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滑铁卢战役前一年我见过他们，”我接过话头，“那确实是些好汉！一个个身强力壮，英气勃勃，矫健敏捷，仿佛是上帝亲手造出来的。他们昂首阔步，轻松自如，裸露的腿脚迈动起来如此轻捷有力，好似身上全然没有背负原罪和父辈的罪孽。”
“那是个特殊情况，”歌德应道，“原因在种族遗传，在立足的土地，在自由的生存状态，在健康的教育 —— 够啦，英国人总的来说比其他许多民族是要优越一些。—— 就瞧瞧咱们魏玛这里为数极少的英国人，显然不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吧；可又全都是些多么能干、多么漂亮的人物啊！—— 年纪轻轻，二十七岁就来到这里，身处德意志这个陌生的国度却一点不觉陌生和拘束，相反在社交场合举止言谈充满自信，随意大方，仿佛在哪儿都是主人，仿佛到处世界都属于他们。也正是这点赢得了咱们太太们的青睐，搅乱了咱们一位位千金小姐的芳心。身为一个德意志家庭的家长，自然希望家里人都平静无事，所以每当我儿媳妇宣告一位众所期盼的新来的年轻岛民即将光临舍下，我心中总不由得有些忐忑。我总已经想象到他临别时将洒下的眼泪。—— 真是些危险的年轻人啊，不过正因为危险，所以才高贵。”
“可是我并不认为，”我接过话头，“咱们魏玛的英国青年比其他的人更加聪明，更富智慧，更有教养，心性更加高尚卓越。”
“关键不在这些方面，好朋友，”歌德回答，“也不在门第和财富。关键在他们有勇气让自己立身行事顺其自然。他们身上毫无矫揉造作、遮遮掩掩，也不见敷衍马虎、怪僻别扭；不管怎么样吧，他们都是些完完整整的人。也有时完全是些傻子，这我心甘情愿地承认；不过，傻子仍旧是人，在自然的天平上毕竟还是有些个分量。
“享有个人自由的幸福感，身为英国国民的自我意识，受到其他民族器重敬仰的自豪，对还是孩子的他们就有所裨益，使他们在家中和学校里都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享受到了比咱们德国人更加自由幸福地发展自我的可能。
“想了解德国的情况，我只需朝咱们魏玛这儿的窗外瞅一瞅就够啦。—— 新近街上积了雪，邻居的孩子们想试着在外面玩一玩雪橇，可马上警察就来啦，可怜的小家伙们一见他立刻逃之夭夭。眼下春日的阳光又将他们引诱出了屋子，小伙伴儿们很想在家门前玩一玩游戏，可样子看上去仍然畏畏缩缩的，想是心中无数，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有一个警察跑来干涉他们。没有哪个孩子敢于甩响鞭，敢于放声高歌或者大呼小叫，否则立马有警察出来制止。为了让可爱的青年早早地变得温顺，去掉他们身上一切自然的、独特的、野性的东西，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到头来只养成了一群庸人。
“你知道，我没有哪一天不接待一些途经此地的陌生来访者。可是如果我讲，我很高兴会见这些人，特别会见一些来自北方的年轻学者，那我肯定是在撒谎。—— 近视，苍白，凹胸，年轻而无青春气息：这就是他们大多数给我留下的印象。一当谈起话来，我立刻发现我们这种人喜欢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统统庸俗而无意义；他们完完全全沉溺在观念里，感兴趣的只是那类最深奥的哲学思辨的问题。他们身上找不到一丝丝健全感官和感官之乐的影子，一切青春的感觉和青春的欲求都已从他们身上消失殆尽，而且是无可挽回地消失殆尽；要知道一个人二十岁是已不年轻，到了四十岁还能有什么指望。”
歌德叹了口气，不再做声。
我想到了上个世纪的幸福时光，其时歌德正青春年少；我仿佛吸吮着塞森海姆夏日的温暖气息，于是对他念了下面的诗句：
我们年轻的小伙儿和姑娘，
午后快乐地坐在一起乘凉。
“唉，”歌德叹道，“那时候自然很美好！—— 不过把它们忘了吧，免得回想起来，眼下晦暗的日子更叫人忍无可忍。”
“必须出现第二个救世主，”我说，“来改变我们这沉闷、难受和极度压抑的现状。”
“就算出现了救世主，”歌德回答，“人们也会再一次把他钉上十字架。我们压根儿用不着这么伟大的人物喽。只要能让德国人以英国人为榜样，少一些哲学头脑多一些实干能力，少一些理论多一些实践，那我们无须等待救世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生，就差不多已经得救啦。由下而上，有民众参与，通过学校和家庭教育，可以成就许多事情；自上而下，经过执政者及其臣僚们的努力，可以成就许多事情。
“因此，我不赞成要求正在求学的未来国家公仆，具备太多的知识和学问；这样做早早地毁了这些年轻人的精神和身体。接下来投身于实践，他们尽管掌握着大量的哲学和理论教条，可这些玩意儿在其有限的职业范围内根本派不上用场，结果必然一古脑儿给忘记掉。而另方面，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却已经失去：例如精力旺盛的脑子和身体，一个人在实践中要想事业有成，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还有，作为国家公仆在生活中，在待人接物方面，不还需要爱和善意吗？—— 如果一个人自己都感觉不痛快，他又怎能对他人抱有善意和善待他人呢？
“可是所有人的心情都很糟糕！那些给拴在写字台边的学究和公务员们，他们有三分之一身体都垮了，都患上了忧郁症。必须由上头采取措施，至少挽救一下年轻的一代，使其不要遭受同样的戕害。
“但愿吧，”歌德微笑着补充道，“但愿并且期待，一百年后我们的德国人会是另一个样子，会不再是一些唯尚空谈的学究和哲学家，而成了真正健全的人。”
1828年6月15日，星期日
（听提罗尔山民放歌；卡尔·奥古斯特大公辞世）
我们在桌边没坐多久，用人就报告，赛德尔先生就领着提罗尔歌手来了。歌手们被安排到花园的敞厅里，透过洞开的厅门就看得见他们，他们的歌声老远便听得清清楚楚。赛德尔先生坐到了我们一起。快活的提罗尔山民演唱的歌曲和他们富有地方特色的吆喝，颇对我们年轻人的口味；乌尔莉克小姐和我尤其喜欢《花束》和《你，你在我心里》这两首，请他们把歌词给了我们。歌德本人看上去不像我们其他人似的兴奋。他说：
“想知道樱桃和草莓味道，必须向小孩子和麻雀请教。”
提罗尔山民还用一支声音嘹亮的横笛和一张平躺着的齐特尔琴，演奏各式各样的舞曲，穿插在歌唱节目之间。
小歌德让人给唤出去了，他一会儿又走了回来。他走到提罗尔人那边，打发走了他们。他又坐到桌旁，跟我们待在一起。大伙儿谈论着《奥伯龙》，说从四乡八野拥来这么多人看这出歌剧，中午肯定就已经买不到票了。小歌德提出散席，说：
“亲爱的父亲，咱们散了吧！先生们和女士们也许希望早一点上剧场去。”
如此匆忙似乎让歌德感觉奇怪，因为还不到四点；不过他仍然顺从地站了起来，我们其他人则分散到了各个房间里。赛德尔先生来到我和另外几个人跟前，满脸愁容地低声说：
“各位想看戏是空欢喜啦，不会再有演出：大公爵死了！在从柏林回来的路上死的。”
众人无不感到惊愕。歌德走进屋来，大伙儿赶紧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扯到一些不打紧的话题。他和我走到窗户前，给我讲那些提罗尔山民，讲看歌剧的事。他道：
“今天你坐到我的包厢里来吧，到六点钟你还有时间；别管其他的人，就待在我这儿，咱们还可以再聊聊。”
小歌德试图请大家都离开，以便他赶在刚才送信给他的首相回来之前，向自己的父亲通报那个噩耗。歌德不理解儿子干吗这么心急火燎地催客人离去，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说：
“你们难道咖啡都不想喝了吗，须知还不到四点哟！”
这期间别的人全走了，我于是也取下自己的帽子。歌德很诧异地瞅着我，问：
“喏，你也要走？”
“是的，”小歌德抢过话头，“艾克曼在上剧场前还有事要办。”
“可不，”我道，“我还有点事情。”
“那去吧，”歌德说，边说边不解地摇摇脑袋，“可我真不明白你们。”
我们和乌尔莉克小姐一起上了楼，小歌德则留在下边向他父亲报告噩耗。
我再见到歌德已是那天夜里。还没跨进房间，我就听见他在唉声叹气，在大声自言自语。他似乎感觉，他的生命被撕开了一个口子，蒙受的损失再也无法弥补。他拒绝任何安慰，讲什么都根本不听。他讲：
“我原以为我会先他而去啊；不过上帝觉得怎么好怎么安排，我们可怜的凡人毫无办法，只能忍受，只能，只能尽量继续活下去。”
老公爵夫人得到噩耗时正在威廉塔尔避暑，已当政的小公爵一行尚在俄国。歌德即刻启程前往道恩堡，为的是逃离这睹物思人的伤心之地，在新环境中从事全新的活动，以恢复身心健康。他先从法国人方面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创作启示，继而又重新热衷于植物学研究；眼下他居住在乡间，一出门就满眼是茂密的葡萄藤蔓和蓓蕾初绽的花木果树，很适合做这样的研究。
我陪他的儿媳和孙子们去看过他几次。他看上去很幸福，忍不住对我们一再地称赞府邸和花园的位置，说它真是再好不过。的确，透过窗户，从这么高的地势俯瞰山下，风光十分迷人。峡谷里植物繁茂，生气勃勃，萨雷河蜿蜒流经如茵的草地。正对面朝东，是一些森林覆盖着的丘陵，越过丘陵极目远方，让人感觉那便是白日里看云聚云散，骤雨降临，夜晚观察东边的星空和旭日初升的最佳去处。
“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一些美好的白昼，美好的夜晚，”歌德说，“常常天亮前就醒了，我便躺在床上，面对打开着的窗户，观赏三大行星汇聚在一起时的壮烈景象，随着朝霞越来越红越来越红，我也越来越精神抖擞。随后便整天徜徉在野外，和葡萄的藤蔓做精神对话，它们告诉了我不少好想法，我也可以向你们透露一些奇妙的事情。我又开始写诗啦，而且写得不坏；我真希望自己有运气，能把现在这样的状态保持下去。”
1828年9月11日，星期四
（修订《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席勒的伟大人格）
今天风和日丽，两点钟时歌德从道恩堡回来了。他身体健壮，皮肤晒得褐黑。我们很快坐到桌旁，在紧靠花园的房间里，敞开着房门。他讲了接待过哪些访客，收到了什么礼品，看样子对这次出去散心异常满意。然而深入观察，也不难发现一个外出归来者特有的拘谨：即将恢复旧日的生活，需要顾这管那，满足日常的种种需求。
刚上头两道菜，老公爵夫人的使者就到了，说下个礼拜二她很乐意来看他；这表明对于歌德的归来，她着实挺高兴。
大公爵辞世以来，歌德没有见过公爵家的任何人。尽管一直和老公爵夫人保持着通信联系，对于失去大公爵的哀痛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但即将面对面坐在一起，双方仍旧难免会激动悲伤；念及此，事先可能已感到了几分沮丧。出于同样的原因，歌德也还没有见小公爵，对这位新继位的君主表示臣子的敬意。上面这一切都即将发生，尽管作为一个见过世面的大人物，他不会因此而紧张拘束，但是作为一位生来便我行我素的天才，歌德仍感到不自在。
除此而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访问。柏林举行的一次自然科学家大会，使众多著名杰出人士踏上了旅途，其中的一部分人来回途经魏玛，已经预先约定来访。一连几个星期的叨扰，将夺去人内心的安宁，使生活偏离习惯的轨道。歌德的脚一踏上府邸的门口，穿过一个个房间，就已预感到一些原本异常重要的来访包含的这类不快。
还有一个情况使面临的麻烦更加恼人，这我也不应该忽略。歌德文集的第五批稿子，其中包括《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必须在圣诞节以前交稿付印。这部小说过去印成了一卷，现在歌德开始完全重写，要将原有部分和许多新内容糅合在一起，计划在新的版本里把一部作品印成三卷。工作尽管已经做了许多，但还要做的也不少。稿纸上到处是需要填补的空白。有的引言缺少点意思，有的章节之间还需要有个过渡，免得编辑组合的痕迹太明显；这儿有些个重要片断需要加上开头，那儿需要补充结尾；如此一来，要使这部重要作品叫人读着舒服、满意，三卷合起来尚需加工的地方还很多很多。
今年夏天歌德把稿子交给我通读，我俩当时对这部重要作品口头和书面交换过许多意见；我建议他用整个夏天来完成这件工作，把其他的事情统统摆到一边，他呢同样坚信有必要这样做，并且也已经下定了决心。不想后来大公爵死了，给歌德的存在留下了可怕的空白，再也甭想他有愉快、宁静的心境来完成这个重任啦；眼前他最重要的只是自己不要垮掉，然后恢复身心健康。
可眼下当他入秋时从道恩堡回来，重新踏进自己魏玛居所的房间，脑子里必然就想到了要完成《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这件事情，想到了剩下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而且还面临着许许多多干扰，不容他在纯粹、宁静的心境中去发挥自己的天才。
把上述一切归纳到一起，读者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讲歌德尽管席上谈笑风生，却仍让人能看出他深藏在心中的隐忧。
可为什么谈及这个情况，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跟歌德的一席令我感觉特别的话，一席既道出了他的处境，也表现了他的本质的话有关。喏，现在我愿讲讲是怎么回事。
奥斯纳布吕肯的阿贝肯教授在八月二十八日之前寄给我一个包裹，请我在适当的时候把它转交给歌德当生日礼物。他说是一件跟席勒有关的纪念物，肯定能让歌德高兴的。
今天在席间谈到了给他转到道恩堡去的众多生日礼物，我便问歌德，阿贝肯的包裹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歌德回答：
“装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让我乐了好一阵。一位殷勤的夫人，席勒曾到她家喝过茶来着，真有她的啊，竟把他的谈话给记录了下来。不但文字非常优美，而且记述忠实准确，过了这么长时间读起来还挺好的，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样的情景出现过何止千百次，但唯有这次幸运地凝固在了纸上，保持着生动鲜活。
“在这里席勒仍不改本色，让人感到他绝对拥有高尚的天性；他在茶桌上举止大度，就像他出席国务会议时会有的样子。没有任何东西令他拘谨做作，没有任何东西让他缩手缩脚，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他思想的翱翔；他总是直抒胸臆，无所顾忌地道出活跃在他心里的伟大理念和想法。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做人就该像他这个样子！——相反，我们其他人总感到拘束，周围的人物和物件都会影响我们；例如茶匙要是金的我们便会拘谨起来，因为它本该是银的，这样，受着千百种顾忌的束缚，我们的个性里即使有伟大的东西也麻痹了，也自由释放不出来了。我们是外物的奴隶，环境的奴隶；我们是显得渺小或是显得伟大，全取决于环境对我们的挤压程度，抑或留给了我们多大的自由伸展空间。”
歌德缄默了，谈话插进了别的内容；我呢，却思考着歌德这富含深意的、同样触动了我内心的一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