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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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1829年(1)

1829年2月4日,星期三

(常识比哲学可靠;作品必须具有感性的魅力;并非剧本都适合演出)

“我在继续读舒巴特, ”歌德说,“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甚至讲了些非常高明的话,条件是你能够把它翻译成自己能懂的语言。这本书的主旨归根结底就是:在哲学之外还存在一种立场,亦即健康的、理智的立场;在独立于哲学的条件下,艺术和科学总是能借助各种自然的、人力的影响而欣欣向荣。这对我们真是正中下怀。我本人对哲学历来敬而远之,所谓健康的、理智的立场也就是我的立场;也就是说,我本人毕生的言和行都在舒巴特这里得到了肯定。

“对他我唯一不能完全赞成的,是他对某些事物的了解比他讲出来的更加清楚,也就是说他并非总是真心实意地致力于工作。像黑格尔一样,他也把原本毫不相干的基督教扯到了哲学里。基督教本身是一个威力巨大的存在,沉沦的、受苦受难的人类曾经时不时地靠着它重新振作起来;只要基督教的这个作用得到承认,它就已凌驾一切哲学之上,用不着要哲学的支撑。同样,哲学家想证明某些学说,例如证明存在的永恒,也不必倚仗教会的威望。让人相信灵魂不朽好啦,他有这个权力,这也符合他的天性;他可以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教会的承诺上。然而如果哲学家也从传说中获取灵魂不朽的证明,那就太软弱无力和没什么意义啦。对我而言,我们对存在永恒的信念来自行动这一概念;因为我如果不停息地劳作直至终生,即使我现在的存在形式不能继续支撑我的精神了,大自然也有义务给予我另一种存在形式。”

听着这些话,我心中油然而生敬佩和爱慕之情。我想,从未听过这样的教诲,能如此激励人去完成高尚的行动啊;要知道,谁不乐于终生孜孜不倦地劳作、行动呢,如果他因此能获得永生的保证。

歌德叫人取来一个装着素描和铜刻画的画夹。他在静静地翻看了几页之后,便递一幅根据奥斯塔德的油画制作的精美铜刻画给我。他说:“这里,你看见了我们‘夫妻和和美美’的场面。”

我很有兴致地观赏着这幅画,看见的是一家农舍的内部,厨房、起居室和卧室统统合而为一,全部就一个房间。夫妻二人离得很近地面对面坐着,妻子在纺纱,丈夫在绕线,脚边站着一个娃娃。背景上能看见一张床,以及这儿那儿最粗糙、最必需的用具;房门直通户外。一个贫寒而幸福的家庭的充分写照;夫妻二人彼此瞅着,脸上洋溢着满足、惬意和恩恩爱爱的甜蜜。

“这画叫人越看心里越舒服,”我提起话头,“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魅力。”

“这叫感性的魔力,”歌德应道,“任何艺术都不能缺少这种魔力。在类似眼前的题材中,它更可以充分地发挥。相反,在表现进入理性范畴的高深的题材时,还要相应地发挥感性的魔力,不让它干枯、冷却,就困难了。这时作者是年轻或是年迈,就可能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艺术家因此必须先考虑自己的年龄,然后再决定选材。我的《伊菲根尼》和《托夸托·塔索》取得了成功,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能够以自己的感性参透理性的题材,并赋予它生气。而今我老啦,已不再适合写这类理性的作品;要写,就宁可选那类本身已含有一定感性因素的题材。要是格纳斯特夫妇还在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再给你们写两出戏,两出散文独幕剧:一出以婚礼结尾,再欢快不过,一出残忍而动人心魄,结尾时留下两具尸体。第一出的素材还来自席勒时代,而且在我推动下他已经写好一场。两个题材我都考虑很久了,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因此我想每一出都像写《市民将军》那样用八天时间口授就成了。”

“您就写吧,”我说,“您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个剧本写出来;这可以成为您完成《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后的一个休整和小小间歇。您要能再为剧院作些贡献,将出乎所有人意料,世人将何等地喜出望外啊!”

“我已说过,”歌德接着讲,“如果格纳斯特夫妇还在这儿,那我没准儿真会让你们高兴高兴。可是眼下看来没多少希望,一出停留在纸面上的戏根本不算戏。剧作家必须清楚自己要使用的手段,必须为预定担任角色的演员度身塑造人物。也就是说,如果我还指望得上格纳斯特和他的妻子,此外还可请拉洛舍、温特贝格先生和塞德尔夫人来加盟,那我就知道该怎么写,那我就有把握实现自己的编剧意图。

“为演出写作是一件特别的事情,”歌德继续说,“谁要不是对它了如指掌,谁就最好别干这事。一件有趣的事情,人人都以为搬上舞台也必定有趣;才不是呢!——可能有某些东西读起来挺有意思,想一想也挺有意思,然而搬上了舞台却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书本上深深打动我们的东西,没准儿到了舞台上会让我们无动于衷。有人读了我的《赫尔曼与多罗苔》,就想也可以看它演出。托普费尔就受此诱惑,把它搬上了舞台;可结果怎样呢,效果如何呢,再加上演员的表现也差强人意,谁又能说从方方面面批判这都是一出好戏呢?——为剧院写作是一个特殊的行道,要求操此行道的人真正了解它,并且具有必须具有的天才。这两样都挺稀罕;如果不是两者兼备,几乎就不可能有好的作品出现。”

1829年2月9日,星期一

(关于《亲和力》)

歌德谈了许多关于《亲和力》的事情,特别提到有某人对号入座,自称就是小说中的仲裁人米特勒,而事实上歌德在此之前既不认识他,也未见过他。

“这个人物肯定是有一些真实性喽,”歌德说,“在世界上决不只有一个、两个。归根结底,在《亲和力》中没有一行写的不是我的亲身经历;里边藏着的东西太多啦,任何人都不可能读一遍就全部吸收。”

1829年2月10日,星期二

(魏玛头十年纪略)

我发现歌德身边满是布莱梅港口工程的施工图纸和计划书;对这一宏伟工程,他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

接着我们谈了许多梅尔克的事情,歌德给我念了他一首1776年致维兰特的诗函,一首每行四个重音的双行押韵诗。诗虽写得有些蹩脚,内容却极精彩,讥刺的锋芒特别对准雅克比;似乎是因为维兰特在自己主编的文学刊物《信使》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把雅可比抬得太高,叫梅尔克对他忍无可忍。

谈了当时的文化状况,以及在经历了所谓狂飙突进时期之后,要想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有多么艰难。

谈了他在魏玛的头几年。他对魏玛宫廷不得不抱的态度,他为有益于社会而担任各式各样的公职,是迫不得已必须面对的现实,可这又跟他发挥文学天才相矛盾。所以在头十年没完成什么重要作品。只有一些片断。让谈情说爱搞得昏头昏脑。父亲一个劲儿地发泄对生活依附于宫廷的不满。

好在他没有换地方,没有必要重起炉灶,浪费精力时间。

出逃意大利,为了恢复创作力。误以为有人知道就去不了啦,所以严格保密。到了罗马才给公爵写的信。

从意大利归来,带着宏伟的创作计划。

老公爵夫人阿玛丽亚。完美的女君主,有着完美的人的感情并且乐于生活享受。她很喜欢歌德的母亲,希望她来魏玛常住;他自己却反对。

谈了《浮士德》最初的写作情况:

“《浮士德》跟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一起诞生;1775年我把它带到了魏玛。开始我把它写在信纸上,没做丝毫的修改;因为我一直注意每写一行都一定得好,都一定能保存下来。”

1829年2月11日,星期三

(魏玛建设二三事)

和建筑事务总监库德莱一起在歌德处进餐。库德莱讲了许多女子工业学校和孤儿院的情况,不住称赞它们是公国最好的机构;学校由大公爵夫人创建,孤儿院的建立则归功于卡尔·奥古斯特大公。还谈了一些剧院装修和道路建设的事情。库德莱摊了一份公爵小教堂的设计草图在歌德面前。谈到为公爵设置的座椅在什么位置,歌德提出了一些异议,他都接受了。饭后索勒来了。歌德又给我们看了一些罗伊特先生的画作。

1829年2月12日,星期四

(歌德的建筑学知识;时代的通病是软弱)

歌德给我朗诵了他刚写成的极其精彩的诗句:任何存在都不会化为乌有……

“我写这首诗,”歌德说,“是为了反驳下面这句诗:须知一切必然化为乌有,尽管都拼命想存在下去 …… 这些蠢话叫我生气,我柏林的朋友们竟借开自然科学大会之机,把它们印成了金字。”

我们谈到了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 歌德对他高尚的人格大加赞赏。他说:

“他为人善良,正因此也很伟大。要知道,一个善良的人如果又有才华,总是能以德济世,不管他是成为了艺术家、科学家、诗人,或是别的什么。”

“我很高兴,”歌德继续说,“昨天你进一步认识了库德莱。在社交场合他很难得显山露水,可跟我们单独相处,你就看见他是一个头脑和性格都何等出色的人。一开始他遭遇了不少的非难,可经过拼搏,眼下已充分享有公爵府的恩典和信赖。库德莱是我们时代最有能耐的建筑师之一。他待我很友好,我也一样待他,而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要是五十年前我就有这个朋友该多好!”

谈到了歌德自身的建筑学知识。我提出,他在旅游意大利时一定收获不小。

“它使我对肃穆和伟大有了一个概念,”歌德回答,“但是一点技能没教会我。主要是建造魏玛的公爵府,使我得到了提高。当时我不得不跟着干,甚至亲自动手绘制装饰线图案。我绘的比那帮手艺匠还更好,因为我的想象力胜过他们。”

接着谈起了泽尔特。歌德讲:

“我收到他一封信。信上除了别的,提到他的歌剧《救世主》演砸了,原因是他的女弟子之一把咏叹调唱得太软弱,太伤感。软弱是我们时代的通病。我设想,这在德国乃是努力摆脱法国人影响的结果。除了少数例外,画家、自然科学家、雕塑家、音乐家、诗人统统都软弱,民众中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

“不过,”我接过话头,“我仍不放弃《浮士德》会得到适当配乐的希望。”

“完全不可能,”歌德应道,“这儿那儿必须保留一些令人反感的、恶心的、可怕的东西,这有悖于当前的时代趣味。音乐的格调必须像《唐璜》,为《浮士德》作曲必须是莫扎特才行。梅耶贝尔也许还可以, 可他不会干这样的事;他跟意大利剧院牵扯太多了。”

随后,我已记不起出于什么原因或联系,歌德讲了下面这些重要的话:

“伟大和智慧总是站在少数一边,”他说,“曾经有一些大臣同时遭到民众和国君的反对,却孤独地实现了自己的伟大抱负。永远别想普及理想。各种激情和情感可以大众化,可理性永远只属于少数的精英。”

1829年2月13日,星期五

(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自然永远都有道理)

单独与歌德进餐。他告诉我:

“写完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我准备再回过头来弄植物学,和索勒一起继续做翻译。我只是担心又会漫无边际,最后再次变成不堪忍受的重负。还有许多重大奥秘未曾揭开;有一些我知道了,更多的只有预感。我想对你透露一个秘密,一个令我自己也感到惊异的秘密:

“植物是一节一节地往上长,最后以花和种子为结束。动物界也没有两样。毛毛虫和线虫同样一节一节地长大,最后才形成一个脑袋。这在高等动物和人类就是脊椎;脊椎同样是一节连着一节,最后以集中所有力量的脑袋结束。

“个体的情况如此,整个种群的成长亦然。例如蜂群,也是一个一个的个体联结起来变成为整体,最后也有一个可视为头的结束,这就是蜂王。真是神秘极了,很难解释怎么会这样;只不过我可以讲,对这些现象我是有自己想法的。

“同样,一个民族也造就出自己的英雄,这些人就像半神似的站在云端,保护并造福自己的人民。例如伏尔泰,法国人的文学创造力就凝聚在了他的身上。这样的民族领袖在其活动的那个时代是伟大的;有一些还能超越时代,大多数却被他人取代从而让后世给遗忘。”

我很高兴能听歌德说出这些重要的思想。随后他谈起一些自然科学家,说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他道:

“布赫先生出版了一部新作,题名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假说。他书里要讲的是我们随处可见,然而却不知怎样来的和从哪里来的那些个花岗岩块。可是布赫先生却成竹在胸,认定这些花岗岩块乃是一种强力从地球内部抛掷出来并摔碎了的,因为他的书名已如此暗示,已具体点出‘抛散开来的’花岗岩块,这样一来离抛掷的结论仅一步之遥,等于已把谬误的圈套悬挂在老好的读者头顶上,他们却昏头昏脑。

“必须上了年纪,才能识破这一切;必须有足够的钱,才能付得起经验的代价。我说的每一个警句,都花了我一袋钱;我将自己的五十万私产作为代价,为的是学到现有的知识;我花掉的不只是我父亲的全部家产,还有我的薪俸和我五十多年来为数可观的稿酬。除此而外,一些与我关系密切的公侯显贵还支出了一百五十万,以相助一些大目标的完成,对它们的实施和成败,我都有分。

“一个人光有天才尚不足以通达世事,还必须地位显赫,有机会观看时代的赌徒出牌,并亲身参与结果将有输有赢的赌博。

“不过,要是我不曾努力研究自然科学,我也永远别想认识人的本来面目。在任何其他领域里,都不可能如此接近纯粹的观察和思考,如此了解感觉和知解力的错误以及人性的弱点和优点。一切都多少具有弹性,都摇摇摆摆,都允许多少有所变通;唯有自然一点不开玩笑,它永远真实,永远严肃,永远严厉,也永远有道理;缺点和错误永远由人负责。自然藐视不够格的人,只委身于够格而纯真的人,并向这样的人泄漏自己的秘密。

“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必须有能力把自己提升到理性的最高峰,才有望触及由生理或伦理的原现象所表现出的神性;神性隐藏在原现象背后,原现象产生于神性。

“不过神性只在活的事物中起作用,在死的事物中则不然;神性只寓于未来和发展中,不存在于已成和僵化里面。因此,倾向于神圣的理性也只跟未来的、生机勃勃的东西打交道,知解力却因为要利用而顾及到已成的和僵死的东西。

“矿物学故而是一种需要知解力的学科,是用于实际生活,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再能生成的死东西,也没法想象综合。气象学研究的对象虽说是活的东西,我们每天都看见它在发生作用和创造,并且以综合为前提,但是各种起作用的因素太复杂了,人无力适应这种综合,因此在观察和研究中白费精力。我们正朝着综合这想象的岛屿航行,但综合本身看来将始终是一块发现不了的土地。当我想到即使是研究植物和颜色这么简单的东西,要想实现某种程度的综合也多么困难,我都不会感觉惊奇。”

1829年2月15日,星期天

(艾克曼的自然科学天赋)

歌德一见面就对我大加赞扬,很满意我为《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编辑的自然史内容的警句。他讲:

“你干脆投身自然研究好啦,你天生是这个料。你可以先写一本颜色学纲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