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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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探索集》后记

我按照预定计划将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录一篇(《我和文学》)编成一个集子,作为《随想录》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给第二集起名《探索》,并无深意,不过因为这一集内有五篇以“探索”为名的“随想”。其实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

《随想录》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论刺痛了什么人,别人也有权回击,如果乱棒齐下能打得我带着那些文章、言论“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会顽强地活下去,我的“随想”也决不会“消亡”。这一点倒是可以断言的。

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几篇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迎头一瓢冷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头脑清醒。我冷静地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并非我喜欢炒冷饭,只是要人们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从来不曾想过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悦于人,更不会想到用花言巧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决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我写《家》,也只是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决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五十多年来我受到好几次围攻,“四人帮”烧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艺界。但他们一倒,读者们又把我找了回来,那么写什么呢?难道冥思苦想、精雕细琢、为逝去的旧时代唱挽歌吗?不,不可能!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的道路上的一点收获,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个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羡慕。我在“牛棚”的时候,造反派给我戴上“精神贵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几位香港的大学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贵族”。中国大陆给“四人帮”蹂躏了十年,千千万万的人遭受迫害,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帮”暴行的烙印……难道住在香港和祖国人民就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试问多谈“四人帮”触犯了什么“技巧”?在今后的《随想》里,我还要用更多的篇幅谈“四人帮”。“四人帮”决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还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总会弄出点眉目来吧。尽管我走得慢,但始终在动;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这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会不会有成绩?这对我也是一次考验。过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洁癖,不愿意多看见“四人帮”的字样,以为抱住所谓“文学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么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牛棚”,一张“勒令”就可以夺去人的一切权利。极左思潮今天还不能说就没有市场,在某些国家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怎样度过那十年的浩劫。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们遭受了苦难,才让你们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据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们也不曾对他们解释明白。

两年前外国朋友常常问我:“‘四人帮’不过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们。但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我准备花五年的工夫,写完五本《随想录》。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巴金

十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