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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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探索

在最近的《大公报》上看到白杰明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欣赏:“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

在我的周围,有些人听见“探索”二字就怀疑,甚至担心。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吗?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没有读过这类刊物,没有发言权。我讲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人警告说:“你要探索,要创新,就是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可要当心啊!”

不满现状,说对了。不满现状(也就是不安于现状)有多种多样。有的人不满意自己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别人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小范围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大范围的现状。

谈到别人的现状,谈到大范围的现状,问题就大了,因为别人会觉得他的现状很好,会觉得大范围的现状很好,你不满意,当然容易引起争论。例如我们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领取几块、十几块钱稿费也得自己到邮局排队;一个几本书的邮包也要自己去拿;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办,我还有儿子和女婿可以帮忙,我一个朋友年过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处理这些事,就感到困难了。又如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大学里教书,她说她有时得自己去搬运讲义、教材。……对这类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各人为自己服务”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想来想去,现在却有了另一种想法: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越少。这样的话近两年来我到处讲反复讲(“四人帮”横行时期我没有发言权),并不起作用。我不满意这些现状,别人却不是这样看。再如有人说我们社会里已经有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在电视机荧光屏上我却看见了审判盗窃杀人犯的场面,别人说这不是主流,他说得对,但他说的“美妙”里总不能包括盗窃杀人吧。争论起来是很麻烦的事,何况我缺乏辩才!

所以我只谈我自己的事。首先回顾我的过去,我隐隐约约记得的是在广元县知县衙门里的事情,这是最早的回忆!那个时候我不过四五岁,人们叫我“四公爷”(即四少爷),我父亲在二堂审案,我常常站在左侧偏后旁听。这说明我是个官僚地主的少爷。我从小就不满意这个现状,觉得做少爷没有意思,但当时我并没有认为生在大户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谈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阶级。我只是讨厌那些繁重的礼节,而且也不习惯那种把人分为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分类法”。关于礼节,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过生日,我的父母在广元庆祝,要我叩头,我不肯,就挨了一顿打。幸而我的父母当时不懂得“无限上纲”,打过就算了事,还允许我一生保留着对礼节和各种形式主义的厌恶。

至于说到“分类法”,我对它的不习惯(或者可以说不满意)表现在我喜欢生活在所谓“下等人”中间,同他们交朋友,听他们讲故事,我觉得他们比较所谓“上等人”像老爷、少爷、老太爷之类心地单纯得多,善良得多。当时我绝没有想到什么“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欢到听差们住的门房里去,到轿夫们住的马房里去,只是因为我热爱这些人,这时我已经是十岁以上的孩子了。在我们家里人看来这是“不求上进”、“有失身份”的举动。可是没有人向上面打小报告,我祖父、父亲、叔父们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横加干涉,我照旧在门房和马房里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后,我发现了大门以外的广阔的世界,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少了,不久我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补习班。

以上的话只是说明:一,我不曾受过正规的教育;二,我从来不安于现状,总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我家里“上面的人”从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都希望我做一个“扬名显亲”、“有钱有势”的人,可是我不会走那条现成的路,我不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从我生下来起,并没有人命令我写小说。我到法国是为了学一门学问。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在巴黎开始写什么小说,结果两年中什么也没有学会,回国后却找到了一样职业:写作。家里的人又再三叮嘱要我走他们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没有人给我安排的那一条。尽管我的原稿里还有错别字,而且常常写出冗长的欧化句子,但是我边写、边学、边改,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懂得一个道理:人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这几年来我常常想,要是我当初听从我家里人的吩咐,不动脑筋地走他们指引的道路,今天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结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里写过一个小知识分子(一个肺病患者)的死亡,这就是我可能有的结局,因为我单纯、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会讨好别人,耍不来花招,玩不来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云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诺诺地依顺别人,我祖父要我安于现状,我父亲(他死得早,我十二岁就失去了父亲)要我安于现状,我大哥也要我安于现状,我就只好装聋作哑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岁时神经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岁时破产自杀,那么我怎样活下去呢?

但是我从小就不安于现状,我总是在想改变我的现状,因为我不愿意白吃干饭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写些文章,多完成两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变我的现状。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动脑筋思考,我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虽然我的成绩很小,虽然我因为是“臭老九”遭受“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打击和迫害,可是我仍然认为选择了文学的道路是我的幸运。我同胞兄弟五人,连嫡堂弟兄一共二十三个,活到今天的不到一半,我年纪最大,还能够奋笔写作,是莫大的幸福。这幸福就是从不安于现状来的。年轻时我喜欢引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现在我又想起了它。这十几年中间我看见的胆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个时期我也诚心诚意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意志的机器人。我为什么对《未来世界》影片中的机器人感到兴趣,几次在文章里谈起“它”呢?只是因为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我的心死了(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走进“牛棚”的时候,就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

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的城,

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

这说明过去有一个时期的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

白杰明先生说,“想真正搞出……有创新意义的东西”,就要“让人家探索”。对,要“探索”,才能“创新”,才能“搞出一些尖端性的”东西。他的意思很明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应该让人家探索。但是据我看,一个“让”字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字,一个更重要的字——就是敢字,敢不敢的“敢”字。不久前在上海举行了瞿白音同志的追悼会。白音同志,不是因为写了一篇《创新独白》就受尽地狱般的磨炼吗?最初也是有人“让”他“创新”的。可是后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批巨灵神,于是一切都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也有丰富的经验,我也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是我比白音同志幸运,今天我还能探索,还能思考,还能活下去,也还能不混日子。不过也只是这么一点点,没有什么值得自我吹嘘的东西,连《创新独白》也没有。一九六二年我“遵命”发扬民主,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发言中讲了几句自己的话,不久运动一来,连自己也感觉到犯了大罪,“文革”时期我在“牛棚”里给揪出来示众、自报罪行的时候,我从未忘记“报”这件“发扬民主”的“反党罪行”。这就是刘郎同志在《除夕·续旧句》诗注中所说的“折磨自己”。这种折磨当然是十分痛苦的,现在我还忘记不了(不是不想忘记)。

我讲这些话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你就是让人家探索,人家也不敢探索,不肯探索;不敢创新,不肯创新。有人说:“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是唯唯诺诺地混日子保险,我们不是经常告诉自己的小孩: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吗?”

我自己也是在“听话”的教育中长大的,我还是经过“四人帮”的“听话”机器加工改造过的。现在到了给自己做总结的时候了。我可以这样说:我还不是机器人,而且恐怕永远做不了机器人。

所以我还是要探索下去。

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