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年2月4日，星期三
（常识比哲学可靠；作品必须具有感性的魅力；并非剧本都适合演出）
“我在继续读舒巴特， ”歌德说，“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甚至讲了些非常高明的话，条件是你能够把它翻译成自己能懂的语言。这本书的主旨归根结底就是：在哲学之外还存在一种立场，亦即健康的、理智的立场；在独立于哲学的条件下，艺术和科学总是能借助各种自然的、人力的影响而欣欣向荣。这对我们真是正中下怀。我本人对哲学历来敬而远之，所谓健康的、理智的立场也就是我的立场；也就是说，我本人毕生的言和行都在舒巴特这里得到了肯定。
“对他我唯一不能完全赞成的，是他对某些事物的了解比他讲出来的更加清楚，也就是说他并非总是真心实意地致力于工作。像黑格尔一样，他也把原本毫不相干的基督教扯到了哲学里。基督教本身是一个威力巨大的存在，沉沦的、受苦受难的人类曾经时不时地靠着它重新振作起来；只要基督教的这个作用得到承认，它就已凌驾一切哲学之上，用不着要哲学的支撑。同样，哲学家想证明某些学说，例如证明存在的永恒，也不必倚仗教会的威望。让人相信灵魂不朽好啦，他有这个权力，这也符合他的天性；他可以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教会的承诺上。然而如果哲学家也从传说中获取灵魂不朽的证明，那就太软弱无力和没什么意义啦。对我而言，我们对存在永恒的信念来自行动这一概念；因为我如果不停息地劳作直至终生，即使我现在的存在形式不能继续支撑我的精神了，大自然也有义务给予我另一种存在形式。”
听着这些话，我心中油然而生敬佩和爱慕之情。我想，从未听过这样的教诲，能如此激励人去完成高尚的行动啊；要知道，谁不乐于终生孜孜不倦地劳作、行动呢，如果他因此能获得永生的保证。
歌德叫人取来一个装着素描和铜刻画的画夹。他在静静地翻看了几页之后，便递一幅根据奥斯塔德的油画制作的精美铜刻画给我。他说：“这里，你看见了我们‘夫妻和和美美’的场面。”
我很有兴致地观赏着这幅画，看见的是一家农舍的内部，厨房、起居室和卧室统统合而为一，全部就一个房间。夫妻二人离得很近地面对面坐着，妻子在纺纱，丈夫在绕线，脚边站着一个娃娃。背景上能看见一张床，以及这儿那儿最粗糙、最必需的用具；房门直通户外。一个贫寒而幸福的家庭的充分写照；夫妻二人彼此瞅着，脸上洋溢着满足、惬意和恩恩爱爱的甜蜜。
“这画叫人越看心里越舒服，”我提起话头，“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魅力。”
“这叫感性的魔力，”歌德应道，“任何艺术都不能缺少这种魔力。在类似眼前的题材中，它更可以充分地发挥。相反，在表现进入理性范畴的高深的题材时，还要相应地发挥感性的魔力，不让它干枯、冷却，就困难了。这时作者是年轻或是年迈，就可能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艺术家因此必须先考虑自己的年龄，然后再决定选材。我的《伊菲根尼》和《托夸托·塔索》取得了成功，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能够以自己的感性参透理性的题材，并赋予它生气。而今我老啦，已不再适合写这类理性的作品；要写，就宁可选那类本身已含有一定感性因素的题材。要是格纳斯特夫妇还在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再给你们写两出戏，两出散文独幕剧：一出以婚礼结尾，再欢快不过，一出残忍而动人心魄，结尾时留下两具尸体。第一出的素材还来自席勒时代，而且在我推动下他已经写好一场。两个题材我都考虑很久了，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因此我想每一出都像写《市民将军》那样用八天时间口授就成了。”
“您就写吧，”我说，“您无论如何要把这两个剧本写出来；这可以成为您完成《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后的一个休整和小小间歇。您要能再为剧院作些贡献，将出乎所有人意料，世人将何等地喜出望外啊！”
“我已说过，”歌德接着讲，“如果格纳斯特夫妇还在这儿，那我没准儿真会让你们高兴高兴。可是眼下看来没多少希望，一出停留在纸面上的戏根本不算戏。剧作家必须清楚自己要使用的手段，必须为预定担任角色的演员度身塑造人物。也就是说，如果我还指望得上格纳斯特和他的妻子，此外还可请拉洛舍、温特贝格先生和塞德尔夫人来加盟，那我就知道该怎么写，那我就有把握实现自己的编剧意图。
“为演出写作是一件特别的事情，”歌德继续说，“谁要不是对它了如指掌，谁就最好别干这事。一件有趣的事情，人人都以为搬上舞台也必定有趣；才不是呢！——可能有某些东西读起来挺有意思，想一想也挺有意思，然而搬上了舞台却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书本上深深打动我们的东西，没准儿到了舞台上会让我们无动于衷。有人读了我的《赫尔曼与多罗苔》，就想也可以看它演出。托普费尔就受此诱惑，把它搬上了舞台；可结果怎样呢，效果如何呢，再加上演员的表现也差强人意，谁又能说从方方面面批判这都是一出好戏呢？——为剧院写作是一个特殊的行道，要求操此行道的人真正了解它，并且具有必须具有的天才。这两样都挺稀罕；如果不是两者兼备，几乎就不可能有好的作品出现。”
1829年2月9日，星期一
（关于《亲和力》）
歌德谈了许多关于《亲和力》的事情，特别提到有某人对号入座，自称就是小说中的仲裁人米特勒，而事实上歌德在此之前既不认识他，也未见过他。
“这个人物肯定是有一些真实性喽，”歌德说，“在世界上决不只有一个、两个。归根结底，在《亲和力》中没有一行写的不是我的亲身经历；里边藏着的东西太多啦，任何人都不可能读一遍就全部吸收。”
1829年2月10日，星期二
（魏玛头十年纪略）
我发现歌德身边满是布莱梅港口工程的施工图纸和计划书；对这一宏伟工程，他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
接着我们谈了许多梅尔克的事情，歌德给我念了他一首1776年致维兰特的诗函，一首每行四个重音的双行押韵诗。诗虽写得有些蹩脚，内容却极精彩，讥刺的锋芒特别对准雅克比；似乎是因为维兰特在自己主编的文学刊物《信使》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把雅可比抬得太高，叫梅尔克对他忍无可忍。
谈了当时的文化状况，以及在经历了所谓狂飙突进时期之后，要想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有多么艰难。
谈了他在魏玛的头几年。他对魏玛宫廷不得不抱的态度，他为有益于社会而担任各式各样的公职，是迫不得已必须面对的现实，可这又跟他发挥文学天才相矛盾。所以在头十年没完成什么重要作品。只有一些片断。让谈情说爱搞得昏头昏脑。父亲一个劲儿地发泄对生活依附于宫廷的不满。
好在他没有换地方，没有必要重起炉灶，浪费精力时间。
出逃意大利，为了恢复创作力。误以为有人知道就去不了啦，所以严格保密。到了罗马才给公爵写的信。
从意大利归来，带着宏伟的创作计划。
老公爵夫人阿玛丽亚。完美的女君主，有着完美的人的感情并且乐于生活享受。她很喜欢歌德的母亲，希望她来魏玛常住；他自己却反对。
谈了《浮士德》最初的写作情况：
“《浮士德》跟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一起诞生；1775年我把它带到了魏玛。开始我把它写在信纸上，没做丝毫的修改；因为我一直注意每写一行都一定得好，都一定能保存下来。”
1829年2月11日，星期三
（魏玛建设二三事）
和建筑事务总监库德莱一起在歌德处进餐。库德莱讲了许多女子工业学校和孤儿院的情况，不住称赞它们是公国最好的机构；学校由大公爵夫人创建，孤儿院的建立则归功于卡尔·奥古斯特大公。还谈了一些剧院装修和道路建设的事情。库德莱摊了一份公爵小教堂的设计草图在歌德面前。谈到为公爵设置的座椅在什么位置，歌德提出了一些异议，他都接受了。饭后索勒来了。歌德又给我们看了一些罗伊特先生的画作。
1829年2月12日，星期四
（歌德的建筑学知识；时代的通病是软弱）
歌德给我朗诵了他刚写成的极其精彩的诗句：任何存在都不会化为乌有……
“我写这首诗，”歌德说，“是为了反驳下面这句诗：须知一切必然化为乌有，尽管都拼命想存在下去 …… 这些蠢话叫我生气，我柏林的朋友们竟借开自然科学大会之机，把它们印成了金字。”
我们谈到了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 歌德对他高尚的人格大加赞赏。他说：
“他为人善良，正因此也很伟大。要知道，一个善良的人如果又有才华，总是能以德济世，不管他是成为了艺术家、科学家、诗人，或是别的什么。”
“我很高兴，”歌德继续说，“昨天你进一步认识了库德莱。在社交场合他很难得显山露水，可跟我们单独相处，你就看见他是一个头脑和性格都何等出色的人。一开始他遭遇了不少的非难，可经过拼搏，眼下已充分享有公爵府的恩典和信赖。库德莱是我们时代最有能耐的建筑师之一。他待我很友好，我也一样待他，而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要是五十年前我就有这个朋友该多好！”
谈到了歌德自身的建筑学知识。我提出，他在旅游意大利时一定收获不小。
“它使我对肃穆和伟大有了一个概念，”歌德回答，“但是一点技能没教会我。主要是建造魏玛的公爵府，使我得到了提高。当时我不得不跟着干，甚至亲自动手绘制装饰线图案。我绘的比那帮手艺匠还更好，因为我的想象力胜过他们。”
接着谈起了泽尔特。歌德讲：
“我收到他一封信。信上除了别的，提到他的歌剧《救世主》演砸了，原因是他的女弟子之一把咏叹调唱得太软弱，太伤感。软弱是我们时代的通病。我设想，这在德国乃是努力摆脱法国人影响的结果。除了少数例外，画家、自然科学家、雕塑家、音乐家、诗人统统都软弱，民众中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
“不过，”我接过话头，“我仍不放弃《浮士德》会得到适当配乐的希望。”
“完全不可能，”歌德应道，“这儿那儿必须保留一些令人反感的、恶心的、可怕的东西，这有悖于当前的时代趣味。音乐的格调必须像《唐璜》，为《浮士德》作曲必须是莫扎特才行。梅耶贝尔也许还可以， 可他不会干这样的事；他跟意大利剧院牵扯太多了。”
随后，我已记不起出于什么原因或联系，歌德讲了下面这些重要的话：
“伟大和智慧总是站在少数一边，”他说，“曾经有一些大臣同时遭到民众和国君的反对，却孤独地实现了自己的伟大抱负。永远别想普及理想。各种激情和情感可以大众化，可理性永远只属于少数的精英。”
1829年2月13日，星期五
（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自然永远都有道理）
单独与歌德进餐。他告诉我：
“写完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我准备再回过头来弄植物学，和索勒一起继续做翻译。我只是担心又会漫无边际，最后再次变成不堪忍受的重负。还有许多重大奥秘未曾揭开；有一些我知道了，更多的只有预感。我想对你透露一个秘密，一个令我自己也感到惊异的秘密：
“植物是一节一节地往上长，最后以花和种子为结束。动物界也没有两样。毛毛虫和线虫同样一节一节地长大，最后才形成一个脑袋。这在高等动物和人类就是脊椎；脊椎同样是一节连着一节，最后以集中所有力量的脑袋结束。
“个体的情况如此，整个种群的成长亦然。例如蜂群，也是一个一个的个体联结起来变成为整体，最后也有一个可视为头的结束，这就是蜂王。真是神秘极了，很难解释怎么会这样；只不过我可以讲，对这些现象我是有自己想法的。
“同样，一个民族也造就出自己的英雄，这些人就像半神似的站在云端，保护并造福自己的人民。例如伏尔泰，法国人的文学创造力就凝聚在了他的身上。这样的民族领袖在其活动的那个时代是伟大的；有一些还能超越时代，大多数却被他人取代从而让后世给遗忘。”
我很高兴能听歌德说出这些重要的思想。随后他谈起一些自然科学家，说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他道：
“布赫先生出版了一部新作，题名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假说。他书里要讲的是我们随处可见，然而却不知怎样来的和从哪里来的那些个花岗岩块。可是布赫先生却成竹在胸，认定这些花岗岩块乃是一种强力从地球内部抛掷出来并摔碎了的，因为他的书名已如此暗示，已具体点出‘抛散开来的’花岗岩块，这样一来离抛掷的结论仅一步之遥，等于已把谬误的圈套悬挂在老好的读者头顶上，他们却昏头昏脑。
“必须上了年纪，才能识破这一切；必须有足够的钱，才能付得起经验的代价。我说的每一个警句，都花了我一袋钱；我将自己的五十万私产作为代价，为的是学到现有的知识；我花掉的不只是我父亲的全部家产，还有我的薪俸和我五十多年来为数可观的稿酬。除此而外，一些与我关系密切的公侯显贵还支出了一百五十万，以相助一些大目标的完成，对它们的实施和成败，我都有分。
“一个人光有天才尚不足以通达世事，还必须地位显赫，有机会观看时代的赌徒出牌，并亲身参与结果将有输有赢的赌博。
“不过，要是我不曾努力研究自然科学，我也永远别想认识人的本来面目。在任何其他领域里，都不可能如此接近纯粹的观察和思考，如此了解感觉和知解力的错误以及人性的弱点和优点。一切都多少具有弹性，都摇摇摆摆，都允许多少有所变通；唯有自然一点不开玩笑，它永远真实，永远严肃，永远严厉，也永远有道理；缺点和错误永远由人负责。自然藐视不够格的人，只委身于够格而纯真的人，并向这样的人泄漏自己的秘密。
“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必须有能力把自己提升到理性的最高峰，才有望触及由生理或伦理的原现象所表现出的神性；神性隐藏在原现象背后，原现象产生于神性。
“不过神性只在活的事物中起作用，在死的事物中则不然；神性只寓于未来和发展中，不存在于已成和僵化里面。因此，倾向于神圣的理性也只跟未来的、生机勃勃的东西打交道，知解力却因为要利用而顾及到已成的和僵死的东西。
“矿物学故而是一种需要知解力的学科，是用于实际生活，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再能生成的死东西，也没法想象综合。气象学研究的对象虽说是活的东西，我们每天都看见它在发生作用和创造，并且以综合为前提，但是各种起作用的因素太复杂了，人无力适应这种综合，因此在观察和研究中白费精力。我们正朝着综合这想象的岛屿航行，但综合本身看来将始终是一块发现不了的土地。当我想到即使是研究植物和颜色这么简单的东西，要想实现某种程度的综合也多么困难，我都不会感觉惊奇。”
1829年2月15日，星期天
（艾克曼的自然科学天赋）
歌德一见面就对我大加赞扬，很满意我为《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编辑的自然史内容的警句。他讲：
“你干脆投身自然研究好啦，你天生是这个料。你可以先写一本颜色学纲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