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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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 纪念

近来几次梦见自己回到大唱“样板戏”的日子,醒来我总感觉心情很不舒畅。二十年了!怎么我还是这样软弱?在上一篇“随想”里我提到重进“牛棚”割尾巴的事。难道我真相信知识分子都有一条应当割掉的叫做“知识”的尾巴吗?请不要笑我愚蠢,有一个时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的确相信过,我甚至下过决心要让人割掉尾巴,所以二十年前我给关进“牛棚”以后,还甘心做一辈子的“牛”,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且十分羡慕那些自认为比我高一等的人。当时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唱“样板戏”,哼“样板戏”。无怪乎最近听见人唱“样板戏”,即使是清唱也罢,我就记起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任意划分人的等级的时代,一个把“知识”当做罪恶的尾巴的时代。那难熬的、可怕的十年像一些巨大的鬼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我才明白我上次说“牛棚早给拆掉”,只是一句空话。那十年中间我进过各种各样的“牛棚”,只要有人作为“牛”给揪了出来,什么房子都可以成为“牛棚”,无所谓“修”,也无所谓“拆”。我至今心有余悸,只能说明我不坚强,或者我很软弱。但是十年中间我究竟见过多少坚强的人?经过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之后,我的不少熟人身上那一点锋芒都给磨光了。有人“画地为牢”,大家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圈,仿佛我们还生活在周文王的时代。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害怕“造反派”的“勒令”,这“勒令”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封建的手段(“四人帮”贩卖的全是封建的土产)。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眼睛应该睁大了,应该是真正“雪亮”的了。即使过去的许多“看牛人”现在还在各处活动,好像在等待什么,但只要我们不再走进“牛棚”,任何人的“金口玉言”,都不会有变人为兽的魔法。没有牛,再多的“看牛人”也起不了作用!

问题在于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自己,我们要尊重自己。能做到这样,就用不着害怕什么了。我那位决心“不再进牛棚”的朋友可能很有道理,我对他有了更多的好感。

下一次他来探病,我继续同他交谈。

他坐下来就问:“你现在还怕给人揪去割尾巴吗?”不等我回答,他又接下去说:

“是不是有尾巴,你瞧,明明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大家却这样给摆弄了这么些年。多大的浪费!前不久我还在一份文学刊物上读到一篇小说《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五个可爱的姑娘吊死在一根绳子上,她们还以为自己看见了天堂。想着这些纯洁的少女,我很难过,她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各种各样的人都成了这场‘文字游戏’的受害者。以反对知识开始的这场‘大革命’证明了一件事情:消灭知识不过是让大家靠一根绳子走进天堂。办得到吗?——”

我不等到他讲完,便插嘴问:“那么衙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吗?你上次这样说过。”

他明白地回答:“我今天还是这样看。你应该记得那年我们在奉贤五·七干校,一起靠边的老王几次请假回家处理儿子的事情。他们夫妇在两个干校学习、劳动,不得不把九岁的小孩留在家里,邻居也无法照顾,孩子开始落到小流氓手中,听流氓的话干起坏事来。老王夫妇最后只好把儿子送到宁波阿姨家中,请她代管。这一类的事当时的确不少。不让父母管孩子,又没有老师来管他们,他们怎么能躲开流氓呢?没有办法的人就只好丢下儿女让流氓去摆弄了。那些衙内在父母被当做‘走资派’或者‘叛徒’隔离审查、挨批斗的时候,也曾落进流氓手中受过‘教育’,用各种方法给培养成一批现代的衙内。在今天的电视剧、故事片里面,你也会看到类似这样的镜头。你记不记得他们当初鼓动年轻学生抄家、打人、强占房屋、设司令部,你家里楼下住房不是也给占去了吗?六六年有个时期刚刚传说不让学生到处破四旧,张春桥马上发表谈话要学生继续上街,晚上许多人家又遭了殃。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不记得,”我说,“那天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进来,带头的一个不过十四五岁,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就是他用铜头皮带打伤了萧珊的眼睛。他们闹了几个小时,最后把我和萧珊,还有我两个妹妹,还有我二十一岁的女儿全关在厕所里面。他们随意搬走了一些东西。厕所的门并未上锁,可是他们走后半个多小时,我们还不敢开门出去。第二天早晨萧珊向机关报告了,没有用。学生照样地来,乱翻乱拿。不过衣橱、书架都由机关贴上了封条,还没有人动过。大约过了一年多,机关要我们全家搬到楼下去,把楼上的房间封起来。接着大学生又‘进驻’了我们机关。他们最初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牛’都被叫去审问,大家跪在大厅里,还有人给打掉了牙齿。这机关就是当时的作协分会,作家们在这里被当做‘牛’受尽折磨,真是莫大的讽刺!这大概是六八年一月下旬的事情,那天审问结束,一个造反派头头把我们叫到草地上去训话。我们受了侮辱以后,又挨骂,却没有人敢哼一声。我和一位同‘棚’的朋友走出机关,同路回家,我对他说了一句:‘你要保重啊。’他痛苦地回答我:‘你说,我怎么保重!?’这天他生病在家,开会时特地把他找了来,他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开会。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周文王治下的樵子武吉了。我也不完全相信‘画地为牢’式的‘勒令’了,可是我仍然害怕它,我不得不听话。我也明白自己已经完全解除了武装,现在只好任人摆布了。我有满脑子的‘想不通!’我想起了我惟一的法宝:通过受苦净化心灵,但一味忍受下去,真的能净化心灵吗?无论如何,我们要活下去 ——”

朋友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你是不是想说‘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大家都这样说过,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见到了今天。可是那些孩子,那些年轻人,他们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升上来又给打下去。我想起一件事,六七年我的儿子到安徽插队落户,我去车站送他,车上挤满了年轻人,火车开动的时候,孩子们一片哭声。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地上学念书呢?我想都不敢想。那个晚上下着大雪,我出站挤不上车,走了一段路,回家晚了。老婆替我担心,又替孩子担心,含着眼泪向我问这问那。我说,孩子很高兴,他和同学们高唱革命歌曲离开上海。她不相信,想着孩子,她一夜没有睡。当时哪一家不是这样?对我自己我无话可说,可是对我们孩子这一代,想想我不能不心疼!”

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高兴,你我的孩子都不曾落进流氓的手里,好险啊!不然我们怎么办?回想起来我真害怕。”

他说:“你放心,你我的孩子还没有做衙内的资格。那些衙内是‘受害者’,他们又害了别人,他们自己有责任,别人也有责任。不过我担心的倒是另一件事。那个时候我们开口闭口都是‘紧跟’,幸好只是口说而已,我们并没有‘紧跟’的机会,否则你我将作为‘四人帮’的爪牙遗臭万年了。想到这个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天天开纪念会,这也纪念,那也纪念,是不是也要开一个会纪念‘文革’二十周年或者庆祝‘四人帮’垮台十周年。为了不再做‘牛’,我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站起来,挺起胸膛做一个人!”

“不容易啊!”我摇摇头说。“有人说:‘我们应当忘记过去,’有人把一切都推给‘文革’,有人想一笔勾销‘文革’,还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有人让‘文革’弄得家破人亡,满身创伤,有人从‘文革’得到好处,至今还在重温旧梦,希望再有机会施展魔法,让人变‘牛’。所以听见唱‘样板戏’有人连连鼓掌,有人却浑身战栗。拿我们来说,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总得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严肃地对待自己,想想究竟我们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文革博物馆’。”我终于把在心里藏了十年的话说出来了。

他说:“我读过你写的那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好像亲身参观了那个纳粹杀人工厂一样。我也是这样想,应该把那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不让人再把我们当牛,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不是牛,是人,是一个能够用自己脑子思考的人!”

“对,对。”我连声表示同意。“那些魔法都是从文字游戏开始的。我们好好地想一想、看一看,那些变化,那些过程,那些谎言,那些骗局,那些血淋淋的惨剧,那些伤心断肠的悲剧,那些勾心斗角的丑剧,那些残酷无情的斗争……为了那一切的文字游戏!……为了那可怕的十年,我们也应该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

“所以要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纪念馆,你这个意见我完全赞成。要大家牢记那十年中间自己的和别人的一言一行,并不是不让人忘记过去的恩仇。这只是提醒我们要记住自己的责任,对那个给几代人带来大灾难的‘文革’应该负的责任,无论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无论是上一辈或者是下一辈,不管有没有为‘文革’举过手点过头,无论是造反派,走资派,或者逍遥派,无论是龙是凤或者是牛马,让大家都到这里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为‘文革’做过什么或者为反对‘文革’做过什么。不这样,我们怎么偿还对子孙后代欠下的那一笔债,那笔非还不可的债啊!”他的声音嘶哑了。

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