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巴山红旗:红四方面军川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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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强渡嘉陵江(2)

“川陕甘计划”

毛浴古镇位于大巴山腹地,距川陕苏区首府通江县城北十二公里,大通江河与圆池河在这里交汇。毛浴镇三面临水,北靠鸡子顶山,整个镇子为一小冲积平原,呈半岛状,形似舌头,唐朝称龙舌坝,后建茅峪镇,明朝称毛峪镇,清朝称毛浴镇。明、清两代皆为川东北军事重镇,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毛浴镇为通江最繁华的水码头之一,商贾云集,有“小重庆”之称。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在此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有两大内容,一是表彰参战官兵,二是安排部署粉碎敌人“川陕会剿”。

反“六路围攻”是一次以少打多的典型战例,为表扬战役过程中功绩突出的部队,1934年11月1日至9日,红四方面军在毛浴镇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党政工作会,各部到会代表八百余人。会上分别授予九军七十三团以“攻如猛虎”、七十五团以“守如泰山”的奖旗;授予三十军二六三团以“钢军”、二六五团以“夜老虎”的奖旗;授予三十一军二七四团以“夜袭常胜军”、三十三军二六九团以“百发百中”的奖旗。同时,表彰了其他有功的团队和个人。

陈昌浩在会上作了党政工作报告,徐向前作了军事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反“六路围攻”以来的党政工作经验,通过和制定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团政治处暂行工作细则》《军师政治部的暂行工作细则》《各军革命竞赛条例》。

为了统一思想,教育部队,这次会议,将全军各部队军训时的训词进行了规范,统一为“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并庄严地组织了全军部队参加的以“训词”为基本内容的军训宣誓。

毛浴会议的另一个议题是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会议通过的《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决议(草案)》指出:

目前我们中心任务就是用全力来巩固这一胜利,在继续坚决进攻中一刻不停的来准备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以期达到彻底消灭敌人,冲破川陕的“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

反“六路围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红军也付出了很大的损失。这场为期十个多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虽然取得重大战果,但红军也精疲力竭,伤亡惨重。整个战役期间,红军伤亡达到两万余人,兵力仅剩六万余人。相对战前八万红军,相当于每四个人就有一名伤亡。川北的各个战场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千村薜荔,万户萧疏,十室九空。除了人员重大伤亡外,根据地也受到重大损失。特别是在阵地收缩期间,根据地基本丧失,根据地的政权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都受到重大损失,尤其是农业生产。由于战争持续的时间长,敌人为了维持战争,强拉了近十万的百姓来为他们运送弹药、给养,根据地的各级基层政权也动员了大量的民众来保证红军的后勤供应。大量劳动力去为战争服务,留在家里的只有老幼妇孺,大片土地荒芜,人民群众衣食无着。川陕边区本来就山大人稀,土地瘠薄,人民贫困,经过几年不断的“围剿”与反“围剿”,根据地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八万军队以及各级政权的吃穿用等基本需求也日见局促。反“六路围攻”大战之后,既有胜利的喜悦,又要急于处理战争留下的创伤,休整部队,恢复基层政权,还要准备对付国民党蒋介石以及四川军阀下一次的“围剿”,根据地困难局面日渐突出。徐向前回忆说: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役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塚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触目。

……人民对土地的热望降低了。一则是粮荒严重,许多地方连种子都没有;二则认为种下去也难保收成,“围剿”一来,又会落到敌人手里;三则劳力十分缺乏。兵员枯竭了。根据地的青壮年,早已大批参加红军。战争中遭敌侵占的地区,又被抓走或杀害一批。还有些人受反动宣传影响,逃往敌占区去。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资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人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使我们眼下艰窘万分,渡过翌年的春荒,应付敌人的新“围剿”,更成问题。

张国焘形容,根据地如同被挤干了的柠檬。

当时的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国民党大肆宣传,还用飞机向川北苏区撒传单。听说共产党红色首都陷落,被打败的各路军阀也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卷土重来。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川陕会剿”计划已着手执行,先前入川的参谋团已经进一步充实了力量,加强了对川军将领的监督,参与协调并指挥川军进剿。蒋还调集胡宗南、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陕军孙蔚如部进入川境,对川陕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严重形势下,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会议期间,张国焘与徐向前有一段对话。

张国焘问:“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徐向前答:“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敌人筑碉防御,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又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我看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比较好。”

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徐向前提出了自己的“川陕甘计划”。 这个计划的重点是打击盘踞在甘南的胡宗南,夺取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与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并想法配合策应离开根据地长征的中央红军。“川陕甘计划”概括而言就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

毛浴镇会议除了要解决根据地如何发展的问题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策应中央红军。

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正处于取得反“六路围攻”最后胜利的时刻,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们通过敌方的电台得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10月16日,中央红军撤出了江西瑞金根据地,在敌人疯狂的追击和堵截下,开始了艰难的战略转移。

瑞金是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的驻地,红色首都的放弃,说明局势危急的程度。中央撤离瑞金,也没有向其他根据地通报,得到这一消息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感到震惊。从全局看,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一度在万县奉节活动,有同四方面军会合的迹象,但在敌人的堵截下,又转战至湘鄂川黔边,继续同“围剿”的敌军苦斗;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面对严峻形势,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召集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后的形势。

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县清江渡一所小学里召开了有师以上及部分团的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由徐向前主持。徐向前在会上正式提出“川陕甘计划”:

第一,盘踞甘南和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则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有可能按兵不动,作壁上观。而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一着棋。第二,碧口和文、武、成、康地区,座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临山傍水,人口不少,利于我军解决物资和兵员补充问题,摆脱眼前的困难。第三,依托老区,进取甘南,比较稳妥可靠。我军进退自如,有回旋周转余地,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会议着重讨论了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大家认为,反“六路围攻”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受到严重损失,仅伤员就有好几千,兵员补充困难,大量土地荒芜,粮食供应日益紧张,刘湘及其他四川军阀的部队在根据地四周层层封锁,正在酝酿下一次“围剿”,严峻的形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根据地要发展,必须要有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下一步应主动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求向外发展,不必死守川北苏区。根据这一思想,会议一致同意徐向前的“川陕甘计划”。