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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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1832年(2)

“再者,《圣经》这部书中的真与伪问题,就更奇怪了。什么叫做真,难道不是那些与纯粹的自然和理性和谐一致,今天仍有益于人类最高发展的优秀品性吗!什么是伪,无外乎不能结出果实的,至少是结不出好果实的荒谬、空虚和愚蠢!如果以向我们传播的内容是否绝对真实作标准来判断真伪,那么,我们甚至对《福音书》一些地方的真实性也有怀疑,因为其中马可和路加所记都不是亲身见闻和经历,而是事后根据口头传说补写上的,而最后的‘约翰三书’也是约翰到了晚年才写他年轻时的事情。尽管如此,‘四福音书’在我看来还全都绝对真实,因为其中强烈地反映着基督崇高的人格;它那样地神圣,尘世间可谓绝无仅有。如果有人问我,崇拜敬畏基督符不符合我的天性,我会回答:绝对符合!—— 我要对他顶礼膜拜,因为我视他为最高道德准则的神圣启示。—— 如果有人问我,崇拜太阳符不符合我的天性,我会同样回答:绝对符合!因为太阳是最高存在的启示,也即为我们尘世中人有幸见到的最强有力的存在。我崇拜它,因为它包含着神赐的光明和生殖力;全靠着这些,我们人类还有和我们一起的动物植物,才得以生存和繁衍。可是有人问我,我是不是愿意向使徒彼得或保罗的一根拇指骨头鞠躬,我却会回答:饶了我吧,千万别用你们这些荒诞不经的玩意儿来烦我!

“‘切莫熄灭精神!’那位使徒说。

“在教会的规章中有太多荒谬的东西。可它仍然想维持统治,于是就必须有一些昏庸的群众对它俯首帖耳,任随它统治。高高在上的、富得流油的教士们什么都不怕,怕的就是下层民众的启蒙,所以也一直尽量不让民众接触《圣经》。因为一个穷教徒如果在《福音书》里看见基督是那么贫困艰辛,只能领着他的那些门徒谦卑地徒步而行,相反身居高位的主教们显赫、富有如同王侯,出行总是乘坐六匹马拉着飞跑的豪华轿车,真不知心里会作何感想喽!

“我们压根儿不清楚,”歌德继续说,“总而言之,我们一切都得感谢马丁·路德和他发动的宗教改革。我们摆脱了愚昧的锁链,由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获得了追本溯源,把握纯净的基督教义的能力。我们重新有了勇气立足于神的坚实大地,并且体验我们由神赐予的真实人性。任随精神文明不断地提高好了,任随自然科学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好了,还有人的心智也无论怎样扩展 —— 一切反正都超越不了基督教义闪烁在《福音书》中的崇高道德之光!

“不过我们新教徒在纯洁道德的路上前进越迅速,天主教徒们跟得也会越快。时代的伟大启蒙影响日益扩大,一当他们也有所体验,便必定会跟上来,愿也罢,不愿也罢;如此一来,最终所有教派都将合二为一。

“还有新教内部讨厌的派别之争也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父子之间、兄妹之间也不再相互仇恨和敌视。因为一当大家理解了基督原本为博爱的纯正教义并将其化为血肉,就会感到自己生而为人的伟大和自由,对这派或那派外在仪式细枝末节的差异也不会特别在乎了。

“还有我们全体都会渐渐从信奉一种言语和信仰的基督教,转而信奉思想和行为的基督教。”

话题转到了在基督之前,在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和希腊人中间曾生活过一些伟大人物;在他们身上,跟在《旧约》中讲到的一些伟大犹太人身上一样,也体现了神的力量。还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生活的现代世界,神的作用又如何影响伟大的天才人物。

“如果听听人们谈话,”歌德说,“你几乎会相信,从古代起神就已归于寂灭;人呢,似乎现在完全自立了,必须考虑在没有神和神每日呵护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活下去。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大家还承认神的影响;可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就相信一切纯属尘世的事情,没有任何别的,纯粹是人的能力的产物罢了。

“可是请试试仅凭人的意愿和能力也创造出一点什么来,并且把它摆在那些冠以莫扎特、拉斐尔或者莎士比亚之名的作品边上比一比!我知道得很清楚,这三位高贵的人物绝非空前绝后;在所有艺术领域,都曾有大量杰出的天才进行创造,并也创作出了完全可以与上述三人媲美的杰作。然而,如果他们与这三人一样伟大,那么他们也就同样地超凡脱俗,同样地是受到了神的眷顾。

“总而言之,事情原本是怎样,应该是怎样呢?—— 事实是,在那尽人皆知的、幻想的六天创造之后,上帝根本没有去休息,而是继续在努力工作,像第一天一样。用简单的元素拼凑出这个粗笨的世界,使它年复一年地在阳光中转动,肯定已让他不感到有多少乐趣,因此他又计划在这些物质基础上建个苗圃,好培育出一批人类精英。就这样,他继续在比较杰出的人物身上下功夫,以其作为平庸之辈的表率。”

歌德不做声了,我却将他这一番睿智而深刻的话牢记在了心里。

几天以后

(歌德论诗人的祖国和爱祖国;艾克曼瞻仰歌德遗体)

我们谈到了希腊人的悲剧命运观。歌德说:

“这类的观念不再适合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整个说来也和我们的宗教观矛盾。一位现代作家再把这些老观念写进剧本里,就总是显得矫揉造作。这犹如一件早已不时兴的外套,就像古罗马人的袍子什么的,穿在我们身上就是不合适。

“我们现代人现在更适合使用拿破仑的语言:政治即是命运。可千万别学我们的先锋作家说什么:政治即是文学,或者政治是适合诗人的题材什么的。英国诗人汤姆逊写了一首挺棒的描写四季的诗,可写起自由来却糟糕得很; 倒不是因为诗人缺乏诗才,而是因为题材缺少诗意。

“诗人想搞政治就必须参加一个党派,如此一来就必然失去作为诗人的自我;它必须对自己的自由精神道再见,对自己不受约束的观察道再见,相反得把褊狭和盲目仇恨的软帽拉下来把耳朵蒙住。

“诗人作为人和公民是会爱自己的祖国,不过呢,他发挥自己诗才、以诗为事业的祖国是善,是高尚和美;这个祖国不限于某个特定的省份,某个特定的国度;他无论在哪儿发现了它,就会将它抓住,并且加以表现。他犹如一只翱翔在广阔大地上空的雄鹰,看见野兔就会箭一般扑下去,根本不管那兔子是在普鲁士,还是在萨克森。

“还有,到底什么叫爱祖国?到底什么叫爱国行动?一个诗人终生致力于与有害的偏见作斗争,消除狭隘的观念,开启民众的心智,净化他们的审美趣味,使他们的思维情操变得高尚起来,难道他还能做什么更好的诗吗?难道他这样做还不够爱国吗?—— 对一位诗人提出如此不合实际的、毫无益处的要求,就如同要求军队的一个团长:为了做一名合格的爱国者,他必须卷入政治纷争,而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放到旁边。可是,一位团长的祖国就是他的那个团;他要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爱国者,原本无须过问政治,除非直接牵涉到他;与此相反,他只要全心全意地努力带好自己统辖下的那几个营,把他们训练好,管束好,使一切都井井有条,以便一当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他的部下能尽职尽责地完成使命就行了。

“我恨一切的敷衍塞责、滥竽充数,视它们如同罪恶;但我特别恨的是有关国家大事方面的滥竽充数、敷衍塞责,因为它们会给千百万人带来灾难。

“你知道,总的说来我很少过问别人对我写些什么,只不过呢却常常又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很清楚,我尽管一生辛劳,我的所作所为在某些人眼里却一钱不值,原因就在我不屑于与党派之争搅和在一起。为了得到这些人的认可,我必须变成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宣传流血和杀戮! —— 别再扯这糟糕的话题吧,免得在反对非理性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跟着失去了理性。”

同样地,歌德也批评了乌兰特为另一些人大肆吹捧的政治倾向。他说:

“你注意,政治家乌兰特将吞噬掉诗人乌兰特。当上议会议员,每天都生活在争吵和激动中,决不适合诗人柔弱的天性。他的歌声将会消失,这相当可惜啊。施瓦本那地方富于教养,存心良善,又能干又会说,适合当议员的人有的是喽;然而像乌兰特似的诗人,仅仅只有一个。”

歌德殷勤地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是阿尔尼姆夫人的长子; 他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是题在这位年轻朋友纪念册里的几行诗。

歌德逝世的第二天早上,我产生了再瞻仰一下他遗容的强烈愿望。他忠诚的仆人弗里德利希为我开了停放遗体的房间的门。歌德仰面躺着,安详得如同睡熟了似的:高贵威严的面容神情坚毅,笼罩着深沉的宁静。饱满的额头似乎还在进行思考。我想得到他的一绺鬈发,然而敬畏之情制止我去剪它。他赤裸的身躯裹在一条白色床单里面,四周贴身摆放着巨大的冰块,为的是尽量久地保存遗体完好。弗里德利希牵开床单,我对遗体那天神一般的伟岸美丽惊叹不已。宽阔有力的胸部高高隆起,丰满的双臂和双腿微微显露出肌肉,两只脚脚形单纯而精致,全身不见丝毫潮湿、消瘦和干瘪的迹象。面对这样一位完美、魁梧的男子我无比惊讶,一时间竟忘记了不朽的精神已经离开了他的躯体。我把手扪在他心口上——四处寂静无声——,我转身往外走,以便让噙在眼里的泪水痛痛快快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