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设想当时能完成这部戏，”歌德说，“为此先得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量，偶尔心血来潮时我倒也有，但归根结底不符合我严肃的天性，因此也就不可能坚持写下去。再说咱们德国也太压抑啦，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要是在巴黎那样的广阔舞台上，类似的剧作就可以四处狂演，就像我在那里也可以变成一个贝朗瑞；这一切在法兰克福或者魏玛简直不可想象。”
1831年3月8日，星期二
（魔性之于文艺；魔性、人性和神性）
今天在餐桌上歌德一开始就对我讲他正读《艾凡赫》。他说：
“沃尔特·斯科特是位无与伦比的大天才，难怪他对整个读书界产生了如此非凡的影响。他启发我思考许多问题；在他的创作中，我发现了一种自有其特殊法则的全新的艺术。”
随后谈到他传记的第四卷，不经意间又探讨起魔性这个问题来。歌德讲：
“文学里肯定存在一些魔性，尤其是在所有的理智跟理性都不大管用的无意识的方面，所以文学的影响也就超出了理解的范围。
“类似的情形在音乐中达到了极致，因为音乐更加莫测高深，完全不容理智靠近它，它所产生的影响会控制一切，谁也不可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宗教仪式因此也少不了音乐；它是能对人产生奇妙影响的主要手段之一。
“同样，魔性也喜欢附着在地位显赫的大人物身上，例如腓特烈大帝和彼得大帝。
“已故大公爵也是如此，所以没有谁能违抗他的意志。他只要静静地待着，也无须显得和善和蔼，就对人产生了一种吸引力。我遵照他建议做的一切全都取得了成功；每当自己的理智跟理性不够用的时候，我就只需要去问他该怎么办，他呢仅凭直觉发表点意见，我却总是立刻心中有数，对未来的成功有了把握。
“他似乎获得了能控制我想法和追求的神奇本领；须知一旦失去了魔性只剩下人性，他就会变得无所适从，整天心烦意乱。
“拜伦身上也有强烈的魔性在起作用，因此才能对广大民众产生难以抗拒的魅力，特别是女性没法不为他倾倒。”
“这种我们称为魔性的影响力，”我试着说，“似乎渗透不到有关神性的观念里边。”
“小伙子啊，”歌德道，“对神性的观念我们究竟了解多少，我们对这最高存在的狭隘理解究竟有什么意义！土耳其人用一百个圣名称呼他们的神安拉，我即使也这样仍然力不从心，神性的内涵无边无际，我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出来。”
1831年3月9日，星期三
（再赞斯科特；描绘道恩堡宫门的画和诗）
今天歌德继续盛赞沃尔特·斯科特。他说：
“一般人读了许多太没价值的东西，结果除了浪费时间就什么收获也没有。原本应该只读自己欣赏的作品，就像我年轻时读沃尔特·斯科特一样。眼下我刚开始读《罗布·罗伊》，想这样一本接一本地把他最好的长篇小说全读完。自然是一切都很了不起，题材、内容、人物、手法，还有动笔前不倦的准备、研究，还有细节描写的极端真实！可算见识了英国历史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位有才能的作家如果继承了这份遗产，将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五卷德国历史相比之下实在太贫乏，以致我写完了《葛慈·封·伯利欣根》就立刻得转入生活题材，写一本类似《阿格妮斯·贝尔瑙厄琳》和《奥托·封·维特尔斯巴赫》的平庸之作，结果自然没有什么意义。”
我告诉他，我正在读《达夫尼斯与赫洛亚》，更准确地讲读的是库利耶的法语译本。
“那也是部杰作，”歌德接过话头，“我过去经常读它，欣赏它，觉得书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和艺术性以及品位，相比之下善良的维吉尔自然是略逊一筹。富有地方色彩的风光描写完全是普桑大师的风格，虽稍逊于人物塑造却仍旧很成功。
“你知道，库利耶在佛罗伦萨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部新手稿，有这首诗迄今的所有版本都缺失的主要部分。这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直读的是它的残本并且还称赞它，却没有感觉、没有发现它缺少了真正的精华。眼下的本子使我们如此满意，压根儿想不到会有缺少的部分，便足以证明这部诗集多么了不起。”
饭后歌德让我观赏建筑总监库德莱的一幅素描。画的是道恩堡宫极为有味道的一扇门，题词为拉丁语，意思大概是热情欢迎和接待进门者，愿过往的人一路顺风。
歌德曾经把这题词改写成一首德语小诗，1828年夏天大公爵死后他暂住道恩堡宫时给堡主封·波尔维兹写了一封信，信头子上题写的赠言就是这首小诗。当时我听许多人讲过这封信，现在很高兴歌德给我看了画上那扇跟诗有关的门。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歌德这封信，佩服他很好地描绘了道恩堡宫以及下面山谷的地形特点，借以表现一些极其深邃的思想感情；具体讲，表现一个人在经受巨大哀痛之后振作起来，恢复身心健康的心路历程。
我非常喜欢这封信，它让我发现无须去远方寻找好的写作素材，一切全看作家本身有没有才情，要有便会小中见大，用最不足道的素材写出有些分量的作品。
歌德把信和画放进一个特别的夹子里，保存起来以备将来使用。
1831年3月10日，星期四
（关于歌德的小说《Novelle》）
今天和亲王一道读歌德那篇写老虎狮子的《Novelle》。他很欣赏这篇小说，从中感受到了一门伟大艺术的力量；我同样喜欢这篇作品，因为窥见了一种完美布局的奥秘。我由此感到下面这个想法处处得到证实：作家心中经年累月藏着某个题材，完全彻底地掌握了它，对它的整体和细节了若指掌，于是能够把每一个部分都巧妙安排到必须有它的地方，同时为情节的进一步展开做好准备。这样，所有内容便前后呼应同时又各得其所，于是整个布局就再完美不过。在继续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到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让歌德本人把这《Novelle》中的瑰宝视为别人的作品，以便作出客观的观察和评价。同时我还想到，这篇小说的篇幅真是恰到好处，既适合作家精心地完成总体布局和细节穿插，也有利于读者较好地理解和接受其内容的整体和局部。
1831年3月11日，星期五
（斯科特细节描写的得与失）
进餐时跟歌德谈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说：
“沃尔特·斯科特的特别之处在于，处理细节的高超手腕常常又导致他的失误。例如在《艾凡赫》中有个场面，夜里在一座宫殿的大厅中，大伙儿围桌而坐，这时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尽管从上到下描写一下此人的长相穿着无可厚非，但是还写了他的双脚，他的鞋子，他的袜子，就是一个失误。因为晚上坐在桌子旁边有人进来，那能看见的只是他的上半身。一写到他的脚，那阳光马上就射进来了；于是眼前的场景失去了夜晚的意味。”
我感到此话确实有说服力，便牢记在了心里。
随后歌德继续盛赞斯科特。我请他把自己的看法写成文章，他却表示拒绝，理由是这位作家的艺术造诣太高了，很难对其作公正评价。
1831年3月14日，星期一
（讽刺歌剧和风情素描）
陪歌德进餐，和他谈了一些事情。他让我讲前天上演的《波尔蒂契的哑女》，我谈到剧中提出的革命动机完全没有得到形象的表现，不过这样倒更对大家的胃口，因为这样便留下一个空白，谁都可以根据自己城市和自己地区的弊端随意填补些什么进去。
“整出歌剧根本就是对民众的讥讽，”歌德说，“竟然把一个渔家女的爱情交易搞成公众事件，把娶了一名侯爵夫人的侯爵称为暴君，简直是要多荒谬有多荒谬，要多可笑有多可笑。”
饭后歌德给我看一些根据柏林的俗语绘成的风情素描，其中确实有些好笑得要命的东西；值得称赞的是画家很好地掌握了分寸，画风只接近漫画并不真正是漫画。
1831年3月16日，星期三
（席勒《威廉·退尔》结尾的失误）
陪歌德进餐，把他的《自传》第四卷交还给他，并且谈了谈看法。
还谈到《威廉·退尔》的结尾，我忍不住表示惊讶，席勒怎么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在对待逃跑的施瓦本公爵这个问题上，他的主人公行为欠高尚，他严厉地审判此人，同时为本身的行为沾沾自喜。
“简直不可理解，”歌德说，“不过像其他人一样，席勒也受了妇女的影响；这次他之所以失误，原因就更多地在这样的影响，而不在他的秉性。”
1831年3月18日，星期五
（《颜色学》的修订；掷骰子的比喻）
在歌德家进餐。我带给他《达夫尼斯与赫洛亚》，他想再读一下。
我们谈到一些高尚的生活准则，不知把它们传播给其他人好不好，可不可能。歌德说：
“从善如流的秉性很罕见，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聪明的做法总是把高尚的准则保留给自己，在要表示胜人一筹时才需要多少抖露多少出来。”
我们还提到，许多人特别是批评家和作家老对真正的伟大视而不见，相反却给平庸的东西高度评价。
“人只承认和赞赏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物，由于某些人本身处于平庸状态，所以就会耍小聪明，把确实存在毛病但也总有某些优点的作品骂得一无是处，极力贬低，以便使他们自己赞赏的东西显得高级一点。”
我记住了这些话，以便将来知道怎样看待这类现象。
随后谈到《颜色学》，说至今仍有某些德国教授告诫自己的学生别去读它，称它是一个大错误。
“我只是替某些好学生感到遗憾，”歌德说，“我本人却完全无所谓；我的颜色学将与世长存，不会长时间遭到否认和排斥的。”
他随后告诉我，他的新版《植物形变论》和索勒不断修订的译本都进展顺利。他说：
“这将是一本值得重视的书，经过加工修订，不同部分已融合成一个整体。我在书中引证了几位有影响的年轻自然科学家的著作，很高兴发现现今德国的学术精英已形成统一的良好文风，以致分辨不出是这个讲的或是那个讲的了。修订这本书比我想象的费劲儿，一开始我也勉强上马，然而就像受到什么魔性的力量支配似的欲罢不能喽。”
“您顺应它的支配是对的，”我说，“因为魔性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致到头来都总是有道理的。”
“只不过人还是得努力抵抗魔性的影响，”歌德应道，“就说眼下吧，我就试图尽量勤奋、努力，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力所能及地把工作干得好得不能再好。干这样的事就好比赌博，法国人称之为Codille，说什么赌输赌赢尽管由掷下去的骰子决定，但赌徒的聪明却能让他在盘子上准确下注。”
我佩服这聪明的说法，把它当做有指导意义的教训记在心里。
1831年3月20日，星期日
（长诗《达夫尼斯与赫洛亚》）
歌德在进餐时说，他最近几天读了《达夫尼斯与赫洛亚》。
“这首诗美极了，”他说，“美得使人记不住诗里描写的糟糕生活状况给人的印象，每次重读都总会重新发出惊叹。诗里阳光灿烂，让人觉得看见的尽是些雄壮有力的图画，这些图画反过来又作用于诗集，启发我们阅读的幻想。”
“我很喜欢它的精练紧凑，”我说，“一切尽在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分散注意力的陌生暗示。起作用的神 仅仅是潘恩和宁芬，别的神连提都没有提及；由此可见，牧人们有这两位已经心满意足。”
“不过，紧凑尽管紧凑却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歌德说，“我们看见了形形色色的牧人、种地的农夫、园丁、葡萄种植者、船夫、强盗、士兵以及体面的市民，大老爷和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
“在诗中我们也看见了人生的各个阶段，”我说，“从出生到暮年，还有各种居家状况和一年四季的生活场景，也依次呈现在我们眼前。”
“还有如画的景色啊！”歌德道，“寥寥几笔就气象万千，让我们看见了人物背后种植葡萄的山丘、田野和果园，看见了他们脚底下的牧场和流经牧场的小河，看见了一片小树林以及远方辽阔的海洋。丝毫不见雾霭、乌云和潮湿，阴晦的日子无影无踪；永远只有湛蓝、纯净的天空，只有清新宜人的空气和干爽无尘的地面，让人随处都可以赤裸着身子躺卧下去。
“整首诗表现出高超的技艺和修养，”歌德继续说，“构思透彻缜密，不缺少一个任何主题，艺术极其精湛，例如写到在海边发出异味的达夫尼斯身旁发现宝藏那个段落就是如此。其格调品位、完整谨严以及给人以如品佳肴的美好感受，都使这首诗足以媲美古往今来最成功的诗作！一切外来的干扰和不利影响，诸如袭击、抢劫、战争等等令人厌恶的东西，统统都在转瞬间失去作用，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最后即使在市民中出现了罪恶现象，那也跟主要人物无关，而只是涉及到他的一个仆从，一个次要人物。这一切都是这首诗第一个方面的美的表现。”
“还有，”我说，“诗中所表现的主仆关系也令我感动。主人对仆人极为人道，仆人尽管单纯幼稚、无所拘束，却十分敬畏主人，想方设法要赢得主人的好感。同样还有那个年轻市民，他因为臆造了一段不自然的爱情而遭到达夫尼斯的嫉恨，可却又以主人的儿子这个身份重新获得了他的青睐，具体原因是他勇敢地从牧牛人那里夺回了被抢走的赫洛亚，把她带回到了达夫尼斯身边。”
“所有事情都保持了高度的理智，”歌德说，“例如赫洛亚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自己处女的贞节，尽管恋爱的双方都巴不得赤身裸体地睡在一起；这样的构思和母题既感人又美好，表现的是人类最伟大的东西。
“必须写一大本书，才能对这首诗的高度成就作出充分评价。最好每年都读它一遍，好不断从中获得启迪，好重温巨大的美好感受。”
1831年3月21日，星期一
（不赞成青年干预国政；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天才）
我们讨论那些一直在巴黎引起不安的政治事件，以及年轻人妄图参与国家大事的想法。
“在英国也一样，”我说，“一些年以前，大学生们递交了一些请愿书，企图对有关天主教问题的重大决策施以影响，结果遭到人们嘲笑，接下来便没谁再留意他们了。”
“对于在拿破仑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来说，”歌德接着讲，“这位大英雄的榜样特别激发起了他们的唯我主义；他们再也安静不下来啦，除非在他们中间又出现一个伟大的专制君主，把他们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的特性发挥到极致。糟糕的是像拿破仑这样一个人，不会很快再出现啦；我几乎担心，还要牺牲几十万人，世界才会恢复安宁。
“至于文学的作用，在若干年内根本别去考虑；眼下别无他法，只能悄悄地为比较安定的未来准备一些好的东西。”
在谈完不多的政治问题之后，话题马上又转到了《达夫尼斯与赫洛亚》。歌德称赞库利耶的翻译十分完美。他说：
“库利耶做得对，他尊重并保留了阿密欧特的旧译，只在一些地方做了修订和润色，以便更忠实于原文。这古典的法语如此质朴，完全适合所译的原著，在这部诗集的其他文字的翻译中，很难再找到如此完美的本子了。”
随后我们谈了库利耶本人的著作，谈了他那些小传单，谈了他为臭名昭著的佛罗伦萨手稿墨迹作的辩护。歌德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