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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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1826年(1)

1826年1月29日,星期日晚上

(谈不同时代文艺的主观倾向和客观倾向)

德国首屈一指的即兴表演家、汉堡的沃尔夫博士来魏玛好几天了,并已经公开展示他那罕有的天才。星期五晚上,当着无数的观众和魏玛宫廷的达官显贵,他举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即兴演出。当晚他便收到一封邀他去歌德府邸的请柬。

沃尔夫博士昨天中午给歌德做了表演,晚上我便与他交谈。他兴高采烈,说他一生中的这一个小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原因是歌德三言两语就把他领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指出他的缺点毛病可谓一语中的。

今天晚上我在歌德那里立刻谈起了沃尔夫。我说:

“沃尔夫博士觉得很幸运,说阁下您给了他有益的指点。”

“我对他很坦率,”歌德回答,“我的话要是对他起了作用,鼓舞了他,那就是一个好的迹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这点没有疑问,只不过也患有当今时代的通病,即主观这个毛病;我希望能够治好他。为了试验他,我给他出了一个题目。我说,‘您给我描绘一下返回汉堡的旅程吧。’他转眼就准备好了,开始给我即兴朗诵起一篇悦耳动人的诗歌来。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才能,但却不能对他表示赞赏。他没有给我描绘回汉堡的旅途景象,而只是抒发了一个游子回到父母和亲友身边的种种感受;他的诗不只适用于回汉堡,同样适用于回梅尔斯堡或耶那。可汉堡是一座何等非凡的、独具魅力的城市啊;他要是正确地抓住主题,有勇气表现它,可以大写特写的地方真是多得很哩!”

我提出,对这种主观倾向观众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对所有滥情的表演一律给予喝彩。

“可能吧,”歌德回答,“不过,你要是给观众较好的东西,他们会更加满意。我确信,像沃尔夫这样一位即兴表演的天才,只要能够把罗马、那不勒斯、维也纳、汉堡和伦敦等大都会的生活描绘出来,而且描绘得真实准确,有声有色,观众感觉如身临其境,他就会使所有的人欣喜和着迷的。只要沃尔夫能突破主观转向客观,他就保险啦:现在问题全在他自己,因为他这人并不缺少想象力。只是他必须尽快决断,并有勇气采取行动。”

“我担心比想象的要困难,”我说,“因为这要求转变整个思维方式。就算转变成功了吧,创作活动也无论如何会出现暂时的停顿;他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会熟练客观的表演风格,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第二天性。”

“这种转变诚然非同小可,”歌德回答,“但他必须有这个勇气,并且很快下决心。这就像学游泳的人怕水,只要你赶紧跳下去,谁就与你亲密无间啦。

“一个人想要学唱歌,”歌德继续说,“在他自然音域里的那些个音唱起来当然挺容易;在他音域外的其他音呢,一开始可就困难极啦。但谁想当歌唱家,就必须唱好这些难唱的音,因为他必须全部驾驭它们。诗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只要什么时候他仅仅能够表达自身的一点点感受,那他就还不能称为一位诗人;可一当他学会了把握世界,表现世界,他就是个诗人啦。从此他永不枯竭,常写常新,反之,一个主观的天才很快就会表述完自己内心的一点点东西,最后以落入俗套而告终结。

“大家常常讲向古人学习,那意思不外乎:面向现实世界,努力表现现实世界;因为古人当时也这么做,也表现他们生活的现实。”

歌德站起来在房里走来走去,我则如他希望的仍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他在壁炉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向我走来,把食指靠在嘴唇上,对我讲了下面的话:

“我愿意向你解释一条规律,你将在生活中反复得到验证。就是所有倒退的、行将就木的时代都是主观的,反之一切前进的时代都有着客观的倾向。我们当今时代整个处于倒退之中,因为它是主观的。这种情况你不只在文学中见得到,在绘画和其他许多艺术门类中也一样。相反,任何富有成效的努力都发自内心而面向外在的世界,如你在所有伟大的、真正积极进取的时代所观察到的那样;所有这些时代,都具有客观的性质。”

以这些话作为引子,接着进行了特别是关于十五、十六世纪这个伟大时代的有趣交谈。

随后话题转向了戏剧,以及现代文学中的软弱无力和多愁善感倾向。我讲:

“现在我从莫里哀那里获取安慰和力量。我翻译了他的《悭吝人》,并正在译他的《屈打成医》。莫里哀是怎样一位伟大而纯粹的人啊!”

“对了,”歌德接过话头,“纯粹的人,这个提法对他再恰当不过;他身上没有任何被扭曲、被败坏的地方。所以如此的伟大!他统驭着自己时代的风尚,相反,我们的伊夫兰和科策布却甘受时代风尚统驭,故而被其限制和禁锢。莫里哀如实刻画出人们的本来面目,以此教训惩戒他们。”

“要是能在咱们的舞台上欣赏到真正纯粹的莫里哀剧作就好喽,”我说,“为此我宁愿付出一些代价;然而对于观众来说,那样演就太强烈,太自然了。眼下这精雕细琢,是不是源自某些作家所谓理想的文学呢?”

“不,”歌德回答,“它源自社会本身。还有呐,咱们年轻的姑娘上剧场干什么?她们根本不属于剧场,她们属于修女院,剧院只为熟谙人情世故的男男女女而存在。当莫里哀写作的时候,姑娘们都在修女院里,他就根本用不着顾忌她们。

“可是我们很难把年轻的姑娘们赶出剧场去,剧作家又不停地炮制那种软绵绵的东西,那种正因此而符合她们口味的剧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聪明的办法就是跟我一样不进剧场。

“在我还能对剧院发挥实际影响的时候,我可是一直真正地关心剧院的。能帮助这个机构提高水准,是我的快乐;而在演出中,我较少关注剧本的情况,更加留意演员的表演是到位或是不到位。要提出什么批评,第二天早上我就派人送一张字条给导演;我有把握,下一场演出再看不到同样的毛病。而今我可不再能实际影响剧院啦,也就没有义务再上剧场。既然没法子帮它改,毛病只能让它毛病;这不关我的事啊。

“阅读剧本对我而言情况也不会好一些。年轻的德国剧作家老是寄些悲剧给我;可拿着它们,我做什么好呢?我读德国剧本的目的,只是想看看能否使它们公演;除此而外,我对它们完全无所谓。以我现在的处境,我拿这些年轻人的剧本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不该读却去读它们,对我自己毫无好处;另一方面东西已经摆在那里,我也没法对年轻的剧作家们有所助益。他们要是不寄给我业已印成书的剧作,而是给我创作提纲,那我至少还可以讲:写这个吧,或者别写这个;这样写,或者换个写法吧。如此这般,才多少有些意义和用处。

“归根结底,一切全怪在德国文学艺术太普及了,以致没有谁会写出一句蹩脚的诗。寄作品给我的年轻诗人,他们并不比自己的前辈逊色,因此看见前辈们备受推崇赞誉,就不理解公众为什么不同样称赞他们。然而事实是已不允许为鼓励他们而干任何事情,因为他们那样的天才而今成百上千,在还有许多别的当务之急的情况下,就不该再去提倡原本就嫌多余的东西。可其中设若有那么一个鹤立鸡群,出类拔萃,那就很好,因为世界只能从杰出非凡获得益处。”

1826年2月16日,星期四

(缺少民族意识对文艺创作不利)

今晚七点左右去歌德家,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自己房间里。我走过去坐到他的桌子旁,告诉他一个消息:昨天我在宾馆里看见了惠灵顿公爵,他正途经此地到彼得堡去。

“是吗?”歌德兴奋起来,问:“他怎么样?快给我讲,看上去像画上一样吗?”

“像。”我回答,“不过更神气,更富有个性!你只要见过他那张脸,他所有的肖像画都没有了价值。你只需见他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他给你的印象太深啦。褐色的眼睛闪射着快活的光芒,目光极富魅力。即使他闭着嘴,也好像在对你说话。仅看外表,就知道此人思考过很多问题,经历过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眼下呢正快活而从容地处理着世界大事;像这样的人,什么事情也不能使他动摇。他严厉而坚韧,在我眼里就像一把大马士革弯刀。

“看样子他已经五十好几,但身板儿挺直,修长,个子不很大,有点儿瘦,却不见得结实。我看见他正准备登车离开。在穿过送行的行列时,他微微躬着身子,一根指头靠在帽檐边上,跟人道别的神态真是和蔼极了。”

歌德饶有兴致地听着我的描述。“你又见了一位英雄,”他说,“这样的经历永远有它的意义。”

话题转到了拿破仑,我表示遗憾,我没有见过这位伟人。“可是,见他也挺难,”歌德接过话头,“要看造化呀!”——“他像什么样呢?”——“他呀,”歌德回答,“他就是他那个样子,没什么别的好说。”

我给歌德送来一首几天前就提起过的很有意思的诗,这诗是他自己写的,但却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年代已经如此久远。1766年初发表在当时法兰克福出版的《视野》杂志上,被歌德的一位老仆人带到魏玛,再通过此人的后裔落到了我手里。无疑是歌德自己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诗,以基督的地狱之行为题材;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作者怎么会熟谙那样一些宗教观念。看思想倾向,这首诗可能受了克洛普斯托克的启发,只不过表现手法完全是另一码事;它更强健,更自由,更轻松,更有力度,也更具吸引力。如火的激情叫人想起血气方刚的青年。缺少素材导致沉湎于内心,诗也就超出了长度。

我把整个已经泛黄、几乎不再连成整体的报纸放到歌德面前,由于亲眼见到实物,他又回忆起了这首诗。他讲:

“可能是克勒滕贝格小姐促使我写的,标题中还有‘应……要求草拟 ’几个字;我的其他朋友显然谁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时我缺少题材来着,只要抓住什么可以吟唱,就高兴得要命。就在最近还有一首当时的诗落到了我手里,用英语写的,在诗里我抱怨缺乏做诗的素材。我们德国人在这方面也确实不幸:我们的古代历史模糊不清,近代史呢,由于不存在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也缺少普遍的民族国家意识。克洛普斯托克尝试以赫尔曼来弥补这个缺陷,只可惜这个题材离得太远了,谁也不清楚与自己有何关系,谁也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所以剧本写出来没有效果,也未能流传开。我写《葛慈·封·伯利欣根》却成功了;它可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用它是可以干成些什么的。

“《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不同,我必须回到内心去寻找,流传下来的素材远远不够。魔鬼和女巫的把戏我只玩了一次;我很高兴吃光了自己的北方遗产,还能去赴希腊人的盛宴。可要是我当初也像现在一样清楚千百年来那里已有多少杰作佳构,我恐怕一行字都不会写了,而会改行干别的什么去了。”

1826年3月26日,复活节

(谈拜伦)

歌德今天进餐时兴致好极了,态度亲切极了。今天他收到了一部极为珍贵的稿子,就是拜伦爵士为自己的剧本《萨丹纳帕尔》题词的手稿。在餐后用甜品时,他把手稿拿给我们看,同时一再恳求他的儿媳妇,要她把拜伦从热那亚来的信还给他。他说:

“你瞧,亲爱的孩子,我已把一切说明我跟拜伦关系的材料集中在一起,今天又来了这张值得注意的字条,你说妙不妙。要是你再把那封信还给我,我就真的什么都不缺啦。”

可爱的拜伦女崇拜者呢却怎么也不肯归还那封信。她说:

“亲爱的父亲,既然你已经把信送给我,我就决不会再还给你。如果你希望把同样的资料归总到一起,那好啊,你不如把今天这封宝贵的信也给我,让我全部一起保管起来吧。”歌德可是更加不乐意,于是父女俩说说笑笑地争个没完,过了好久歌德才兴致不减地转入了一般的话题。

散席后女士们上楼去了,我单独跟歌德待在一起。他回书房取来了一个皮夹子,拿着它和我一同走到窗前,然后打开了皮夹。他说:

“你瞧,有关我跟拜伦爵士关系的所有资料全在这里了。这是他从里沃纳的来信,这是他的题词的副本,这是我的诗,这是我为麦德文的《与拜伦谈话录》写的稿子;喏,缺的就只是他那封热那亚来信,可她却不肯还给我。”

歌德随后告诉我,今天他收到一个来自英国的友好约稿,因与拜伦有关而令他欣慰和感动。他的心思这时全集中在了拜伦爵士身上,一直不停地谈论着他及他的作品和他的天才,讲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

“英国人愿怎么看待拜伦都随他们的便,”歌德当时也说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找不出另外任何一个堪与拜伦比肩的诗人来。他卓尔不群,比绝大多数人都更伟大。”

1826年5月15日,星期一

(关于圣·舒泽)

我与歌德谈论圣·舒泽,对这个人他评价挺不错。

“上个星期在我生病那几天,”他说,“我读了他的《快活时光》。舒泽他要是生长在英国,可能会成为划时代的人物哩;因为他既富有洞察力又长于表现,所缺的仅仅是见识伟大生命的缘分而已。”

1826年6月1日,星期四

(关于《地球》 杂志)

谈到《地球》杂志,歌德说:

“它的编辑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极度地乐观、开朗和勇敢。人家指责他们附庸风雅,彬彬有礼;反之,德国的学究们却永远相信谁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就必须马上恨谁。我视《地球》为最有意思的杂志之一,自己再也少不了它啦。”

1826年7月26日,星期三

(好看的剧本未必好演;剧院必须演保留剧目)

今天晚上,我有幸听歌德对戏剧发表了一些看法。

我告诉他,我的一个朋友有意把拜伦的《俘斯卡里父子》搬上舞台。歌德怀疑他能否取得成功。

“这的确是一件诱人的事,”歌德说,“一个剧本读起来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就以为它在舞台上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于是幻想不花多少力气便能够成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出戏如果原本不是作家特意用适合于舞台的技巧为上演写的,那它也就上不了舞台,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总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别别扭扭的东西。我为我的《葛慈·封·伯利欣根》费了多少劲儿啊,然而公演仍旧不成功。太冗长啦,我不得不把它分成两部,这样虽然第二部产生了戏剧效果,第一部看上去却仅仅像是情节的交代。如果为交代情节而仅仅演一次第一部,然后只反复公演第二部,这也许才行得通。《华伦斯坦》的情况也类似,第一部《皮科罗米尼父子》不宜反复演,第三部《华伦斯坦之死》观众却一直喜欢看。”

我问,一个剧本要怎样写才会有戏剧效果。

“必须使其具有象征性,”歌德回答,“这就是说,一个情节不只是本身有意义,还必须引入一个更加重要的情节。莫里哀的《伪君子》堪称这方面的一个伟大典范。你只想想第一场好啦,那是何等出色的情节交代啊!一开场一切都显得异常重要,而且还预示着一个更加重要的结尾即将到来。莱辛的《明娜·封·巴尔恩海姆》情节交代也挺出色;不过《伪君子》在这方面乃全世界独一无二,是同一样式的现存作品中最伟大、最杰出的。”

我们谈到了卡尔德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