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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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1829年(6)

“最近我读了埃贡·艾伯特新写的叙事诗,”歌德继续说,“你也应该读一读,这样我们说不定能给他一点儿帮助。此人确实是个挺招人喜欢的才子,可他这首新诗却缺少真正诗意的基础 —— 现实的基础。风景、日出日落以及为他拥有的外部世界,所有这些地方都写得好得不能再好。然而除此以外,凡是涉及到过去的时代,凡是属于传说范畴的东西,都未得到应有的真实再现,因此便缺少了真正的核心。对亚马孙女强人及其立身行事的描写也一般化了,这在年轻人看来倒是诗意而浪漫,在美学界也算得上司空见惯。”

“这是目前整个文学界的通病,”我接过话头,“大家总是避免特殊的真实,生怕它没有诗意,结果便流于平庸。”

“埃贡·艾伯特应该坚持利用编年史,”歌德说,“这样他的诗作便会有价值。我想起了席勒在写《威廉·退尔》时如何研究历史,如何拼命了解瑞士的情况;我还想起莎士比亚如何使用编年史,并且整段整段地将编年史摘录进他的作品中,在此情况下,也不妨要求一个现代的年轻诗人如法炮制不是。还有我的《克拉维歌》,同样大段大段地摘取了博马舍的回忆录啊。”

“可是经过加工已经看不出来,”我说,“已经不再跟素材一个样啦。”

“理当如此,”歌德回答,“事实也如此。”

歌德随即给我讲了博马舍的回忆录的几个片段。他说: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基督徒,你必须读读他的回忆录。打官司是他最在行的事,不打官司就不舒服。他打过一些可谓空前绝后的最稀奇古怪、最别出心裁、最胆大放肆的官司,从其中的一次还保留下来了一些他作为律师的演讲词。可偏偏是这场有名的官司博马舍输了。正当他离开法庭从台阶上往下走,首相迎面而来,想要上法庭去。他命令博马舍让路,博马舍拒绝让他,坚持要两人各让一半。首相感觉有辱尊严,便命令一帮随从将博马舍推到边上去,也真就推了;谁料博马舍一转身又回到法庭里,马上展开对首相的诉讼,结果却赢了。”

我挺欣赏这则逸闻,随后一边进餐,一边高高兴兴地聊了各式各样的事情。

“我又找出了我的《再访罗马》,”歌德说,“为的是终于了结它,开始写别的东西。我已经出版的《意大利游记》,你知道,完全是书信编成的。我再次旅居罗马写的这些信性质却不同,不好那么编,牵扯家里的事和魏玛的情况太多,我的意大利生活谈得太少。不过却有一些言论,颇能反映我那会儿的真实内心。因此现在我打算把这样的段落抽出来,编纂编纂,插进我的小说里,使其获得一种特别的语调和气氛。”

我认为这蛮好,对歌德的打算表示赞成。

“人应该努力认识自我,”歌德继续说,“在所有的时代都这样讲,反反复复地这样讲。这是一个稀罕的要求,迄今没有谁达到过,也根本没有谁能达到。人的全部思想和欲求通通指向外界,指向围绕着他的世界;他所要做的,只是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尽可能认识世界,让世界为自己所用。只有在享乐和受苦的时候,他才知道自身;也只有通过享乐和受苦,他才会认识到自己应该追求什么,避免什么。再说人是个懵懂的造物,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了解世界很少,了解自己更少。我同样不了解我自己,也希望上帝别让我了解自己。但我想说的是,我到了四十岁才在旅行意大利期间变得聪明起来,对自己有了足够的认识,知道自己不是搞造型艺术的材料,过去的努力方向错了。我画画时缺少表现实物的足够欲望;面对素材的强烈影响我存在某种恐惧,合我口味的是那种比较软的、温和的东西。画一幅风景吧,我总是从柔和的远景开始,再通过中景往前走,总是害怕赋予前景应有的力度,结果我的画作效果永远出不来。我要想进步,就必须练习;每有停顿,总是必须再从头开始。当然我也并非完全没有才气,特别是画风景画。哈克尔特就经常讲:‘你要肯在我这里待上一年半,我就包你能画出让自己和别人都高兴的作品。”

我听得津津有味。“可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搞造型艺术的真正才能呢?”我问。

“真正有才能的人,”歌德回答,“要对形体、比例和颜色有天生的敏感,稍经指点立刻便正确地掌握这一切。特别是形体感要强,要具有通过光线处理把对象变得实实在在的欲望。即使在练习的间隙里一样获得长进,内在的长进。这样的天才不难辨认,当然对于大师更不在话下。”

“今天早上我去了公爵府,”歌德很高兴地继续说,“大公爵夫人的房间已变得很有品位,库德莱和他那些意大利人确实证明有两下子。漆工们还在刷墙壁,是一些米兰人,我立刻用意大利语招呼他们,发现还没有忘记这种语言。他们告诉我最后粉刷的是威滕堡国王的宫殿,刚完工又签合同要去科塔,可在这点上大伙儿意见不一致;而这时候魏玛也听说了他们,便把他们召来装修大公爵夫人的房间来啦。我很高兴再一次说和听意大利语,因为语言可是能带来一个国家的气氛。好的工匠们离开家已经三年了,他们说,可想径直从这儿就奔回家去了。在此之前他们还接受委托替咱们剧院粉刷了一幅布景,你们对此多半不会生气吧。都是些非常能干的人,其中一位师傅号称米兰头号装修技师;这就是讲你们有望看见精美的装修啦。”

弗里德利希收拾干净桌子以后,歌德让他给他铺开了一小张罗马地图。他道:

“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讲,罗马不是久居之地;谁想留下来定居,就必须结婚成家,皈依天主教,不然就待不下去,就活不痛快。哈克尔特真下了狠心,身为新教徒却能长期坚持住在那里。”

随后歌德指着面前的线描地图,告诉我一些值得留意的建筑和广场。

“这儿,”他讲,“是法尔耐斯花园。”

“您写《浮士德》的《巫厨》一场不就在这里吗?”我问。

“不对,”他回答,“那是在勃克赫塞花园别墅。”

随后我继续欣赏克劳德·洛兰风景画,同时跟歌德还谈了这位大师的一些情况。我问:

“可不可以让一位当代青年画家效法他的榜样呢?”

“如果谁有类似于他的心灵,”歌德回答,“那没有问题,他可以学习克劳德·洛兰而大有造就。可谁要是不幸而没有类似的心灵天赋,那他充其量只能窥见大师个别零星的优点,并把它们挂在嘴上装装门面罢了。”

1829年4月11日,星期六

(歌德青年时代的两封书信)

今天我发现餐桌摆在长厅里,而且准备了多份餐具。歌德和小歌德夫人对我表示热情欢迎。陆续走进来了叔本华夫人,法国领事馆的年轻伯爵莱因哈特及其表弟封·D先生——此人正好途经魏玛,去为抗击土耳其的俄国军队效力——,乌尔莉克小姐,以及最后还有佛格尔宫廷顾问。

歌德兴致特别高,为了让客人开心,他在入席之前讲了一些法兰克福广为流传的笑话,特别是讲罗特希德和贝特曼两人如何相互使坏,搞砸对方的投机买卖。

莱因哈特伯爵到宫里去了,我和其他人入了席。席间谈话热烈而优雅,谈旅游,谈浴场,叔本华夫人尤其对她在莱茵河畔、离修女院岛不远的新产业的装修感兴趣。

上甜品时莱因哈特伯爵来了。他因来去神速而受到赞扬,要知道这么短的时间他不仅在宫里进了餐,而且还两度更衣。

他带来了已经选出新教皇的消息,当选的是一位卡斯提奥利奥尼,于是歌德给大伙儿讲了选教皇的传统仪式。

莱因哈特刚在巴黎过完冬天,有好些大家想听的政界和文艺界新闻可以讲。谈到了诸如夏多布里昂、基佐、萨尔万迪、贝朗瑞梅里美,等等。

散席后客人一个个走了,歌德把我领进他的书房,拿两件极其有意思的手稿给我看,我非常高兴。是歌德青年时代的两封信,1770年从斯特拉斯堡写给他在法兰克福的朋友霍尔恩博士的,一封在7月,一封在12月。在两封信里,都可听见一个预感到自己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在吐露心声。后一封信里已经显露出《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一些个端倪;也跟塞森海姆的那一段有关系,幸福的年轻人看样子完全陶醉在最甜蜜的感受中,日子过得有些昏头昏脑。信上字迹平静、干净、清秀,已经具有歌德日后一直保持不变的手迹的个性。我欲罢不能,反反复复地读这两份宝贵的信函,在离开歌德时真是觉得自己万分幸运,对他则是万分感激。

1829年4月12日,星期日

(高龄的植物象征;错误的志向不无益处;彼得大帝想复制阿姆斯特丹)

歌德给我念他回巴伐利亚国王的信。他的措辞和语气就像一个亲自走上了别墅的台阶,站在国王的面前向他作口头陈述的人。

“这可是不容易呀,”我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摆正位置,掌握好分寸。”

“我一辈子跟显贵高官打交道,”歌德回答,“对我这样的人并不难。唯一得注意的只是不可太随意,而时刻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

随后歌德谈起他眼下正忙于编辑《再访罗马》的问题。他道:

“从那个时期的一些信我清楚看出,人在每一个年龄段与其或前或后的一些年比较起来,都会有某些超前的思想或落后的思想。例如在四十来岁时,我对一些事情就看得清清楚楚,见地不凡,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了现在;不过我现在八十岁了,也有不少优越之处,要我拿它们跟那个时候的长处交换我是不肯的。”

“听您这么讲,”我说,“我便看见了植物的变形发育;我很理解,人都不乐意自己从开花的时期退回到叶子青绿的时期,从结果产种子的时期退回到开花的时期。”

“你这比方完全说出了我的意思,”歌德接过话头。停了停他又笑道:“试想有一片已经长得有棱有角的叶子,它乐意从已经充分伸展的状态再变回蜷缩局促的胚叶么?很好很好,咱们甚至有了一种植物象征高龄,就是已经过了开花结果季节,虽不再生产却仍在蓬蓬勃勃生长的那种。”

“糟糕的是人一生中受错误志向的耽误如此之多,”歌德继续说,“但却从来不认识这样的错误,除非已经摆脱了它。”

“可怎么能看出和知道一个志向是错误的呢?”我问。

“错误的志向没有创造力,”歌德回答,“即使能创造出点什么,也毫无价值。发现别人有这个情况不怎么难,可换成了自己,就需要有大而活跃的智慧啦。及时发现了也并不总是有用;还会犹豫、疑惑、优柔寡断,就像很难甩掉自己心爱的姑娘,尽管她的不忠早已反复得到证明。我这么讲,是因为我想起自己花了许多年,才认识到自己搞造型艺术的志向是错误的,而要摆脱它,在认识到以后又花了许多年。”

“不过,”我接过话头,“这个志向给您带来了那么多好处,很难再称它是错误的吧?”

“我因此长了见识,”歌德回答,“所以也心安理得。而这,正是每个错误志向都能给我们的好处。一个音乐天赋不够却花了力气学音乐的人,固然永远成不了大师,但是将学会识别和珍视大师的作品。我拼命努力固然仍没能成为画家,但却尝试过这门艺术的方方面面,从而学会了欣赏一笔一画,辨别成功与失败。这同样是不小的收获,所以即使错误的志向也很少完全没有益处。举例说吧,为了解放耶稣的墓地而进行十字军东征,显而易见是错误的事业;可是它也有个好处,就是让土耳其遭到永远的削弱,阻止了它成为欧洲的匈奴大老爷。”

我们还谈了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歌德提到塞古的一本写彼得大帝的书,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从中得到了许多启示。他说:

“彼得堡的地理位置实在糟糕,特别是考虑到它近旁的地面不断提升,沙皇彼得大帝认为可以使城市本身免除一切水患,只要他让它升高一些,仅只把港口留在低洼处。一位老船夫向他提出了相反的意见,预言每隔七十年都会来一次水淹全城。还有一棵老树,树干上刻着历年涨水的最高位置。然而说什么都没有用,沙皇固执己见,并且砍去了那棵老树,免得眼前有这么个持不同意见者出现。

“你会承认,一位如此伟大的人物竟这样行事,绝对是有点问题的。可你知道我怎么给自己解释吗?我认为是人都无法摆脱自己青年时代的印象,这毛病如此严重,以致有些事物明明有缺陷,就因为他早年习惯了,在有它们的环境里度过了早年的幸福时光,他日后也会同样地喜爱和珍惜,就好像他花了眼晕了头,看不出它们有毛病似的。就这样,彼得大帝企图在涅瓦河口复制出一个他年轻时爱上了的阿姆斯特丹;正如荷兰人也总是受到诱惑,禁不住要在他们远方的殖民地一再地建造新的阿姆斯特丹一样。”

1829年4月13日,星期一

(克劳德·洛兰的师承和艺术传承问题)

今天席间歌德给我讲了不少有意思的事,饭后我们又在欣赏几幅风景画。

“这个画册题名叫《自由的真实》,”歌德说,“其实它同样可以叫《自由的自然与艺术》,因为里边的风光和艺术都叹为观止,而且还结合得再完美不过。”

我打听克劳德·洛兰的出身背景,以及他是哪个画派传人。歌德回答:

“他的前一位大师是阿果斯提诺·塔西,此人又师从保罗·布里尔,这就是说,保罗·布里尔画派及其信条奠定了克劳德·洛兰的艺术基石,并且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扬光大;因为在他的前辈们那儿还显得严肃刻板的东西,到克劳德·洛兰的作品里已经有了发展,变得明快、优雅、自由、潇洒了。他已登峰造极,不可逾越。

“再说,一位如此伟大的天才,又生长在如此非凡的时代和环境中,就几乎没法讲他师承的是哪个人。他只须环顾四周,发现什么适合自己的禀赋天性,就可以吸收作为养料。克劳德·洛兰无疑既应该感谢卡拉齐兄弟画派,也应该感谢自己身边的其他名家大师。

“所以人们习惯讲:尤利乌斯·罗曼是拉斐尔的弟子;但是同样也可以讲,他是他那个世纪的弟子。只有盖多·列尼教过一名学生,此人把自己师傅的精神、心性和技艺统统很好地吸收继承过去了,以至几乎成了同一个人,创造出了同样的杰作,这些杰作极富特色,几乎不可能再重复。卡拉齐画派却相反,它的教法属于启发式,能让每一个天才循着自己既有的方向发展并成为大师,一个个各不相同。卡拉齐们是天生的艺术教育家,他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各方面都高度发达的时代,因此可以从各门学科中提取最精华的东西供弟子们学习。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教育家,可我却不能讲,他们是人们所谓的富于睿智者。我这么讲有些冒失,只不过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还欣赏了克劳德·洛兰几幅风景,然后便翻开一部百科辞典,想看看里边对这位大师说些什么。辞典中印着:“他的主要建树在于改进了调色板。”歌德与我相视而笑,他说:

“你瞧瞧,如果死抱书本,里边怎么写怎么信,那能学到的真多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