拜佛于文学官员,绝对不会有出息的。不敢说NO,不敢逆反,跟着一帮文学木乃伊走下去,结果成一具文学僵尸,那是必然死定了的事情。

在韩愈之前,有一个叫陈子昂,字伯玉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职,颇受武则天赏识,授麟台正字(相当于国务秘书)。因他见解睿智,能力出色,敢出奇牌,行为独特,那女皇帝用他又疑他,关过他又放了他,曾擢至右拾遗,官四品地高抬重用,也曾一抹到底解职归乡,将他抛弃。最终,诗人竟遭到一个小小县令构陷,瘐毙狱中。死时只四十多岁,实在令人惋惜。当初,他从四川射洪来到长安为官,这个慷慨任侠,风流倜傥的文人,很快成为那些活跃的,时代的,风头的,逆反的,非僵尸型同行的核心人物。长安很大,比现在的西安大十倍,没有公交,而且夜禁,天一黑,就实行戒严,这一伙潮人,吃喝睡住,成天厮混在他身边。陈子昂不甚有钱,但敢花钱,这与韩愈有钱还哭穷正好相反,经常邀朋聚友,高谈阔论,文学派对,座无虚席,或评弹文坛,或刻薄权威,或笑话同行,或索性骂娘。因为,初唐文人仍旧宗奉“梁陈宫掖之风”,骈文统治文坛,而为唐高宗文胆的上官仪,以宫廷诗人的身份,所写的轻靡藻丽的诗篇,竟成为时人竞相仿效的“上官体”,流行一时。让陈子昂相当恼火,什么东西,老爷子这种“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玩艺,怎么能够大行其道呢?于是,他和他的文友,酒酣耳热之余,拍案乱喷狂言,对主持文学领导层面的要员,表示不敬,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到幽州出差,登蓟北台,朔风呼啸,山海苍茫,天高地阔,心胸豁朗,这是陈子昂在巴蜀盆地,河洛平原,绝对欣赏不到的大气派,大场面。

他想到当时那种很不提气,很不给力的花里胡哨,空洞无物,精神萎靡,情志衰颓的文字;想到承继着六朝以来,骈偶浮艳,华而不实,毫无生气可言的文风;想到这一切与盛世王朝绝对相悖的文学状况,随即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结论。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读不到震撼灵魂,振奋人心的大块文章,真是好不爽,好不爽啊!于是,脱口而出,写下这四句名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几乎无人不知,解释者也其说不一,其实,陈的这首吊古伤今的《登幽州台》,并无悲天悯人之意,而是充满着诗人对于当时文学走人绝境的忧虑。有人说他呼唤时代,呼唤英雄,这就是绝对的扯淡了。从李世民到武则天,皆是唐朝最强盛的时代,二人也是唐朝最杰出的英雄,用得着陈子昂在那儿迎风掉泪么?

这四句诗,是领风气之先的文学呼唤,具石破天惊的警醒意义,从此揭开唐代文学运动的序幕。

韩愈有一首《荐士》诗,其中一句“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也认为陈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学改革的先锋。从陈子昂到韩愈,约一百年间,尝试文学改革的人士,络绎不绝。包括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他的《滕王阁序》,是多漂亮的一篇骈文啊,即使这样一位大手笔,他也认为唐代文风,没有什么起色,“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让他感到沮丧。同期还有萧颖士,李华,颜真卿,元结诸人,用散文写作,推动改革。但改骈为散的努力,一直未成气候,有什么办法呢?文学老爷的厉害,就在于他要掐死你,易如反掌;你要推动他,比撼山还难。上官婉儿的祖父,除了武后能收拾他,一帮文学小青年徒奈他何?直到韩愈打出复古旗帜,加之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翱,皇甫湜等志同道合,才终结了宋齐梁陈以来的软文学。

软文学并非绝对不好,但若统统都是软文学的话,文学离完蛋也就不会太远。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的发展,总是要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它俩是命运共同体,两者有时吻合一点,有时疏离一点,但背道而驰是绝不可能的。时代变了,文学也得变,辛亥革命以后的五四运动,取白话文,去文言文,这一场仅仅是书面语言的改变,竟比民国后剪掉清朝辫子,更让国人震动,这也是时代变了,上层建筑势所必然的适应;同样的道理,当下中国读者为了期待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而恨铁不成钢地鞭策当代作家之不振作,不成器,痛斥那些文学瘪三,制造出无数的文学垃圾,如陈子昂一样地吼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地大放厥词,话也许不甚中听,但催促我们这个民族的壮丽史诗产生,期待我们这个国家的鸿篇巨制出现,热忱之心,情急之意,是应该得到理解的。

现在来说攀登华山的韩愈本人,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逝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年),享年五十七岁。字退之,邓州南阳人,后迁孟津(河南省焦作孟州市)。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谥文,又称韩文公。他还有一个不见诸典籍的响亮头衔,为唐宋八大家的首席。唐宋两朝,乃中国文学的最最黄金时代,文人如满天星斗,璀璨夺目,作品如大海涌涛,波澜壮阔。就在这成百上千的杰出人士中,选了韩愈,柳宗元,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这八位,为大家,这是何等崇高的褒誉?我们知道,诺奖每年一个,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选了这八位,平均下来,每一百年才有一位,这就意味着八大家的每一位,等于得了一百个诺贝尔文学奖。首席韩愈,成为“百代文宗”,也就顺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