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达
从报上看到，有的读者对难得见到描写当代农村生活的优秀小说表示不满。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少的确是少。然而，优异之作并非完全没有，长篇小说《大漠祭》便是一部出类拔萃的描写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
尽管原出版者在封面上赫然标出“粗犷自然，大气磅礴，情节曲折，语言鲜活，朴素睿智，引人入胜，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这般惊人语；尽管上海一些先期看过校样的批评家们给它很高的评价，但也许是信息过剩到真假难辨，也许是言过其实已成通病。《大漠祭》出版之初，像许多被预告为“杰作”的出版物一样，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最终，还是读者的发现和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书自2000年10月出版以来，悄然间已是第三次印刷。对于一部出自西部一个无名业余作家之手的纯文学作品，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真正进入了小说的文本，人们便会强烈感到，编者称它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并非妄语或商家的广告辞令。这是凝结了作者多年心血的一次生命书写。从贯注全书的深刻体验来看，不用作者自述也能看出，它的人物情事多有原型，或竟是作者的亲人和最熟悉的村人，那种从内向外涌动的鲜活与饱满，即使最有才气的“行走文学”者似也很难达到。作者自言：“此书几易其稿，草字百万，拉拉杂杂，写了12年，动笔时我才25岁，完稿时已近四旬，但我终于舒了一口气，觉得总算偿还了一笔宿债，今生，即使不再写啥，也死能瞑目了”，又说，“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地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却很坦然地活着”。读此书，我们眼前确乎活现出沙漠边缘一群农民艰苦、顽强、诚实、豁达而又苍凉地活着的情形，一如“大漠”那样浑厚的、酷厉的意象———“那是一种沉寂，是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的大漠的固有的沉寂，但那是没有声音却能感到涌动的生命力的沉寂”。
我理解，《大漠祭》的题旨主要是写生存。写大西北农村的当代生存，这自有其广涵性，包含着物质的生存、精神的生存、自然的生存、文化的生存。所幸作者没把题旨搞得过纯、过狭。它没有中心大事件，也没有揪人的悬念，却能像胶一样粘住读者，究竟为什么？表面看来，是它那逼真的、灵动的、奇异的生活化描写达到了笔酣墨饱的境界，硬是靠人物和语言抓住了读者，但从深层次看，是它在原生态外貌下对于典型化的追求所致。换句话说，它得力于对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发掘。
《大漠祭》承继我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饱蕴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它不回避什么，包括不回避农民负担过重和大西北贫困的现状。它的审美根基是写出生存的真实，甚至严峻的真实，这样才能起到激人奋进的作用。它尤重心灵的真实。从内容看，作品写的是腾格里沙漠边缘上一家农民和一个村庄一年间的生活：驯鹰、猎狐、打井、捋黄毛柴、吃山芋、喧谎儿、缴公粮、收地税、计划生育以及吵架、偷情、祭神、发丧等等情事。照作者说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然而，对人的灵魂冲突的理解和描写，对农民品性复杂性的揭示，是它最撼动人心的部分。对一部大型叙事文学而言，人物的刻画毕竟是最根本的。比如，老顺这个驯鹰老手，为贫困和为儿子娶亲的重负所累，一次次地走向了大沙漠深处，去掠夺沙窝子，好像沙窝子最不会拒绝。其实，环境恶化了，老顺们恰又是恶化环境的承受者。“上粮”一节写尽了老顺的矛盾。他揭发了别人，因为他有股说不清的气，他以维护公家利益为自己辩护，待到他的好粮被压低为三等，他涨红了脸，“嘴唇、胡子、手指都抖动着，眼里也蓄满了泪。半晌，才叫了一声，心里悔恨交加”。老顺是刚强的，且不乏霸悍之气，但他久经传统文化熏陶，认为二儿子猛子的行为给他致命的打击：“老顺木了脸，梦游似往村里走，衣裤突然显得过分宽大。风一吹，老顺的身子一鼓一荡的，像要被风带了去。”坚韧与无奈达于极致。老顺的大儿子憨头，苦吃勤作，供弟弟上完中学，自己大字不识几个，他弥留之际的最大心愿竟是让弟弟用架子车拉上逛一趟武威的文庙。这情节给人悲凉而悠长的思索。人物中，男性以老顺、孟八爷、灵官写得好；女性中，老顺老伴、双福女人、莹儿、兰兰也都好。作品的生存环境是阔大而单调的，人文维系不无封闭和愚昧的色彩。然而，它的人物自有其生存哲学，他们有自己在艰难环境中维系精神的强大纽带。切莫认为作者在一味地写苦难，其实，正是老顺及其儿女、村人们的坚韧与豁达、勤劳与奉献，支撑着我们明朗的天空与广柔的大地。
审美上素有“使情成体”之说，《大漠祭》以雄浑的自然生态为背景，以人情美、人性美为结构内核。老顺有三个儿子，老大憨头因救人而阳萎，家里换亲把妹妹兰兰换了出去，给他换来了莹儿做媳妇；老二猛子，蛮勇任性，与某大款备受冷落的妻子有染；老三灵官，带有作者的影子，他有文化，灵心善感，在特殊境遇里，与嫂子莹儿发生了恋情。这么说，只是勾勒了最简略的人物关系。事实上，作品的动人力量，全在于超越了这个故事层面，指向了精神的高度。在灵官与莹儿的关系中，可供寻味的东西更多，在乡村，真正伟大的多是女性，她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给生活注入了欢欣，又承当起巨大苦痛，从容面对一切。
《大漠祭》的语言鲜活、有质感，既形象又幽默，常有对西部方言改造后的新词妙句。随手可拎出这样的句子：“风最猛的时候，太阳就瘦、小、惨白，在风中瑟缩。满天黄沙，沙粒都疯了，成一支支箭，射到肌肤上，死痛。空中弥漫着很稠的土，呼吸一阵，肺便如浆了似的难受”———没有切肤体验和观察是写不出的。这是状景，写人的妙语就更多了。长期以来，不少自以为是乡土小说的作家，过不了乡土语言关，因为语言的滞后，他们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乡土生活中许多有生命力、启示力的东西，包括某些生存哲学和禅意。这不禁使我想起，《大漠祭》在审美上与新疆散文作家刘亮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说，刘“在一头牛、一只鸟、一阵风、一片落叶、一个小蚂蚁、一把铁锨中，倾注了自己和所有的生命。”雪漠何尝不是如此。
当代文学太需要精神钙片了，《大漠祭》正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我以为，经济的欠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的欠发达，而文化的欠发达，又不必然地意味着艺术感觉的欠发达。西部的生存诗意，可以滋润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地方太多了，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不管高科技发展到何等地步，人类永远有解不开的乡土情结，永远需要乡土情感的抚慰。《大漠祭》告诉我们，乡土文学不会完结，新的乡土文学正在涌现。如果说，过去的“农村题材”的提法有某种观念化、狭窄化倾向，把不少本真的、美的、善的和诗意的东西遮蔽了，那么，“感受土地的神力”（王安忆），在乡土生活中寻觅精神的资源，甚至源头，已成为当今许多作家的共识。《大漠祭》崭新的审美风貌是区别于以往同类创作的——这或许是我想要在另一篇文章中着重论述的问题。
（本文原发于《光明日报》2001年8月16日，编者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